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前後，中國社會進入一個急劇的轉型時期。張謇作為這一時期一個身兼多種角色的代表性人物，領導或參與了當時諸多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思想文化的變革。儘管在過去的一個世紀裏，人們對張謇在這一時期的社會活動評價形形色色，褒貶不一，不過，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一個非凡的人物，張謇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和社會實踐，不僅讓我們看到了歷史人物在特定時期思想發展的复雜性，也讓我們對於中國早期現代化進程的多樣性有了更為豐富的認識。 

一 

宣統三年（1911）八月十三日，為了慶祝大維紗廠正式開工，一代儒商張謇趕到武昌。十八日，他又興致勃勃地參加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等人舉行的午宴，甚至還派專人護送孔雀、錦雞各一對給通州博物苑。晚間又和湖廣總督等政要一起暢談到深夜。次日（陽曆10月10日）上午，張謇一行過江在漢口等船，計畫晚八時登輪回到上海。船開動時，他忽然已發現長江對岸起火，“舟行二十餘裏，猶見火光熊熊上燭天也。”[1]。他後來才知道，這就是辛亥武昌首義的烽火。 

此前，清廷繼續倒行逆施的政策，於宣統三年四月組成所謂的“皇族內閣”，進一步實行集權專制，同時又宣佈“鐵路國有”政策，全國輿論一片譁然，立憲派與清廷的對立也空前激烈，不少人已傾向於採取非常手段解決問題。而作為立憲派領袖的張謇雖然也感到清政府“舉措乖張，全國為之解體”，但仍然沒有放棄勸說清廷回心轉意的幻想。因此，他到上海邀集自己的老朋友，名紳湯壽潛、趙鳳昌、沈曾植等聯名向載灃上書，希望朝廷“危途知返”，改組內閣，“重用漢大臣之有學問閱歷者（指袁世凱）。”不久，他又代表滬、津、粵、漢四地商會進京，與美國財團商談合辦中美銀行與太平洋航業公司問題，並借此機會對清廷作“最後之忠告”。 

四月二十七日，張謇和江謙、孟森等親信從上海乘輪船溯江而上，隨後在武漢停留了九天。由於得到湖廣總督瑞劻的有力支持，他們用閃電般的手法以大維公司名義取得了湖北紗、布、麻、絲四廠的承租權。五月十日，張謇等又自漢口由京漢鐵路進京。張謇想瞭解當時正“隱居”彰德的袁世凱對當前時局的看法和意見，決定經過彰德時，與已分道揚鑣28年的袁世凱會面晤談。五月十一日下午五點鐘，火車到達彰德時，袁世凱已派人在車站迎候。張謇獨自乘轎前往洹上村，與袁世凱談到深夜，兩人“道故論時”，對政局顯然有所計議。張謇回到火車上時已是半夜12點鐘。他顯然對這次訪問的結果非常滿意，因此在日記中記載：“訪袁慰庭於洹上村，道故論時，覺其意度視二十八年前大進，遠在碌碌諸公之上。” 並興奮地告訴其他同行：“慰廷畢竟不錯，不枉老夫此行也。”[2] 

五月十二日，張謇一行到達北京，受到載澤、端方等人的熱烈歡迎，端方的兒子和弟弟、肅親王善耆的世子都親自趕來迎接，並被特意安排在翁同和故居住宿。十七日載灃專門召見張謇，任命他為中央教育會會長。而張謇則建議朝廷注重民生，實行憲政，政府承擔川路虧空，並全部收購商股以平息保路風潮等。隨後張謇又分別與載澤、盛宣懷等進行了會談。張謇在北京奔走近兩個月，雖然沒有獲得任何具體的結果，但載灃等這種“求賢若渴”的姿態卻喚起了他心中對朝廷的再一次幻想。六月，張謇回到上海，仍集中精力籌議中美合資興辦實業事宜。當四川保路風潮已經發展成為武裝起義，全國革命大風暴即將狂飆突起的時候，他還沉浸在自己的實業救國夢裏，和趙鳳昌一起認真起草《報美團（指東方商團）書》，準備組織代表團到美國“報聘”。 

