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已成歷史，但科舉又不僅僅是歷史。科舉對中國文化教育、社會習俗和心理思維的深刻烙印在現代社會還經常若隱若現。要全面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質、知識份子的政治性格、一般民眾的價值觀念，乃至改革教育和考試制度，都不得不研究科舉制的來龍去脈。延續1300年的科舉制最終於1905年9月被正式廢止，但在三年一迴圈的科舉考試週期中，該年未有鄉試或會試，因而此前一年舉行的光緒三十年（1904年）甲辰恩科會試就成為中國科舉史上最後一科會試，隨後於該年7月舉行的殿試中錄取的進士就成為1300年科舉史上的最後一榜進士，因此也有學者以為中國科舉制結束於1904年。在百年後的今天，很有必要對末科會試和殿試情況及其進士的特殊命運作一番回顧與反思。
一、科舉革廢的前序
通常我們所說的科舉制，是指始于隋煬帝大業元年（605年）建立的進士科以來的考試任官制度。在此之前已有一些考試選才的科目，但多是以推薦為主考試為輔的貢舉科目，真正被後世稱之為“科舉”的則是從隋代才興起的進士科。發展到明清時期，科舉制已定型為具有童試、鄉試、會試、殿試四級考試的國家“掄才大典”。[1](P3149)第一級為考秀才的童生試，第二級為考舉人的鄉試。第三級為會試，會試在鄉試後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貢院舉行，參加會試的是舉人，取中後稱貢土，第一名稱會元。第四級為殿試，殿試在會試放榜後的次月就舉行，名義上是皇帝主試的考試，考策問。參加殿試者是貢士，殿試沒有淘汰，只是考出名次，取中後統稱為進士。殿試分三甲錄取，一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一甲錄取三名，第一名稱狀元，第二名稱榜眼，第三名稱探花。
從唐代至清末，科舉制對官僚政治、教育模式、文學風尚等各方面都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進士在中國社會上具有崇高的地位。1903年，有位西方人士在《中國的三年大比》一文開頭指出：“文學才能在中國享有最高的聲譽，政府官員都選拔自受過教育的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這是讀書人信奉的信條，在許多方面可以把它看成是柏拉圖理想的哲學原則的注釋。”[2](P372-375)確實，在古代社會，體現公平競爭精神的科舉制有利於文化的傳播和教育的推廣，有利於穩定社會秩序、鞏固集權統治，並且在相當範圍內促進了社會階層流動，是適應當時社會的一種考試選才制度，因此，當時一些學者也想當然地認為“終古必無廢科目之虞”。[3](P69)但是，經歷過鴉片戰爭的衝擊和甲午戰爭的震動之後，中國社會面臨著“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科舉制的生存環境也起了重大的變化，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嚴峻挑戰。在越來越不適應變化了的社會政治文化環境的情況下，科舉制不得不進行變革。雖然在戊戌變法中改革科舉的努力未能成功，但卻為後來科舉制的革廢發出了先聲。
進入20世紀初，中國社會的變化愈加明顯。1901年6月，梁啟超在《過渡時代論》中說：“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中國自數千年以來，皆停頓時代也，而今則過渡時代也。……科舉議變矣，而無新教育；元兇處刑矣，而無新人才；北京殘破矣，而無新都城。數月以來，凡百舉措，無論屬於自動力者，屬於他動力者，殆無一而非過渡時代也。”[4](P287-289)經歷過庚子事變的刺激之後，慈禧太后等統治者痛定思痛，下決心將戊戌變法時提出來的多項改革措施加以實施。1901年8月29日，慈禧太后發佈上諭，規定從次年開始，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篇，三場試《四書》義二篇、《五經》義一篇，“以上一切考試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策論均應切實敷陳，不得仍前空衍剽竊。”[5](P1)廢止八股文、採用與社會實際有關的問題為考試題目，這是清末科舉制度方面的重大變動。隨後有的西方人士便認為這“毫無疑問是科舉考試制度中的一次革命”，“大概可以說，此次改革實際上是非常完全的”。[6](P67-72)這些規定在清末最後兩科考試中都得到了遵守，在1904年的會試與殿試中也體現出考試內容改革的精神。
