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爾多斯高原是我國半乾旱地區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處於農牧交錯帶上，在歷史上農業民族經常與遊牧民族在這裏展開爭奪，從秦漢至明代，呈現出農業與遊牧景觀交替出現的現象。同時，該地區又是一個北方遊牧民族之間爭奪的要地，不時為不同的遊牧民族相繼佔據，常常發生大規模的移民。然而自清朝統一中國，鄂爾多斯成為其組成部分，遊牧的蒙古族在清朝的控制下幾乎停止了遷移，但內地遷往該地的移民卻一直沒有停止過，使得這一地區的人口數量與分佈、民族構成、社會結構與民族關係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因而系統而深入地研究這一課題對於我們認識自清代以來這一地區的社會變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清代及民國時期遷入鄂爾多斯地區移民的人口多為漢族，對他們採用由內地州縣遙治的方式進行控制，所以鄂爾多斯當地極少有遷入漢人數量的記錄，而陝西、山西對此記錄也多含混不清，尤其是因遙治而導致的行政區劃的混亂，更增加了對移民數量研究的難度。以往的研究一般只注重土地的開墾，尤其是清末和民國時期的土地開墾（注：關於土地開墾研究較的主要有安齋庫治《清末綏遠的開墾》（載《滿鐵調查月報》第18卷12號及19卷1、2、12號）、寶玉《清末綏遠墾務》（載《內蒙古史志資料選編》第一輯）、梁冰《伊克昭盟的歷代開墾和近現代社會形態的變化》（載《鄂爾多斯史志文稿》第四輯）及祁美琴《伊克昭盟的蒙地放墾》等文，但這些文章主要討論清末及民國的墾務和土地關係，對移民問題僅稍有提及。），由於存在著春去秋回的雁行人，土地開墾的進度並不能表示移民遷入的進程。
一、同治朝之前的移民
元朝滅亡後，鄂爾多斯部蒙古系成吉思汗嫡系後裔達延汗的子孫，一向以尚武著稱，保持著強盛的武力，成為明朝無法平息的邊患。以後滿州女真族崛起，也為征服鄂爾多斯部也頗費了一番功夫，清王朝一直對鄂爾多斯部保持著戒心。明末，與鄂爾多斯部相鄰的陝北一帶，土地貧瘠，荒旱頻仍，百姓因生活極端困苦，屢樹義旗，李自成、張獻忠就出身於此。明亡之後，駐於此地的軍隊雖然投降了清朝，但仍然保持著強烈的反清色彩。順治五年（1648年），延安參將王永強、榆林將領劉登回應大同總兵姜瓖反清，定邊、神木、花馬池的綠營兵也聞風聲援（注：《清史稿》，卷4《世祖本紀》。）；康熙十四年（1675年），定邊、延安、神木、花馬池、綏德、慶陽一帶的綠營兵為回應吳三桂北上又暴發了反清兵變。對清政府來說，陝北一帶是一極其危險的地帶，因此，清朝初年，為禁止蒙漢往來，對鄂爾多斯地區實行嚴格的封鎖政策，在其南部沿長城邊外劃一條南北寬五十裏的禁地，不允許漢人進入墾種，也不許蒙古人進入遊牧，稱為“黑界地”。
陝、晉北部與鄂爾多斯毗鄰地區，經過明末清初的長期戰爭，人口急劇減少，土地大量拋荒。清初，陝晉北部與全國其他地區一樣致力於招徠流移，墾辟荒地，但清廷對蒙古私自招墾處罰較為嚴厲，所以很少有人遷入到鄂爾多斯地區。
鄂爾多斯地區的開墾是隨著清廷對鄂爾多斯部蒙古王公的防範心理逐步解除而開始的。自鄂爾多斯部歸順清朝後，在征服中原及平定陝晉北部叛亂的過程中，諸王公能夠積極配合清軍作戰，並立下了汗馬功勞。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鄂爾多斯貝勒達爾請求進入黑界地遊牧，得到允准（注：張鵬一：《河套圖志》，卷4《屯墾》。）。康熙三十六年，見勒阿松拉布奏請：“乞發邊內漢人，與蒙古人一同耕種黑界地。”清廷俱如所請，令貝勒阿松拉布及地方官“各自約束其人，勿致爭鬥，……日後倘有爭鬥，蒙古欺淩漢人之事，即令停止”（注：《清聖祖實錄》，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此為清代內地人民進入鄂爾多斯地區之始，但政府規定不准在蒙古地區定居，春去秋歸（後改為冬歸），號為“雁行人”。這些進入鄂爾多斯地區的陝晉之人只能算是流動人口，尚不能稱為移民。