可是，武昌首義的烽火讓張謇的夢想徹底被驚醒。八月十九日深夜，張謇乘船到達安慶。他本來是應邀前來和安徽巡撫朱家寶商談關於引導淮河水利的問題的，但是革命的步伐比他想像得要快得多，革命軍已經佔領武昌，當地的新軍也已經在醞釀起義，導淮的問題大家自然無心問津。二十日，張謇再次匆忙上路，他連夜擠進塞滿人群的江輪，第二天急急地趕回南京。這個時候，張謇仍然希望能夠迅速平定起義。他先後勸說江甯將軍鐵良、兩江總督張人駿“亟援鄂”，[3]出兵鎮壓湖北革命運動。無奈鐵、張二人或者自顧不暇，或者另有企圖，對張謇的建議反應冷淡，無以為應。張謇仍不甘心，他又趕到蘇州，連夜為江蘇巡撫程德全起草《改組內閣宣佈立憲疏》，建議朝廷立即解散皇族內閣，組織責任內閣，嚴懲“釀亂首禍之人”（指盛宣懷等），“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佈憲法，與天下更始。”[4]希望以此安撫人心，收拾變局。 

但是，隨著各省區的紛紛獨立，革命形勢此刻已經如火如荼。繼上海宣佈光复之後，蘇州、杭州也紛紛宣佈獨立，江蘇巡撫程德全已經被革命者推舉為都督。隨後，革命軍甚至把軍艦開到了張謇的老家通州。九月十八日，通州也宣告獨立，不過，“地方秩序如常”，大生資本集團毫無損失。形勢的飛速發展讓張謇的政治思想也迅速地發生變化。九月二十日，他暗自算了一筆帳：“計自八月十九日至今三十二日，獨立之省已十有四，何其速耶！”[5]平均不到三天就有一省獨立，這讓張謇感到了清朝已大勢已去，共和勢在必行。他重新判斷時局之後，認為武力鎮壓革命已無前途，決定放棄君憲，轉向共和，從“和平光复”中另謀出路。於是，在上海、浙江光复後，他即支持程德全在蘇州宣佈獨立。在此前後，他還打電報給已經奉命進攻湖北民軍的袁世凱，勸他認清國內“大多數趨於共和”的嚴酷現實，應趕緊前往北京，防止皇室逃亡，儘快與南方達成協定，以確定共和政體，穩定全國局勢。並分別寫信給鐵良和張人駿，勸他們“回應革命”，放棄武裝反抗。[6] 

十月一日，張謇當選為由諮議局改組的江蘇臨時議會議長。十月中旬，他趕到上海，與章太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革命領袖晤談。二十四日，張謇終於將作為清朝臣僕標誌的辮子剪掉，寄回家中，並且在日記上注明：“此亦一生之大紀念日也。”十一月十四日，清廷為了籠絡人心，委任各地名士去全國進行撫慰勸導工作，希望能夠消除革命。張謇先後被授以江蘇宣慰使和農工商大臣的職務，但是他拒絕接受任命，並且發辭職的長電，宣稱：“……且罪己之侶方下，而蔭昌漢口兵隊於交綏之外，姦淫焚掠，屠居民數萬人于前，張勳江寧駐兵，不在戰期，閉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後……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詞可宣？無已，再進終後之忠告，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于共和主義之中，必如是乃稍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愛根，乃不為人民遺二次革命之種子，如幡然降諭，許認共和，使謇憑籍有詞，庶可竭誠宣慰……至於整體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無方，實業何以興起，農工商大臣之命，並不敢拜。”[7]公開表明了對清王朝的決絕。二十五日，清廷再次急召張謇北上討論共和政體是否適宜。張謇又一次拒絕，並聯名伍廷芳等給攝政王載灃致電：：“……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是君主立憲整體斷難相容於此後之中國。為皇上殿下計，正宜以堯舜自待，為天下得人。倘行幡然改悟，共贊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國民，國民必能以安富尊榮之禮報皇室，否則戰褐蔓延，積毒彌甚，北軍既慘無人理，大位豈能獨存。”[8]勸清廷認清形勢，趕快讓位。 

在這期間，張謇的活動一直是以立憲派領袖的身份出現的，因此，他的言行，對此時的南北雙方都有很大的影響。而當他在辛亥革命後迅速實現從君主立憲到民主共和的立場轉變，也標誌著當時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立憲派對革命的支持。這對推動清朝的滅亡、中華民國的建立都舉足輕重。所以，時人在評價張謇此時的表現時才會說：“他是一個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9]革命党領袖之一黃興也高度評價他和趙鳳昌等人“負國人之重望，往時締造共和，殫盡心力。”[10] 

