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之洞和梁啟超均是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文化名人。他們都深受傳統文化的薰陶，取得過科舉功名，也都不同程度地主張學習西方。但二人資歷和在晚清政壇中的 地位懸殊，梁啟超比張之洞小36歲，當他尚在科舉之路苦苦攀登時，張之洞已享譽官場 ，成為著名的洋務大吏和教育家了。他們二人發跡的道路也有所不同，張之洞以翰苑清流起家，繼而歷任封疆，又以大辦洋務、教育而蜚聲中外。梁啟超則以助乃師康有為發 起“公車上書”和以其妙筆文章而嶄露頭角。早在甲午戰爭前，梁啟超就十分仰慕張之 洞，維新運動興起的歷史機遇，使他們由相知到相交，既結下師生交誼，又展開了學術論爭。戊戌政變後雙方反目交惡。張、梁之間的關係，直接影響了維新運動的進程，以 往有關論著雖有涉及其中一二事，但語焉未詳，所論也未必妥切，迄今尚無專題論文面 世。(注：孟祥才《梁啟超傳》(北京出版社1980年版)，李喜所、元青《梁啟超傳》(人 民出版社1993年版)均述及梁啟超1897年初到武昌拜謁張之洞的事；馮天瑜、何曉明《張之洞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論述了張之洞與維新運動的微妙關係；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對張之洞干涉《時務報》也有所論述。黎仁凱《論張之洞與維新派之關係》(文史哲1991年第4期)也論及了張梁武昌會晤及張之洞薦舉 梁啟超諸事。筆者爬梳張、梁的集子及《汪康年師友書劄》等資料，發現一些能反映二 人關係的資料，於是撰成此文。)本文擬以維新運動前後為中心，就張梁交誼、交惡及其原因作一較系統的考察。
一
梁啟超知曉張之洞是在1884至1885年之間。1884年初冬，梁啟超赴廣州應考，中秀才 ，次年入廣東最高學府——廣州學海堂讀書。此時，梁啟超閱讀了張之洞撰寫的《書目答問》一書，該書是指導士子學習經史、詞章、考據諸學的入門書。梁啟超說：“啟超 鄉曲陋學，十三(指虛齡)以後，得讀吾師(指之洞)訓士之書，乃知天地間有學問之一事 。”[1](文集之一《上南皮張尚書書》P104)梁說的“訓士之書”，便是《書目答問》，對梁啟超起了啟蒙作用。恰巧1884年夏，張之洞由山西巡撫升任兩廣總督來到廣州。 梁對近在咫尺的前輩學者與地方最高軍政長官自然不會置若罔聞。中法戰爭後，張在廣 東大力興辦洋務與教育事業，先後設立廣雅書局、洋務處、槍彈廠、水陸師學堂、廣雅書院，並籌建織布局、倡修蘆漢鐵路等，成績斐然。這些不能不使學子梁啟超欽羨和仰 慕。張之洞調任湖廣總督後，更以締造江漢自任，宏圖大展，贏得了許多官僚士大夫的 景仰，成為與李鴻章相頡頏的洋務大吏。時人評論說：“現今有為之士，不北走北洋即南歸武漢，朝官外出可寄託者，李(鴻章)與張(之洞)耳。”[2](P82)1893年2月16日， 梁啟超致書汪康年：“張薌帥，今世之大賢也，其於鐵路之利，久己洞燭，而於興鐵路 之事，久己蓄意，而其權力，又可以昌言於朝廷、力爭于當路，則非我輩紙上空譚之比例”；他還拿張之洞同古代的王安石、張居正相比，認為“薌帥權位雖不逮二人，而才 力實過之”，因此勸汪康年“力贊薌帥”修造鐵路[3](第2冊P1828-1829)[4](P686-687 )。汪康年系張之洞的幕僚，梁啟超與其常有書信來往，並從中瞭解張之洞及其幕府的情況，如他致函汪氏說：“聞香帥幕中，有一梁姓者，……弟度其人之無能為也。君所 見之人，所聞之事，望時相告。”[5](P34)這些都表明，早在甲午戰爭前，梁啟超就十分仰慕張之洞的才識和功業，而且關注他的幕府。
