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後，西方勢力不斷衝擊著中國城市社會的各個方面。在逐步強化的西方影響中，中國城市消費生活由封閉、單一、慢節奏的農業生活方式逐步向開放、多元、快節奏的工業生活方式變遷。在這一變遷的過程中，中國城市經歷了被動吸收和主動選擇的漫長過程，“變與不變並存，漸變與突變交錯，新舊雜陳，緩急互見”，[1]最終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一種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具有濃厚殖民地色彩的獨特消費方式，構成中國城市現代化曲折歷程中的重要內容。消費是一種生活，更是一種文化。本文擬就19世紀中葉——20世紀中葉城市消費生活變遷的原因及其特點作一詳細論述，以之抛磚引玉。

一、變遷的原因 

消費是屬於物質生活領域的範疇，按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的說法：引起物質生活領域變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在一切變遷的原因中，總有一個起主導作用的原因：即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的矛盾。正是這個矛盾，推動了社會物質生活的進步，並進而導致精神及文化等上層領域的進步。 

馬克思的論斷無疑是精闢、正確的。然而從19世紀中葉——20世紀中葉，中國處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這一特殊背景下，引起中國近代物質生活領域變遷的，是隱藏在生產力與生產關係背後的另一種力量，即外力。這種力量大大改變了物質生活領域的結構和內容，使傳統的衣、食、住、行等消費格局發生了數千年未有之變化。 

1.就貿易方面而言，中外貿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消費資料和消費結構。 

據統計，從19世紀下半葉到20世紀初期，中外貿易呈大幅度增長的趨勢，在近半個世紀中，進口貿易增加了9倍多，出口貿易增加了6.5倍多。（見表） 

1868-1913年中國的進口商品貨值 

                （1000關兩）         （1000關兩） 

1868               63282                61826 

1880               79293                77884

1890              127093                87144

1900              211070                158997

1905              4471101               227888

1913              570163                403306

資料來源：《中國海關貿易報告》，轉引自鄭友揆《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23頁。

中外貿易主要是通過沿海沿江城市，如上海、天津、廣州、青島、武漢、廈門、重慶等城市進行的。而且在進口貿易中，西洋器物和日用百貨占了相當大的比例。如上海，1850年進口洋貨為390.8萬元，其中鴉片占54%，棉織品為34%，棉紗6%，其他雜貨占6%。1860年進口洋貨總值3667.9萬元，其中鴉片48%，棉織品44%，棉紗4%，雜貨4%。到1870年進口總值增至4466萬元，其中鴉片34%，棉織品50%，棉紗6%，雜貨10%[2]。呈倍增趨勢。同期的天津，1865年進口洋貨總額達到7724571海關兩，據1863年各類洋貨的價值比例，鴉片占36%，其次為棉紡織品，占16%，其他依次為藥材、糖、火柴、玻璃，五金等洋貨。僅進口火柴就有131263羅，玻璃5412箱。1870年進口洋貨增至11935176海關兩。據1873年進口洋貨的價值比例為：棉紡織品65%，鴉片3%，其他洋貨中火柴為79665羅，玻璃10648箱，針886586千個[3]。洋貨雖然在短期內受到一定程度的排拒，但因其物美、價廉、實用，很快取代傳統土貨在各類城市站穩了腳跟。如廈門開埠後“民間之買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4]90年代，“通商大埠，及內地市鎮城鄉，衣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5]20世紀初，甚至在雲南昭通那樣的偏遠之區，商店裏也大量出售著各種西方商品，從各種哈喇呢、嘩嘰、羽紗、法蘭絨到鐘錶、玻璃等，一應俱全，甚至鈕扣也是伯明罕的產品，而其售價“卻並非貴得驚人”[6]。因此，就消費資料和消費結構而言，到了20世紀初年，西方商品幾乎滲入了中國城市生活的各個方面，從日常必需的米、面、衣料等基本生存所需的商品到罐頭、飲料等享受方面的商品，都呈現出不斷豐富和更新的內容。 

