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普通民眾幾乎被完全剝奪了接受系統教育的權力，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晚清，也沒有任何根本性的變化。儘管如此，普通民眾對歷史依然十分愛好，對歷史上的英雄人物非常崇敬，對歷史經驗和教訓的總結與汲取也比較深刻，並以特有的方式表明他們對歷史的總的看法，回答了歷史發展演變、社會發展動力等一系列問題。關注歷史，探索晚清社會的各種變化以至更加久遠的歷史足跡是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一
中國民間有這樣的傳統，民眾直接或間接地受到古書的影響，而且“每每拿紳士的思想，作自己的思想”（注：魯迅：《而已集·革命時代的文學》。）。因此其歷史觀念自然也不例外。諸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等綜合性的通俗讀物，因為文字簡約，易於上口，間接地給予民眾以大量的歷史知識。而專門性的歷史啟蒙教材，以歌訣體、蒙求體、千字文體等不同形式，敍述歷代王朝的更替興衰等重大史事，在民間依然十分流行。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時期出現的一些啟蒙讀物越來越多地介紹了外國史地，像劉曾騄的《夢園蒙訓》等就包括對五大洲、五大洋（將南極稱為南冰洋）和世界風物的內容介紹，以及對列強侵害中華、日本侵佔我國寶島臺灣的歷史記錄。並申言：“國勢弱，實可恥。教子孫，莫忘記。”這些啟蒙讀物除傳播歷史知識外，也向民間轉達了許多歷史觀念，諸如華夷之辨、善惡為治亂之源等思想。
中國普通老百姓的歷史知識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聽書、看戲、觀畫等獲得的，講唱說書在晚清仍然是民間最普遍的一種娛樂形式。說書人在集市、廟會上都可以見到，幾乎各地城鎮鄉村皆是如此。每年農曆七月鬼節和春節更是為這些藝人提供良機，使他們在社會的底層大顯身手。他們還經常出現在婚喪嫁娶與生日慶典等場合。說書的方法雖有所不同，有的僅僅是說，而有的是連唱帶說，不過都有十分生動的表演。正是通過表演變文、寶卷、彈詞、話本等不同體裁所記述的歷史故事，宣傳了歷史上英雄人物嘉行懿言。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民間藝人在宣講寶卷故事時，總要先交代清楚故事發生的歷史時間、地點和主人公的籍貫，藉以表明這是歷史上確實發生過的事情，讓聽眾深信不疑，從而滿足了人們渴望瞭解歷史的願望。雖然故事中的某朝某代有些並不十分真實和準確，但是專門講述歷史故事的評書表演卻常常為文化水準較低的貧民百姓所喜愛。在中國從南到北，自西徂東，如此遼闊的地域內，說書人的腔調千差萬別，表演風格也不盡相同，然而坐在茶館、書場，擠在集市、廟會上聽說書人講《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歷史故事，卻是人們的一種共同嗜好。因此說，說書擁有眾多聽眾，它早已慢慢地植根於民間，影響著廣大的中國民眾。歷史人物的誘人風采，歷史故事的曲折生動，使《三國演義》等文學佳作走進民間，步入民眾的心靈世界，同時將一種歷史的概念植入民眾生活，更使民眾不僅從中獲得了豐富的歷史知識，還間接地接受了忠孝節義等思想觀念。
說起民間文學作品，大概還是那些與歷史有關的題材最受人們的歡迎了，諸如《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有趣的是，民間流傳的故事與正史的關係極為密切，並且大部分內容基本上符合歷史真實或文獻記述。歷史走出正史，為人們所熟知的典範該是《三國演義》的故事了。從11世紀上半葉開始，在一些公共場所就出現了講三國故事的人，其中的英雄故事對於絕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都並不陌生，幾乎到了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程度。