張之洞知有梁啟超其人，應是1889至1894年間。1889年廣州學海堂專科生季課大考， 梁啟超四季均名列第一，9月應廣東鄉試，16歲的他中舉人第8名，主考官李端棻欽羨其才學，便托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將小妹李蕙仙許配給他。時任兩廣總督、向來注重興學育才的張之洞，對這位學海堂的高才生、少年舉人的雙喜臨門和李端棻考場選妹婿佳事或許會有所聞。同年冬，張之洞奉調離粵赴鄂任湖廣總督，二人失去了相互結識的機會。1890年春，梁啟超首次赴京會試落第，同年秋，經陳千秋介紹入廣州萬木草堂，做了康有為的弟子。1891年夏，康有為的《新學偽經考》一書刊行，此書驚世駭俗，在學術界和官僚士大夫中產生了廣泛影響，康有為由此名聲鵲起。作為康氏高足、“從事校勘”並協助出版該書的梁啟超，名字也漸為世人所知。1894年，給事中余晉珊上書彈劾康有為“惑世誣民，非聖無法，同少正卯”，“請焚新學偽經考，而禁粵士從學”。其時客居京師的梁啟超馬上為之奔走，運動沈曾植、黃紹箕、張謇等人疏通重臣大吏營救乃師。[6](第4冊《康南海自編年譜》P128)其時梁啟超所結交的人員，大多都與張之洞有交誼或是張的門生、幕僚。因此，身兼封疆大吏與學者的張之洞不會不知曉梁啟超這位學界新秀。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馬關條約》簽訂後，康有為、梁啟超聯絡在京應試的舉人1300多人，發動了“公車上書”，請求廢約拒和、遷都、變法，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康梁也因之登上政治舞臺而名揚中外。官僚士大夫對梁啟超刮目相看了。此時的張 之洞正如日中天，在甲午戰爭中以其主戰言行和積極籌畫抗戰和保台活動而博得了時論 的普遍讚譽；戰後又上呈《籲請修備儲才折》，提出了變法救亡的主張，贏得了有識之士的景仰。唐才常盛讚張之洞的“直言敢諫、不避權奸，一時無兩”，認為“凡有人心 者無不敬之慕之哀之痛之”[7](P270)。嚴複也認為張之洞“極足有為”，曾希望陳寶琛引薦他加入張之洞幕府。可見張之洞是當時眾望所歸的人物。
變法救亡的共同願望和維新運動興起的歷史機遇，促成了梁張交誼。1895年8月，康、 梁在京開辦《萬國公報》(後改名為《中外紀聞》)，梁啟超、汪大燮擔任主筆，刊出的 論說，多出梁啟超之手。接著，康梁等人開始籌設強學會，在帝党官僚和地方大吏中籌集資金和尋找奧援。張之洞捐5千金充會用，維新派對他尤為見重，推其為會長。[6]( 第4冊《康南海自編年譜》P257)這為張之洞與康梁的交誼作了鋪墊，也揭開了張之洞與 康梁維新派合作的序幕。11月初，康有為南下江甯(南京)，居20餘日，與署理兩江總督 張之洞共商開辦上海強學會，“香濤頗以自任，隔日一談，每至夜深”[6](第4冊《康 南海自編年譜》P135)。他又捐資1500兩，命幕友梁鼎芬、黃紹箕偕康有為赴滬籌辦會事。不久，在張之洞和康有為的策劃下，上海強學會成立，維新人士黃遵憲、汪康年、 黃體芳、張謇、沈瑜慶、章太炎等紛紛入會，並出版了《強學報》。於是《上海強學會 序》署張之洞之名(實康有為代撰)在《申報》刊出，而《上海強學會後序》則直署康有為之名。這種配合默契的安排，無異向世人宣佈，張之洞與康梁維新派己攜手走上維新 之路，張之洞也成了維新派的同路人。[8](P88-89)
但天有不測風雲。1896年1月，禦史楊崇伊參劾強學會“植黨營私”，導致慈禧太后封禁京師強學會和《中外紀聞》。“善趨風勢”的張之洞害怕受到牽連，便以不同意用孔 子紀年為由，不得不關閉了上海強學會和《強學報》，以免觸犯慈禧太后。然而，維新 思潮蓬勃興起之勢已不可遏止，張之洞也未改變與維新派合作的初衷。他變換方式退居幕後，積極支援汪康年、黃遵憲用上海強學會之餘款籌辦《時務報》。為避免再生瓜葛 ，“南皮不願出名”，這筆餘款也未明言是上海強學會所余，只作為汪康年“捐集”之 款[9]。張之洞還通過汪康年聘梁啟超擔任該報主筆。