2.新觀念的輸入使中國相襲幾千年的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發生了質變。

近代以前，中國傳統的生活指導觀是“修身為本”，注重道德修養，輕視物質利益。與之相對應，在消費觀念上，人們以淡泊明志、知足常樂為主。這種生活觀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傳統倫理道德對個人行為的約束，而另一方面更在於低下的自然經濟水準無力提供更多的消費形式和消費內容，限制了人們對生活的更多需求，使得消費一直處於一種低下的、求生存的水準。如光緒年間，山西五台縣，“麥珍如珠，非祭先供客婚喪不用，無故而食白麵，人以為不祥，稻米則供客或病人煮粥，偶一見之”；[7]茶河縣“豐年猶多雜谷皮以為食，嘗有生三十餘歲不知肉味者，歲暮殺一雞以祀神，旋市之不肯食也。縣城至五六月無肉，並無豆腐，冬無鮮蔬，服食宴會即欲侈其可得乎？”[8]在消費習慣上，人們習慣於自給自足，生產自己必需的生活資料，主要從家庭而不是從市場獲得生活必需品。這樣，自然經濟條件下，家庭身兼多種功能，家庭手工業的高度發達使人們沒有從市場購買的必要和可能，市場僅僅是一種補充。 

開埠以來，洋貨大量湧入，市場吸引力增強。人們不僅能從市場上買到各種各樣的生活必需品，而且能以比家庭手工成本低得多的價格買到這些商品。如1872年到1886年14年時間裏，棉紗價格就下降了三分之一以上，最後竟使洋紗價格與中國棉花價格相等，傳統紡織業受到毀滅性打擊。廣東番禺，1871年前“女紅以紡織為業，近洋紗自外國至，質松價賤。末俗趨利，以充土紗，遂多失業矣。”[9]山東1887年“土紗紡織業幾乎全部停歇。”[10]這正如鄭觀應所說：“洋布、洋線、洋花邊、洋襪、洋巾入中國，而女紅失業；煤油、洋燭、洋電燈入中國，而東南數省之柏樹皆棄為不材；洋鐵、洋針、洋釘入中國，而業冶者多無事投閑，此其大者。尚有小者，不勝枚舉。……華人生計，皆為所奪矣。”[11]西方商品終於以其低廉的價格佔領了中國市場，摧毀了中國自然經濟結構的最後堡壘。從市場獲得商品成為近代城市居民無可奈何的選擇。 

然而，從另一角度而言，人們對市場的選擇既是被動的，又是主動的。被動是由於價格的因素，是生活水準低下不得不如此的反映；主動則是由於觀念的變化，是人們願意如此的行為。在後一點上，對洋貨的消費就具有比較典型的代表意義。如近代以前，人們喜吸水煙，然“光緒中葉，都會商埠盛行雪茄煙與捲煙，遂鮮有吸水煙者矣”[12]。到80年代初天津盛行各種捲煙及洋式飾品，連“洋人之侍憧馬夫輩，率多短衫窄絝，頭戴小草帽，口銜煙捲，時辰錶鏈，特掛胸前，顧影自憐，唯恐不肖。”[13]極力模仿西人的穿著打扮；上海的婦女，更是以香水、墨鏡、洋煙為時髦用品。“傾瓶香水渾身灑，風送芳香撲鼻過”，“一段洋煙插口斜，墨品眼鏡避塵沙”[14]，以此為美。就連文士王韜也經常以“晶（玻璃）杯、洋皂”贈送朋友[15]；攜友人訪妓，也“饋以西洋退紅布一端，（妓女）阿珍甚喜，即寶藏於篋”[16]。日用洋貨成為城市人們競相追逐、喜好的時髦用品。因此，西潮東漸之下，生活方式的變化很難說僅是被動選擇的結果，觀念的更新是人們消費選擇發生變化的思想根源。 

3.近代工業的出現刺激了經濟發展，促進了城市繁榮，大大增強了城市吸納能力，並由此造就了中國首批市民階層，使之成為近代城市消費生活的主體。

按照世界城市發展的一般規律，城市化是與工業化相伴隨的。中國雖然沒有經歷過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經歷的工業革命階段，但是城市工業在近代也較快地發展起來。據統計，從1840～1894年，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中國設立了192個工業企業，投資總額為11943萬美元[17]；從1895～1913年，新增工業企業10萬元以上的就有125家，設立時的資本總額為5871.1萬元[18]。外資企業主要分佈在中國的沿江沿海城市，如上海、香港、哈爾濱，天津、大連、漢口等。從19世紀60年代起，中國人為了自強、禦辱，開始創辦近代工業。60-90年代，清政府創辦的軍事工業約20家，主要分佈在上海、天津、武漢、寧波、重慶等城市；甲午戰爭後，中國資本的近代企業初步發展，從1895～1913年，新設廠礦549家，投資總額為12029.7萬元，其中國家官僚資本企業86家，民族資本企業463家。[19]主要分佈在上海（83家）、廣州（16家）、武漢（28家）、揚州（13家）、無錫（12家）、天津（17家）及其它城市（380家）。 

