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墟市是贛南地區農村市場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考察社會變遷的一個重要側面。近年來，農村集市的研究已成為經濟史研究的熱點（注：關於中國農村集市的研究，可參見鐘興永《近十年中國集市貿易史研究概述》，《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第4期；龍登高《中國傳統市場成熟形態的探討》，《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第10期；顏曉紅、方志遠《80年代以來國內學者明清城城及城鄉商品經濟研究的回顧》，《中國史研究動態》1998年第4期。），但對贛南農村墟市的近代變遷研究還是一個非常薄弱的環節（注：筆者對贛南農村墟市進行了較長時間的田野調查，可參見拙作《明清贛南農村墟市的發展與社會經濟的變遷》，《贛南師範學院學報》1998年第5期；《贛南農村市場中的非正式制度與近代社會變遷》，《客家與近代中國》，中國華僑出版社1999年版。）。而傳統市場的影響，即使到了現代仍可見其蹤跡。 

贛南是江西南部相對獨立的丘陵山區，地處贛、閩、粵三省交界處。清代中葉以前，以贛江——大庾嶺商道過境貿易代表的全國市場體系與贛閩粵邊山區內陸市場在同一空間重疊，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贛南又是社會急劇變動的區域，因此，可通過此山區市場、邊區市場透視贛閩粵邊經濟區和客家社會的實際和變遷。 

本文擬採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近代社會變遷和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並進而分析贛南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發展遲緩的深層次原因，以從整體上把握明清時期至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贛南傳統市場在近代社會變遷中的演進和發展，從而更全面地理解客家社會和市場近代化過程。

二、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和特點 

贛南的墟市起源甚早，東晉初，“日中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類似今日農村墟集的市場日漸增多。到隋代發展成為“三市”，即大市、朝市和夕市（注：《贛州地區志》新華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6頁。）。唐代梅嶺驛道拓寬後，來往商賈增多。宋代以降，贛南的市場貿易漸趨活躍。但是，贛南農村墟市的發展則是在明清時期。見下表。

表1　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發展狀況表單位：個

時間　天啟　乾隆　道光　同治時間　天啟　乾隆　道光　同治

縣名縣名

寧都413846　雩都27414154

瑞金11　3434會昌1120　34

石城　 　72424　興國212020

南康　202024信豐42558080

大庾 5 72517龍南12161616

上猶 7 8定南 1102020

崇義2525長寧 318　24

贛縣2241安遠　 9　35

資料來源：據贛州市圖書館、贛南師範學院圖書館館藏各有關縣誌統計。

統計數字表明，明代中葉以降，贛南農村墟市數量不斷增加，分佈密度也大大提高了。到清代中葉，該區域已形成一個具有相當密度的農村墟市網路。

不同的墟市因其交易商品、交易物件的不同，經濟功能有所差異。從墟市的經濟功能來考察，贛南的農村墟市大致可分為以下三類：

1.以滿足農民一般性需求為主的生活資料和農業生產資料墟市。贛南各地的農村墟市絕大多數是屬此種類型。如同治《安遠縣誌》提到的鶴子、龍崗、大Ｓｈē＠①、太平、上德、正和、聲名、石口、鎮崗、沙含、車頭、仙岡、龍頭、郭公、蔡坊、仰湖、沙石、水頭、王邦、老水車、固營、桑園、龍布、天心、桂林、亂石、茶梓、塘林、仁鳳、重石、洞頭、清溪、上曾、羅塘共35個墟集，上市交易的多為糧食，油料、曬煙、茶葉、豬肉、家禽、蛋類等。再如同治《贛縣誌》記載的沙地、蘭塘、道塘、江口、麂灘、下湖、長洛、玉田、大湖江、五雲橋、石院塘、茅店、社埠、沙石、韓坊、王母渡、蟠龍、龍口、大埠、楊埠等墟場，交換的主要有紅瓜子、腐竹、稻穀、土糖、黃麻、土紙、竹木、香菇等土特產品。