梁啟超於1896年4月抵達上海，與汪康年等人籌辦《時務報》，張、梁開始了實質上的合作，張在自己統轄的地盤內為梁開展維新活動提供了良好的舞臺。8月9日，《時務報 》正式發行，汪康年任經理，梁啟超任主筆。梁啟超以其新穎見解和生輝妙筆，宣傳維 新變法，提倡新文化和改革舊習俗，抨擊封建專制制度，著名的《變法通議》就首先在該報連載。《時務報》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讚譽，出版僅一個多月後，張之洞 便飭令湖北全省官銷《時務報》。他說“該報識見正大，議論切要，足以增廣見聞，激 發志氣。凡所採錄，皆系有關宏綱，無取瑣聞；所錄外洋各報，皆系就本文譯出，不比坊間各報訛傳臆造；且系中國紳宦主持，不假外人，實為中國創始第一種有益之報”， 令湖北全省文武大小各衙門、各局、各書院、各學堂訂閱此報，共288份，由善後局撥 付報款[10]。在他的宣導影響下，山西、湖南、安徽、浙江、江蘇、貴州、江西等省也紛紛效法官銷《時務報》，在全國引起了廣泛影響。時人評論說：“時務報蔓延最廣， 論者比之明夷待訪錄。張之洞提倡尤力，劄行湖北全省州、縣官，各備資購閱。”[6]( 第1冊P366)又雲：“當《時務報》盛行，啟超名重一時，士大夫愛其語言筆劄之妙，爭禮下之。自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窮陬，無不知有新會梁氏者。”[11](第4冊P47)這兩篇 評論，一表之洞提倡之功，二贊啟超文筆之妙。隨著《時務報》風行海內，張、梁攜手 合作贏得了飲譽神州、相得益彰的社會效果。
梁啟超名滿天下成為社會新寵，張之洞想進一步拉近二人關係。1896年冬，張邀請梁 赴鄂見面並打算拉他入幕。其時梁啟超致函夏曾佑說：“超被伍(廷芳)使苦邀出遊，又 被南皮(之洞)欲奪入鄂，悉未應之。將留海上、開堂講學。”[5](P55)梁啟超對伍廷芳 之邀不屑一顧，他認為“伍使為人庸劣乖謬，待其僚屬無人理，且絕非欲辦事者”[5]( P55)。而對張之洞的邀請，梁則不會置之不理，不久，梁、張即在武昌會晤。
二
1897年是梁啟超與張之洞關係中具關鍵性的一年，是二人從相知、傾慕合作轉入相見和建立師生交誼的一年。是年1月18日(清光緒二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梁啟超至武昌 湖廣總督衙門謁拜張之洞。王伯恭在《蜷廬隨筆》中有一段敍述：“當戊戌變法之前， 梁啟超過武昌投謁，張令開中門及暖閣迎之，且問巡捕官曰，可嗚炮否?巡捕以恐駭聽 聞對，乃已。定制欽差及敵體官往見督撫者，始嗚炮開中門相迎，若卿貳來見，但開門而不鳴炮，余自兩司以下，皆由角門出入。梁啟超一舉入耳，何以有是禮節。蓋是時己 有康梁柄國之消息，香翁特預為媚之耳。啟超惶恐不安，因著籍稱弟子。”[6](第4冊P 301-302)此出自頑固派之手，把老於官場世故的張之洞描寫成不懂禮儀且頗含揣測成分，是否合符史實，有待查考。但張之洞相邀之厚意和梁啟超執弟子禮是無疑的。這可從 會晤後第二天晚上，梁啟超給汪康年、麥孟華的信中得到證實：“十六日適南皮娶侄婦 ，賀客盈門。乃屬節庵(梁鼎芬)入與之言，其午乃入見。南皮撇下諸客延見，是夕即招飲，座中惟節庵、念劬(錢恂)兩人相陪，談至二更乃散。渠相招之意，欲為兩湖時務院 長，並在署中辦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詞甚殷勤，又其辨過於伍(廷芳)。超大窘，無 以拒之。然滬上實不能離，鄂事實無可辦，故決不能就。哀求節、念二人善為說辭，彼皆南皮之黨，不肯援手，實在無法，唯求穰兄(汪康年)相救，寫信與南皮，言報館必須 超，或可耳。”[3](第2冊P1841)可以看出：張之洞以優厚待遇勸梁入其幕府，梁雖婉 言辭謝其美意，無奈張及其幕僚苦苦相邀，所以梁才請汪康年為之說情。梁啟超為什麼不受聘?主要原因是他傾心辦報，捨不得離開正蒸蒸日上的《時務報》，也想在上海“ 開堂講學”，而在武昌則沒有具體事可做。此外，雙方的“論學不合”也是原因之一。 但這次歷史性的會晤結下了張、梁的師生交誼。梁啟超既誠惶誠恐，又喜不自禁，開始 對張執弟子禮。他回到上海後寫信給張之洞，追憶武昌晤面之情形：“賜以燕見，許以盡言，商榷古今，坐論中外，激言大義，不吝指授，芻蕘涓流，靡不容采，授攴愧贐， 殷勤逾恒，甯惟知己之感，實懷得師之幸”；信中即尊稱張之洞為“吾師”，盛讚張之 洞興學育才之成效，並說“今海內大吏，求其通達西學深見本原者，莫吾師若，求其博綜中學、精研體要者，尤莫吾師若。故為今之計，莫若用政治學院之意提倡天下”，並 向張之洞提出了學堂課程改革的建議[1](文集之一《上南皮張尚書書》P105-106)。可 見，武昌會晤建立的師生交誼，把二人關係推向了高峰。