劉備的謙恭重賢，關羽的忠貞不二，張飛的豪爽仗義，諸葛亮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都成為人們的典範，對民眾的心理都產生過重要的影響。三國故事在千餘年的流傳過程中，已經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民眾的思想觀念。“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注：羅貫中：《三國演義》第一回，齊魯書社1991年版。）。這樣昭示否泰迴圈的開場白竟也成為那些販夫卒子、市井草民、婦孺老幼所擁有的看待歷史發展變化、社會演進的重要觀念之一。或許正是因為包括民間文藝在內的諸多歷史文化鑄造著中國民間的歷史精神，而中國人深厚凝重的歷史精神又使歷史故事具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
像《三國演義》、《水滸傳》、《儒林外史》、《西遊記》、《封神演義》、《聊齋志異》那樣的歷史故事和古典小說在民間可以說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晚清民眾不僅熟知這些小說中的故事情節，喜愛其中的各種歷史人物形象，而且接受不說所宣揚的思想主張。識字者則十分喜歡閱讀小說，“今試遊乎通都大邑之書肆，則所陳列者十之六七，皆小說也，有試入窮鄉僻壤，則除小說外，他項書籍，殆不可得見焉”（注：陳平原等：《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1卷，第310頁。），而要想使各種新觀念新思想普及於最大多數的民眾，收效最快者，當屬小說。人們遂以為歷史所昭示的真諦“六經不能教，當以小說教之；正史不能入，當以小說入之”（注：梁啟超：《譯印政治小說序》。）。於是，晚清歷史小說十分流行。因為有些作者堅持“撰歷史小說者當以發明正史事實為宗旨，以借古鑒今為誘導，不可過涉虛誕，與正史相剌謬，尤不可張冠李戴，以別朝之事實牽率羼入，貽誤閱者”（注：吳趼人：《兩晉演義》序。），所以讀者獲取了比較多的真實的歷史知識。然而有些歷史小說專以附會為能，使歷史真相隱而不張，亂人耳目，讓讀者以為古人果然有書中所描述的種種怪謬之事。
無論是忠於史實，還是臆造歷史，歷史小說對中國民眾的歷史觀念都產生著很大的影響，正如胡適所雲：“三國演義究竟是一部絕好的通俗歷史。在幾千年的通俗教育史上，沒有一部書比得上它的魔力。五百年來，無數的失學國民從這部書裏得著了無數的常識與智慧，從這部書裏學會了看書信作文的技能，從這部書裏學得了做人與應世的本領。”（注：胡適：《三國演義》序。）這本書所傳揚的正統思想、忠義之節也隨之被民眾廣泛接受。而《三俠五義》的流傳，不僅在晚清開啟了整整一個時代民間文化的嗜俠風習，而且表達了“人不敢為而為，人不能作而作”的俠義觀念，“烈父烈女，義僕義環”的忠烈觀念；“善人必獲福報，惡人總有禍臨，邪者定遭凶殃，正者終逢吉庇，昭彰不爽，報應分明”的善惡報應觀念。至於《孽海花》則將歷史的發展描述成僅僅是因為一些極其偶然的事件造成的，甚至於是因為男女的性愛提供了歷史事件發生的機緣。從而再現了一切歷史的興亡之源“大都女子敗之，英雄成之；英雄敗之，女子成之；英雄副之，女子主之；英雄主之，女子副之”以及歷史發展變化之機，“常在於衽席之間，燕閑之地”（注：嚴複等：《國聞報·本館附印說部緣起》。）的史觀。歷史小說以其獨特的魅力，感染著人們，並借人物與故事的交錯作用，提供各種人物不同的歷史觀念，影響著民間史觀。
“民不知書，獨好觀劇”。在民間，哪個人不愛看戲聽曲呢？在晚清各地鄉村和市鎮，“春秋報賽，演劇媚神，此本不可以為良善之風俗，然而父老雜坐，鄉里劇談，某也賢，某也不賢，一一如數家珍。秋風五丈，悲蜀相之隕星；十二金牌，痛岳王之流血；其感化何一不受之優伶社會哉？”（注：柳亞廬：《二十世紀大舞臺·發刊詞》。）終日胼胝手足從事各種營生的人們，從偶爾觀賞到的戲劇之中撿拾樂趣，同時也獲得了許多歷史知識，並且依靠戲劇中提供的道德尺度去認識歷史社會與人生。在中國的戲劇中，一個主要題材就是歷史劇。這些歷史戲劇中包含著豐富的歷史知識。一些唱古表古的劇碼，唱述了歷史上的文臣武將英雄豪傑的故事。