此外，滿足小農一般性的生產資料的墟市在明清時期也明顯增多。如雩都縣的銀坑墟、石城縣的高田墟、信豐縣的大阿墟、上猶縣的油石墟等都是贛南較大的耕牛市場。尤其是石城縣高田的牛馬崗會。高田位於閩贛陸路交通要衝，自清中葉開始以牛馬交易著稱。牛馬崗會盛時，曾彙集過七省數十縣客商。

2.廟會，是農村墟市的另一種形式。筆者在翻檢方志和族譜時發現，贛南地區有著大量祭神、祈福、演劇及商人因以設市貿易的記載，如瑞金縣“（英顯廟）又建于壬田寨。九月十三日（馮侯）誕辰，彼處起墟，集三省貨物，廟食甚顯。”（注：康熙《瑞金縣誌》卷五，祀典。）再如雩都縣黃屋乾廟會，始於清代，廟會的主題是給許真君拜夀。廟會期間，廟門口兩旁，戲臺下，路旁各種服務攤點所設的香油紙燭、副食、玩具、日用品等，被群眾視為吉祥物，具有“避邪”作用，正是因為當地群眾的這種觀念，許多貨品供不應求，曲洋墟也因此熱鬧非凡。（注：羅勇、勞格文主編《贛南地區的廟會與宗族》，國際客家學會、海外華人研究社、法國遠東學院1997年版。）崇義縣茶灘墟每年一度的農曆八月十三日的“董公廟會”，先期就有四方走販、百工技藝趕會，相聚成市，數日才散。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石城縣高田將軍廟會與牛馬崗會。據調查，高田墟每年大規模的宗教活動主要有下元、中元、將軍廟會，屆時都有祭神、打醮演戲、遊神等活動，廟會期間，貿易繁榮超過了縣城。

3.商品集散市場，既具有滿足農民日用所需的經濟功能，又具有為販運貿易集散商品的經濟功能。與施堅雅之市場理論不同的是特殊市場的出現。清代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贛南因某種商品的集散而興盛的墟市增多。糧食市。贛南糧食集市較興盛，如會昌縣“雍正五年丁未，潮州米貴，每日千餘人，在筠門嶺及周田墟搬運。”（注：乾隆《贛州府志》卷二，物產。）夏布市。贛南盛產ｚｈù苧麻和ｚｈù苧布，興國縣“衣錦鄉、寶成鄉各墟市習賣夏布，夏秋間每值集期，士人及商賈雲集交易。”（注：道光《興國縣誌》卷十二，物產。）寧都州“夏布墟則安福鄉之會同集，仁義鄉固厚集，懷德鄉之璜溪集，在城則軍山集，每集期士人及四方商貿如雲。總計城鄉各集所出夏布，歲可售銀數十萬兩。”（注：道光《寧都州志》卷十二，物產。）煙草市。興國縣“種煙甚廣，以縣北五裏亭所產為最，秋後吉郡商販踵至，利視稼甫反厚。”（注：同治《興國縣誌》卷十二，物產。）竹木市。南康縣的塘江是遂川、上猶、崇義諸縣山區木材的彙聚地，木材貿易很興盛。贛縣又是贛南各縣竹木的集散市場。茶油市。興國縣多種茶籽榨油，“商賈收購，終歲不絕。”（注：同治《興國縣誌》卷十二，物產。）土紙市。石城縣橫江墟所產“橫江紙，歲不下累萬金。”（注：道光《石城縣誌》卷二，物產。）