以往有些論著談張之洞參與維新運動，以“投機”或“假”立論，這有失偏頗。梁啟超對張執弟子禮，也非一時心血來潮。他與張之洞合作，首先是出自變法救亡的共同願 望，其次在推動社會改革與文明進步問題上確實存有許多共識。
其一，在興修鐵路問題上，張之洞倡修蘆漢鐵路，梁啟超讚賞有加，曾致函汪康年，勸其“力贊香帥”修鐵路。他說：“今誠能於南北沖途成一大路，而令商民於各直省接 築，則十年之間，如身使臂，臂使指，與今日電線相應，轉弱為強之機，可計日而待也 。”[3](第2冊P1829)梁又上書湘撫陳寶箴：“今日救中國，下手工夫在通湘粵為一氣，欲通湘粵為一氣，在以湘之才用粵之財，鐵路其第一義也。”[6](第2冊P592)張之洞 知悉梁熱衷修鐵路後，1897年夏，曾薦舉梁啟超參與籌畫修鐵路。梁氏《三十自述》稱 ：“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懷連銜保奏，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餘不之知也。既而以劄來，粘奏摺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 欲致之幕府，固辭。”[12](上P366)胡思敬在《戊戌履霜錄》中也有張之洞薦舉廣東舉 人梁啟超的記載。梁啟超雖然沒有加入張之洞幕府，也沒有接受修鐵路的差遣，但已表明瞭雙方對修鐵路的共識和願望。
其次，在戒纏足、興農學、興女學等社會改革問題上，梁啟超大力宣傳和組織各種學會；張之洞則積極支持、參與這些改革社會的活動，並力邀梁啟超赴鄂商談。1897年夏 秋間，梁啟超、汪康年等在上海成立戒纏足會和農學會，張之洞不僅為之作序，請求列 名參加，並捐款支持。他致函說：“戒纏足敘，呈教。農學會請附賤名，謹捐銀五百元，已交匯號。甚盼卓老(指啟超)中秋前後來鄂一遊，有要事奉商，欲得磐桓月餘。”[1 3](第12冊P10347)這封信中所說的“戒纏足敘”，即《戒纏足會章程敘》。梁啟超議定 了該章程後，不僅自撰了《戒纏足會敘》，還邀張之洞為之作序。汪詒年說：“梁君( 啟超)所擬章程既定稿後，南皮張孝達尚書時為兩湖總督，特為作序以重其事。”[5](P 70)仔細檢讀梁、張各自所寫的序文，便會發現二人所見略同。譬如，梁啟超指出纏足的危害“是率中國四萬萬人之半，而納諸罪人賤役之林，安所往而不為人弱也。……而 吾中國滿蒙舊俗，幸未染此，後妃崇貴，同屨依然”[1](文集之一《戒纏足會敘》P121 )。張之洞也列舉了纏足之危害，認為纏足使“此四萬萬人者，己二分去一，僅為二萬萬人。……吾華民之稟賦日薄，軀幹不偉，志氣頹靡，壽命多夭，遠遜歐美各洲之人， 病實坐此。試觀八旗滿蒙不纏足，廣東沿海不纏足，其人氣體之強，即勝各省，信而有 征”[13](第12冊P10060-10061)。兩相對照，文字表述雖異，其實寓意相同。張之洞還特意在文中讚揚了梁啟超：“梁君卓如合南北之賢者數十輩，倡為此會，並為之說，其 意美矣。”[13](第12冊P10061)時務報社收到了張之洞的序文後，梁啟超急催汪康年刻板印刷：“張香帥序定何時刻?此期似不能不刻。……今得香帥序尤當大振軍聲，不可 更示人以失望。”[3](第2冊P1867)他在《醫學善會敘》一文中，也對“南皮先生敘不纏足會”加以讚揚。可見二人相互推重，張為梁的活動加油助威，梁則希望借助總督大 人的支持以擴大改革的社會影響。此外，二人均重視農業改革，梁設立農學會，張請附 名參加；梁撰有《農會報序》，主張講求農學，區分門類“近師日本，以考其通變之所由；遠摭歐墨(美)，以得其立法之所自”，主張學習西國農學新法[1](文集之一《農會 報序》P131)。張之洞也認為“農務尤為中國之根本”，要講求修農政，興農學，在武昌設立農務局和農務學堂，分設農桑、畜牧、森林等專業，聘請美國農學專家當教習， 購買美國新式農具和棉花、穀物、果品良種進行試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梁啟超還對 張之洞所辦的洋務事業多有讚揚，1897年，他撰《記自強軍》一文，稱讚張之洞署理兩江時編練的自強軍，“所聞自強軍者，全軍操練僅八閱月，馬軍乃一月有餘耳，而其士 軀之精壯，戎衣之整潔，槍械之新練，手足之靈捷，步伐之敏肅，紀律之嚴謹，能令壁 上西士西官西婦觀者百數，鹹拍手咋舌、點首讚歎。……惜夫中國之大，而可觀之兵，只有此數也”[1](文集之二《記自強軍》P32-33)。其讚賞、欽羨之情溢於言表。可見 此時二人是相互支持、相互借重的。
