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陋俗文化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的動態運演過程，它貫穿於近代社會的始終。當我們對近代陋俗文化的變化過程作了全面考察之後，可以從中認識到幾條最基本的規律以及某些啟示。
首先，陋俗文化的改造與變革是極其緩慢和艱難的，它隨著近代社會的開始而逐漸展開，一直到舊民主主義革命終結，其改造還未結束，呈現出長期漸進的狀態。實際上，這種狀態恰恰符合文化發展的規律，任何文化的發展變化都要經過曲折而漫長的道路，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陋俗文化的變化亦是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於陋俗文化的變革受制於政治、經濟、文化等多項社會歷史條件的影響。陋俗文化要依靠政治、經濟、文化的變化而變化，它一般不會超越政治、經濟、文化的現存條件而發生超前變化。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並沒有發生徹底的根本性的變化，依然是封建政治制度占統治地位，封建小農經濟占主導地位，群體的守舊觀念普遍存在。陋俗文化在這樣龐大的社會阻力面前要想全面徹底地變革是不可想像的。它啟示人們，改造陋俗文化是長期的文化建設，要依靠政治、經濟、文化變化的社會條件而逐步達到改造陋俗文化的目的，尤其要充分利用政治、經濟、文化給社會帶來的有利條件，抓住時機進行陋俗文化的改造。近代陋俗文化變革向我們昭示，就近代而言，陋俗文化雖處於不停頓的演進過程，但並非均衡地發展，而是呈現起伏的波浪式狀態。這種狀態恰恰與社會本身政治、經濟、文化的運動有關。凡是國家處於嚴重危機時期，凡是思想解放時期，凡是社會大變革時期，往往就是陋俗文化變革最顯赫、最劇烈的關頭。如20世紀初年，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嚴重危機時刻，這時出現了以救國為目標的陋俗變革熱潮；像戊戌時期和五四時期出現思想解放運動，同時也出現了變革陋俗的熱潮；再如辛亥革命剛剛結束，民國剛剛建立的時候，也形成變革陋俗的高潮。正是在中國社會大變革的時代，要求在改造社會各方面的同時，也改造和變革傳統陋俗。梁啟超在談論變法的時候曾講到，變革社會極其複雜，它要求變革相互作用的社會諸方面，“非全體並舉、合力齊作，則必不能有功，而徒增其弊”[21](P87)。正是在大變革的非常時期，才促進和啟發人們去深刻地思考，才容易使人們產生變革的激情和大無畏精神；正是這樣的時期，容易迎來陋俗文化的深刻變革。
其次，少數文化領袖是陋俗文化變革的最初宣導者和最早的主體力量。社會心理學提供的理論依據完全可以證明這一點。陋俗文化的變革是少數文化領袖率先作用的結果，“風俗既起源於一二人之人格或心向，故風俗必有其范成者。范成風俗的少數人即一時一地的真實領袖”[22](P236)。改造陋俗文化必須有少數文化領袖敢於經受極大的心理壓力去衝破重重阻力，充當英勇力畏的帶頭人。他們的表率行為成為陋俗文化變革的起點。社會陋俗文化的動態軌跡固然遵循自身內部的發展規律，但產生這種變化顯而易見的直接動因，卻是生活在社會群體中的某些人及其他們積極的新異行為。很難設想，在個人或少數人完全遵從多數人的信念和願望的社會裏，其文明程度會發展或能夠達到多麼高的地步。社會要產生巨大的變化和發展，尤其是觀念形態的進化，就需要改革者（按定義，改革者屬少數）對多數人施加壓力，即少數人提出一種新異的思想和觀點，供多數人選擇，用於評價自己原先的立場及行為模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少數派，就不會出現社會的變革[23](P296)。同理，沒有近代最先覺醒的少數文化領袖的表率作用，也就不會出現近代陋俗文化的真正變革。戊戌變法時期的康有為、梁啟超、嚴複、譚嗣同、王韜、宋恕、陳虯、黃遵憲、何啟、胡禮桓、經元善、唐才常、汪康年、麥孟華；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山、黃興、秋瑾、宋教仁、蔡元培、金天翮、唐紹儀、譚人鳳、吳稚暉、李石曾、汪精衛、廖仲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陳獨秀、胡適、魯迅、李大釗、蔡元培、吳虞、毛澤東、沈雁冰、陳望道、周作人、李漢俊、張聞天、惲代英等，都充當了改造陋俗文化的領袖人物。他們改造陋俗文化的主張，“於個人之精神，社會之風氣，關係甚大”[24]，直接影響了民眾生活，使社會陋俗的變化滲透到民眾生活的諸多領域。少數文化領袖的文化取向之所以能對民眾文化起著某種示範和導向作用，並能影響整個社會的文化價值觀念，是因為“眾從”現象的存在。少數文化領袖在長期社會實踐中，由於自身高尚的品格、聰穎的智慧、獻身的精神，使他們在民眾中逐漸獲得較高威信，贏得較高地位，成為民眾心目中的偶像。“人貴言重”，按照社會心理學理論，權威人物容易取得民眾信賴，即人們樂意接受權威人物的指導，聽從權威人物的意見和勸誘，從而產生“眾從”現象，即多數人採取少數人的意見而改變原來的態度、立場、觀點和信念，採取與少數權威人物一致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23](P291)。近代中國由於教育落後，大多數人沒有文化，生活在閉塞與愚昧之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少數文化領袖的開蒙作用的確是至關重要的。甚至可以說，沒有少數文化領袖的最初宣導與表率作用，也就沒有近代陋俗文化的變革。即便在今天，人們也不能忽視少數先覺者對社會生活推動和創建的歷史作用。