二 

不過，張謇畢竟和其他革命者具有不同的歷史背景。他從小受到嚴格的名教大防思想的教育，後來又高中狀元，貴為天子門生，雖然後來辭官經商，卻仍然和朝廷官員關係密切，而心中更是時時刻刻抱有為朝廷效力的思想。對於朝廷倒行逆施的政策，他不斷地上書提請改正，即使“諫行言聽之無期，而猶大聲疾呼之不已。”同時，在他的思想裏，一直認為君主立憲要比民主立憲要優越，並可以避免革命運動帶來的破壞。因此，即使在君主立憲派內部，他也是放棄自己原有立場較遲的一個，甚至在辛亥革命爆發後，他還試圖勸說當政者以武力鎮壓革命，只是當他發現革命已經是大勢所趨之後，才迅速改變自己的立場。以至於很多人認為張謇從主張君主立憲到支持民主立憲的立場轉變，具有投機的成分。 

但是，如果進一步考察張謇的活動，他最終投向共和也有合理的地方。 光緒二十年（1894年），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然而，對於張謇本身，回家鄉辦實業卻是他心中的宿願。他雖然是一個讀書人，但出身于注重務實的農商之家，自幼講究做事，不尚空言。甲午戰敗後，張謇痛定思痛，深感中國當務之急，就是要大力發展實業，以求民富國強，從而發出了近代中國最響亮的“實業救國”的呼籲，並義無反顧地身體力行。在經濟上強調“實業救國”，在政治上則寄希望于清廷新政，但是，維新變法的失敗讓張謇的這個政治理想徹底破滅，而隨之而來的，是新興的立憲思想。 

清末立憲思想的流行有著具體的歷史背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列強較量，屢戰屢敗，很多國人因此認為，列強之所以強，中國之所以弱，原因主要在政治制度不同：列強皆實行憲政，而中國沿襲兩千年的君主專制未改，因此要救國，必須改專制為立憲。日俄戰爭在中國土地上爆發及其日勝俄敗的結局，更是給中國官民極大的刺激，幾乎人人共認，日本之所以勝，在其行憲政，俄國之所以敗，在其仍行專制。遍及全國的立憲潮流，就此大大高漲起來。學習日本，改行君主立憲，成為當時開明官吏、紳商階層和一大批知識界人士的共同結論。 

1903年，張謇出訪日本，在日考察近70天，君主立憲制度第一次引起他的興趣。他每事必問，口問手記，不放過任何細節，而且時時注意其管理辦法，以與中國相比較，得出中國必須虛心學習日本的結論。歸國後，張謇與友人蒯光典、趙鳳昌、沈曾植等經常討論立憲問題。稍後，他積極參加為張之洞、魏光燾擬立憲奏稿，並刊印《日本憲法義解》、《日本議會史》等分送官、商、學界友人，還托人送達朝廷。同時，張謇還親將一份立憲材料送給朝廷寵信的鐵良，並與深談。 

張謇積極推動立憲，和致力實業一樣，動機是為了救國。宣統元年，在杭州與友人的一次談話中，當友人歎息：“以政府社會各方面之見象觀之，國不亡，無天理”之時，張謇就激昂地回答說：“我輩尚在，而不為設一策，至坐觀其亡，無人理。”[11]不過，與其他立憲派不同，張謇對立憲在中國的成效始終顯得信心不足。他曾經說過一句很沉痛的話：“亟求立憲，非以救亡；立憲國之亡，其人民受禍或輕于專制國之亡耳。”[12]這表明，一方面，張謇作為一名崇尚務實，不好虛言的人，對於立憲這種涉及國家命運的政治制度改革大事，他心懷謹慎；另外一方面，這似乎也表明，作為一個實業家、教育家，張謇對政治制度的建設並不熟悉，但是，國家危在旦夕，作為國民一分子，他又必須有所作為，而立憲畢竟是可以實現救亡的一種可能，雖無必成的把握，他也必須竭盡全力。因此他才在《立憲近況紀略》中說：“要之，憲政之果行與否非我所敢知；而為中國計，則稍有人心者不可一日忘此事。”[13] 

