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鴉片戰爭的炮火震破了天朝上國閉關鎖國的美夢，古老的帝國被捲入了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體系之中。面對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封建士大夫中的一些有識之士率先從閉關自守，昧於外情的狀態中驚醒過來，開始瞭解和熟悉西方，相繼提出了向西方學習、實行對外開放的思想。從“師夷長技”到“輔以諸國富強之術”，再到“武步泰西”清晰地勾勒出晚清對外開放思想的發展脈絡。 

一、“師夷長技” 

從1840年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期,是晚清對外開放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一個階段.以林則徐、魏源、梁廷枬、徐繼佘等為一大批封建知識份子，在傳統經世致用思想的指導下，開始瞭解國際知識，研究世界歷史地理，揭開了晚清對外開放思想的序幕。

第一，刺探夷情，譯著書籍，瞭解和介紹西方。1839年3月，林則徐一到廣州，就組織人力編譯《廣州週報》、《廣州紀事報》、《新加坡自由報》、《孟買新聞紙》（注：《四洲志》原名《世界地理大全》(The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英國慕瑞著，1834年倫敦初版。《華事夷言》原名《中國人》，東印度公司駐廣州大班德比時著，1836年倫敦出版。）魏源隨後在此基礎之上，編著了《海國圖志》五十卷，並不斷修訂增補，1852年擴充為一百卷。在福建主持通商事務的徐繼佘則在工作之餘，訪問西人，薈萃采擇而成《瀛寰志略》一書。除此之外，還有梁廷枬的《海國四說》、姚瑩的《康輏紀行》、楊炳南的《海錄》、陳逢衡的《英吉利紀略》以及汪文泰的《紅毛英吉利考略》等書。在書中，他們都廣泛地介紹了西方各國的歷史地理、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民情風俗等各個方面的情況，並希望籍此“正告天下，欲吾中國童叟習見習聞”（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四）第531頁。），瞭解和認識西方。 

第二，承認中國在軍事方面的落後，主張“師夷長技”。鴉片戰爭的失敗，使許多人認識到了西方的“船堅炮利”。正如黃恩彤對此所描繪的那樣，“舟如堅城，銅牆鐵壁，舵手純熟，駕駛如飛”，“炮火猛烈，機法靈巧，連環轟擊，竟日不休”（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鴉片戰爭爭》（五）第435頁。）因此，要克敵制勝，就必須學習西方。魏源響亮地提出了“師夷長技”的口號，並為此進行了具休的規劃：(1)“于廣東虎門外之沙角、大角二處，置造船廠一、火器局一”；(2)“行取佛蘭西，彌利堅二國各來夷目一二人，分攜西洋工匠至粵，司造船械，並延西洋柁師，司教行船演炮之法……而選閩粵巧匠精兵習之”；（注：魏源：《海國圖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00頁。）(3)准許福建、上海、寧波、天津等地的沿海商民仿效設立船廠和火器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聽之”，（注：魏源：《海國圖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05頁）(4)認為西方“餉兵之厚、練兵之嚴、馭兵之紀律，為綠營水師對治之藥”，（注：魏源：《海國圖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267頁，要求整頓軍隊，學習西方先進的養兵練兵之法。 

第三，參照西方，試圖按國際慣例來處理中外糾紛。1839年，林則徐通過其隨員袁德輝和美國傳教醫師伯駕(peter parker)，翻譯了《各國律例》一書的若干段，（注：參見王維儉：《林則徐翻譯西方國際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學學報》1985年第1期。）並照此來處理中外糾紛。該書的第二百九十二條之四有“往別國遵該國禁例，不可違犯，如違犯必有罰以該國例也。”（注：姚薇元：《鴉片戰爭實史考》第32頁。）的內容，林則徐據此認為其要求義律交出打死林維喜的兇犯以便中國政府處理的主張是符合國際慣例的。當義律於1839年8月15日來函妄稱自行處理罪犯是“按照本國之律例”（注：《林則徐集.公牘》，中華書局1963年10月版第130頁）時，林則徐即復函駁斥說：“查該國向有定例，如赴何國貿易，即照何國法度，其例甚為明白……豈得不交官憲審辦？”（注：《林則徐集.公牘》，中華書局1963年10月版，第129頁。）揭穿了義律的謊言。在處理鴉片貿易問題上，林則徐也意識到了自己所堅持的對夾帶鴉片者“人即正法，貨物入官”（注：姚薇元：《鴉片戰爭實史考》第32頁。）的主張，符合《各國律例》第二百九十二條之五的譯文“有人買賣違禁之貨物，貨與人正法照辦，（注：參見陳衍德：《論林則徐對西方資本主義的認識》，《南京社會科學》1990年第5期。）因而要求洋商出具甘結。 