如《繡花燈》中就有“燈上繡古人，劉伯溫修下北京城。能掐會算苗廣義，未卜先知徐茂公。呂奉先月下戲貂蟬，漢劉秀南陽十八春。武松打虎景陽崗，長阪坡前趙子龍”等內容，從而擴大了民眾對歷史的瞭解。戲劇是民眾喜愛的民間文化形式，是民眾的精神食糧，比其他的文學藝術形式都更接近民眾的欣賞習慣。《霸王別姬》、《空城計》等歷史題材的戲劇既是人們日常生活中精神上的需要，又是塑造民眾歷史觀念的重要構件，幾乎“沒有一個人看戲不大大的被感動的。譬如看了長阪坡、惡虎村，便生些英雄氣概。看了燒骨計、紅梅閣，便要動哀怨的心腸。看了文昭關、武十回，便起了報仇的念頭。”“此外像那神仙鬼怪、富貴榮華……那一樣不是受了戲曲的教訓，深信不疑呢？”完全可以說，“戲館子是眾人的大學堂，戲子是眾人大教師，世上人都是他們教訓出來的。”（注：陳獨秀：《論戲曲》，《安徽俗話報》第11期。）在人們的眼裏，戲劇恰恰可以“作二十四史觀，鏡中人呼之欲出；當三百篇讀，弦外意悠然可思。”
戲劇通過各種驚心動魄、曲折婉轉、生動感人的故事情節，有時高亢激昂，有時低回婉轉，藝術地展現了中華民族在漫長的歲月中所經歷的興衰榮辱、苦辣酸甜，從而深深地吸引著普通民眾。而那些忠臣孝子、義僕勇將、節烈婦女以及活潑詭黠的婢女，純潔癡情的小姐，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中，被集中展示於舞臺之上。曹操的奸詐、閔子騫的孝順、嚴嵩的貪暴、目蓮的聖潔及其對母親的孝情，等等，這一切民眾都看熟了，臉譜化的藝術形象強化了他們的歷史觀念，從而構成某種判別歷史人物善惡好壞、歷史事件是非曲直的具體標準。因為歷史戲劇本身就是根據歷史上政治之利弊以及個人行為之善惡，而編之演之。
晚清民眾比較喜愛的歷史戲劇還是包公戲，不論是《鍘美案》、《鍘包勉》等劇碼中的哪一種都使他們百看不厭。這類歷史劇有他們個人願望和信念的投射，即是出於對自己和弱者悲慘命運的關切與同情，也包含了對社會不公正現象的憤慨而又無力回天的矛盾心理。同時，包公戲的另一歷史意義在於為民眾們提供了清正廉明的清官形象，迎合並強化了民間對清官的渴求，又在某種程度上彰顯了公正與他們自己的理想。此外，歷史戲劇還向人們傳播了正統思想、忠君觀念、清官意識、義僕精神、大一統觀念等。眾所周知，晚清公案戲的比重較大，這說明民族危機與社會動盪的加劇，使得生活于不安定的現實人生中之普通民眾，比任何一個歷史時期都更希望能有歷史上的英雄豪傑出來為中華民族帶來福氣，也為他們自己鋤暴安良，懲惡助善，主持正義。
民間繪畫特別是年畫作品，不僅記錄和包含著許多歷史事實，並且對民間史觀的形成與發展也不無裨益，同時也真實地反映了民間的歷史精神。每逢新春佳節，晚清中國民眾沿襲傳統習俗，“掃舍之後，便貼年畫”（注：李光庭：《鄉言解頤》卷4，中華書局1982年版。）。而在各地民間極為盛行的年畫中，有許多歷史題材的作品，如《馬鞍山俞伯牙撫琴》、《文姬歸漢》、《完璧歸趙》、《六國封相》、《竹林七賢》、《趙州橋》、《牛頭山》、《趙雲截江奪阿斗》、《八門金鎖陣》、《東吳招親》、《長阪坡》、《程咬金搬兵》、《金玉奴》、《宇宙鋒》、《忠義堂》、《曹操大戰銅雀台》、《穆家寨》、《三岔口》、《鎮潭州》、《李逵劫法場》、《刀鍘陳世美》、《秦檜害嶽飛》等，反映出普通民眾對中華民族的古老而從未間斷過的數千年歷史文化極為珍視。毋庸置疑，一些年畫的題材來自於歷史小說和戲劇。這既滿足了他們對歷史小說和戲劇的愛好，又促進了歷史知識的廣泛傳播，也使得歷史題材的年畫作品受到民眾的普遍歡迎。儘管同一題材的年畫作品往往有五六種之多，而且年年重印，人們還是樂於購買。因為張張都自有獨到之處，幅幅皆能打動觀畫者之心。
許多歷史故事都帶有明顯的教化性，特別是某些具有懲惡勸善和彰顯是非的道德性的歷史故事，透過年畫的藝術再現，為更多的人所熟知，產生更大的影響。於是，民眾們對於廉頗、藺相如、蘇秦等人物都並不陌生，對於他們的歷史故事更是熟悉得很；大禹雖然生活在上古時代，卻因為傳說這位英雄率領著人們鎖住了危害華夏神州的滔滔洪水，創造了歷史功績，所以他的名字和著那帶有幾分神奇色彩的歷史傳說，在晚清社會中不斷地流傳。一幅《大禹治水圖》儘管展示的是風平浪靜、治水大功告成的歷史畫面，卻使人們不禁感歎其光照千秋的雄奇偉力，彪炳史冊的創造之功。