1905年6月，出國考察憲政大臣端方和戴鴻慈回到上海。張謇帶頭發起商學兩界公宴，以顯示“眾心希望立憲也。”同時，他還替端、戴起草《為立憲致各省督撫電》，宣揚只要仿行日本憲法，就可以得到“君權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等三大好處。七月中旬，清廷迫於內外形勢，正式諭令“預備仿行憲政”。國內外立憲派歡欣鼓舞，紛紛“開大會，舉祝典”。張謇立即寫信恭維袁世凱的“功烈”“足以伯仲大久保矣”，袁袁世凱在复信中則再次恭維張“英絕領袖之才，……鼓吹群倫，隱然為輿論之母。”由於得到袁世凱等有權勢的督撫支援，張謇等人的熱情高漲，就在這年冬天正式組成了預備立憲公會。 

預備立憲公會推定鄭孝胥為會長，湯壽潛、張謇為副會長，成員多數為蘇、浙、閩三省紳商名流，而其中骨幹分子則大多為張謇的密友和親信。在成立大會上，成員們提出了“急進”和“緩進”兩種主張。張謇顯然傾向於後者，他認為：“立憲大本在政府，人民則宜各任實業、教育，為自治基礎。與其多言，不如人人實行，得尺則尺，得寸則寸。”[14]這可以看作是張謇等人在整個立憲運動中的方針路線。 

宣統元年（1909）八月，江蘇諮議局正式成立，張謇當選為議長。不久，他發表了《請速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以圖補救意見書》，提出形勢危急，要求縮短立憲的準備期限，提前於宣統三年召集國會，並提前成立責任內閣。隨即，張謇發起國會請願運動。他與江蘇巡撫商定：由其出面聯絡各省督撫，要求組織各省內閣；張謇則負責聯絡各省諮議局，敦促從速召開國會。是年冬，十六省諮議局代表齊集上海，舉行國會請願代表團談話會，並組成33人國會請願代表團。張謇在代表團出發時贈言：“秩序秉禮，輸誠而請。得請則國會之福，設不得請，而至於再，至於三，至於四，至於無盡。誠不已，則請亦不已，未見朝廷之必忍負我人民也。”[15] 

但是，以醇親王載灃為首腦的清政府並沒有為張謇之流的“輸誠”所感動，連縮短四年預備立憲期限這樣有限的要求也未能接受。宣統二年春，張謇召開江蘇諮議局會議，決定再次清求速開國會。五月，又發動了第二次國會請願。此次請願除各省諮議局代表外，還有各省商會、華僑商會及其他政團代表參加，一時號稱有20余萬人參加，很有一點聲勢。但清廷頑固如舊，不僅堅持九年預備立憲原議，而且嚴厲告誡請願代表：“毋得再行瀆請”。但張謇等仍不死心，緊接著又為發起第三次國會請願做準備。 

八月，新成立的資政院正式開議，國會請願代表團乘機再次向清廷上書，並到處遊說宣傳。資政院一致通過速開國會的決議，各省督撫也聯名奏請立即召開國會。清政府迫於各方面的壓力，於十月初宣佈縮短預備立憲期限，由九年改為五年，預定於宣統五年開設議院，並預行組織內閣。張謇本已經滿足於清廷這樣有限的讓步，並中止了原來打算親自北上請願的計畫。但國會請願代表團卻深感不滿，繼續要求立即召開國會。清政府惱羞成怒，驅逐請願代表，並逮捕懲辦天津學界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徹底失敗。張謇對此深感沮喪，歎息說：“亟求立憲，非以救亡；立憲國之亡，其人民受禍或輕于專制國之亡耳。嗚乎！世人知餘言之痛耶？”[16] 

1911年5月，清廷撤軍機處，改設內閣。國務大臣13人中，竟然有9人是滿蒙貴族，而其中更有5人是皇族成員，漢族大臣只有4人，因此人們嘲諷地將這個內閣稱為“皇族內閣。”這也暴露了清廷假立憲真專制的本來面目。對此，張謇和其他立憲派同人都倍感失望。不過，立憲運動雖然失敗了，張謇和他的立憲派卻因為這次運動大大提高了在全國的聲望，並從此成為辛亥革命時期除革命黨和保皇派之外，第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 

三 

和其他愚忠的清朝遺老不同，張謇不僅是末代狀元，更是一代儒商，他具有靈活的政治頭腦。即使他在反對革命的時候，也沒有完全放棄和革命者結交。他和同盟會會員黃炎培關係密切，並被後者認為是“創立民國的戰友”。[17]1907年革命者創辦宣傳革命主張的《神州日報》也曾經得到他的幫助。1908年5月，他還應革命者的請求，積極營救同盟會會員並取得成功。到了1909年10月30日，革命報紙《民籲日報》甚至將張謇高度評價為偉大人物。而和革命者密切的交往，自然會影響張謇原來的思想。 