綜上所述，在這一階段，有識之士們雖然對西方社會作了廣泛的介紹，雖然也意識到“今日之勢，既不能閉關絕市以清其流，則唯有因勢補救而已”，（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一冊，第531頁。）但是，他們對於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並沒有深刻理解，對於鴉片戰爭後中國社會所面臨的嚴重局勢也缺乏深刻估計。因此，其對外開放思想主要集中於十分狹窄的軍事領域，企圖補苴罅漏，“師夷長技以制夷”。儘管如此，畢竟為長期閉塞的國人打開了一扇眺望世界的視窗，為窒息已久的社會透入了一股清新的空氣，開啟了近代對外開放思想的先河。 

二、“輔以諸國富強之術”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期到中日甲午戰爭，是晚清對外開放思想形成和發展的第二個階段。在實踐上，貫穿這一時期的洋務運動，使“師夷長技”的思想變為具體行動；在理論上，湧現出了以洪仁玕、馮桂芬、李鴻章、郭嵩燾、王韜、馬建忠、薛福成、鄭觀應等人為代表（注：筆者認為：洪仁玕雖然是太平天國後期的領導人物，代表其思想的《資政新篇》在太平天國內如同一紙空文，而其思想與稍後的洋務思潮如出一轍。）的實行家和思想者，使對外開放思想成為朝野上下一股不大不小的新思潮。 

首先，認識世界變局，批判閉關思想。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巨大民族危機之後，許多有識之士不約而同地認識到了中國正面臨著“開闢以來之大變局”。（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155頁。）李鴻章曾上奏指出：“今則東南海疆萬餘裏，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麇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萬國構煽，實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大變局。輪船電報之速，瞬息千里；軍器機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彈所到，無堅不摧，水陸關隘，不足限制。又為數千年來未有之強敵。”（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1～42頁。）王韜也說：“開闢以來，至堯舜而一變，以荒陋之天下而為文明之天下；至秦漢而又一變，以封建之天下而為郡縣之天下；至今而又一變，以中國獨治之天下而為四洲相通之天下。（注：《申報》，光緒元年十月初一日。）他們從西方各國“遠方畢至”、叩關互市的現實景觀中，看到了以火車、輪船和電報為主體的近代資本主義先進生產方式的巨大威力，意識到了世界由分散走向統一的歷史趨勢。“三代之時，天下猶囿於一隅，今日之時，天下將極乎一致。”（注：《申報》，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今之天下，乃地球合一之天下。（注：王韜：《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第一版,第208頁。）也正是基於這一新認識，他們開始從世界的角度去分析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從中外對比中去論證清廷改革的方向。馮桂芬就尖銳地指出了清政府的弊政，“以今論之，約有數端：人無棄材不如夷，地無遺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實必符不如夷……至於軍旅之事，船堅炮利不如夷，有進無退不如夷”。（注：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98頁。）王韜則強烈地呼籲破除封閉，順應潮流，在開放中變革自強。他說：“虞西人之為害而遽作深閉固拒之計，是見噎而廢食也。故善為治者，不患西人之日橫，而特患中國之自域……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為。”（注：王韜：《弢園尺牘》，中華書局1959年12月第一版,第177頁。）薛福成也認為，“從前閉關獨治之說，非所施於今日也。”必須於開放中學習西方，“集西人之長”，（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390頁。）才能致富圖強。 

