《梁啟超年譜長編》輯錄梁啟超與友人往來函劄多通，一向為研究近代史研究者所珍視，但該書所輯梁劄仍多有遺漏，並非全部。我曾見過梁啟超致康有為函抄件一通，為《長編》所未收，諸種研究梁啟超的著作也均未提及。函雲：  

讀七月廿九書，具悉一是。大軍以八月十八日失利于平壤，全軍盡殲，豐伸泰、左寶貴死之，葉、聶諸人不知何往。二十日又在營口喪戰艦五隻，出我不意，彼水師曾不一毫用力也。平壤軍心之潰、器械之缺、餉道之斷、敵焰之雄，前於慧廣帶歸一信已略言之。今之覆沒，實意中事矣。  

重伯呈請自募湘軍，其折甚可觀，然上必不能用也。重伯亦非真辦事才，只成一篇好文字而已。想數日間倭人陸兵必達東三省，陪京之亡，在於瞬息，水師亦且搗大沽矣。此間人民鹹有愁慘之色。嗟乎！城闕煙塵，鄉關風鶴，百感交會，一事無成，奈何奈何！  

慧儒極稱孫，某固亦疑之，曼宣亦謂其人不足言也。此皆由未嘗見人，動為所懾，其在此間亦然，凡時流與之相見者，皆退而輕薄之。蓋慧儒有時太自尊大，然所見實皆未瑩，故每發論，動遭揶揄，此其所蔽。弟子輩欲規之，然彼甚自張而好上人，故無從進言，望長者之有以裁之也。  

來諭又言，兵事雖殷，講和亦速，十年內盡可從容。某則慮其不然。日本之來，與他國異。彼亦當岌岌之勢，出死力以爭此土。度其勢更非英、法圓明園可比。且狡焉思啟，何國蔑有？英、法忌俄實甚，若聯為掎角，鼎足而立之，即謂事在旦夕可也。即外患稍緩，會匪能勿動乎！自此以往，無寧歲必矣！  

某以為行道亦不在治亂。與亂世之人言，其一切富貴利欲之心早已打斷，則下手潔淨田地功夫可以不勞而成，人人打入自己安身立命處一想，茫茫四海，舍此罔歸，則從之者亦眾矣。弟子每日作如是思惟，某與長者，不知尚能相見否？但求堅定此心，令雖曆千劫，皆能自立，此區區之意耳！  

禮吉病複加重，益增遠念。病情若何，望告。局事如此，某人言也，當以告之。來言者，事雖無大小之異，然猶恐因小失大，亦複無謂。即如辦同人之事，而戕通父之生，其得失輕重當可見，又況更有甚於此者乎！雖樂天知命，正不必爾也。  

某以為天地所恃以立者，固在於仁之一字，然愛質太多，不加割捨，則於事必多窒礙。某自驗，頗以此為累，亟欲破除之，苦不能也。墨氏之道美矣，而不可行，欲行事者，非老學無由也。長者其許之乎？  

前參案已屢發粵電，近更有事否？同學咸言進呈，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複諸君矣。即駁奏，覓人亦不易易，非肝膽交及深明此道者，安肯為力！且政府向無交情，曲折更數人乃始達之，未有能盡心者也。頃欲俟楊副憲出關商之，惟太遲耳！原奏語甚辣，若有人從而媒蘖，亦可招大禍，故某以為事若逼迫，則板勿愛惜也。一片江山，已近黃昏時候，縱為無道，亦只若嬴秦之於六藝耳，何足芥蒂，但在粵稍窒耳！其實已經此事，此後若有來遊者，必皆命世之才也，所缺者亦不過風流沾被之人，多寡不關輕重，聽之而已。  

某決意欲移家就陝。某不自行，仍在此與孺博作伴。第究能如願與否，尚未可知。此間事，林、麥二事【君】想述甚悉。不一一，敬請夫子大人道安！  

                  　　　　　　　　　　　　　弟子名心叩　　八月廿四日  

季直來雲：常熟已允周旋一切，惟日來軍務倥傯，常熟又病劇，已請假十日矣，恐未必能十分盡力也（季直亦往三次，始見之）。頃慶典已停。聞廿四日召見高陽，君臣對泣竟日，頃高陽亦無日不哭泣雲。初翁、李二人主戰，今見一敗塗地，翁乃自翻前議，而蔽罪于李，兩人優劣可見矣。召見恭邸廿次，惟老太太不欲見此人雲。然事至今日，雖有善者，亦無如何矣！倭奴有書佈告，地球中有華夏文物之邦，為北方獷悍遊牧種族所佔據，荼毒生民等語，實屬橫謬可恨。  