在清末學堂與科舉的矛盾互動中，當時的執政者多認為科舉阻礙了新式學堂的興起，於是考慮采梁啟超早先提出的“合科舉於學校”的辦法，逐漸以學堂來取代科舉，各級學堂畢業生獲得不同的科名。1903年3月，張之洞、袁世凱聯合上《奏請遞減科舉折》，認為：“其患深切著名，足以為學校之的而阻礙之者，實莫甚於科舉”，因此提出“俟萬壽恩科後舉行後，將各項考試取中之額，預計均分，按年遞減。學政歲科試分兩科減盡，鄉會試分三科減盡”的辦法。[7](P7-9)也就是將科場遞減之科第名額，移作學堂取中之名額，使天下士子，舍學堂之一途別無進身之階，如此一來，學堂才可以興盛，人才方有希望出現。這雖是一個漸進的計畫，但已將廢科舉提到了議事日程上來了。
1904年初是清朝的多事之秋。一方面，日俄戰爭正酣，遼東大地不斷有戰事傳來。另一方面，設立主管全國教育行政的專門機構“學部”或“文部”的呼聲越來越大，廢科舉的聲浪也日甚一日。1904年1月13日，張百熙、榮慶、張之洞所奏《重定學堂章程折》連同《奏定學堂章程》一起公佈，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實施的學制。與此同時公佈的奏摺還有他們三人所上《奏請遞減科舉注重學堂折》，在此奏摺中，他們再次提出並擬定了遞減科舉的具體辦法。而光緒皇帝的上諭也明確批准了他們的奏請：“著自丙午科為始，將鄉會試中額及各省學額，按照所陳逐科遞減，俟各省學堂一律辦齊，確有成效，再將科舉學額分別停止，以後均歸學堂考取，屆時侯旨遵行。”[8](P1-6)也就是說，在1904年初，朝廷已正式批准了張之洞等人的建議，決定漸廢科舉。
正是在這樣一種徹底改革甚至廢除科舉的時代背景中，光緒三十年三月（1904年4月），迎來了甲辰恩科會試。
二、末科會試與殿試
光緒三十年（1904年）正逢慈禧七旬萬壽，為慶賀太后壽誕，將本是正科的會試和殿試改為恩科。雖然此科會試與殿試是在科舉制風雨飄搖的情況下舉行的，但當時人並不知道這將是1300年科舉史上的末科會試。
由於八國聯軍侵入北京時燒毀的順天貢院還未修復，此科會試與1903年的會試一樣，仍在開封舉行。甲辰會試主考官為協辦大學士裕德、吏部尚書張百熙、左都禦史陸潤庠、戶部右侍郎戴鴻慈。經歷過戊戌變法的改革努力和庚子事變的觸動，1902年以後的鄉會試都已不再用八股文體，開始採用中外政治史論和具有現代性的考試題目。[9]與1903年的會試類似，1904年會試第一場考中國政治史論五篇，題目為：“周唐外重內輕、秦魏外輕內重各有得論”；“賈誼五餌三表之說，班固譏其疏。然秦穆嘗用之以霸西戎中行說，亦以戒單于，其說未嘗不效論”；“諸葛亮無申商之心而用其術，王安石用申商之實而諱其名論”；“裴度奏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請于私第見客論”：“北宋結金以圖燕趙、南宋助元以攻蔡論”。[10](P1002)此科會試的試題內容靈活多樣，體現出命題官員注重現實、著眼改革的思想。[11]
第二場考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都是關於當時內政外交的重要問題，如其中之一為有關設立近代學堂的策問：“學堂之設，其旨有三，所以陶鑄國民，造就人才，振興實業。國民不能自立，必立學以教之，使皆有善良之德、忠愛之心、自養之技能、必需之知識，蓋東西各國所同，日本則尤注重尚武之精神，此陶鑄國民之教育也。講求政治、法律、理財、外交諸專門，以備任使，此造就人才之教育也。分設農、工、商、礦諸學，以期富國利民，此振興實業之教育也。三者孰為最急策。”[12](P161)這道策問題典型地反映了當時頒佈《奏定學堂章程》的時代背景。從當時考中者的試卷來看，都對教育問題相當熟悉，有的甚至能夠借題發揮，在答卷中對中國教育狀況提出批評和改進之建議。
又如以下二題：“泰西外交政策往往借保全土地之名而收利益之實。盍縷舉近百年來歷史以證明其事策。”“日本變法之初，聘用西人而國以日強，埃及用外國人至千餘員，遂至失財政裁判之權而國以不振。試詳言其得失利弊策。”[13](P183-186)
還有二題是關於振興農業和保護僑民的策問：“周禮言農政最詳，諸子有農家之學。近時各國研究農務，多以人事轉移氣候，其要曰土地，曰資本，曰勞力，而能善用此三者，實資智識。方今修明學制，列為專科，冀存要術之遺。試陳教農之策。”“美國禁止華工，久成苛例，今屆十年期滿，亟宜援引公法，駁正原約，以期保護僑民策。”