其次，舉辦實業，振興商務，企望建立以通商為主導的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在這一階段的前期，以李鴻章等人為代表的洋務派，經過不懈的努力，第一次大規模地引進了西方先進軍事技術，建立付諸了實踐。然而，僅僅有軍事工業也無以自強。李鴻章在實踐中已深深意識到這一點，轉而要求舉辦民用工業、振興商務，“夫欲自強，必先袷餉；欲浚餉源，莫如振興商務”（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19卷，第32頁。），“查泰西各國專以商務立富強之基”（注：《李文忠公全集.譯署函稿》第7卷，第24頁）,“中國積弱，由於患貧。西洋方千里、數百里之國，歲入財賦動以數萬萬計，無非取資於煤鐵五金之礦、鐵路、電報、信局、丁口等稅。酌度時勢，若不早圖變計，擇其至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交強，未有不終受敝者”。（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第16卷,第25頁。）。王韜、薛福成、鄭觀應等人也無不隨之大力鼓吹，“泰西諸國以通商為本”（注：王韜：《遣使》，《弢園文錄外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110頁。），“西人之謀富強也，以工商為先”，“夫洋務之興，莫要於商務”（注：鄭觀應：《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60頁。），“大抵外洋各國莫不以商務為富強之本”（注：薛福成：《通籌南洋各島添設領事館華民疏》，《庸庵海外文稿》第1卷,第6頁。）不僅如此，他們還主張，把商務置於中心地位，整個國家的國防、外交、教育等等，都要以保護商業為基點而制訂政策，建立以通商為主導的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鄭觀應認為，“西人以商為戰，士、農、工為商助也，公使為商遣也，領事為商立也，兵船為商置也。”（注：鄭觀應：《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97～298。）因而要求引進西方先進工藝，振興百工，“有工以翼商”，（注：鄭觀應：《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93頁。）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商戰。馬建忠也說：“若英、若美、若法、若俄、若德、若英屬之印度，無不以通商致富……欲中國之富莫使出貨多，進口貨少。”（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3～404。）進而以通商為中心提出了“富民”的三條對策：“一曰使出貨多則精求中國固有之貨令其暢銷也”；（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4頁。）“再曰使進口貨少則在仿造外洋之貨敵其銷路也”；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6頁。）“一欲財常聚而不虞其散者，則在開礦山自有之財也。”（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407頁。） 

最後，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方法。在這一階段，許多有識之士已經認識到了西方先進科學技術在近代社會中的巨大作用。早在1859年，洪仁玕就認為火車、輪船、電火車、連環槍等物，“皆有探造化之巧”，是“正正堂堂之技”，（注：洪仁玕：《資政新篇》，《太平天國印書》（下），江蘇人民出版社1979年5月第一版,第680頁。）並主張設專利以鼓勵這樣的發明創造。稍後的馮桂芬也舉例說，“西人見用地動新術，與天行密合，是可資以授時”。“百龍搜沙之器”，“是可資以行水”。“又如農具、織具，工具，百工所需，多用機輪，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資以治生。其他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皆是，奇技淫巧不如焉。”（注：馮桂芬：《校邠廬抗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0頁。）與此相仿，熱衷於“借用洋器洋法”的李鴻章上奏呼籲，“格致、測算、輿圖、火輪、機器、兵法、炮法、化學、電氣學數門，此皆有切於生日用軍器製作之原”，（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53頁。）宜於海防省份設立洋學局，延請西人傳授。薛福成說：“西洋各國，工藝日精，製造日巨集，其術在使人獲質良價廉之益，而自享流貨財聚之效，彼此交便，理無不順。所以能致此者，恃機器為之用也。有機器，則人力不能造者機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僅能造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則所成之物必多矣。”（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4月第一版，第389頁。）鄭觀應指出：“今彼之所謂天學者，以天文為綱，而一切演算法、曆法、電學、光學諸藝，皆由天學以推至其極者也。所謂地學者，以地輿為綱，而一切測量、經緯、種植、車舟、兵陣諸藝，皆由以學以推至其極也。所謂人學者，以方言文字為綱，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貨、製造、商賈、工技諸藝，皆由人學以推至其極也。皆有益於國計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謂也。”（注：鄭觀應：《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3～74頁。）從這些論述看來，這些有識之士對西方科學技術的認識，已不限於船堅炮利的範圍，已從“器”“技”層次進到學理層次，即“西學”層次。他們不但懂得科學技術軍事上的效用，而且也認識到科學技術“有益於國計民生”，並試圖從發展生產的角度來觀察、評估和汲取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了。 