“黑界地”開墾之始，出邊墾種的並不多，貝勒松阿拉布“乞發邊內漢人”及清廷禁止“蒙古欺淩漢人之事”的發生都出於這種情況考慮的。隨著內地人口的增加，尤其是發生災荒的年份，內地沿邊之民便出邊就食，“至康熙末年，山、陝北部貧民，由土默特而西，私向蒙人租地耕種，而甘肅邊民亦逐漸開殖，於是，伊盟七旗境內，凡近黃河處長城處，均有漢人足跡”。（注：潘複：《調查河套報告書》，（北京）京華書局，1923年，頁219頁。）由於出邊墾種的人增多，以致康熙五十八年，鄂爾多斯貝勒達西拉布坦因“遊牧狹窄”，奏請驅逐邊外民人（注：民國《續修陝西通志稿》，卷5《疆城》。），清廷命侍郎拉渾“以三十裏定界，界內之地准民人耕種，每牛一犋，准蒙古收取租糜子五鬥”（注：張鵬一：《河套圖志》，卷4《屯墾》。）。雍正八年（1730年），“仍以五十裏定界，命附近地方官折征糧草，十年，鄂爾多斯荒歉，複准蒙古情願招民人越界耕種收租取利者，聽其自便。從此，內地民人以口外種地為恆產，蒙古亦資地租為養贍。”（注：潘複：《調查河套報告書》，頁219。）
至乾隆時期，出口墾種的人更多，清廷為加強管理，於乾隆八年（1743年）設榆林神木理事同知，“駐劄縣治，專管蒙古鄂爾多斯六旗夥盤租種事務，詞訟有牽涉蒙古者悉由該廳審理，其近邊各縣蒙民交涉命盜案件，先由各縣錄供詳報，於奉批後申請該廳會同審擬解勘，他如監放兵糧、協捕賊盜，亦有分責”（注：清·盧坤：《秦疆治略》“榆林神木理事廳”條。）。當時，出口墾種的漢人編籍仍隸內地鄰近州縣，不准在蒙古入籍定居。可見出口墾種仍被清視為一時的權宜之計。
康雍乾三朝，社會日趨穩定，內地人口不斷增長，移民出口的浪潮已成不可遏抑之勢。 盧坤說：“蒙民賦性較貪，最愛眼前些小便宜，遇有為難之事，漢民止須送給煙茶布區，以厭其欲，其事即寢。又漢民生長邊區，熟悉口外情形，善於趨避，蒙民不辨利害，輕聽妄為。”（注：張鵬一：《河套圖志》，卷4《屯墾》。）內地民人在口外定居雖為清廷所禁止，但漢民只須送禮通融一下便可達到目的，這樣越來越多的雁行人由流動人口變為真正的移民。另外，晉、陝北部還有一部分貧苦農民為生活所迫，到鄂爾多斯地區“與蒙古畜養牲畜”（注：《秦疆治略》“神木縣”條。），畜養牲畜不象農業那麼具有強烈的季節性，需要長期居住下來，但久而久之，也成為真正的移民。
晉陝北部地處黃土高原，經過長期的開墾，水土流失嚴重，環境日趨惡化。如神木縣：“邑處極邊，多沙岡石磧，幅員雖廣，而可耕之地計以頃畝，誠不及沃野之十之二三耳”（注：道光《神木縣誌》，卷4《建置·裏甲》。）；懷遠縣：“僻處邊陲，鄰於蒙古，建縣年淺，百十年來，地有開墾而糧無加增，境內無地可耕者皆租蒙古地畝”（注：《秦疆治略》“懷遠縣”條。）。隨著口外土地的開墾，這些地區的人口也獲得了充分的發展空間，因而陝西北部州縣的人口在清代中期隨著鄂爾多斯地區的開墾而大量增加。
表1 乾隆至道光朝榆林府沿邊州縣人口數量及年均增長率
年代 榆林縣 神木縣 懷遠縣 府穀縣
口數/增長率‰ 口數/增長率‰ 口數/增長率‰ 口數/增長率‰
乾隆四十年 856797569183640 71283
嘉慶十年 96512 4.0 109277 12.3 92212 3.3 85414 6.0
道光三年 101283 2.7 109908 0.3 97653 3.2 140036 27.8
道光十九年 103140 1.1 113717 2.1 89031 -5.8 204357 23.9
資料來源：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志·戶口》，這些人口資料包含口外近邊遙治的人口。
據表1，從乾隆四十年至嘉慶十年（1805年）的三十年間，榆林、神木、懷遠、府穀四縣的人口都有一個較為合理的年平均增長率，其中神木縣人口增長率最高，達12.3‰，懷遠縣最低，為3.3‰，而與神木縣相鄰但並不沿邊的葭縣在此期間只有1.6‰的年增長率（注：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志·戶口》。）。沿邊州縣之人或遷居口外、或作為雁行人租種蒙古田畝，因而可以獲得較多的生活資料，為其人口自身的再生產提供了較為優越的條件，而那些沒有充分發展空間的州縣的人口增長受到了限制。