中式試卷往往能聯繫中國實際，提出自己的見解，如傅增浚的答卷便對當時中國的交通鐵路受制于他國，僑民不受保護等狀況憂心如焚，痛陳建議。[14](P257-267)考官評卷也與過去不同，注重考察應試者對新學的瞭解和運用。如對舒元璋墨卷，會試考官本房原推薦此卷的批語有：“西哲嘗據重學以研究政治，蓋天下大勢，趨注于權，權所偏倚，即勢所積重。……馳觀域外，旁通別錄，於教育關係、國際關係，言之切切，而一種磅礴之氣，尤覺飛動紙上。”[15](P434)對章梫的推薦批語有：“第二場首篇，於國民教育之宜急，與大學專科實業學校不得不從緩之故，能抉其所以然，其論推廣國民教育之普及及其課程學制，萬縷千經，瞭若指掌，知作者熱心教育，研求有素矣。以下四作，於古今中外情形，洞若觀火，故所言皆切中情事，平實可行，非刺取浮詞支撐門面者可比。”[15](P222)
第三場《四書》《五經》義，首題為：“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義。”次題為：“中立而不倚強哉矯義。”三題為：“致天下之民，聚天下自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義。”出題範圍雖然與過去一樣，但因為不用八股文程式，所以各人的答卷較放得開。如舒元璋在第三題的答卷，一開頭就說“間嘗覽五大洲之典籍，披環瀛之輿圖”，力圖出奇制勝。考官的批語則稱讚說該卷“淹母古今，博通中外”。[16]考察末科會試的實際考試情況，確實說明科舉制已從古代選士考試制度向現代文官考試制度轉型。
會試於四月初十日（5月24日）放榜，共取中276名，會元為湖南茶陵人譚延闓。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以後，科舉考試時間固定為，三月會試，四月二十一日殿試。因1904年會試地點在開封，恐中式貢士無法按時趕到北京，於是展期在五月二十一日舉行殿試。該科殿試策題四道，也明顯打上時代的烙印。如其中第一道策問中有這樣的內容：“世局日變，任事需才，學堂、員警、交涉、工藝諸政，皆非不學之人所能董理。將欲任以繁劇，必先擴其見聞，陶成之責，是在長官。顧各省設館課吏，多屬具文，上以誠求，下以偽應。宜籌良法，以振策之。”第二道問漢唐以來兵制，並要求回答“能以今日情勢證之歟？”第三道策題為中國古代理財問題，也問說“此與各國之預算決算有異同否？”第四道則直接問教育、科舉與名節問題：“士習之邪正，視乎教育之得失。古者司徒修明禮教，以選士、俊士、造士為任官之法。漢重明經，複設孝廉賢良諸科，其時賈董之徒最稱淵茂。東漢之士以節義相高，論者或病其清議標榜，果定評歟？唐初文學最盛，中葉以後，幹進者至有求知己與溫卷之名，隆替盛衰之故，試探其原。……今欲使四海之內，邪慝不興，正學日著，其道何之從？”[17]這些殿試策問題目要求聯繫當時社會實際，為政治經濟和教育改革出謀劃策。從流傳下來的殿試卷看，多數答卷能符合要求，可見末科會試和殿試已具備一定的現代文官考試性質。
殿試當天恰逢大雨，諸進士備嘗辛苦。由於保和殿內光線不足，影響靠殿廷裏側的考生答策，幸午後放晴，所有人始得任意揮毫。商衍鎏回憶自己的殿試策“工楷圓滿，無脫漏一字”。二十二日讀卷大臣在文華殿公同閱卷，評閱完畢定好初步名次之後，依例前十名試卷進呈，由皇帝最後欽定名次。各科殿試進呈試卷，有依原先次序發下者，也有移動次序而發下的。甲辰科主考官最初進呈的名次是朱汝珍第一、劉春霖第二、張啟後第三、商衍鎏第四，光緒看了進呈殿試卷，認為第二卷比第一卷更好，第四卷比第三卷更好，於是將一、二卷名次對調，三、四卷對調，結果欽定名次變為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張啟後。
關於最後一榜進士名次的確定，有一種流傳很廣的說法，說是慈禧太后當時對廣東人恨之入骨（因為洪秀全、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都是廣東人），加上她害死珍妃，心中有鬼，一見廣東人朱汝珍的名字就厭惡，而當時正要為她做七十大壽，天又大旱，而劉春霖不僅名字具有吉祥意味，而且籍貫是直隸肅寧，渴望“肅靖安寧”是飽嘗八國聯軍之苦後的慈禧的心願，因此將劉春霖點為狀元，將朱汝珍貶為第二。實際上，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傳言，因為確定前十本殿試卷名次的是光緒而非慈禧，加上按清朝科舉定制，進呈的試卷仍然密封的，光緒皇帝也無法看到試卷作者的籍貫和姓名，要等到最後確定名次後才拆封。[18]而且，若慈禧看得到殿試卷姓名且那麼討厭朱汝珍的話，完全可能將其置於第10名而不會讓其得個榜眼。因此所謂慈禧太后將狀元劉春霖與榜眼朱汝珍名次對調的流行說法是以訛傳訛。