再次，在改科舉、廢八股問題上，梁啟超認為：“惟科舉一變，則海內洗心，三年之內，人才不教而自成，此實維新之第一義也。”[6](第2冊P546)1898年4月，梁啟超聯 合舉人百余人，上書請廢八股取士制度，都察院和總理衙門均不肯代奏。為此，他設計 了由維新同志擬稿十折，籌集三千金，分饋台官，請求他們一個月內上陳改科舉、廢八股奏稿十折的方案。[6](第2冊P546-547)作為教育家，張之洞對科舉八股取士之弊也十 分清楚，他主張書院、學堂開設西學課程和奏請清廷對新式學堂畢業生給予獎敘，就是 對科舉制的挑戰。他說：“救時必自求人才始，求才必自變科舉始。”[13](第12冊P10 688)1901年6月，曾請求清廷宣諭議改科舉，講求實學。但他深知科舉事關重大，直到1 905年才正式奏請廢科舉。梁啟超說：“即如八股取士錮塞人才之弊，李鴻章、張之洞何嘗不知之，何嘗不痛心疾首而惡之。張之洞且嘗與餘言，言廢八股為變法第一事矣， 而不聞其上折請廢之者，蓋恐觸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 童生之怒，懼其合力以謗己而排擠已也。”[1](專集之一《戊戌政變記》P84)可見，他 們二人曾商討過改科舉、廢八股的問題，並早已取得了共識。
總之，此時的梁啟超與張之洞，出自對變革社會的共同認知和志趣，已建立起相互倚重、支持的合作關係，這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維新運動的發展。
三
隨著維新運動的深入開展，張之洞與梁啟超的矛盾論爭也日益凸顯。究其二人之矛盾，主要源於學術與政見的歧異，誘因是梁啟超在《時務報》上發表了抨擊漢學家、倡民 權等文章，遭到了張的抵制干涉。梁啟超說：“文襄以報中多言民權，干涉甚烈，其時 鄙人之與文襄，殆如雇用者與資本家之關係。年少氣盛，衝突愈積愈甚。”[6](第4冊P 254)當時，《時務報》刊出了梁啟超的《論科舉》、《論學會》等文，猛烈抨擊了漢學家紀昀和倭仁，引起了張之洞及一些幕僚的不滿。其幕僚顧印愚致書汪康年說，報中“ 有詆紀昀語，河間大怒，廣雅亦不平，此無益而有損之文，以後請加檢對也”(注：河 間指張之洞幕僚紀钜維，直隸河間人，紀昀同鄉；廣雅指張之洞。《汪康年師友書劄》 (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284頁。)。另一幕僚梁鼎芬則撰文辨駁，並囑汪康年要多加小心：“卓如詆紀甚，詆倭尤甚，僕有文辨之，本要刻板，再思中止，他日存集 可也。以後文字真要小心。”[3](第2冊P1900)鼎芬為避免關係弄僵，並未刊刻該文。 但啟超並未收斂，爾後又發表了《知恥學會敘》，揭示了官、士、商、兵、民等“無恥 ”的種種跡象：“官惟無恥，故不學軍旅而敢於掌兵，不諳會計而敢於理財，不習法律 而敢於司李，瞽聾跛疾，老而不死。”[1](文集之二《知恥學會敘》P67)張之洞讀後更 為不滿，即致電陳寶箴、黃遵憲說：“梁卓如所作《知恥學會敘》，內有放巢流彘一語，太悖謬。閱者人人驚駭，恐招大禍。……若經言官指摘，恐有不測，《時務報》從此 禁絕矣。”並囑他們“此冊千萬勿送”[13](第9冊P7404)。皮錫瑞《師伏堂未刊日記》 中也說：“梁啟超已到，其報中有一段文字，詆中國人太過，香帥囑毀之。”[5](P86)可見，梁啟超與張之洞在報刊宣傳輿論導向上發生了嚴重分歧，並由此導致了雙方的筆墨之爭。