嘉慶十年至道三年（1823年），道光三年至十九年兩個時段，榆林、神木及懷遠三縣都呈現出人口增長率下降的趨勢，從道光三年至十九，懷遠縣甚至出現了年均－5.8‰的負增長，而嘉慶十年至道光十九間的兩個時段府穀縣都保持了20‰以上的年增長率。
查嘉慶、道光年間，陝北一帶並無大的自然災害發生，這說明到道光年，連同長城邊外允許開墾的黑界地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開墾。道光年間，越界墾種事件接連不斷地發生，以致道光十七年，清廷只得下令重壘界石，招內地民人移墾（注：民國《橫山縣誌》，卷2《紀事》。）。事實上，道光年間界石以內早已是村落相望、雞犬相聞的農業景觀。至道光十九年，長城邊外的村莊，神木縣587個，府穀縣441個，懷遠縣479個，共1507個，而同時這三縣邊內的村莊也只有1926個，二者相差無多（注：道光《榆林府志》，卷22《食志·戶口》。）。
從人口的年增長率來看，從乾隆至道光年間，榆林府人口的增長也呈下降態勢，其實該地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並沒有下降，在沒有天災人禍的情況下，仍應保持5‰左右的增長率，筆者推測陝北沿邊這些州縣的一部分人遷移到鄂爾多斯中部甚至更遠的地區去了。法國旅行家古伯察在鄂爾多斯地區的旅行見聞證實了這一推測。道光二十四年，在鄂爾多斯中部——從熱河到西藏的途中——發現了許多漢人開鑿的窯洞，但沒有人居住，據當地的蒙古人講，二十多年前，也就是嘉慶道光之間，內地漢人來此開墾，過了一段時間，由於他們隨心所欲地擴大耕地，抗租並盜竊蒙古人的牛羊而被趕走（注：［法］古伯察著，耿昇譯《韃靼西藏旅行記》（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年），頁221。）。不消說，這種情況在鄂爾多斯中部的其他地方也同樣存在著。
府谷縣從嘉慶十年到道光十九年的年均增長率為26.0‰，顯然這不是該縣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查道光《榆林府志》，在此期間府穀縣的政區並未發生變化，其人口的高增長率顯然不是由政區變化而引起的。與府穀縣一河之隔的山西保德，土地貧瘠，清初即已形成了傭佃陝西的習俗，康熙《保德州志》卷三《風土篇》說，河曲“民貧鮮生理，耕種而外，或佃傭陝西，貿易鄰境”。隨著口外的開墾，由府穀縣遷居口外是其最便捷的之途，而這些遷移至府穀縣口外的保德人也就歸府穀縣管轄，這就不難解釋在嘉慶至道光時期府穀縣保持如此高的人口增長率。
1953年府穀縣的人口數為112 162（注：國家統計局人口統計司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1988》，頁228。），而道光十九年府穀縣的人口數為204 357，幾為1953年的兩倍。這主要是由於，一道光時期，歸府穀縣管轄口外村莊很多，其範圍深入准格爾旗內部較遠，經過1949-51年的邊界調整，相當一部分村莊劃歸了准格爾旗管轄；二自同治朝起，陝北地區屢遭戰爭及自然災害的影響，人口損失嚴重，而恢復較慢。故1953年府穀縣的人口數量尚不及道光年間。在邊界調整時，劃歸神木、榆林、橫山和靖邊的土地和村莊的都遠較府穀縣為多，因此僅有府谷縣道光年間的人口數量超過了1953年。
口內移民進入鄂爾多斯北部、東北部地區的時間也比較早。雍正十年規定“蒙古情願招民人越界耕種，收租取利者，聽其自便”，這些地區也開始有移民遷入墾種。乾隆年間河套東部一帶的黃河河道發生變遷，達拉特旗與土默特旗發生爭端，其時達拉特旗的沿黃河南岸一帶已經有移民遷入，土地得到了開墾。
隨著歸化城土默特地區的開發，該地聚集了大量的移民，管理機構也建立起來。雍正十二年，薩拉齊置協理筆貼式，乾隆四年置協理通判，二十五年改理事廳，兼轄鄂爾多斯左翼中旗、左翼後旗的蒙民交涉事務。乾隆元年，清水河置協理通判，二十五年改理事廳，兼轄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等蒙民交涉事務（注：《歸綏道志》，卷5《十二廳治考》。）。雍正十二年，托克托置協理筆貼式，乾隆元年置協理通判，二十五年升為理事廳，兼轄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等蒙漢交涉事務（注：《清史稿》，卷60《地理志》。）。這些廳初設時僅治理當地的蒙漢交涉事務，至乾隆二十五年開始兼理臨近鄂爾多斯地區的蒙漢交涉事務，也說明當時鄂爾多斯東部及東北部的移民開始增多並受到了政府的注意。