殿試之後，五月二十四日（7月7日）為小傳臚的日子，即所有進士在乾清門外階下聽候唱榜的時間。二十五日（7月8日）在天津出版的《大公報》刊出殿試策題，並於“時事要聞”欄中刊出“鼎甲姓名探登”消息：“由內廷傳出鼎甲姓名，亟錄如下，但刻尚未出榜，俟榜發再為詳登。狀元劉春霖，直隸人；榜眼□□□，廣東人；探花商衍鎏，廣州駐防；傳臚，張啟後，安徽人。”[19]當時還未明確榜眼朱汝珍的名字，為了將此重要新聞及時發表，只好將其姓名空缺。次日（1904年7月9日），《大公報》才刊出完整的《甲辰恩科殿試題名全錄》。此榜共有273名進士，當時不僅他們自己，而且誰都沒有想到這竟是1 300年中國科舉史上的最後一榜進士。
三、最後一榜進士的命運
“禹門三汲浪，平地一聲雷。”這是科舉時代經常用來形容進士及第後命運驟然改變的一聯詩句。光緒三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904年7月8日），在太和殿舉行隆重的甲辰科大傳臚典禮，一如既往，韶樂齊奏和鳴，鳴鞭響徹雲霄。唱名之後，自大學士至三品以上官和新科進士向光緒皇帝行三跪九叩禮。禮畢，由禮部尚書將大金榜放置彩亭中的雲盤內，導以黃傘，鼓吹前行，由太和中門送至東長安門外彩棚張掛。狀元、榜眼、探花隨榜亭至東長安門內，順天府尹於此處相迎，為他們進酒、簪花、披紅，親自送三人上馬。由午門中道而出，用鼓樂、彩旗、牌仗等引路前導，出午門後轉向東城北行至新街口，在順天府尹衙門宴飲後，經地安門外，由西城出正陽門至南門，這便是騎馬游金街。二十六日新科進士又參加禮部舉行的恩榮宴。[20](P14-16)
儘管科舉制已走到窮途末路，但清廷對科舉禮儀仍非常重視。在殿試那天（7月4日）出版的《大公報》，還刊載了《禮部示諭》：“現奉到軍機大臣面奉諭旨，嗣後新進士前三名於傳臚前一日引見後，即赴該部演禮，鴻臚寺鳴贊官一併前往，帶同演禮。欽此。為此出示曉渝，一甲三名進士，是日引見後，即赴本部演禮，勿得遲誤。”[21]事前彩排是為了保證鼎甲遊街能夠按部就班，因此禮部才會出此曉諭。結果，該科殿試放榜後的各種慶祝典禮確實不折不扣，隆重而又熱烈。放榜數日以後，所有新科進士還要再參加選拔翰林的朝考。考試結果，又是譚延闓排名第一，王慶麟、劉春霖、朱汝珍、商衍鎏等60人名列一等。[22]
然而，1904年7月北京城內殿試放榜和狀元游金街的喧天鼓樂卻成了中國科舉史上的絕響。在經歷同樣風光無限的金榜題名之後，接下來，最後一榜進士的命運與過去各科進士卻不大相同了，有的進士可以說是命途多舛，電有不少進士的發展則可說是時勢造英雄。作為過渡時代的過渡人物，他們背負著舊時代的深刻烙印，又要面對新時代的挑戰。伴隨著清末社會的轉型，末科進士也面臨著自身知識結構的轉型。而促進他們轉型的是培訓進士的專門機構——進士館。
在設立進士館之前，為使新進士能夠更新知識結構，掌握與時代相適應的政治、外交、經濟等方面的新學以適應社會的變化，清政府有意將新科進士送入京師大學堂仕學館肄業。張之洞曾說到設立進士館的目的為：“欲使向業科舉之士，增益普通學識，講求法政、方言，以期皆能通時務而應世變。”[23](P28)從制度上設立進士館是在1904年1月，在《奏定學堂章程》中便專門列有《進士館章程》，該章程說明進士館的立學總義為：“設進士館，令新進士用翰林部屬中書者入焉，以教成初登仕版者皆有實用為宗旨，以明徹中外大局，並於法律、交涉、學校、理財、農、工、商、兵八項政事皆能知其大要為成效。每日講堂功課四點鐘，三年畢業。”[24](P44-45)由於清政府視“新進士為從政之初階”，將他們當作未來政府的棟樑之材，因此著意加以培養造就。