其實，張、梁的分歧論爭很大程度上源於學術流派和文化觀的不同。張之洞崇尚古文經，為學兼師漢宋，“平生學術最惡公羊之學，每與學人言，必力詆之”[13](第12冊P 10631)。康梁學派則崇奉今文經，演繹公羊學，講孔子的“微言大義”。張對康梁學派的主張早有不同看法，他不同意康有為的孔子改制說，曾多次勸說康有為“勿言此學” ；他也稱民權說為“奇怪議論”，曾表示“學術不敢苟同”。康梁則堅持自己的學術見 解，梁啟超曾致書汪康年兄弟說：“弟之學派，不為人言所動者，已將十年”，而且“ 自信吾學必行。”[5](P59)梁啟超排斥古文經，不贊成考據學，認為“此考據家舊習， 吾黨正排斥不遺餘力，必不宜複蹈之”[5](P81)。他曾譏諷張之洞的幕僚繆荃孫“抱此 敝帚(指考據學)以自炫”。1897年春，崇奉古文經學的章炳麟一度在《時務報》任編撰，因學術上與梁啟超、麥孟華門庭各異、常相抵忤。章說：“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 言孔教，餘甚非之”，“麟自與梁、麥諸子相遇，論及學派，輒如冰炭。”[5](P81-82 )正因為如此，次年春，張之洞特邀古文經學家章炳麟入幕，到武昌主持《正學報》，原因是“之洞以其尚左氏而抑公羊，故聘主筆政”[2](P126)，來同康梁的今文經學相 抗衡。可見，雙方早已互存學術門戶之見。
就文化觀而言，張之洞與梁啟超都在探索如何規範中西文化之路，但觀點各不相同。張之洞合漢宋中西，以求體用兼備之學，認為“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西國富強之術， 不能出其範圍”，堅守洋務派的“中體西用”文化觀，且這一觀點得到了社會的廣泛認 同。梁啟超說：“甲午喪師，舉國震動；年少氣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維新變法，而疆吏若李鴻章、張之洞輩，亦稍稍和之。而其流行語，則有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者 ，張之洞最樂道之，而舉國以為至言。”梁啟超則試圖突破“中體西用”論的束縛，去 構建一種融通中西的新文化模式，於是他“冥思枯索，欲以構成一種‘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學派，而已為時代所不容”[1](專集之三十四《清代學術概論》P71)。梁還 說：“張香濤糾率許多漢學、宋學先生們著許多書和我們爭辯，學術上的新舊之鬥，不 久便牽連到政局。”[14](P29)梁啟超的這些敍述表明，維新運動時期確實存在著張之洞等人“中體西用”文化觀與康梁維新派融通中西文化觀之間的論爭，這種論爭雖然還 屬於學術論爭的範疇，但已悄悄地向政治鬥爭轉化。
由於學術流派與文化觀的不同，就註定了張、梁之間的交誼與合作必然是短暫的曇花一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張、梁交誼日益疏淡。《時務報》發生的梁啟超與汪康年之爭 ，張之洞站在汪康年一邊；梁鼎芬對《時務報》的頻頻干涉，也一直得到張之洞的支持 。繼而梁啟超離滬赴湘主講時務學堂，政治上除宣傳民權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政，盛倡革命”；學術上“則自荀卿以下漢、唐、宋、明、清學者，掊擊無完膚”[1 ](專集之三十四《清代學術概論》P62)。湖南一些守舊士紳對此大為不滿，一面上書總 督張之洞，一面大肆攻擊維新派，宣稱“梁卓如來湘，苟務申其師說，則將禍我湘人， ……公羊之學，以之治經，尚多流弊，以之比附時事，更啟人悖逆之萌”[15](卷6《葉 吏部與石醉六書》)。他們甚至請求清政府誅殺康、梁。梁啟超說：“時吾儕方醉心民權革命論，日夕以此相鼓吹，劄記及批語中蓋屢宣其微言。湘中一二老宿，睹而大嘩， 群起掎之。新舊之訌，起於湘而波動于京師。禦史某刺錄劄記全稿中觸犯清廷忌諱者百 餘條，進呈嚴劾。戊戌黨禍之構成，此實一重要原因也。”[5](P84)他說的“一二老宿 ”是指王先謙、葉德輝。