遷移到鄂爾多斯東北及北部地方的移民多為山西河曲、保德及偏關等地之人。河曲保德等地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保德“地偏僻且瘠薄，舟車不通，商賈罕至，民貧鮮生理，耕種而外，或佃傭陝西貿易鄰境，……農勤力作，而土不肥澤，遇豐年差足糊口，荒年冬儲蔓青，春以穀糠，采荼雜而食之，不致死，猶愈于明季食幹泥者”（注：康熙《保德州志》，卷3《風土篇》。）；偏關縣“於西北地勢最高，苦寒特甚……晉北土質乾燥，氣候較寒，山田高從，無川灌溉，所憑籍者雨澤耳，故晴雨稍有失時，偏成災歉”（注：明盧承業原編，清馬振文增修：《偏關志》，卷上《風土》。）。嚴酷的自然環境使得當地的農民在死亡線上掙扎，因而早在口外開放之前就有傭工于外、貿易鄰境的習俗，在邊外部分土地開放後，大批的農民湧向口外；由於黃河流經此地，順河而上，交通方便，因而來自這三縣的移民首先進入鄂爾多斯東北及北部地方，而後逐漸向中部推進。
鄂爾多斯西南部地區與甘肅相鄰，隨著黑界地的開放，一部分移民進入該地，清末放墾的五堆子地、月牙湖地等就是在這時開始發展起來的，其蒙漢交涉事務以及租銀、稅務均由寧夏部院及安邊同知兩方管轄。
除上述農業移民外還有一小部分商業及工礦業移民進入鄂爾多斯地區。在黑界開放之前，清廷只准鄂爾多斯蒙古在橫城一帶與內地貿易，極為不便。康熙三十六年，貝勒阿松拉布奏請于定邊、花馬池、平羅城三處，令諸蒙古就近貿易，得到允准（注：《清聖祖實錄》，卷181“康熙三十六年三月乙亥”。）。隨著開墾的擴大，移民的增多，一小部分商人逐漸進入鄂爾多斯地區，尤其是近邊漢族移民聚集的地區，如鄂爾多斯左翼前旗的十裏長灘，在鹹同之際已發展成一個“商民雲集”的較大市鎮（注：同治《河曲縣誌》，卷3《疆域界·蒙古地界》。），靖邊縣口外的甯條梁也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商業市鎮。近長城一帶，在有煤炭及鹽鹼礦的地方，蒙古人將礦藏租給漢人開採，收取租金，因此也吸引了一批移民。商業及工礦業移民在數量上與農業移民雖不可同日而語，但這些移民對口外地的蒙漢人民的生活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
同治以前遷入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定居與流動人口混雜在一起，又歸與之相鄰近的陝西、山西及甘肅等省的州縣管轄，但同時也存在著完全脫離沿邊廳州縣管理的移民，加之文獻資料的不足，很難對移民的數量作出精確的估計。道光十九年，神、榆、懷、府四縣共510 245人，定邊縣嘉慶十九年72 811人（注：道光《定邊縣誌》，卷4《田賦志·戶口》。），光緒《靖邊縣誌稿》不載同治之前的戶口，光緒二十五年的保甲冊僅有18 420人，當時保甲冊的戶口記載已嚴重失實，因此其同治之前的人口情況無法確知，沿邊州縣所轄長城邊外範圍已相當遼闊，有些甚至比其邊內面積還要廣。鄂爾多斯東部及北部杭錦旗、達拉特旗及准格爾旗黃河沿岸一帶亦有大量的移民聚集，再加上鄂爾多斯中部地區郡王旗、劄薩克旗等的移民，在同治朝戰亂之前，遷入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估計不會低於20萬。
二、清末民國放墾與鄂爾多斯移民