近代工業的出現不僅使得資金、技術、人才大量集中於城市，而且使城市的結構、功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城市開始從傳統的以政治一軍事功能為主轉向以生產—消費功能為主，由單一功能逐漸轉向多功能，並首次在經濟上取得了對周圍農村的支配地位。一方面，過去視讀書和做官為唯一途徑的價值取向由於近代工業的興起而逐漸淡薄，許多人開始投身近代工業，成為中國首批企業家階層（紳商就是典型的代表）；另一方面，城市的發展引發了一系列現代職業的誕生，如銀行業、郵政業、新聞出版業等，增加了就業機會，進一步增強了城市吸呐能力。大批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入城市，進入工廠，成為新興的產業工業。他們改變以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村生活方式，開始了現代意義上的作息制度，如上下班制、星期日休息制等，逐漸融入到了城市生活中。這樣，由於城市功能增強而集聚在一起的人——工人、士紳、企業家、銀行家、記者、買辦等構成了城市的新興階層，他們打破了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政治格局，成為一種‘新人類’——都市人，成為城市社會最重要的產出。而這一類人無疑是近代城市消費生活的主體。 

城市生活變遷的進程、速度、規模、範圍、性質等，儘管要受到外力的影響，但最終還是取決於中國城市社會內部結構的變革。[20]即是說，城市生活變遷的推動力量來自于城市人為適應新的生活觀念，為追求更合乎當時城市生存環境的生活方式所作出的種種努力。這種力與“外力”相對，成為城市生活變遷的“內力”。 

二、變遷的特點 

消費生活方式的變遷與思想觀念等的變遷不同。它由於直接接觸社會生活，具有反應快、直觀性強的特點，因此在近代社會中是最早受到衝擊，變化最迅捷的一個領域。在對西方的衝擊作出反應的過程中，中國先進知識份子經歷了一個從器物—制度—精神的變化過程，最先接受的也是西方文化的表層。 

然而，即使在對器物等表層文化進行接受的過程中，近代人同樣存在一個選擇什麼和不選擇什麼的問題（如對服裝的選擇和對鐵路的選擇上就有明顯的不同）。因此，近代消費生活方式的變遷具有自己獨特的特點。具體來說，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消費生活打破封建等級制的限制，進一步走向大眾化、平民化。 

近代以前，消費生活有著嚴格的等級規定，並主要表現在皇宮貴族和平民之間。然19世紀中葉以後，人們在物質生活領域最先打破封建的等級制，使消費走向大眾化、平民化。以服飾為例，清代自立國以來對服飾就有相當嚴格的規定，官有官服，民有民服；官員的服飾又因職位不同分為若干等級，每一等級在服飾的顏色、品質、花飾、佩飾上嚴格劃分，彼此不能僭越。這種官民有別、上下有別的服飾充分體現了人與人之間政治上的不平等，消費打上了階級的烙印。然而近代以來，隨著清朝中央集權的逐漸衰落，等級制受到嚴重挑戰。城市中的知識階層和工商業階層最先剪去長褲，穿上西服，成為接受西方文明的先驅。辛亥以後，帝制推翻，清代的官服隨之被拋棄，“男子衣服無論，士庶輿台，但力所可為即緞衣貂帽，亦所不忌”[21]。到20世紀二、三十年代，服飾成了流行與時尚的標誌，最終失去其區分身份等級的功能。 

2.崇洋是近代消費的主旋律。 

在對洋貨的選擇上，儘管人們有著複雜的心理，也經歷了一個由排拒到接受的漫長過程，然而洋貨最終以其不可比擬的優勢佔據了近代城市人的生活，並從此一發而不可收拾。在這之中，沒有恥辱，沒有自尊，有的只是對西方文明的無比羡慕。在沒有其他參照系的前提下，洋貨折射出的是半殖民地中國對英、美等國先進文明的學習與渴望。 