荻葆賢說：“于時王先謙、葉德輝輩，乃以課本為叛逆之據，謂時務學堂為革命造反之巢窟，力請于南皮。賴陳右銘中丞早已風聞，派人午夜告任公 ，囑速將課本改換。不然不待戊戌政變，諸人已遭禍矣。”[5](P88)梁啟超雖因巡撫陳 寶箴的暗助而未被禍，張也未加深究，但其“別康梁”之念頭已經萌生。因此，當維新運動繼續發展，帝、後黨爭逐漸走向激化之時，張之洞撰寫了《勸學篇》，以示同康梁 劃清界線。張之洞的幕僚劉禺生說：“張之洞本新派，懼事不成有累於已，乃故創學說 ，以別于康、梁。”[2](P126)辜鴻銘也表示了同樣的意思：“文襄之作《勸學篇》，又文襄之不得已也，絕康、梁並以謝天下耳。”[16](上P419)其實，早在梁、張見面交 談時，梁、張之間的“論學不合”已初露端倪。張之洞的幕僚羅振玉說：“及梁氏(啟 超)赴湘，文襄邀與談竟日夜，始知其所主張必滋弊，乃為勸學篇以挽之，然己無及矣。”[6](第4冊P249)可見，張之洞作《勸學篇》是與康梁斷交的先兆。
四
1898年9月21日戊戌政變發生，第二天慈禧太后諭令查拿康有為。張之洞獲悉後為洗刷自己與康梁的關係，立即致電孫家鼐：“康己得罪，上海官報萬不可令梁啟超接辦。梁 乃康死黨，為害尤烈。”[13](第9冊P7657)這是張、梁斷絕交誼、反目交惡的開始，二者的學術論爭也隨之轉變為政治鬥爭，感情雖斷，筆墨之仗並未停息。
張、梁交惡，除了上述學術上的原因外，其社會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差異也是重要原因。張久任封疆大吏，官高權重，是既得利益者，重守成務實，他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 無不受其社會角色和政治地位的制約。梁啟超僅一舉人，起初無職無權，但年少氣盛， 自稱“思想浪漫得可驚”；又說“啟超常持一論，謂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為陳勝吳廣，無自求為漢高，則百事可辦”[1](專集之一《與嚴幼陵先生書》P107)。以初生牛犢 不怕虎的精神，渴望效法陳勝、吳廣來改造社會和提高社會地位，這與張之洞忠君守節 差若天淵，政治上不“門當戶對”，其交誼必然是脆弱而短暫的。
康、梁等逃亡日本後不久，康轉赴美國，梁則仍留在日本辦《清議報》。張之洞致電日本駐滬總領事小田切：“梁啟超、王照尚在貴國，《清議報》館尚開，此事是一大患 ，有礙中東大局。梁啟超乃康党渠魁，尤為悖悍，其居心必欲中國大亂而後快。務望閣 下設法婉達政府設法令其速行遠去，斷不宜在日本境內。”[13](第9冊P7755)張之洞把 梁啟超視為叛逆，要求日方驅逐他，實屬落井下石。此時，張、梁已反目成仇，梁撰寫的《戊戌政變記》等論著，對張之洞的稱呼大多由原先的“吾師”或“南皮先生”改為 “張之洞之流”或直呼其名了。他說：“如李鴻章、張之洞之流，亦謂西法之當講者， 僅在兵而已，僅在外交而已。”[1](專集之一《戊戌政變記》P143)又說：“榮祿、張 之洞所言兵，民賊之兵也，……民賊之兵足以亡國。”[1](專集之二《自由書》P39)其 論著中諷刺挖苦張之洞之詞屢有所見，茲舉《戊戌政變記》中一例：“德人據膠州，歐洲列國分割支那之議紛起，有湖南某君謁張之洞詰之曰，列國果實行分割之事，則公將 何以自處乎?張默然良久曰，雖分割之後，亦當有小朝廷，吾終不失小朝廷之大臣也。某君拂衣而去。”[1](專集之一《戊戌政變記》P69)爾後，梁又寫了《呵旁觀者文》， 認為張之洞是旁觀者中的“為我派”，是“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是“朝梁夕晉 ，猶以五朝元老自誇”之人，他說：“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尚不失為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1](文集之五《呵旁觀者文》P71)上述話常被一些論者作為張之洞賣國和卑鄙的論據。然深思之，此話不可輕信。