同治年間，西北回民起事，同治七年（1868年）攻陷神神木高家堡，其後進入府谷縣、烏審旗及准格爾旗，並佔據准旗的十裏長灘及巴漢圖地。經過戰亂居民死亡星散，土地拋荒，河曲縣誌說：“同治七年，河西地方夏冬兩次慘遭兵燹，居民寥落。”（注：同治《河曲縣誌》，卷6《藝文類》。）靖邊縣亂後“煙戶百無一存”；神木縣之縣城及高家堡兩處“存者十之一二，其餘存僅十之五六”（注：民國《神木縣誌》，卷2《戶口》）。鄂爾多斯蒙古亦因被搶掠而變得貧困不堪。戰亂後的陝北及鄂爾多斯地區人口大量減少，以致同治八年、光緒三年（1877年）橫山縣（即懷遠縣，民國間改名）兩次野狼成群噬人，白晝農民閉戶警戒，商旅裹足（注：民國《橫山縣誌》，卷2《紀事》。）。光緒初年（1877-78年），晉陝大部地區發生特大旱災，大量人口死亡，其北部地方亦是災情奇重，災荒過後，這些地區成為了移民的輸入區，因而向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幾乎處於停滯狀態。
戰亂和災荒之後，晉、陝沿邊州縣同山西的其他州縣一樣開展了招集流亡促進墾復工作。靖邊縣，“自同治八年招民墾種，至光緒六年，閱十春秋，流亡漸複”（注：光緒《靖邊縣誌稿》，卷4《藝文志餘》。）。當然這些州縣的招民複墾也包括戰亂前其遙治的邊外地區。但由於人口損失嚴重，陝北各州縣一直到19世紀末也沒有恢復到同治朝前期的人口水準。至光緒二十五年，靖邊縣也只有3 171戶，18 420口，不及南方一個市鎮的人口，神木縣至民國三年也只有96 913口，“生聚四十餘載，元氣猶未盡複，較之道鹹年之戶口尚不逮焉”（注：民國《神木縣誌》，卷2《戶口》。）30。陝北地區人口恢復的如此之慢，也嚴重影響了其向鄂爾多斯地區移民的速度。
19世紀下半葉，尤其是進入20世紀之後，蒙古地區在沙俄和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滲透下，蒙古上層中的一些人離心傾向日益明顯，因此朝野上下要求充實邊防、抵禦日俄侵略的呼聲越來越高，張之洞分析當時的形勢指出，“蒙古強則我之侯遮也，蒙古弱則彼之魚肉也”，岑春煊亦言：“邊臣皆知蒙兵宜練，而苦於無餉。是則欲練蒙兵，非籌練費不可；欲籌練費，非開蒙地不可。”迫於當時的形勢，清廷只得放棄原先封禁蒙地的政策，於光緒二十八年宣佈全面開放蒙地，並派貽谷為欽差大臣到歸化城主持蒙地的放墾工作。
從光緒二十八年至宣統三年，伊克昭盟共報墾45 356.9頃，放墾35 532.2頃，杭錦旗放墾之東中兩巴噶地及達拉特旗的永租地和四成補地都在今黃河的北岸，四成地的大部分亦在黃河北岸，位於後套，不屬本文所要考察的範圍，今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區實際放墾共1.6萬頃左右，其具體情況如表3。
表2 清末伊盟墾務情形一覽表 單位：頃、兩
旗別 報墾地名 報墾時間 報墾地數 已放地數 已放地管轄廳縣 共得押荒銀兩
准格爾旗 黑界地 1905-06 1588.25 1588.25 河曲、府穀 60339.5
紮薩克旗 黑牌子地 1905 1608 1608 東勝 20406.9
祝嘏地 1904 575.35 575.35 東勝 6015.9
烏審旗 舊牌子地 1909 1452.5 1452.5 東勝 18820
祝嘏地 1904 530.7 530.7 東勝 5540.8
鄂托旗 月牙湖地等 1903 10000 175.3 平羅 4363.8
杭錦旗 東中兩巴噶地 1904
郡王旗 灶火、鹽灶等地1903 9638.9 9638.9 東勝 108219.9
達拉特旗 四成地 1903 1225.2 1225.2 東勝、榆林等 100447
四成補地 1905 1420 1420 135234.2
永租地 1905-11 13218 13218 373267.5
資料來源：甘鵬雲《調查歸綏墾務報告書》，曾慶錫《伊克昭盟概況》
清廷放墾蒙地主要是為了收取“押荒銀”來補充赤字日巨的國庫，所以無論是荒地還是早已墾好的熟地，都被當荒地而收取“押荒銀”。黑界地早已開墾，自不必說，報墾的白界地亦多已開墾。所謂白界地，亦稱牌子地或牌界地，是康熙年間清政府對鄂爾多斯剛剛解除封鎖不久，內地農民越過長城，在准格爾旗境內開墾耕種的土地，長約二百餘裏，寬四五十裏，地域在黑界地以內。在報墾白界地畝之前，林毓杜提出有別於其他地區的放墾措施，熟地以照稅名義收取代金，荒地放墾收取押荒銀，但其呈報材料被墾務大臣文案處壓了起來，這一建議沒有被採納（注：梁冰《伊克昭盟的歷代開墾和近代社會形態之變化》，載《鄂爾多斯史志文稿》第4輯。），因此鄂爾多斯地畝的報墾也是將已墾熟地與未墾荒地混合在一起，所以無法弄清楚已墾地與未墾地的區別，也就不知道放墾荒地的具體數量。