即使在張謇本身，他也作好了突破名教大防思想的準備。1911年5月，立憲派成員雷奮就曾經勸告張謇，清朝萬沒有不倒的道理，“切勿因為自己是清朝的狀元，要確守君臣大義，而躲避現實。須知皇帝和國家相比，則國家要重于皇帝。”[18]張謇對此持默認態度。 

而讓張謇最終改變立場的，當是對清朝的絕望。早在1911年5月，他聯合趙鳳昌、湯壽潛向朝廷上書未果之後，就曾經感歎：“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但是他“不願做冒險的事”，想蓋新房子，卻不願意放火燒舊房子。[19]所以仍然一味地苦苦勸諫。不過，他畢竟不是清朝官員，而是希望通過“實業救國”的立憲派領袖，在看到清朝大勢已去，革命已經成為大勢所趨的時候，他迅速拋棄原先君主立憲的主張，走向共和的立場，也是人之常情。 

在隨後的行動中，張謇首先支持自己的故交、江蘇巡撫程德全任蘇州軍政府都督，並力主程德全移駐南京，“並甯、蘇為一”，逐步恢复江蘇全省政令的統一。隨後，張謇又進而力爭以上海為政治中心，把操縱全國局勢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集團的手中。張謇和自己的親信趙鳳昌等人曾經為此設計了一個政治方案：即模仿美國獨立戰爭時的“十三州會議總機關”，儘快在上海設立各省代表臨時會議機關，以便於南北議和並建立臨時中央政府。 

在張謇等人宣佈贊同共和的政治立場後，革命党人士也表示熱烈的歡迎。對於他們來說，立憲派的加入，無疑可以增加自己的革命力量；另外一方面，張謇等紳士名流的社會威望，也可以極大地加強革命的號召力。於是，經過張謇等人的多方面活動，到12月，各省代表終於決定由武漢改在南京會議，20日，南北議和代表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廳正式開議。同時，以黎元洪為大元帥、黃興為副元帥的臨時中央政權也正在籌組之中。而張謇幕僚趙鳳昌的家，則是操縱所有這些活動的幕後中心。在南北議和過程中，張謇多次以中間人的身份，約北方和談代表唐紹儀和南方代表伍廷芳以及黃興等人在趙鳳昌的家中密談，最後約定，只要袁世凱能夠迫使滿清皇帝退位，就推舉袁世凱為共和國大總統。達成協定後，張謇立即發電報給袁世凱稱：“甲日滿退，乙日擁公，東南諸方，一切通過。”[20]12月29日，南京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選舉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中山以16票的絕對多數當選。孫中山任職後，張謇被任命為實業總長。但是，張謇卻認為“時局未定，秩序未复，無從言實業也”，並且批評孫中山在政策問題上是“未知涯畔”。[21]因此很快離開南京，而且不再到職，隨後更藉口漢冶萍公司抵押借款問題正式辭職。很多人因此批評張謇從一開始就對革命持消極態度。甚至有人認為這是張謇故意要拆革命政府的台。 

不過，這個結論並不準確。實際上，張謇提出“時局未定，” “無從言實業也”的理由，在當時確屬實情。其時因為南北對峙，清廷尚存，革命政府除了軍事和外交部門之外，其他部門的確沒有什麼事情可做。正如胡漢民所指出的，“時戰事未已，中央行政不及於各省，各部亦備員而已。”[22]不僅實業如此，教育部等部門也是一樣。 

此外，當時革命政府對非同盟會人員也並不完全信任。因此，採取了“部長取名，次長取實”的辦法，各個部門的實權全都掌握在作為次長的革命者手裏，因此也有“次長內閣”的稱謂。[23]張謇的實業總長一職也是徒有虛名。這對主張“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張謇來說，也很難接受。 