進士館實際上于1904年5月26日開館，開館之始將所有仕學館學生遷入。雖然進士館招收的第一批學員是以往數科的進士，但甲辰科進士是進士館設立後放榜的唯一一科進士。1904年9月26日，政務處奏《更定進士館章程》8條，對於1904年1月之進士館章程作了補充修改，將新進士入學時分為內外兩班，內班住館肄業，外班到館聽講，內外班學員考試畢業均一律辦理。由於當翰林和中書職司的進士較清暇，故作為內班學員，而分在六部任職的進士則作為外班到館聽講。然而，進士館設立才一年多，1905年9月科舉制便被廢止了，以後不可能有後續學員，因此及早考慮進士館的結束事宜和學員的出路。到1906年8月26日，清朝學部奏請所有甲辰科進士在內班的學員，均送入日本東京政法大學補修科，其外班之部分學員有志留學者則分別選擇送該大學速成科。學滿畢業回京時一律考試，按照定章分別獎勵。結果後來不少進士都曾赴日本遊歷留學，回國後參加考試，考試內容為所習法政學科及經義、史論等。[25]與朝考類似，從考試成績來看，原先殿試名列前茅者往往在遊學畢業考試中分數也較高，如1907年12月進士館遊學畢業學員考試，朱汝珍的成績為80分，名列最優等第6名，商衍鎏得78.75分，名列優等第1名。[26]考試完畢之後，根據成績分派各類政府職務。
最後一榜進士多經歷了清末禮崩樂壞和民國初年社會動盪的衝擊，在後來的人生歷程中分道揚鑣。有的飛黃騰達青史留名，有的沉跡下僚默默無聞。不過總體而言，由於末科進士出身者文化素養較好，事業起點也較高，做出成就者還是多數。在政界尤為突出者，如沈鈞儒後來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任最高法院院長，譚延闓曾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王庚在民國時曾任參、眾院議議長，湯化龍曾任北洋政府教育總長、眾議院議長等。
甲辰科進士在文化界出名者較多。狀元劉春霖是所謂“第一人中最後人”，隨許多同年先人進士館，後留學日本，入東京法政大學深造。1907回國，歷任咨政院議員、福建提學使、直隸法政學校監督等職。民國初年任袁世凱大總統府內史。1917年12月，任中央農事試驗場場長。1937年“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佔領北平，建立了偽政權，日偽企圖借重劉春霖的高名，派人動員他出任北平市市長，被他嚴詞拒絕。身處鐵蹄之下，劉春霖堅貞不屈，始終不願出來為日本侵略者效勞，保持了晚節，於1942年卒于北平。[27]劉春霖最出名的是他的書法，尤其是小楷在民國時期名重一時，留下精美的小楷字帖和大量的墨寶。最後一榜進士還有不少人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痕跡，如在民國時期提倡尊孔讀經、組織孔教會的陳煥章，民國初年“畫壇領袖”、在詩文詞曲方面頗有建樹的姚華，等等。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有幾位末科進士還對科舉制本身作過研究與反思。末科榜眼朱汝珍也曾遊學東京法政大學，回國後曾任國史館編修、實錄館纂修，民國時期所編《詞林輯略》由中央刻經院印行，該書對清代翰林的科分、出身、字型大小、籍貫、簡歷、著作等都有詳細的記載。而末科探花商衍鎏50年代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受國家領導人的指示，於1956年以83歲之高齡，寫出了《清代科舉考試述錄》一書，於1958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商衍鎏作為清末探花，該書的寫作和出版受到特別的關注，該書也是此類著作中最詳盡者，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商衍鎏的另一部著作是1961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太平天國科舉考試紀略》，該書雖然影響較小，但頗為深入，至今仍是研究太平天國科舉制度最全面的著作。另外，末科進士賈景德根據自己參加科舉的親身體驗，寫出《秀才·舉人·進士》一書，1946年在香港出版。廢科舉後出版的科第中人撰寫的科舉研究著作只有寥寥幾部，而末科進士就占了4部，這也是他們在歷史上的貢獻之一。1904年甲辰科考試是中國科舉史的尾聲，而朱汝珍、商衍鎏、賈景德等末科進士撰寫科舉研究著作，在他們的人生旅途上奏出了最後的樂章，也為科舉制發出了隔世遺響，成為中國科舉學史上特殊的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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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2004年第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