洋貨作為這種先進文明的代表，自然流行於近代以來的中國。

一組資料顯示，1850年，上海的進口洋貨總值為390.8萬元，1860年則達到3667.9萬元，增長了9倍多[22]；天津1865年進口洋貨總額為7724571海關兩，1870年則達到11935176海關兩，也增長了1.5倍[23]。口岸城市成為最先受到洋貨衝擊的地方。70年代，洋貨以更大的規模、更快捷的速度運到中國。若以1871～1873年的進口值為100%，1891～1893年即增加到206.6%，其中消費資料的進口遠遠大於生產資料的進口，而直接消費資料的進口又較消費品原料的進口為巨。僅建築用品、設備（包括車輛船艇）、小工具、器材、半製品、材料、燃料等項，1893年即達到1828.3萬元，消費品原料13072.3萬元，直接消費資料185.367萬元，總計占到進口貨物的90%以上[24]。19世紀後半葉，洋貨成了中國城市生活的重要消費品。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民主、共和觀念進一步深入人心，崇洋成為新的消費特色。“大江南北，莫不以洋為尚”。[25]剪辮後興起的“博士帽、草帽、衛生帽及毛繩便帽，大多來自外埠。”[26]“青年婦女則純用長衫短褲，不逮膝、露腿赤脛，爭趨時髦”[27]。有人曾這樣諷刺上海的時髦派：“女界上所不可少的東西：尖頭高底上等皮鞋一雙，紫貂手簡一個，金剛鑽或寶石金扣針二三隻，百絨繩或皮圍巾一條，金絲邊新式眼鏡一副，彎形牙梳一隻，絲巾一方。再說男子不可少的東西：西裝、大衣、西帽、革履、手杖外加花球一個，夾鼻眼鏡一副，洋涇話幾句，出外皮篷或轎車或黃包車一輛，還要到處演說”[28]。人們“醉心爭購舶來品，金錢浪擲輕利權”[29]。盲目西化，崇洋媚外風盛行一時。1912年4月，《申報》刊出了這樣一幅漫畫：曰某人要帶夾鼻眼鏡，苦於鼻子太低，於是裝了一個豬鼻子；某女為“細腰”，兩男子則用繩為其勒腰，如拔河一般……。漫畫雖然有誇張的色彩，但也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人們日益西化的消費觀和審美觀。 

3.求新、求異、追求個性消費成為一部分城市居民的生活目標，而其中以女性表現得尤為突出。 

以旗袍為例。辛亥以後，為了展示曲線美，旗袍一改寬大、平直忽然變得瘦窄緊身而“乳臀畢現，風飄裙而膝內外露”[30]，至二、三十年代，又變得寬衣短袖，短褲寬腿。人們在衣的長短、領的高低、有無，開叉的高低、袖的長短和寬窄、衣襟的開法等下功夫，都力圖做到與眾不同，與前不同。都市中的摩登女郎，更是刻意標新立異，在式樣上下功夫，使旗袍在民國以後花樣翻新、層出不窮，最終在二、三十年代成為一種成熟服飾。 

在這股求新求異的浪潮中，妓女的裝飾因其新、奇、特，成為潮流的樣本，引起女性爭相摹仿。1913年，廣東女學生就因模仿妓女“穿著腥紅襪褲、腳高不掩脛，後拖尾辮，招搖過市”[31]受到了當地教育司的特別整頓，但這更從另一個側面說明了追新求異成為時髦之風。消費已從維持生存的單一模式擴展到個性解放和自我價值實現的新範疇，逐漸走向多元。因此，“中國人外國裝，外國人中國裝”，“男子裝飾像女，女子裝飾像男”，“妓女效女學生，女學生似妓女”的混亂情況在近代中國時有發生。 

4.消費生活的地域差異在沿海與內地的部分大、中城市之間愈益明顯。

近代消費生活的變遷由於外力的入侵而經歷了一個從東到西的過程，因此，整個中國的生活狀況和生活水準呈現出很強的地域差異。大致可分為沿海和內地兩個部分。 

沿海城市由於得風氣之先，最先接觸到西方物質文明，因此，無論在觀念上還是物質生活的享受上都比內地城市先行了一步。一些新奇的消費形式如跑馬場、霜淇淋、汽水、照相術等都是在沿海城市相繼出現，然後再擴大到內地城市的。1859年，一位剛到香港的英國人對中國姑娘的衣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這樣寫道： 