與此同時，在清代，一些具有商品集散功能的墟鎮也發展起來，其中有的還達到一定的規模。如塘江墟，位於南康縣中部上猶江下游，清代乾隆以後逐漸發展起來，至道光年間，已形成為贛、粵、湘三省九縣附近30多個鄉鎮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的集散地，為贛南第一大集鎮。全墟劃分為30多個商行，如糖行、木行、花生行、生煙行、鹽行、牛崗行、豬條行、零布行、米市街等，塘江墟還是江西省甘蔗生產和制糖業的中心，農民于甘蔗成熟時“歲寒搭棚絞糖。”（注：康熙《南康縣誌》，土產。）嘉慶道光年間土糖加工廠已達70餘家。”（注：道光《南康縣誌》，土產。）塘江集市貿易空前活躍，趕集人數一般在三萬人左右，旺季可達五六萬人，素有“小贛州”之稱。營前墟，位於上猶縣西部。上猶縣西部鄉及崇義、遂川、南康各湖南桂東縣的客商和農民都來趕墟，素負盛名的營前糧食、仔豬、魚蝦、土紙、筍乾、竹椅、香菇等農副產品在此集散，遠銷廣東、湖南等地，由此帶動了如打包、食宿等服務性行的興起。磚木結構殿式的“萬壽宮”在墟場上堂皇壯觀，祭祀期間，集市貿易尤為興盛，當地有“頭塘江、二營前”之稱。會昌縣筠門嶺墟，地處贛閩粵三省要塞，水陸交通便利。自明萬曆中期梁國棟從福建遷此搭棚賣煙茶日漸成墟後，一直是福建、廣東和江西的商品轉運樞紐和重要集鎮。從江西特別是贛南銷往福建、廣東的米、油、豆及廣東、福建輸入的食鹽、海產等，均以筠門嶺為集散地，或經筠門嶺轉口，其中輸入的貨品尤以食鹽為大宗。市場規模及貿易額遠遠超出縣城，俗有“頭塘江、二營前、三筠門嶺”之稱。

進一步的分析我們還可以發現，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與贛北、贛中地區墟市比較，表現出明顯的區域特色。

第一，贛南墟市的崛起是與山區的深入開發相聯繫的。清代中葉贛南山區再開發過程基本完成，尤其是閩粵客家的大量遷入，移民與市場關係更加密切，山區內部市場漸趨活躍。如定南縣，明隆慶二年因安撫流民設縣以後，萬曆間始設二墟於流民集聚之下曆、大石壁、伯洪堡三處，順治間又增十七個新墟。（注：順治《定南縣誌略》卷三，墟市。）又如上猶縣之營前，清初為流民活動的中心，戰亂之後，政府安插流民於此墾荒而日漸成墟。而塘江墟，則是因糖蔗生產及蔗糖貿易發展起來的，是蔗糖集散中心。在興國，因茶油貿易而興起的小集市頗不為少，如“茶口灣有小集，油賈商販多僑寓焉。”（注：乾隆《興國縣誌》，物產。）這表明，即使在一些偏僻的山區，由於流民的積極活動，商品經濟也變得異常活躍起來，因此而興起的山區集鎮，直到今天，依然在贛南商品流通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們的發展歷史對於山區小集鎮建設，仍有其參考價值。

第二，以贛江——大庾嶺商道的過境貿易為代表的全國市場體系與山區內陸市場的在同一空間重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贛南市場由於地理、商品結構及文化的原因與閩西、粵東市場呈現出較強的聯繫，體現出邊緣化的特點。明中葉以來，贛閩粵毗鄰地區經濟聯繫較密切，並形成經濟上的互補性。清代乾隆之後，贛閩粵邊經濟區域正式形成。（注：黃挺《明清時期的韓江流域經濟區》，《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28頁。）以瑞金、石城、尋烏、定南等縣墟市為例，瑞金縣壬田墟就是閩贛兩省6縣的重要貿易場所。石城縣竹子壩為贛南通往閩粵陸路的交通要道之一，省內產的大米、花生、煙草、夏布、土婚等多在此集散，然後肩挑銷往福建的寧化、長汀，廣東的興甯、梅縣，同時輸入食鹽、海產品等。尋烏、定南等縣因與廣東梅縣毗鄰，出入商品多以廣東為管道，當地俗有“無廣不成墟”的說法。可見，這對形成贛南地區的邊際貿易結構起了關鍵作用。