年畫作品還形象生動地記錄和反映了晚清社會變遷，歷史進化，展示出許多歷史事實。《歡迎太平軍》、《太平天國北伐圖》、《火燒望海樓》、《佛收五鬼》、《北京城百姓搶當鋪》等為我們留下中華民族，尤其是廣大民眾反抗封建壓迫，反對外來侵略的寶貴歷史記錄。當義和團運動在北方轟轟烈烈興起的時候，年畫中又出現了一些宣傳“扶清滅洋”的作品。《義和團大破西兵》、《楊村大捷》、《恢復天津》等作品則謳歌了民眾同八國聯軍英勇廝殺的悲壯之舉。《回鑾圖》藝術地譏彈清廷腐敗，慈禧太后專權誤國，被外國侵略者嚇得棄都“西狩”。《剃頭做五官》、《成衣做知縣》圖文並茂，辛辣地諷刺了清廷。《小兒怒》、《女子自強》、《女子求學》、《一心情願》、《不知自量》、《莫說謊話》、《戒吃鴉片》、《禮尚往來》、《女子愛國》、《國民捐》、《愛國大撲滿》等作品分別表現了社會改良，革除舊習，歷史進步，文明進化等主題。這樣一些作品上的題識，較多採用淺近的白話文，順應了文言到白話文的發展大趨勢，也有助於人們以進化觀點看發展變化著的晚清歷史。
除此之外，在民間流傳極廣的諺語、俗語、歌謠、對聯、神話、傳說等不僅是留在中華民族歷史年輪上的寶貴記憶，而且集中表達了民眾對於歷史的觀察和思考，十口相傳為古，是人們對於歷史的一種共同認識，歷史最早就是通過口頭傳說流傳下來。“盤古開天闢地”、“黃帝大戰蚩尤”、“女媧補天”、“精衛填海”等等無不以其神奇偉力贏得民眾的認同，被當成中華民族的早期歷史，流傳數千年。至於像“富家一席酒，窮人半年糧”；“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等則是對中國歷史上存在的貧富不均等現象的揭露和批判，凝聚著民眾們反抗封建專制統治的大無畏精神和不惜拋頭顱、灑熱血也要登上政治大舞臺的沖天豪氣，使人們看到了民眾之中聚集著改變歷史發展進程的巨大力量。
在階級社會中，戰爭常常被視為推動歷史進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反對和唾棄戰爭，主張和平，仍然成為晚清民眾的一種重要抉擇。“不朽的持久的中國文明的長久守恆性給中國人以內在的力量和信心，使他們即使在那些為進攻中國而更有效地組織起來的國家的侵略性幾乎使他們瀕臨絕望境地的時候，也能堅持不屈。”（注：芮恩施：《一個美國外交官使華記》第4頁，商務印書館1982年版。）這恰似巍峨雄偉的萬里長城所昭示出來的那種文化內涵：捍衛和平的屏障。然而每當災難降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緊急關頭，民眾們也會抱定一個信念：“寧死在陣前，不死在陣後”，絕不甘心忍受外國侵略者的肆意侮辱，“寧可站著死，不願跪著生”，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了源遠流長的歷史和文明的延續發展，他們不惜獻出自己的熱血和生命。
二
雖然正統是一個重要的古代歷史觀念，但是仍然存在於晚清民間社會。對於政權有無正統資格的認定，直接關係到對該政權歷史地位的評價，對該政權歷史的認同。（注：參見姜勝利：《清人明史學探研》第87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因為清王朝是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的，所以華夷之辨的傳統觀念由於晚清社會動盪，列強的入侵而成為民眾反抗滿族統治者和外國侵略者的利器。
首先，民眾們奮起反抗清朝統治。太平天國的農民領袖們佈告天下：接受滿族統治本身就是奇恥大辱。洪秀全明確指出：“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滿洲狗之三省，以五萬兆之花人（即華人）受制于數百萬之韃妖，誠足為恥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國之金銀幾千萬為煙土，收花民之脂膏數百萬為花粉，一年如是，年年如是，至今二百年，中國之民富者安得不貧、貧者安能守法？”（注：《欽定英傑歸真》，《太平天國》第2冊第570頁。）楊秀清和蕭朝貴在《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諭》、《奉天誅妖救世安民諭》等檄文中指斥滿族統治者雉發胡服，姦淫婦女，壓迫華人，“凡有水旱略不憐恤，坐視其餓莩流離，暴露如莽，是欲我中華之人稀少也。滿洲又縱貪官污吏佈滿天下，使剝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中國之人貧窮也。官以賄得，刑以錢免，富兒當權，豪傑絕望，是使中國之英俊抑鬱而死也。凡有起義興複中國者，動誣以謀反大逆，夷其九族，是欲絕我中國英雄之謀也。”（注：《太平天國文選》第78頁。）