翻檢梁之文集，早在1897年9月德人強佔膠州灣 之前，梁啟超在《知恥學會敘》一文中，就曾不指名地斥責無恥的“老氏之徒”安於城 下之辱，“求為小朝廷以乞旦夕之命”[1](文集之二《知恥學會敘》P67)，其時不可能 是指張之洞。為何在德人占膠州灣之後樑又描述了“湖南某君”的故事扣在張之洞的頭上呢?其實，張是封建的衛道士，絕非賣國者和旁觀者。梁是借“湖南某君”之口來貶斥張之洞，因為此話與張之洞戊戌至庚子年間的言行及其為官處世之道大相徑庭。張之 洞其時反對兩湖“獨立”，他策劃“東南互保”和參與庚子議和都是站在清廷一邊同外 國列強討價還價。[17]不過，此話倒可以作為張、梁間已反目成仇的證據。此時的梁啟超，新曆政變亡命日本；張之洞為洗涮自己，不惜攻擊康梁。梁在恩怨交加的情況下寫 的《戊戌政變記》，往往受感情驅使或為政治宣傳而言過其實，不是嚴肅的史學著作。 有研究者曾說，《戊戌政變記》“實為康梁應急的政治宣傳品，而非紀實的信史”[18] 。筆者頗有同感。
梁啟超對張之洞撰寫的《勸學篇》也加以抨擊，說它“不三十年將化為灰燼，為塵埃野馬，其灰其塵，偶因風揚起，聞者猶將掩鼻而過之。雖然，其於今者二三年中，則儼 然金科玉律，與四書六經爭運矣”[1](專集之二《自由書》P7)。從而喧泄了自己的不 滿。
平心而論，在戊戌政變的政治風雲中，張、梁的心態都有不同程度的扭曲。1900年， 為慈禧議廢立一事，梁啟超忿怨交加再次上書張之洞說：“從前之交誼，既已盡絕，非惟閣下絕啟超，抑啟超亦絕閣下也”，但是，二人同居中國，同戴一皇上，因此“私情 雖絕，而公義未絕”。接著，梁就張之洞不諫阻已亥建儲一事，對張興師問罪並加以嘲 諷，說“吾不知閣下曾有何面目以見天下人，更有何顏以自讀光緒五年之奏議也。…… 即以閣下之無恥，但使清夜捫心自問，亦未必無天良發現之時”，由是他懷著對張之洞 “天良發現”的一絲希冀，用激將法勸張“亡羊補牢”，“率三楚子弟，堂堂正正清君 側之惡，奉太后頤養耄年，輔皇上複行新政”。但他又料定張之洞為保自己的地位和身家性命，不會接受他的建策。該文緊後分析了張之洞所處的地位，認為張必將落得“欲 歸新黨，而新黨不屑有此敗類；欲附賊黨，而賊黨亦不願有此贅瘤，卒至進退失據，身 敗名裂”的下場[1](文集之五《上鄂督張制軍書》P63-66)。這篇洋洋二千餘言痛快淋 漓戳中要害的上書，與其說是向張之洞建策，倒不如說是發洩對張的怨恨以及對張的撻伐。張之洞終於無言以對。同年，梁啟超還寫了上粵督李鴻章書，雖然對李鴻章也有批 評，但仍尊稱李為“大人”或“公”，並一再敘及對李的感激之情。梁啟超對張、李的 態度，可謂涇渭分明。1901年，梁啟超為李鴻章作傳，將李鴻章同張之洞作比較，認為 “張不足以望李之肩背”，他說：“李鴻章實踐之人也，張之洞浮華之人也；李鴻章最 不好名，張之洞最好名；不好名故肯任勞怨，好名故常趨巧利”，並說張之洞“虛驕狹 隘，殘忍苛察，較之李鴻章之有常識有大量，尤相去天壤也”[1](專集之三《中國四十 年來大事記》P81)。這一明顯褒李貶張的評論，自不免有失偏頗。但若洞悉梁對李、張二人的恩怨，其作上述評論也就不難理解了。
總之，張之洞和梁啟超都是近代史上的過渡型人物，他們都能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求變，梁啟超的“流質多變”和張之洞的“善趨風勢”，都是這種求變的反映。對時代的感 悟和求變心理，促成了張、梁的相知與交誼；但他們二人變法綱領不同，社會角色不同 ，學術門庭、文化觀各異，而政治風雲的變幻，又促使他們反目交惡。他們的交誼、交惡是當時社會上兩種勢力既求同存異合作，又有矛盾鬥爭的縮影，它對維新運動的歷史 進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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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河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