第三，不平衡性。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進行總體考察，我們就會發現，由於贛南地處山區，受農業經濟落後等因素的制約，使得贛南墟市絕大多數處於農村初級市場階段，手工業墟鎮甚少。墟市的發展水準與國一時期的江南比較，相差甚遠。此外，據明清兩代府縣誌書記載，大庾、南康、信豐、會昌、瑞金、雩都等縣墟市較多，有些墟鎮往往比縣治市場繁榮，如塘江、營前、筠門嶺墟鎮就十分典型。而一些閉塞、偏遠的小縣則墟場較少，且發展遲緩，龍南縣楊村墟、定南縣的鵝公墟、全南縣的陂頭墟、尋烏縣的南橋墟長期以來基本上是封閉式的鄉村市場，商業不發達，反映了同一時間贛南地域農村墟市發展的不平衡性。

第四，贛南墟市的商品結構，主要是當地糧食和竹木的輸出和食鹽等日用消費品的輸入。商業活動的特點是依靠轉運和邊際貿易，商品經濟的發展並非以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為前提，本地商人活動更多地限於小商販，因此，墟市發展潛力小，輻射力弱，不利於帶動該地區農村經濟向更高的層次發展。一旦交通失去優勢及供求關係發生變化，這些墟市在深度和廣度上便難以發展。

三、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 

1840-1930年的九十年間，中國近代社會變動在性質、數量和規模上都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特徵。一是1840年以後，由於西方入侵的影響，中國一步步地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二是自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農村和農民一直在衰敗和危機中掙扎，鄉村危機進一步加深，並最終釀成二十世紀上半期農村空前的社會與政治大動盪。墟市是社會的縮影，它的變化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整個近代社會的變遷。而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前，贛南的農村墟市還保持著明清時期的態勢，繼續緩慢發展。七十年代以後則發生了千百年來所沒有的變化。集市數量銳減，發展遲緩，但農村市場網路體系並沒有解體，只是呈現出離合重組的態勢。以雩都縣墟市變化情況說明之。

表2　雩都縣清末國民年間廢墟情況表

墟名　建墟時間　廢墟時間墟名　建墟時間　廢墟時間

新墟清中葉清光緒株田墟　清代　民國

平安墟　明代　清末　公館墟　清代　民國

墟名　建墟時間　廢墟時間墟名　建墟時間　廢墟時間

鯉汾墟　清初　民國　鵝坑口墟清光緒民國

紫微墟　明代　清末　石壁下墟清中葉清末

上吉市　明代　清末　黃泥塘墟　明代民國

率口墟　明代　清末黃田墟清咸豐民國

胡屋墟　清末　民國隘下墟　明末民國

蝦蟆石墟清中葉民國　漁翁埠墟清中葉民國

黃金潭墟明代　清末圍下墟清中葉民國初

禾溪墟　明代　清咸豐　楊梅墟清中葉清末

潮泥灣墟清中葉民國　石唅墟　清初清末

龍頸壩墟清康熙民國　石馬口墟　清末民國初

資料來源：據《於都縣誌》新華出版社1991年版第367頁及田野調查資料整理而成。

由表1、表2可以看出，清末至民國年間是雩都集市急劇變化並走向衰敗的時期，贛南其他各縣情況也大致如此。但應看到的是農村地方小市場的網路基本上沒有被突破，這一點可從贛縣民國年間的墟市情況加以佐證。