民間秘密社會的成員們也認定：“清朝至今二百餘年，貪官污吏，酷害生民，是真［其］氣運將絕之候。”（注：佐佐木正哉：《咸豐三年廈門小刀會叛亂》，《清代西人見聞錄》第208頁。）因此繼承並發揚了恢復正統，反清複明的傳統。在民間宗教世界中流傳著“十字合同”的讖言，即十字合同的周字出現，世界將發生巨變。周指周朝，特指華夏民族。而清代八卦教宣傳的“平胡不出周劉戶，進在戊辰己巳年”；“也學太公渭水事，一鉤周朝八百秋”等，更把平胡的歷史重任賦予周姓和劉姓。劉姓乃西漢東漢王朝統治者，似乎就代表了漢民族。而八卦教首劉氏又自詡為漢王室劉姓後裔，遂製造輿論得以在信徒中取得平胡、推翻清王朝統治者的正統地位。另外一些教門則紛立所謂的明王朝後裔為教首。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湖北青蓮教就推舉了湖南人朱中立為領袖，“應成大道，普度眾人”，產取八牛為暗號。此舉無非是為了迎合民眾的正統觀念，增加號召力。會黨更是經常標榜“反清複明”。他們忿恨神州陸沉，更清楚清朝入關的時候，殺死漢人的事。所以要團結一致來做滅清複明的事（注：參見萬武：《策動馬福益起義的經過》，《辛亥革命回憶錄》第2冊第245頁，文史資料出版社1982年版。）。
在民間，反抗清王朝統治的鬥爭始終存在。儘管統治者採取屠殺和欺騙等多種方法消除民眾的反抗情緒以及鬥爭意志，篡改和焚毀有關民族矛盾鬥爭的許多書籍，但是卻仍未得到普遍認同。“八月十五殺韃子”的故事，廣泛流傳，散播並強化著人們反抗清王朝統治，重建漢民族政權的心願。於是在義和團運動時期，民間流行著“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滿街紅燈照，那時才算苦”的謠諺。也就是說義和團民們根本不承認滿族皇帝就是中國的最高統治者，而是說“大清歸大清，誰是誰的主”。慈禧太后也不過是胡兒，要被逐出幽州（今北京）：“可笑胡兒不害羞，何人保你萬萬秋。但等蓮花遍地開，五羊趕你出幽州”（注：《中國近代史資料選輯》第510頁，三聯書店1952年版。）。至於“滿朝文武，花天酒地，紙醉金迷，難以言狀”，罪魁禍首乃當今皇帝。真龍天子將取代滿族皇帝，“日月從頭起，文武朝聖君”（注：陳振江等：《義和團文獻輯注與研究》第92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而真主奮行崛起，過河進逼北京，愛新東走，人心久亂思治，日月之旗飄展於北京，“天下人民始獲慶生而享新主之福。”這位真龍天子或真主便是八牛，即朱姓。他舉的日月之旗就是明朝復興的旗幟。
推翻清王朝統治，建立民族國家，也成為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家們的重要任務，如鄒容在影響深遠的《革命軍》一書中利用了民眾排滿複漢，反清複明的思想觀念，明確提出革命主張。他開宗明義地指出：“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之大恥辱，使中國大陸成幹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在《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更明確了奮鬥目標：“一、驅逐韃虜，覆彼政府，還我主權”；“二、恢復中華，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逐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就直接沿襲了朱元璋北伐中使用過的口號。有些革命黨人把中國綿延不斷的歷史分成了以漢民族為統治者的正統統治和由少數民族為統治者的異族統治兩部分。把中國看作是漢民族的中國，以為夷狄當權，謂之國亡，而復興中國，匹夫有責。在他們眼裏，排滿革命的任務是光復，“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權也”（注：《民報》第8期。）。為此，他們專門搜集並傳播明末遺民的著作和揭露滿族統治者殘暴的記錄，以喚醒下層民眾忘卻的歷史記憶，助革命成功。