我在街上散步，看見很多中國姑娘的天足上穿著歐式鞋，頭上包著鮮豔的曼徹斯特式的頭巾，作手帕形，對角折疊，在頦下打了一個結子，兩角整整齊齊的向兩邊伸出。我覺得廣州姑娘的歐化癖是頗引人注目的。[32] 

19世紀中葉，沿海城市已在模仿西方生活方式的時候，內地城市生活卻基本上毫無變化。地理位置的相對閉塞以及交通的不便使得資訊的傳播成為困難。直到19世紀七、八十年代，消費生活的變遷才從沿海城市逐步擴大到內地城市。而地處內陸的四川，根據有關研究，迄止辛亥革命前夕，四川棉織業中使用洋紗（包括國產機制紗）的比重為52%左右，較同一時期全國平均比重73%低。洋布對於土布的取代，辛亥前夕，洋布替代率為11.8%，而較同一時期全國平均替代率34.7%低得多。棉紗和棉布居洋貨輸入量之首，其他商品可想而知。[33]因此，內地城市在接受西方文明的進程中，在時間上就比沿海城市緩慢得多，沿海與內地的差距由此擴大。 

不僅如此，在消費水準上，沿海與內地的大、中城市之間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見表） 

20年代末國內各地農工生活費分配的比較　 （單位：元）附圖 

注：調查者及調查時間：上海，上海市社會局(1929-1930)，國定稅則委員會，1927-1928；北京，北平社會調查所，北平燕京大學，北平社會調查所，1927,1926-1927：中國北部及中東部六省農民，南京金陵大學農科，1921-1925；天津，南開大學經濟學院，1927-1928；資料來源：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上海工人生活程度》，中華書局1934年版，第18頁。

從表中看出，上海居民不論是收入還是消費的支出，都遠較各地為優，其生活水準無疑較其他城市為高。北京雖然是首都，但也因地處內地而閉塞，加之北京是滿清貴族的聚居地，因此觀念的更新更加困難。1888年，北京醇親王府和頤和園裝置電燈，竟引得北京市民圍觀者長達數裏，而上海早在二、三十年前就有了電燈。城市之間的差距由此可見一斑。 

5.消費水準走向分層與多元。

消費水準的差異是和收入水準呈相關性的，在近代城市居民中，工人、教師、買辦、記者等階層因為職業不同，收入也呈現較大差異。

(1)工人的工資普遍較低，生活困難。

以30年代上海為例，（見表）

1930-1936年上海16個行業工人月平均名義工資表

年份        月平均工資（元）          比上年增減（＋）

1930　            　15.35                　

1931　            　15.41                　+0.4

1932　            　15.23                　-1.2

1933　            　14.81                　-2.8

1934　            　14.08                　-4.9

1935　            　12.99                　-7.7

1936　            　14.35                　+10.5

資料來源：國際勞工局中國分局編：《上海勞工統計》(1930-1937)，1938年版，第四編，上海的工資統計，第15頁。

表上所列，只是上海工人的月平均名義工資，而實際收入比之還要更低。根據1930年工商部對全國29個城市的調查，男工每月平均工資為16.43元，很少超過20元以上的，最低的每月只有3元。29個城市女工每月平均工資一般12.73元，女工中工資最低的每月甚至只有一、二元。全國29個城市在1930年的童工每月平均工資只有無錫、鎮江、嘉興三地超過了10元，其餘的均在10元以下。鎮江、宜興、汕頭三地童工最低工資平均每月只有2元[35]。其他城市如天津，“每月工資在二十元以下的工人，約占工人總數的四分之三以上，而無工資收入者占百分之十六，其中絕大部分為童工。兩項相加，超過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九十，由此可見工人收入之低。”[36]而以30年代的生活水準（見表） 

年份  消費   消費需求              

   需求總額  各項內容總額 食品     衣服       房租  燃料燈火     雜項

1930　218.33  127.14 　 　15.24 　 　20.33　  　15.24  40.38

1931　265.90  169.20 　 　22.10 　 　13.50　  　21.20  39.90

1932　273.90  176.80 　 　21.00 　 　13.60　  　21.40  41.10

1933　273.20  175.20 　 　21.70 　 　13.70　  　21.60  41.00

1934　252.90  157.80 　 　21.40 　 　13.90　  　21.90  37.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