此外，從商品流通網路分析，五口通商後，贛江——大庾嶺商道一落千丈，日見蕭條。“贛關貨稅，向以絲茶為大宗。自各口通商以後，凡洋、廣、川、楚、閩、浙、蘇、皖往來營運之貨，商人利於便捷，皆用輪航裝載，不從贛關經過，湖絲則歸滬關代收，茶葉則分厘無收，遂因驟絀矣。”（注：《江西官報》，丙午（1906年）第七期，《奏牘》，“撫院胡請免贛關賠貼摺”。）因此，贛南山區市場體系呈現出離合重組的態勢，通過湖州——筠門嶺，汀州——瑞金，梅縣——尋烏及其他傳統商道，與閩粵市場呈現出更強的經濟聯繫。由於贛南、粵東、閩西通過墟市——墟鎮——中心市場的聯繫網路，業已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區域，並通過商品流通與其他社會經濟區域乃至國內外市場相聯繫。如瑞金壬田墟每次“趕墟的都有萬把人，來自寧都、石城、于都和福建的長汀、寧化等地。米、油、豆、豬等多銷往福建長汀、寧化等地。……鹽、紙、小百貨多從福建運來。”（注：許毅主編《中國革命根據地財政經濟史長編》，下冊，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2頁。）再如門嶺到梅縣的生意，“石城、瑞金的米到門嶺，大部門經羅塘、下壩（武平屬，在三省交界）、新鋪（蕉嶺屬，離梅縣三十裏）。往梅縣，每天有約三百擔過。”（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8頁。）而梅縣到門嶺的生意，“大宗是洋貨、海味、鹽……門嶺去梅縣，腳夫們一擔貨去，一擔貨回。”（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頁。）由此可見，近代，贛閩粵邊經濟聯繫日漸增強，通過墟市交流活動，各以地理所宜自發實行生產分工，從而形成各區域相互依存、互相補償的經濟關係。

其二，近代贛南墟市的經濟功能逐漸向著部分或完全取代社會功能的方向發展。明清時期的鄉村集市是社會性和經濟性的統一，同時兼有社會與經濟的功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說，其社會功能大於經濟功能。而近代以後，一方面，農村墟市由原有宗族對墟市的管理和控制，逐漸為商會和同業公會所取代。如會昌筠門嶺明萬曆中期以來宗族控制了墟市，清宣統三年（1911年），筠門嶺商會成立，此墟鎮經濟功能日興。另一方面，廟會世俗性進一步增強。贛南很多墟市的廟會受到社會變動和洋教滲透的影響漸趨蕭條。前述石城縣高田的牛馬崗會因將軍廟會的緣故興旺了近二百年，據調查，牛馬崗會期間，外地客商如雲，高田周圍的三十餘客店天天客滿，戲班、賭徒、妓女也紛至遝來，廟會之世俗、娛樂性可見一斑。但到民國八年（1919年），閩匪郭慶紅高田搶會，貨物被劫掠一空。此後，高田廟會就日漸冷落。此外，隨著西方洋教的侵入，這對墟市也有一定影響，如安遠縣羅塘墟土著曾姓分為三黨，一天主，一耶教，一三點會。不入黨者不能安居，三黨又互相為仇。（注：浙江省圖書館館藏《江西南贛稟帖二卷》僅存上卷，光緒30年以後。）“黠者遂投天主教以圖報復。受欺之人，又投耶穌教以相抵制。迨兩教既盛，民不得安。則又相率入三點會，搶劫捆促與教如仇。漸至不逞之徒，舍教入會，遂為良民之害。”（注：浙江省圖書館館藏《江西南贛稟帖二卷》僅存上卷，光緒30年以後。）

其三，墟市的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商品的種類增多，洋貨成了各縣墟鎮的主要商品。1930年5月，毛澤東在尋烏——這個不定期的店鋪交易和定期的墟場交易並行的地方，作了20多天的社會經濟調查，並寫下了《尋烏調查》，他指出：“尋烏這個縣，介在閩粵贛三省的交界，明瞭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2頁。）從商品經濟結構分析，一方面是傳統的自然經濟貿易方式，另一方面，也受到“洋貨”的衝擊。“墟場生意要項如下：第一是米。米生意全在一、四、七墟期做，店鋪不做這門生意。米不但是本城許多人要的，而且運到廣東去。梅縣人或大柘人挑來一擔鹽，兌一擔米回去，叫做‘鹽上米下’，因此米生意比尋烏城一切生意大。尋烏城的大宗生意是第一米，第二鹽（年十萬元以上）、第三是布匹洋貨（十萬元），第四豆（二萬餘元）。”（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頁。）“這個小市場競什麼洋貨也有賣，略舉之有一百三十一種。”（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頁。）“尋烏城是這樣一個手工業商品和資本主義商品交戰表演了劇烈的榮枯得失的地方。”（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頁。）“光緒二十七八年為最旺盛，那時候不但北半縣的澄江、吉潭要到尋烏城來辦貨，就是南半縣的篁鄉、留車甚至平遠縣的八尺也要到尋烏城辦貨。這是因為前清時候贛州的貨物經過尋烏銷往東江，東江也還要買贛州的貨，留車等地更不消說，因此中站地位的尋烏城的生意，當然便發達了。自從梅縣的洋貨生意和興甯的布匹生意發展了，便把贛州地土制貨色的生意奪了去，不但東江以至八尺都不到尋烏辦貨了，南半縣的留車等地也不到尋烏辦貨了。再則光緒二十七八年前還是所謂‘功名頂戴’時代，還沒有新政，縣城生意的大宗是贛州來的綢緞。那時以後時局變化，綢緞的需要減少，直到民國元年廢除“功名頂戴”，綢緞幾乎全廢，縣城生意就大大衰敗下來。”（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頁。）《尋烏調查》中舉了兩個典型的例子：