隨著列強的不斷入侵，“華夷之辨”的涵義也有所擴大，增加了許多新內容。民眾們感到外國侵略者是他們眼中的夷狄，“自道光以迄於今，其焰益張，其行強暴，由是煽惑我婦女，侮慢我朝廷，把持我官府，佔據我都城，巧取我銀錢，小兒嗜如菜果，國債重如丘山；焚我清宮，滅我屬國，既占上海，又割臺灣，膠州強立埠鎮，中國意欲瓜分；自古夷狄之橫，未有如今日者！”（注：王明倫編：《反洋教書文揭帖選》第93頁，齊魯書社1984年版。）在他們看來，“當今時世，豬羊雜種欺辱我中國大清皇帝極矣！荼毒我中國大清百姓極矣！”遂勇敢地投身反侵略，反洋教的鬥爭。至於“洋人之教，非先王大道，乃夷狄之蠻風”，所供奉的天主，中國歷代史書均無記載，五經三傳諸子百家亦無所考，不過是肇造夷人的蠻子頭。而中國自古推崇正道，道統關係重大，唐虞開之，孔孟承之，春秋戰國時期，假若沒有孔孟，則道統不存。晚清洋教蜂起，更當秉正除邪。維持正統成為許多紳民的共識，而尊崇正道，屏除異端，不為該奸愚惑則成為許多地方士民公檄的主要內容。義和團運動時期，“扶保中華，逐去外洋”（注：《義和團》第1冊第244頁。），以及“扶清滅洋”等口號的提出，既是對“華夷之辨”等傳統觀念的延伸和近代詮解，又是反帝愛國意識的集中表達。透過轟轟烈烈的民眾鬥爭，外國人也深刻地發覺了：“蓋中國數千年在沉睡之中，今也大夢將覺，漸有‘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也’之思想。故義和團之運動，實由愛國之心所發，以強中國拒外人為目的者也。”（注：梁啟超：《滅國新法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3冊文集之六第44頁。）
顯然，正統觀念特別是“華夷之辨”等思想觀念，曾有助於晚清民眾投身反抗外國侵略者的鬥爭，但由於包含著皇權觀念和狹隘的排外情緒，不同程度地模糊了民眾對清王朝的認識。遂被封建統治者以正統觀念和國家名義加以操縱與控制，使得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等陷入了仇殺洋人和教民，破壞洋物，進攻使館的盲目排外之泥潭。
三
中國民眾有關歷史人物的知識和觀念常常來源於講唱說書，特別是戲劇小說和年畫等民間文化。而在歷史題材的戲劇小說中，許多故事和人物與歷史上所發生的事情，與實際生活過的人是一致的，也就是說它們是以比較真實的歷史作為依據的，反映著歷史的基本面貌。民眾透過這樣的民間文學作品可以增加或獲得一些歷史的瞭解。有趣的是，某些作品不僅在具體情節和人物形象上，進行藝術誇張和虛構，而且不注重歷史的真實性，出入甚大，直至完全相反。歷史上的忠良在作品裏卻被變成罪大惡極的奸臣，歷史上子虛烏有的故事被堂而皇之附會於某個傑出人物的身上。如潘美是宋代的歷史人物，他還曾經為宋王朝立下了一些戰功，也不曾與遼國有過勾結，只是對楊業之死負有一定的責任，就被藝術地塑造成大奸臣了。這完全是為了迎合並不斷強化普遍流行於民間的那種對忠良無比愛戴，而對奸臣充滿著仇恨的心理所進行的藝術處理。作為藝術形象來說，這是可以接受的；雖然不能把經過藝術加工的故事和人物當成歷史，但是也無法因此而苛責民間接受歷史的方式。至於在諸葛亮身上所表演出來的許多故事，也同樣並不符合歷史事實，而是有意安排或移植塑造的。可是即便到了晚清，對歷史情有獨鐘，而對具體史實又不熟悉的普通民眾依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去接受歷史，並且以這樣一些遠非真實的歷史故事情節來豐富和增加自己的歷史知識，去確立自己的歷史觀。在不斷神化的傑出歷史人物面前，民眾們更加感到自己的卑微與渺小，於是更加深了對歷史上英雄豪傑的崇拜。