但根據目前現有的資料看，清末放墾的絕大部分土地都是早已開墾的熟地。交了所謂的“押荒銀”，由墾務局發給部照，農民就有了土地永久的使用權。這樣一來，又有一部分租種蒙地的雁行人定居下來，由流動人口變為真正的移民。這一點也可以從該地區自然村的設立時間中得到證明。為了更清楚地瞭解鄂爾多斯地區的清季以來的移民進程，筆者對《伊克昭盟地名志》中所記錄的自然村的建立時間進行了統計，其具體情況如下表3（注：《伊克昭盟地名志》以1980年的行政區劃為准，所載自然村包含村名及來源語種、建村時間、最早遷居人、遷自何處、村名含義、戶口（含有不同民族的亦分別注明）耕地及牲畜數量、物產、地形、交通狀況等內容，但主要是一些規模較大的或有村民委員會駐地的自然村，其中烏審旗、鄂托克旗、鄂托克前旗及杭錦旗因氣候不宜農耕，農業較其他旗為少，現代仍以牧業為主，由於自然村多為從遊牧到定居為一個過程，因此上述幾旗的建村時間多不清楚，解放後，在政府的幫助下，基本上都轉變為駐牧，又形成一部分村落，因歷史較短，建村時間一般都很明確。）。
表3 伊克昭盟地區建村時間情況
年代 東勝 准格爾旗 伊金霍洛旗 達拉特旗 烏審旗 鄂托克旗 鄂托克前旗 杭錦旗
光緒之前 — 27 6 4 — 1 — —
光宣時期 9 86 24 32 6 — 4 2
民國時期 9* 124* * 58 71 1 1 6 21
解放後 15 10 14 7 — 18 6 10
情況不明 57 104 336 165 99 116 160 156
總計 90 351 438 279 106 136 176 189
資料來源：《伊克昭明地名志》，1988年，內蒙古自治區地名委員會編印。
說明：地名志中注明清末的一律歸入光宣時期。
*其中注明民國初年建村的4個，* *其中注明民國初年建村的85個。
據表3，光緒宣統兩朝建立的自然村以准格爾旗、伊金霍洛旗（1958年，紮薩克旗與郡王旗合併，稱伊金霍洛旗）和達拉特旗三旗較多。清末放墾，僅准格爾旗、劄薩克旗和郡王旗就放墾13 410.5頃，占黃河以南鄂爾多斯地區放墾總面積的4/5，耕種這些土地的農民取得了土地的永久耕種權，大部分雁行人變了真正的移民。達拉特旗放墾的土地主要在黃河以北，地名志中所統計的自然村並不包括黃河以北的地區，而達拉特旗這一時期建立的村莊已知確切時間達32個，可見除放墾的河套地區外，達拉特旗黃河南岸部分在清末也有一部移民遷入此地。西南部的鄂托克旗雖然報墾了10 000頃土地，但地多沙磧，不堪耕種，僅放墾175.3頃，放墾之地現屬寧夏回族自治區的陶樂縣，為《伊昭盟地名志》所不載。鄂托克旗的東南為法國天主教區，傳教士在放墾之前已招徠移民開墾，其地雖已報墾，但沒有贖回地權，未能放墾。烏審旗放墾之地也是早已開墾的熟地，放墾後也使一部分流動人口轉化為移民，但從建立的自然村及土地數量來看，移民人數不多。
清政府採取的放墾蒙地政策實質上是對內蒙古地區蒙漢人民的掠奪，因而遭到了蒙漢人民的強烈反對，在鄂爾多斯地區甚至發生了武裝抗墾的“獨貴龍”運動。光緒三十四年，清政府為平息“獨貴龍”運動，被迫以“敗壞邊局、欺蒙取巧、蒙民怨恨”為由，將貽穀革職查辦，貽谷之後，“繼任諸將軍不過調查墾款，催收舊欠而已，對於墾務毫無進展”（注：黃奮生：《蒙藏新志》（中華書局，1938年），頁854。）33。光緒三十四年以後，墾務基本結束。墾務雖然結束，但移民的浪潮並沒有結束，“獨貴龍”抗墾運動反對的只是清政府的掠奪，而並非開墾土地本身，實際上，蒙古王公私下進行著大量的開墾，土地租給漢民，收取地租。
民國初年，察哈爾、熱河、綏遠被劃為特別區，從中央派都統管轄，從而使內蒙古各盟旗分別置於各省地方軍閥的分割統治之下，伊克昭盟的蒙古王公的專制權也受到了限制與削弱。1914年，北洋政府內務、農商、財政三部暨蒙藏院共同制定了《禁止私放蒙荒通則》和《墾辟蒙荒獎勵辦法》。《通則》規定：“凡蒙旗出放荒地，無論公有私有，一律應由紮薩克行文該管地方行政長官報經中央核准，照例由政府出放，否則以私放論。”通則還詳細規定了對私放蒙荒的懲處辦法。《獎勵辦法》規定：“凡各蒙旗願將各該旗地畝報墾或自行招放者及領墾蒙荒者給予獎勵。”（注：石華嚴：《綏遠墾務計畫》（綏遠墾總局，1932年），頁12～13。）