郭怡和“店主郭友梅……十二歲到尋烏，現在五十九歲了。他未來前，他的叔父早就在尋烏做了六十年生意，連他到今共做了百零年了，歷來做的是雜貨布匹。光緒二十五、六年生意最盛時，有本三千元，從外邊繳（商家賒借貨物叫做‘繳’）到五、六千元，自己繳給人家也有四、五千元，故那時只三千元本，卻做得二萬元上下的生意，乃是尋烏城裏第一家大商店”，那時向贛州買三百塊錢貨只付一百塊現，就可拿得動。現在不行了。這種不行，也不止郭怡和，差不多什麼商店都繳不動了。不獨贛州，梅縣、興寧也繳不動了。這是一種經濟的大變化。就是從前年（一九二八年）起。‘世界不好’。因為商家的貨繳與農民，農民受了重利剝削，本來就是窮的，加以前年蝗蟲吃了禾，同時又遭旱災，農民還不起本城商家的帳，因此本城商家也還不起梅縣、興甯商家的帳，梅縣、興甯商家都不放心繳給人家了。民國五年郭怡和遭了一個大搶……。從這年起，就衰下來，一年不如一年，弄到現時這個樣子。”（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4頁。）“順昌老店主人洪興甫，……前清末年到民國初元，他家兄弟共有老店、興記、達記、茂記、鈞記、鴻昌、祿豐等家店子，做的綢緞布匹雜貨水貨各色生意，招牌響得很，贛州繳得動四五千元，和那時的郭怡和不相上下。民國十一年起漸次衰敗，到民國十四年便只剩下老店和興記兩家了。主要的原因是市場變動了——洋貨市場代替了土貨市場，即梅縣生意代替了贛州生意，尋烏南半縣不需要贛州土貨的供給了，這個原因，是和郭怡和失敗是同樣的。”（注：毛澤東：《尋烏調查》，《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5頁。）

這一時期不僅尋烏如引，而且塘江墟最終也因社會危機的加深走向蕭條。民國年間的塘江物價暴漲，市面冷落。森隆布號、悅來館、晏日新酒號、合記染業號等商號相繼倒閉歇業，連盧和祥這樣大的米店也叫苦連天。另外，會昌筠門嶺墟鎮因社會變動於民國年間經濟走向衰敗也印證了這一點。上述史實說明，贛南農村墟市在明清雖然有所發展，近代相對江南及沿海地區卻呈現明顯的遲滯性，難以向城鎮化邁進，從而實現社會轉型。