在民間普遍接受崇拜的歷史人物，有的為官清正廉明，有的個人品德高尚，有的為民除害，有的殺敵卻賊，他們多為先聖先賢，忠義之士，清官名將，賢達烈女等。其中既有比較真實的歷史人物，以其生前的大智大仁、大勇大德，或對某一地方作出過突出貢獻，如興修水利，防禦水旱災害，組織民防，消除盜匪竊賊，體恤民情，關心民眾疾苦而贏得人們的崇敬；也有些歷史人物，雖然確有其人，但是其在傳說中的大恩大德和豐功偉績則往往被人們所誇大或演義，又有不同程度的人為塑造。誠如劉志琴女士在《中華智慧集萃叢書·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歷史與倫理道德水乳交融，古人以立德、立言、立功為人生理想，史書尤以立德為先，德高才能望重，身為平民的愛國志士、高風亮節的楷模都能在青史留名。樂觀進取的人生追求，務實求真的理性態度，舍我其誰的獻身精神，以及種種寬容仁厚、公正廉明、急公好義、剛正不阿的美德嘉行，古今推崇，有口皆碑。凡是具有這些盛德嘉譽的清官、良相、巧匠、農夫，又多是德才兼備的歷史人物。人們也是按照智者又是賢人來神化自己的崇拜者，諸葛亮、包拯們料事如神的智慧，洞察秋毫的眼力，公正無私的品格，典型地表現了歷史智慧與道德精神的完美統一。
晚清民眾崇拜歷史上的民族英雄，不僅是出於對歷史文化的熱愛，而且是因為身處動盪年代，對列強的侵略干涉，清政府的割地賠款有著切身感受。因此他們比較崇拜岳飛、韓世忠、梁紅玉、張世傑、陸秀夫、文天祥等正氣凜然、忠於祖國、視死如歸、絕不降敵的英雄人物。同樣，他們對林則徐、劉永福、馮子材等近代歷史上反抗外來侵略者的英雄人物也充滿崇敬之情。黃巢、方臘、李自成等民眾起義的領袖，以其各自的勇敢與機智，受到了民眾的熱愛和尊重。而余棟臣、張德成、曹福田、景廷賓等許多普普通通的民眾領袖因為在晚清社會舞臺上領導並進行了反抗列強侵略，反抗封建壓迫的英勇鬥爭，所以作為民間英雄形象同樣贏得了平民百姓的尊重。
民眾的英雄崇拜是建立在既定的社會關係之上的，歷史上的偶像一般都具有長期延續的趨向。由於社會結構相當穩定，民間的信仰和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能夠一脈相承，所以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中國民眾會崇拜相同的歷史英雄。儘管民眾與英雄之間有著社會地位的差異，時代的阻隔，但並不妨礙英雄在民眾心目中的地位。而歷史上英雄的不幸經歷則更使崇拜者真正感到這些英雄人物的人格偉大。
民眾對歷史上英雄豪傑的崇敬，常常是因為這些人曾樹立了崇高的道德榜樣，或者是擁有為普通百姓除惡濟貧的能力，這些人物往往在某個歷史時期建立了驕人的成就，雖然他們對後代崇拜者僅僅給以虛幻的滿足，但其魅力卻絲毫不減。所以說，英雄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出於民眾對歷史上的英雄豪傑的敬畏與崇奉，雖然很少有人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夠達到歷史上這些英雄豪傑所能達到境界，但他們還是自覺或不自覺在努力使自己的精神與歷史上的英雄豪傑們的精神相契合，以歷史上的英雄豪傑為自己的精神寄託，從而獲得鼓舞與力量。不可否認，崇拜英雄豪傑是一種普遍而自然的民眾心理，也是民眾歷史觀念的重要內容。特別是在晚清這樣一個國家和民族危機深重的時期，外來侵略者肆行無忌，民不聊生，慘遭欺淩的廣大民眾飽受奴役之苦。現實社會生活的辛酸與苦難使他們更感懷歷史上的英雄人物。
“蓋聞天地氣運，治極必亂，亂極思治”（注：佐佐木正哉：《咸豐三年廈門小刀會叛亂》，《清代西人見聞錄》第208頁。）。由於中國傳統文化中把曲折的歷史發展演變簡單地概括為一治一亂，似乎歷史就是從亂到治，再從治到亂，不斷地循環往復，所有的治亂興亡都是週期性變化的。顯然，民間對歷史的這種認識既缺乏歷史發展方向的明確指示，又沒有給予歷史不斷進化、螺旋式上升的本質揭示。所以民眾常常以為，滄海變桑田，桑田還會變成滄海。他們十分習慣於使用迴圈性的時間概念，不論是12年一個週期的生肖，還是60年一個週期的周甲，都是如此。他們常講某個歷史人物出生于牛年，某個歷史事件發生在甲子年。“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春播夏種秋收冬藏的農耕生活使民眾總能真切地感受到一年四季周而復始的循環往復，因而也不斷地強化著人們的迴圈觀念。