先生有書來，可以善言謝佛山。本函由於是抄件，無可校核，個別文字可能不準確，故在【】號之內注明正字。函雖未系年，但據函中所言“大軍以八月十八日失利於平壤”等語，知此函當為1894年9月23日之作。又附言稱“頃慶典已停”，按，當年為慈禧太后60壽辰，9月25日（八月二十六日），慈禧以“倭人肇畔”，決定不在頤和園受賀。據此，知此函寫好後，並未立即寄發，幾天後又添加了一段附言。  

當年，康有為與梁啟超共同入京會試。6月9日，康有為因下車時傷足南歸，梁啟超留京。8月3日，給事中餘聯沅（晉珊）上書彈劾康有為所著《新學偽經考》“荒謬絕倫”，“非聖無法，惑世誣民”。疏上，清廷命兩廣總督李瀚章查複：“如康祖詒所刊《新學偽經考》一書，實系離經叛道，即行銷毀。”這樣，康有為的維新活動一開始就可能受到毀滅性打擊。上引梁函雲：“原奏語太辣，若有人從而媒蘖，亦可招大禍。”所述“原奏”，即指餘聯沅奏；“可召大禍”云云，則見梁啟超對此事的嚴重性作了充分估計。  

《新學偽經考》是康有為的重要著作，刊行於1891年。6月5日，翁同日記雲：“看康長素《新學偽經考》，以為劉歆古文無一不偽，竄亂六經，而鄭康成以下皆為所惑云云，真說經家一野狐也。驚詫不已。”翁同尚且如此，其他儒學維護者就更加不能容忍了。餘聯沅的上書，正反映了這一部分人的情緒和態度。  

據梁函可知，餘聯沅上奏後，在廣東的康門弟子中有不少人主張將《新學偽經考》直接“進呈”清廷，請光緒皇帝裁決，但梁啟超不同意，“某已言其不可，有公函複諸君矣！”又有一種意見，主張找人上奏，駁斥餘聯沅，梁啟超也不同意。權衡再三，梁啟超決定拜會權貴，疏通關節，致電廣東方面，以圖緩和此事。  

當時，為梁啟超出面奔走的是張謇（季直）。上函附言稱張謇三次拜訪翁同，翁同意出面“周旋”。另據梁啟超致夏曾佑函（見《梁啟超年譜長編》）可知，張謇之所以出面，乃是梁啟超一再“面托”的結果。  

兩廣總督李瀚章雖奉旨查複，但當時管理廣東文教的是學政徐琪（花農）。除張謇外，梁啟超又動員沈曾植（子培）、盛昱（伯熙）、黃紹箕（仲）、文廷式（芸閣）等人致電徐琪疏通。同時，梁啟超又運動曾廣鈞（重伯）致電李鴻章說情。經如此一番活動後，李瀚章決定大事化小。同年12月17日，李瀚章複奏，“擬請無庸置議”。這樣，就將康有為保護下來。但李瀚章又不能完全不加處理，因而就讓地方官諭令康有為“自行銷毀，以免物議”。對這種處理辦法，光緒帝表示滿意，當日即朱筆御批“知道了”。  

本函寫於中日甲午戰爭的危急時期，所得前線戰報，得自傳聞，所以不很準確，例如，將豐升阿訛為豐伸泰，並訛傳其戰死；將大東溝海戰訛為營口海戰等。所述光緒帝與李鴻藻“對泣”、翁同與李鴻章、慈禧太后與恭親王奕之間的矛盾等情，當亦得自傳聞，可備一說。但所述平壤潰敗及黃海海戰失利以後北京震驚的情況以及梁啟超既憂“外患”，又憂內亂，立志救世的心態，則具有高度真實性。《梁啟超年譜長編》稱：“關於先生在中日戰事起後的奔走情形，《三十自述》以外很少材料。”本函發現，可以彌補這一遺憾。 

 （資料來源：近代中國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