另外，當時張謇被任命為實業總長，主要是希望他能夠給革命政府籌款。這和他此前接受江蘇軍政府兩淮鹽政總理的委任一樣，而張謇對此也很明白。他自己也曾經在日記裏寫道：“欲江寧之回复秩序，須設置民事（指政府）；欲設置民事，須客軍（指各地民軍）出發；欲客軍出發，須財政先得數十萬。財政之大者在鹽，為鄉里計，不得不為任鹽事。”[24]可以看出，張謇接受革命黨委任的職務，雖然有被動的成分，但這並非不是真心實意支持革命，因為他明白，只有革命成功，社會才能恢复秩序，鄉里才能安寧。所以張謇在擔任實業總長之後，並沒有待在南京，而是東奔西跑，為革命政府籌款。 

革命政府剛成立，亟需軍政各項費用。孫中山為此愁勞奔波，陸軍總長黃興幾乎急得吐血，但是也沒有良法可以解決，只好求助於張謇。好在大生企業跟日本三井洋行早有經濟往來，憑著老關係，由張謇作保，于辛亥年十一月十八日，為革命軍政府借得三十萬元。答應一月還清。但是，未過幾天，新政府又擬向商會借款，張謇考慮到商會財力畢竟有限，且關係到今後的經濟發展，因此出面勸阻，提出“勸勿擾商，自任為籌”，[25]將籌款的難題全攬在自己身上。1912年1月31日，張謇為臨時政府籌款50萬元，但是比臨時政府要求的期限1月1日晚了一個月。因此引起很多人不滿，認為他有意拖延，甚至認為他“借此打擊革命黨人，其最終目的就是要消滅革命黨。”[26]但是，實際情況卻是，當時局勢動盪，經濟極端不景氣，動員各方捐錢十分困難。而且，在此前後，張謇為臨時政府至少籌款100萬元，在當時也是無人能及。此外，在臨時政府向日本銀行的幾次借款中，也是張謇以自己的實業作為擔保，並義無反顧地在保證書上寫下：“如還期不還約，唯保證人是問。”[27] 

據張謇的預算，“中央政府每年支出，最少得有一萬萬二千萬兩銀”，而入款僅僅只有四千萬，為此，他希望孫中山能夠利用他在海外的威望，募捐至少五千萬兩。[28]迫不得已，孫中山、黃興準備接受盛宣懷的建議，以中日合辦漢冶萍鋼鐵廠為條件，再次向日人借款。擔任實業總長的張謇得訊之後，於2月8日急電孫中山、黃興，希望阻止借款。他說：“凡他商業，均可與外人合資，唯鐵廠則不可。鐵廠容或可與他國合資，唯日人萬不可！日人處心積慮謀我，非一日矣，然斷斷不能得志，蓋全國三島，無一鐵礦，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則煤鐵之富，甲於五洲，鄙人嘗持一說，謂我國鐵業發達之日，即日本降服我國旗下之日”。他懇切勸告說：“願兩公宏此遠漠，勿存見小欲速之見，致墜宵小好匿之謀”。[29]孫中山覺得張謇的話很有道理，可又無別的辦法，於是复信說：“鐵礦所辦誠如所示之利害，……已有成議，今已追正無吸。”並認為，“於眾多礦中，分一礦利於日人，未見大害。”[30]在這種情況下，張謇感到身為實業部長，“事前不能參與，事後不能補救”，因而電請辭去實業部長之職。[31]孫中山極力挽留。因為張謇在任職之初，曾經與孫中山約定，任職到清廷退位為止。2月12日，清廷宣告退位消息，同日，張謇再次致電孫中山，請“許踐前約”，終於堅決辭職而去。[32] 

1912年3月2日，張謇、程德全、趙鳳昌等領導的預備立憲公會與章太炎組建的中華民國聯合會合組為統一黨，並提出消解黨派的主張，這被很多人看作是一個分裂革命的行為。不過，儘管張謇是消解黨派的積極支持者，他的主導思想卻也有合理的地方。他曾就此致函臨時政府陸軍總長兼參謀總長黃興，申述他的理由：“軍事非亟統一不可；而統一最要之前提，則章太炎所主張銷去黨名為第一……一則可融章太炎之見，一則可示天下以公誠，一則可免陸軍行政上無數之障礙。願公熟思之；此為民國前途計，絕無他意也。”[33]張謇認為，當時革命隊伍迅速擴大，良莠不一，政黨和派系鬥爭嚴重，軍令、政令均無法統一；張謇以此為出發點，力主 “銷去黨名”，提出軍隊與政黨分離，使之真正成為國家而不是某個黨派或個人的工具，也是一片公心。另外，張謇提出這個建議，也是有感而發。當時，革命初成，同盟會卻已經開始排擠和迫害革命內部的光复會和立憲派成員。1912年1月13日夜，章太炎的革命戰友，光复會的領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被暗殺。而在立憲派中，也有林長民和熊希齡等受到排擠和暗殺的威脅。因此，張謇才提出解散同盟會的建議， 希望融合各個黨派，為統一 和共和清除障礙。 