在北洋政府獎勵墾荒的政策下，晉系軍閥及陝晉一些地商和地方豪紳趁機大肆開墾。為促進移民墾殖工作的進行，1925年交通部頒佈了《墾民乘坐火車減收四成規則》，規定“凡各省區運送大宗墾民，人數滿二十人以上，經行京奉、京綏、津浦、京漢四路，前赴關東、塞北省”車票均減免四成，1926年又頒佈了《墾民家眷乘坐火車免費辦法五條》，（注：《綏遠通志稿》，卷20《移民》。）對促進移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民國前期，伊克昭盟又形成了一個移民高潮。
據表3，民國時期自然村建立較為集中地區為准格爾旗、伊金霍洛旗、達拉特旗和杭錦旗。達拉特旗的自然村中也有一部分最早是蒙古族人建立的，“民國十七年後，本旗蒙民感於牧場日蹙，牧畜日減，為應生活之要求，曾先後向旗政府領地，自行耕種。自是以後，相率成風，旗府附近，直到黃河南岸，蒙人耕作者，阡陌相望。”（注：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1931年12月），頁27～28。）但對這一情況我們不能作過高的估計，“分有地的不過是服侍‘王爺’的那般所謂士官及終身應差的忠實‘奴才’而已”，他們為數不多，散見於各村莊之中（注：龐善守：《伊克昭盟達拉特蒙民的鄉村生活》，載《東方雜誌》32卷12號，頁105～106。）。杭錦旗這一時期建立的村莊多分佈于近黃河易於灌溉之地。
烏審旗、鄂托克旗、鄂托前旗這一時期建立的自然村數量仍比較少。清末，鄂托克旗放報墾之地未能完全放墾，民國十三年，增設“勘放鄂托克旗地畝局”，繼續查丈，由於蒙民的強烈反抗，只得撤局停辦；烏審旗放墾數量亦極少，報告書說：“右翼四旗蒙人，自種地者寥寥無幾，要以雇漢人耕種佃與漢人耕種最為普遍，此種佃農或雇農，因無土地權，不作久居之想，春來秋回，又因伊盟土地含有沙性，須行輪種，漢佃今年在此，又不知明年移在何處，加之各旗對漢人抽收建造房屋稅，而房屋建好後，每年又須納地皮租，因之蒙地漢民，不願建屋久居，演成一種游農性質之特別景象。”（注：蒙藏委員會調查室：《伊盟右翼四旗調查報告書》（1939年6月），頁49～50。）
1937年10月，日軍佔領了歸綏，之後又佔領了包頭，在西撤之際，綏遠省政府機關大部遷移到了後套一帶，也有少部分遷移到東勝等地，同時，也有一小部分農民由綏遠省東部遷移到鄂爾多斯地區。
1941年，傅作義任命陳長捷為伊克昭盟警備司令，陳長捷以解決軍糧名義，向蔣介石建議在伊盟開墾土地一萬頃，蔣指示先試墾五千頃，如可行，再擴大開墾。陳派人鼓動陝西神木、府穀等地的農民北遷伊金霍洛旗，很快伊克昭盟牧場及召廟地都被開墾，甚至連成吉思汗靈附近的禁地也被開墾了1500頃。伊金霍洛旗的一部分就是這一時期建立的。陳長捷的行為激起了蒙古人民的憤怒，1943年暴發了“伊盟事變”，國民政府迫於公眾的輿論，宣佈停止對蒙旗的開墾，陳長捷也因此被撤職。
除了上述規模較大的移民外，因蒙古王公私墾而引起的零星的移民在民國時期從來沒有停止過。至1936年，“准格爾旗現有墾地不下二十萬頃，除黑界地一千五百頃已報墾外，其餘概屬私墾”；達拉特旗“幾完全為農業區域，牛羊所至，阡陌在望，不復遊牧景象矣”（注：《伊盟左翼三旗調查報告書》，頁26。）。至陳長捷開墾時，可墾地畝已所剩無幾。
1949年，伊克昭盟地區的漢族人口為357 668人，總人口為411 747人（注：《伊克昭盟志》（現代出版社，1994年），頁452。），這一人口資料已不含陝西北部榆、神、府、橫、定、靖六縣邊外及寧夏的陶樂縣的人口。1953年伊克昭盟的人口統計為519 476人（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頁288～289。），年均增長率為59.8‰，這顯然不是其人口的自然增長率，是由於行政區的變化而引起的人口機械變動。從1949年至1953年，先後有歸山西、陝西管轄的9個鄉劃歸伊盟管轄，因此考慮到政區變化的因素，1949年伊盟的人口數還是比較可信的。1953年陝西榆林專區沿邊榆林、神木、府穀、橫山、靖邊、定邊六縣總人口為737 354人（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頁284。），其邊外佔有很大部分，人口亦不會少於25萬人；鄂爾多斯地區西南部歸甘肅銀川專區管轄的陶樂縣共有人口5 402人（注：《中國人口統計年鑒》，頁291。）。據上述幾個數字估計，至1949年，鄂爾多斯地區的移民及其後裔在60萬人左右。