最後，近代陋俗文化的變革是通過多種方法和管道展開的，體現了內容與形式的有機結合。陋俗文化滲透於民眾日常生活及思想意識中，是極為泛雜的超穩定的社會心理表現，難以改變。這就要求人們從各個角度、各種管道，採用各種方式想方設法地開展工作，堅持內容與形式的辯證統一。主張變革陋俗文化的近代先進分子正是通過多方面的有效方式來展開變革陋俗工作的。其主要方式有組織團體、集會演說、創辦報紙、發行書刊、散發書畫、開設學校、創立報館、開展教育、編演新戲、宣傳民眾。利用這一系列有效方式，因勢利導，以求達到改造陋俗文化的目的。這一切充分表明，通過宣傳教育的勸導手段促使人們擺脫陋俗，進而追求新的道德風尚與文明生活，其功不可泯滅。細析之，也可以看到，近代陋俗文化變革是內容與形式有機結合的範例，它啟示人們在進行社會風氣改造的過程中，必須堅持內容與形式相結合的方法。既要反對片面追求形式、不注重內容和實效的形式主義傾向，又要反對不採取任何有效方式的空談。
我們要再次強調，近代中國的時代主題是救亡圖存。為完成這個時代的使命，國人付出了巨大代價，苦苦探索，尋求一個又一個救國方案。當有人發現陋俗文化是構成中國敗弱的重要原因時，就決心通過批判和改造陋俗文化來達到救國目的。這種“欲謀社會之進步，不能不改良風俗”[25]的“習俗救國論”是近代諸多文化救國論中的一種。事實上，文化救國並不是排斥其他救國方案而獨樹一幟，並能最終達到救國目的的最佳路徑，但這絕不是說文化救國論沒有絲毫實踐意義。文化救國理論的核心意義是要改造國民心理素質，即戊戌時代的“開民智”，本世紀初年的“新民說”，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改造國民性”。嚴複曾特別強調“開民智”的重要地位，他說：“民智者富強之原。”[13]（《原強》，第一冊）梁啟超說：“吾國言新法數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則於新民之道本有留意焉者也”[21](P207)，“苟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21](P207)。魯迅說：“說到‘為什麼’做小說罷，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4]（《我怎樣做起小說》，第4卷，P521）這“引起療救的注意”不但是救人，而且是救國。國家與國民素質並非沒有關係，一個群體是否具有近代國家觀念、民族觀念、救亡觀念，對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未來命運關係重大。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救國論對近代中國救亡圖存可以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因此，文化救國實際上是政治救國的一個必要補充，這個補充有利於救國大目標的完成。正因為如此，我認為，近代陋俗文化改造在近代救國過程中產生的進步意義是絕對不可抹煞的。
【參考文獻】
[1]［德］卡爾·雅斯貝爾斯．智慧之路[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8．
[2]章錫琛點校．張載集·張子語錄中[Z]．北京：中華書局，1978．
[3]陳確．陳確集[Z]．北京：中華書局，1979．
[4]魯迅．魯迅全集[Z]．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5]康有為．大同書[M]．北京：中華書局，1956．
[6]譚嗣同．譚嗣同全集[Z]．北京：中華書局，1981．
[7]章太炎．答夢庵[J]．民報，第4冊第21號．
[8]章太炎．章太炎全集[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9]陳獨秀．憲法與孔教[J]．新青年，第2卷第3號．
[10]陳獨秀．敬告青年[J]．新青年，第1卷第1號．
[11]陳獨秀．一九一六年[J]．新青年，第1卷第5號．
[12]李大釗．李大釗選集[Z]．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
[13]嚴複．嚴複集[Z]．北京：中華書局，1986．
[14]梁啟超．飲冰室合集[Z]．北京：中華書局，影印本．
[15]蔡元培．蔡元培選集[Z]．北京：中華書局，1959．
[16]胡適．易蔔生主義[J]．新青年，第4卷第6號．
[17]陳獨秀．道德之概念及其學說派別[J]．新青年，第3卷第3號．
[18]陳獨秀．人生真義[J]．新青年，第4卷第2號．
[19]李亦民．人生唯一之目的[J]．新青年，第1卷第2號．
[20]高一涵．共和國與青年之自覺[J]．青年雜誌，第1卷第2號．
[21]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2]賀麟．文化與人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
[23]時蓉華．現代社會心理學[M]．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9．
[24]民立報，1912-03-02(3)．
[25]柳隅．留日女學會雜誌·題辭[J]．留日女學會雜誌，第1期．
（資料來源：《首都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01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