但是，從後來的歷史發展來看，張謇和章太炎的主張並沒有清除革命內部的派別鬥爭，反而為袁世凱的各個擊破提供了機會。1912年2月12日，袁世凱逼迫清帝遜位。次日，孫中山辭職，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並要求袁世肯南下就職，以便對其有所約束。對此，袁世凱並不情願，於是張謇建議說：“目前第一難題，即要公南來。解此題者，只有二法：一從在京外交團著手，一從北數省人民著手，……使不欲南之意不出於公，當可有效。”[34]而隨後，袁世凱親自導演的兵變爭都醜劇，給革命黨造成“舍南京不至亂，舍北京必至亡”的印象，也大體上可以看作對張謇這一意願貫徹的結果。 

不過，因此就斷言張謇等是甘願為袁世凱竊國充當幫兇，則言過其實。
　　1912年，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勢，迫使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268年的統治壽終正寢。可是，革命政府卻面臨著種種問題，在軍事和經濟上實力不足，在進一步剷除各地割據、統一全國和實現共和方面困難很大。在這種情況下，擁有軍事實力和政治經驗的袁世凱引起人們普遍的重視，不少人將統一全國的希望寄託在袁世凱的身上，稱他為“東方的拿破崙”。  

這種思想甚至在當時的革命領袖孫中山、黃興等人那裏也一度得到認可。孫中山在出任臨時大總統之前就表示暫時承乏，虛位待袁，在1912年10月10日撰寫的《中國之鐵路計畫與民生主義》一文中也表示：“余信袁世凱系一有力量之人物，能制馭政局，建設鞏固之政府，可邀世界列強之承認。”[35]黃興在11月9日致函袁世凱時亦稱：“明公之才能高出興等萬萬，以拿破崙、華盛頓之資格，出而建拿破崙、華盛頓之事功，直搗黃龍，滅此虜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為拿破崙、華盛頓，即南北各省，當亦無有不拱手聽命者。”[36] 一些革命黨人甚至得出結論：“項城贊成共和，則兵弭而中國可以不亡；項城若效忠清廷，則禍結而中國必無倖存。”[37] 

在這種情況下，張謇寄厚望予袁世凱，也在情理之中。張謇早年與袁世凱絕交多年，後來，在袁世凱推行新政之後，扭轉了對他的看法。1911年，張謇在進京途中主動拜訪當時正“隱居”彰德的袁世凱，希望他能夠為國計民生做出貢獻。袁世凱也信誓旦旦地對張謇表態說：“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凱出山，我一切當遵從民意而行。也就是說，遵從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須在各方面，把我誠意，告訴他們，並且要求您同我合作。”[38]這讓張謇感到袁世凱“議論視二十八年前大進”，[39]意度“遠在碌碌諸公之上”。[40]從此對袁世凱刮目相看，寄予厚望。 

同時，張謇作為實業界的領袖，從發展經濟的願望出發，十分希望消彌內戰，出現一個和平、穩定的局面。他深恐南北分裂的局面過長，會引起外國勢力的武裝干涉，使國勢更加動盪。而在他心目中，袁世凱才是中國實現統一和平的最佳人選。因此，在南北和議的過程中，他才極力調停，勸挽南京臨時政府接受袁世凱提出的許多條件。 

而如果進一步分析，對於張謇來說，在對孫中山與袁世凱兩者的選擇上，偏向袁世凱的一邊，拋棄情感好惡的個人因素，更多的還是因為的立憲派和革命黨在政治趨向上的分歧所致。 

辛亥革命前後，立憲派迅速轉而擁護革命，一部分原因是對清廷的失望和看到革命的不可逆轉，因此改變立場。但同時，立憲黨人也恐懼革命戰爭擴大遷延，社會動盪影響自己的身家性命和經濟利益，希望革命在實現共和之後趕快結束。這一點在張謇的思想上表現得十分清楚，武昌起義後，他曾經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又說：“與其殄生靈以鋒鏑交爭之慘，毋寧納民族于共和主義之中”。[41]在其他多種場合，張謇表達了同樣的思想。1911年11月27日在复許鼎霖函中說：“現在時機緊迫，生靈塗炭，非速籌和平解決之計，必致俱傷，欲和平解決，非共和無善策。此南中萬派一致之公論，非下走一人之私言。”信中還表示：此刻此時已不值得“為愛新覺羅氏爭萬世一系之皇統！”[42]因此，立憲派擁護民主共和，雖然與革命派在推翻清制、建立共和國方面，取得了一致，但更多是因為形勢所迫。 