不止於此。在這一階段，先進的人們還把前一階段“師夷長技”說所隱含著的中西文化局部比較的課題向前推進了一步，從總體上正面提出和回答了在對外開放中如何處理中西文化的關係問題。馮桂芬在《采西學議》中說：“夫學問者，經濟所從出也。太史公論治曰：‘法後王（本荀子）為其近已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愚以為在今日又宜曰：‘鑒諸國。’諸國同時並域，獨能自致強，豈非相類而易行之尤大彰明較著者？如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國富強之術，不更善之善者哉？”（注：馮桂芬：《校分廬抗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211頁。）這一段話有兩點含義：其一、主張採用“以富強之術”為內容的西學；其二、認為中國的“倫常名教”和西方的“富強之術”是可以取長補短、互相協調的，明確地概括出西學中學結合的一種方案。後來的鄭觀應也說：“合而言之，則中學其本也，西學其末也。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注：鄭觀應：《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6頁。） 

此外，先進的人們在舉辦近代工業的同時，也引進了西方先進的企業經營形式——公司制度。公司是在生產社會化、經濟商品化條件下產生的一種能有效地集合資本、組織生產、擴大生產規模的高級企業形式。因其對資本主義發展的巨大促進作用，而被馬克思稱為“發展現代社會生產力的強大杠杆”，（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09頁。）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的出現，更“標誌著現代各國經濟生活中的新時代”。（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83頁。）在這一階段，李鴻章、鄭觀應等人都認識到，採用西方公司形式，“可收眾擎易舉之功。”（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洋務運動》（七），第130頁。）在實踐中融合的企業經營形式－－官督商辦公司制，鄭觀應分析說，“全恃官力，則巨費難籌；兼集商資，則眾擎易舉。然全歸商辦，則土棍或至阻撓，兼倚官威，則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辦，各有責成：商招股以興工，不得有心隱漏；官稽查以徵稅，亦不得分外誅求。則上下相維，二弊俱去。”（注：鄭觀應：《盛世危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8頁。）王韜也認為，“今欲礦務之暢行，莫如酌仿輪船招商之例，而小為變通”、“官商相為表裏，其名雖歸商辦，其實則官為維持保護。”（注：王韜：《代上廣州府馮太守書》，《弢園文錄外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370頁。）儘管歷來人們對官督商辦形式褒貶不一，但它畢竟是中國人在學習西方過程中結合自己國情所設計的一種可行的企業經營形式，標誌著晚清對外開放思想發展到借鑒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新階段。 

總之，在這一階段，先進的人們已經改變了前一階段僅僅從中國出發去觀察世界的傳統思維模式，開始從世界的角度反觀中國，獲得了一種“四洲相通”的世界觀；他們對西方社會也不僅僅是好奇、瞭解和介紹，而是從流通領域認識了資本主義制度，提出了以通商為主的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模式；對西方科學技術的學習也不僅僅局限於軍事上的“長技”，而主張採用和借鑒有益於國計民生的“西學”從及企業經營形式。這種對外開放思想已具有濃厚的近代色彩了。 

三、“武步泰西” 

甲午戰爭後，以康有為、梁啟超為首的維新派，繼承前輩“變計自強”的精神，主張“武步泰西”，（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195頁。）要求清政府進行全面改革，從而把對外開放思想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其一，大力引進和宣傳西方資產階級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並以此為武器批判封建關鎖國思想。這一階段是西學廣為傳播的時期，維新派不僅提倡學習傳教士及其他人士翻譯出版的西學著作，而且開始自己選擇有關西學名著；對西學的介紹也不僅僅像前一階段那樣主要偏重於自然科學，而是日益側重於西方的哲嚳社會科學；對西學的認識也不僅僅停留於具體科學知識，而是日漸深入到了西學的本質的精髓。概括說來，他們對於西學的吸收和宣傳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進化論；追求自由、平等的天賦人權論；以及崇尚真理、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在甲午戰爭慘敗的巨大刺激到了中國。他說，“物各競存，最宣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如是也。”（注：王栻主編《嚴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6～27頁。）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民德、民智、民力不如歐美，如不急圖改革，將有“亡國滅種”的危險。康有為吸收並改了造嚴複的思想，“以進化之進，釋經世之志”，（注：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98頁。）提出了公羊三世說的歷史發展觀，成為這一時期變法維新的理論根據。他說：“蓋自據亂進為升平，升平進為太平，進化有漸，因革有由，驗之萬國，莫不同風。……孔子之為春秋，張為三世，……蓋推進化之理而為之。。”（注：康有為：《論語注》卷二，第38頁。）梁啟超也隨之鼓吹，“大地之事事物物，皆由簡而進於繁，由質而進于文，由惡而進於善，有定一之等，有定一之時，如地質學各層之石，其位次不能淩亂。”（注：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48頁。）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是如此，其要經歷”多君為政之世”、“一君為政之世”和“民為政之世”三個發展階段，而每世又分別劃分為二小世：多君主之世包含酋長之世和封建世卿之世，一君之世包括君主之世和君民共主之世，民為政之世又分為有總統之世和無總統之世。“此三世六別者，與地球始有人類以來之年限有相關之理，未及其世，不能躐之；既及其世，不能閼之”。（注：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45頁。） 