第四，贛南近代墟市發展由於受到社會變遷的影響存在著不穩定性。

首先，它受交通變化的影響較大。贛南地貌以山地、丘陵為主，山多地少，並且三省毗鄰，歷史時期社會動亂較多。加之清中葉以後，隨著閩粵移民的大量遷入及墾山開礦，贛南山區水土流失嚴重。“傍溪之山邇來開墾不遺尺寸，山無草木，難受雨淋，土既鬆動不敵水力，一經大雨沙泥俱下。”（注：道光《興國縣誌》卷十二，物產。同治《南安府志》卷三。）致使“水道之淤塞，貽害田疇。”(31)塘江墟臨上猶江，古時可通大船，但近代以來由於水土流失河道淤塞，只有在雨季才能通小船隻。鴉片戰爭後，大庾嶺商路和贛南內河航道逐漸蕭條。尤其是五口通商和近代鐵路交通興起以後，各縣交通要道的地位喪失了，以致“贛關絕無大宗貨物經過。”（注：《劉坤一遺集》，第99頁。）交通線上的許多墟市因此廢棄，如大庾縣清末民初廢棄的墟市就有老墟坳、三坑墟、赤江墟、大坪墟、左撥墟和龍口墟等。而且受山區交通條件的制約，近代贛南農村市場相對沿海地區則處於腹地地位而發展遲緩。

其次，贛南農村市場近代化陷入了一個日益惡化的政治經濟環境之中，鴉片戰爭後，中國變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侵略，打斷了贛南農村商品經濟的正常發展而日趨緩慢。因此，石城縣“所產夏布，均系婦女紡織，尺幅不闊，僅敷本地之用，間有出口銷路不暢。坪山一帶，素以造紙為業，紙料尚稱堅白，未停科舉以前銷路甚廣，昔年出口，不下百萬之數。近來洋紙盛行，銷路既滯，歇業者十之八七。”（注：傅春宮《江西農工商工礦紀略》，第三冊，《石城縣·商務》，第5頁。）贛南區域各縣多屬家庭手工業，沒有新式近代工業基礎，“民國三十年以前，本省實無大工業，更不足以語重工業。所有各項輕工業，不啻手工業而已。況其規模之狹小設備之簡陋，實遠未達到新式工廠標準。”（注：《十年來之江西工業》，《贛政三十年》，1941年編。）加之，受天災人禍的影響，贛南時常出現嚴重饑荒局面。如1925年的大水災時，贛南各縣的大饑荒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1925年7月《農商公報》132期描述其情景說：“據江西省第三屆省議員王隆驥由信豐原籍來昌詳述贛南大鬧米荒之慘像之，彼在信豐縣起程時，地方存米已十分枯竭，平民日食，只有稀粥兩餐。本月（6月）初旬即漸呈荒象，迨至十一、十二等月，則全縣全廩業已罄空。穀價每擔需洋八元之，且逐漸增長不已，甚至一日之中亦漲價數次。……尋烏縣篁鄉流竄各處，遍地絕糧，鄉民餓斃者已遍野，令人不忍目睹。又于都縣全境米穀搜刮已盡，因絕糧自殺者日有所聞。刻下贛南米價，每擔已漲至三十餘元。青黃不接，為時尚遠，將來慘像，必有更甚於此時者。”這樣更加劇了農村社會矛盾，引起社會動亂。從一定意義上來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全國土地革命中心區域在江西的策源和崛起，正是近代江西災荒不斷積累、發展的必然結果。

四、結語 

綜上所述，農村墟市網路在明清時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贛南社會經濟區域特色的形成，並奠定了贛閩粵邊經濟區的基礎。贛南農村墟市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後，數量銳減，逐漸走向衰敗。但農村集市體系並沒有被突破。其經濟功能逐漸向著部分或完全取代社會功能方向發展，墟市商品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墟市發展仍存在不穩定性。由於近代社會變遷的制約，贛南市場近代化走入了後續中的困境，表現出滯後的特點，限制了商品經濟在當地的深化。正因為清末民國年間墟市的起落制約了經濟的發展，可以看出在贛南區域市場中，墟市已不僅僅是一個餘缺調劑的場所，甚至是一個地區內集散市場乃至區域市場的依託，這正表現贛南山區農村墟市的特色。正確認識到這一點對於我們充分利用這一傳統交易方式活躍城鄉市場，推動贛南區域商品經濟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因而深入研究農村墟市的發展，實為認識贛南乃至贛閩粵邊經濟區商品經濟和社會變遷的一個契機。

字形檔未存字注釋：＠①原字山下加（大下加車）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