此後，立憲派對同盟會的政治綱領卻並不是完全贊同。1912年1月2日，張謇被臨時政府任命為實業總長，3日他與孫中山談政策。他在日記中寫道：“與孫中山談政策，未知涯畔。”[43]認為和孫中山談政策不著邊際，這也流露了張謇對孫中山政策的不滿。 

而先前，袁世凱在直隸推行新政措施，使直隸成為“新政權輿之地”，贏得了張謇等紳商立憲派的信賴。因此，在宣統退位後，推舉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也就符合他們願望。 

然而，正當張謇認為“統一”、“秩序”在望，將可實現自己實業救國的理想之時，在民主共和的表面下，獨裁和專制的暗流卻在悄然湧動。而1913年3月，宋教仁慘遭暗殺，則標誌著這些潛在毒素的浮出水面，也標誌著一個健康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局面的破裂。 

1914年2月，熊希齡內閣被迫總辭職，張謇雖然暫時留任，但也無法安心。在“名流內閣”垮臺5天以後，他就寫信勸告袁世凱，認為“解散國會、改總統制”等舉動已經在國內外廣泛引起“帝制复活”的流言，並且擔心將會誘發新的動亂。他因此勸告袁世凱以釋群疑。但是鋌而走險的袁世凱此刻已經一意孤行，五月以後乾脆撤銷國務院，改在總統府內設政事堂。1915年春又不惜以“二十一條”與日本進行賣國交易，帝制复辟已經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張謇見到局勢已經不可挽回，才正式辭去農商總長職務。辭呈說：“是謇就職時之設計已窮，日在官署畫諾紙尾，所從事者，簿書期會之無聊，府吏胥役所可了。國民實業前途，茫無方向。” [44]惆悵之情溢於言表。 

張謇回到南方以後，雖然並沒有參加反袁鬥爭，但對帝制的抵制態度卻非常明確。1915年12月20日，袁世凱在宣稱皇帝之後，認領張謇等為嵩山四友，並贈送嵩山四友圖，張謇得知，嗤之以鼻，隨手將嵩山四友圖送給南通博物院陳列。1916年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以後，曾通過徐世昌再一次邀請張謇，希望他北上為之轉圜。張謇斷然拒絕。1916年6月，袁世凱病死。張謇聽到消息後，在日記裏感歎地寫下：“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來未有之會，可以成第一流人，而卒敗群小之手。謂天之訓迪吾民乎？抑人之自為而已。”[45] 

在政治上失意之後，張謇仍然繼續他的實業救國的理想。不過，“實業之命脈，無不系於政治”。袁世凱死後，軍閥統治由表面統一轉入公開混戰，1922年爆發的直奉戰爭，造成大生主要產品關莊布失去了東北市場；而且歐戰過後匯率變動，造成買入機器的成本大增，機器長期得不到更新；而在歐戰結束後，日、美、英等國加緊向中國傾銷商品和輸入資本，再次使民族工商業陷於凋敝，大生資本集團也很快由盛而衰。 

1924年，大規模的江浙之戰和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戰火一直延燒到張謇企業賴以生存的長江口，對已處困境的大生資本集團更是一個致命打擊。 

1925年，張謇被迫把將近30年苦心經營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江浙財團接辦，由上海方面的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然而，國外有全球經濟危機的影響和日本紗廠的排擠，國內則軍閥混戰、哀鴻遍野，大生資本集團已經不可避免地走向最後崩潰。 

1926年春天，張謇“慨世亂之未已，悲民生之益窮”，並賦長詩以發洩心中憂憤。結尾幾句是：“籲嗟吳與越，動受四面牽。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時？今年待明年。嗚乎覆巢之下無完卵，野老灑淚江風前。”[46]這似乎更是暮年張謇對自己一生的自我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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