維新派人士在輸入和傳播進化論的同時，也意識到西方各國所以能夠富強的命脈，不在於“船堅炮利”之類“形下之跡”，也不在於“善會計”“善機巧”之類的注重功利事務，真正的關鍵在於“學術則黜偽而崇真，于刑政則屈私以為公”，（注：：王栻主編《嚴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頁。）即科學的精神和民主的觀念。嚴複在《救亡決論》中具本地解釋這種科學精神說，“西學格致”於“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驗之事事物物皆然，而後定之為不易。其所驗也貴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極也，必道通以一，左右逢原，故高明。方其治之也，成見必不可居，飾詞必不可用，不敢絲毫主張，不得稍行武斷，必勤必耐，必公必虛，而後有以造其至精之域，踐其至實之途。”（注：王栻主編《嚴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45頁。）西方各國正是本著這種講究實踐、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才得以使國家由貧弱轉為富強。“其為事也，又一一皆本之學術；其為學也，又一一求之實事實理，層累階級以造於至大至精之域。”（注：王栻主編《嚴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11頁。）康有為在《實理公法全書》的“實學解”一篇中，也專門討論了西方科學所以能夠認識“實理”（真理）的“實測”（即實驗）、“實論”（即歸納）、“虛實”（即演繹）三種方法。（注：姜義華、吳根梁編校《康有為全集》第一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77～278頁。）並提出了“士以智為先”；“人道以智為導”；“人惟有知，能造作飲食、宮室、衣服，飾以禮樂、政事、文章，條之以倫常，精之以義理”。而智的獲得，不僅要學習科學知識，更要掌握科學方法。（注：姜義華、吳根梁編校《康有為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二卷第839頁,第一卷第191,190頁。） 

至於西方的民主、平等的自由思想，維新人士也不同程度地予以了吸收和宣傳。梁啟超曾指出，“西人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為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焉，如則天下平矣。”而只有建立在“國人各行其固有權”基礎上的“全權之國”，（注：李華光、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30－31頁。）才能轉貧弱而至富強。康有為構想了一個民主、平等、自由的大同社會，並且強調說：“人者，天所生也，有是身體，即有其權利，侵權者謂之侵天權，讓權者謂之失天職。……以公共平等論，則君與民且當下，況男子與女子乎！”（注：康有為：《大同書》，第199頁。）嚴複則深刻地認識到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實質是“自由”，“民主”不過是“自由”在政治上的一種表現，“以自由為體，以民主為用”。（注：王栻主編《嚴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頁。）因而大力倡言中國社會最為害怕和需要的天賦人權論。“夫自由一言，真中國曆古聖賢之深畏，而從未嘗立以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主民，各具賦畀，得自由者乃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國國各得自由，第務令毋侵損而已。侵人自由者，斯為逆天理，賊人道。其殺人傷人及盜蝕人財物，皆侵人自由之極致也。故侵人自由，雖國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條，要皆為此設耳。”（注：王栻主編《嚴複集》第一冊，中華書局1986年1月第一版,第2～3頁。） 