中國的朝代更替，政治紛爭，不過是在漫長的中國歷史舞臺上“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而已。加之受到佛教的三世輪回、因果報應等迴圈人生觀的深刻影響，在民眾的眼裏人死之後，還可以輪回，重新投胎，這雖然是偏重於人的本體，但是卻也進一步強化了他們對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特別是歷史的迴圈認知。在這種歷史意識支配下，人們對現實的事物大都採取守成不變的態度，因循剛好配合這種歷史動力原則。（注：參見陳其南：《文化的軌跡》第156頁，春風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
在晚清，“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歷史觀念依然存在于中國普通民眾之中。在人們的眼裏，中國的歷史光輝燦爛，綿延不斷，“我們的朝代雖有興亡，國勢雖有盛衰，而我們的民族自從埃及巴比倫之時便一直屹立于東亞，不曾死亡，而且繼續發展”（注：黎東方：《細說三國》第9頁，傳記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在漫長的歷史歲月中，中國有時穩定繁榮，國泰民安，出現天下太平，全國統一的景象，有時又是動盪不安，爭鬥不休，呈現出諸侯逐鹿中原，豪傑割據一方，天下大亂的局面。每逢天下大亂之後，又必然會有一些英雄豪傑挺身而出，為統一天下，匡複社稷而英勇奮鬥，經過艱苦卓絕的努力，最終也一定能夠重新開創天下太平、四海同風的新紀元。
事實上，中國歷史上“合”的局面維持了一個時期之後，並不僅僅是會“分”的問題，而且確實“分”了；“分”治的時間一長，“合”便不僅僅是一種人們的普遍願望，而且是要真正地成為現實。其中，人的關係與作用極大。當然，英雄人物或關鍵人物在這種歷史活劇中扮演著十分重要、非常突出的角色。而民眾在歷史的舞臺上也常常能夠發揮出力量，成為創造歷史的巨大動力。比如東漢末年，由於王朝統治大不如前，廣大民眾遂對統治者極端失望，感到世道要變，同時又遇到水旱蝗蟲地震等災害，便相信老天已經生病將死，盼望改天換地，“反正是死，不如快活一下再說”的心理流行於民間，且越來越強烈。所以，一些人接受了張角等人的宣傳，認定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奮勇投身反抗封建統治者的鬥爭。當時約有36萬民眾參加了黃巾農民起義。大一統的局面逐漸土崩瓦解，在亂世中造就出來的群雄，經過激烈的廝殺，楚河漢界，達到了地域大小不等與時間長短不同的“分”。然而，在中國人的政治思想中，“天下定於一”和“天無二日，國無二君，民無二主”的觀念根深蒂固，幾乎成為毋庸置疑的定論。對於廣大民眾來說，天下同時有一個以上的皇帝就不會太平安定，就會有戰爭殺戮；更何況那也是違反天道的，不僅不可以接受，而且也不可能長久地存在下去。因此，分治一久，人們就十分盼望著“合”。所以，在人們看來，中國能夠統一于晉朝的司馬氏之下，也許是比三分天下要好。人同此心，普遍的民眾當然也不能例外。大一統的局面在中國歷史上的不斷重複出現可以說是與中國民眾的歷史觀念有很大的關係的。
按照中國傳統的歷史觀，時運是迴圈，即所謂無往不復，三統之變，治亂迴圈的。儘管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王夫之提出過進化史觀，但直到晚清時期由於受到達爾文進化論學說的影響，特別是近代工業文明的引進和萌生，人們才開始相信時運和歷史一樣是依直線來進行的，不進則退，或者是停止不前。民間對歷史的看法開始漸漸地由過去簡單迴圈的歷史觀念轉向進化史觀。這個改變對於中國民眾之於社會歷史發展變化等觀念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