三、移民與鄂爾多斯地區的社會變遷
（注：社會變遷所涵內容很廣，這裏僅討論蒙古族人口數量的變化、蒙漢雜居局面的形成、社會結構的變化三個方面，關於移民所引起的風俗文化、民族關係等方面變化筆者將作另文討論。）
（一）蒙古族人口數量的變化
據乾隆《大清會典則例》，清初伊克昭盟共有274佐領，每佐領一百五十正戶，所謂正戶，就是不包括喇嘛、黑徒、鰥、寡、孤、獨的男婦兒女齊全的人戶。若每戶以4.68口計（注：該資料引自張植華《清代至民國時期內蒙古地區蒙古族人口概況》，載《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3、4期。），則有192 348人，清初的喇嘛教還未達到其頂盛時期，喇嘛的人數不多，即使考慮到正戶以外的人口，其人口總數大致在20萬人左右。嘉慶《大清駛典事例》所載佐領數與前者相同。其間，各佐的戶口數都在發生變化，有增有減，但如果其人口沒有太大的變化，則不增加或減少佐領的數額。清代前期，鄂爾多斯蒙古力量強盛，該地區以遊牧為主，沒有大的自然災害發生，康熙中期以後，雖然有喇嘛教及出兵征戰的影響，其人口還應有所緩慢增長，年平均增長率大致在1‰左右，其人口峰值出現在道光時期，估計人口數量在21萬左右。道光朝以後，其人口則處於逐漸下降趨勢。清政府已進入多事之秋，鄂爾多斯蒙古又開始大量出兵征戰，戰爭中的傷亡及壯丁出征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下降；經過康雍乾三朝的提倡，喇嘛教勢力大盛，大量的青年男子出家、性病的流行以及不良衛生條件等，都是造成蒙古族人口數量逐漸下降的重要因素（注：賀揚靈：《察綏蒙民經濟的剖析》（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21。）
在鄂爾多斯地區牧地一般為公共遊地，蒙古平民擁有自己的戶口地數量較少，他們很少從事農業，而是將自己的戶口地租給漢人耕種。隨著漢族移民的增長，大量土地得以開墾，至民國時期，除鄂托克旗和杭錦旗外，“大批牧畜群，則不易覓見矣”（注：《伊盟左翼四旗調查報告書》，頁45。）。蒙古王公將公共遊牧地視為私有，他們私墾土地所得租金只供自己揮霍享用，不顧平民的生活，部分蒙古平民將自己僅有一點戶口地出租，以收取租金，很少自己耕作，他們生活來源由原來唯一的畜牧方式逐漸轉向以收取地租為主，由於當地的漢族部分屬於定居的，部分屬於流動的，一旦發生自然災害，因此蒙古族平民的生活來源很容易受到影響。
同治年間，馬化隆等部進入鄂爾多斯地區。戰亂使蒙民遭到了重大損失，據當時的傳教士說“反叛的伊斯蘭教徒從1868年到1872年連年搶劫，把鄂爾多斯的蒙古人嚴重地搜括窮了”（注：約瑟夫·藩·赫肯：《蒙古兩旗的爭端與天主教傳教士所起的作用》，載《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3輯。），巨創未愈，光緒三、四年又發生了特大旱災，“口外各廳大饑，……倉穀不敷，餓莩遍野，蒙古旗亦大饑，伊盟准格爾旗斗米製錢千八百文，居民死者大半，多將幼子棄諸他人之門，冀得收養”，十八年，“歸綏道屬七廳及蒙旗大饑，……情形與光緒三、四年略同，全境赤地千里，死者枕籍，……蒙旗饑民亦多，杭錦各旗糜子每石價至五兩，死者相望”（注：《綏遠通志稿》，卷29《災異》。）。所有這些都使鄂爾多斯地區蒙古族人口大量減少。清末民政部調查伊盟蒙古族為35 914戶，164 127口，戶均4.57口（注：王士達：《民政部戶口調查及各家估計》，載《社會科學雜誌》4卷1期。）。從戶口數字看，清初至清末，伊盟的戶數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