維新派正是借重這些剛從西方拿過來的新式武器，對晚清社會的方方面面進行了剖析，對清王朝閉關鎖國政策進行了抨擊，並且要求清政府全面變法，破除隔閡，實現真正的對外開放。康有為曾上奏清廷指出，不應滿足于修鐵路、舉礦務、辦學堂、興商務之類枝枝節節的“變事”，而應以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樣板，於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籌全局而全變”。（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216頁。）譚嗣同則進一步提出了“中外通”這一範疇，從哲學的高度闡明了對外開放。他說：“數十年來，學士大夫，覃思典籍，極深研幾，罔不自謂求仁矣。及語以中外之故，輒曰‘閉關絕市’，曰‘重申海禁’，抑何不仁之多乎！夫仁，乙太之用，而天地萬物由之以生，由之以通。星辰之遠，鬼神之冥漠，猶將以仁通之；況同生此地球而同為人，豈一二人之私意所能塞之？亦自塞其仁而已。彼治於我，我將師之；彼忽於我，我將拯之。可以通學，可以通政，可以通教，又況於通商之常常者乎！（注：譚嗣同：《仁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1月第一版，第297頁。）很顯然，這裏所說的“通學”、“通教”、“通政”、“通商”，就是全面向西方學習，溝通科技、思想、政治、宗教和經濟。

其二，仿效西方的政治制度，變革封建政治制度。中日甲午戰爭後，維新派人士不約而同地把變法的焦點放在政治制度的變革上。一方面，他們深刻地認識到了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是束縛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桎梏，“其所以待官待士待農待工待商者，繁其條例，降其等衰，多為之網罟，故侵其利權，使其前跋後蹇，牽制萬狀，力倦筋疲，末由自振，卒老死於奔走艱蹇，而生人之氣，索然俱盡。”譚嗣同《仁學》，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下冊），中華書局1981年1月第一版，第347－348頁。）在這種政治制度下要引進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採用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不僅不能收到成效，反而更加積貧積弱。“同此興作，並為至法，外夷行之而致效，中國行之而益弊者，皆上下隔塞，民情不通所致也。”（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152頁。）“中國敗弱之由，百弊叢積，皆由體制尊隔之故”。（注：沈茂駿主編《康南海政史文選》，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10頁。）因此，主張以政治制度的變革為突破口，來帶動整個社會變革的全面展開。

另一方面，維新派對西方的政治制度也有所認識，並且力圖以此為參照，在中國建立君主立憲的政治制度。康有為說：“臣考泰西論政，有三權鼎立之義。三權者，有議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也。夫國之政體，猶人之身體也。議政者譬若心思，行政者譬如手足，司法者譬如耳目，各守其官，而後體立事成。”（注：沈茂駿主編《康南海政史文選》，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44頁。）這表明維新派對於西方政治制度的認識，已經融及到了作為其根本原則之一的三權分立原則。然而限於中國君權太重、上下隔塞、民情不通的現實，維新派又自然地將興民權、設議院確立為其當下政治奮鬥目標和政治制度變革的第一步。康有為多次呼籲，“設議院以通下情”，（注：沈茂駿主編《康南海政史文選》，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141頁。）“國事付國會議行”，“采擇萬國律例，定憲法公私之分。”（注：沈茂駿主編《康南海政史文選》，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191頁。）“日本變法之始，特立參議局于宮中，……今欲改行新法，宜上法聖祖仁皇帝之意，下采漢、宋、日本之法，……特開立法院於內廷”。（注：沈茂駿主編《康南海政史文選》，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45頁。）梁啟超也強調說：“問泰西各國何以強？曰：議字院哉，議院哉！”（注：李華興、吳嘉勳編《梁啟超選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一版，第32頁。）議會制度是西方憲政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憲政制度也正是通過議會制度將民眾參與納入到了整個政治運行機制之中，從而實現了權力之間的相互制約和平衡。維新派在仿效西方憲政制度時，把重點置於議會制度的建立上，也可謂抓住了問題的本質，並且再一次從制度層面上貫徹了民主的原則。

其三，借鑒西方資本主義發展經驗，試圖建立以工業為重點、兼顧各行業的對外開放的經濟發展格局。1895年，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在《公車上書》中提出了以工業為主的發展國民經濟的一攬子計畫，諸如鈔法、鐵路、機器輪舟、開礦、鑄銀、郵政、務農、勸工、惠商、恤窮等，都是其提倡的富國養民之法。（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140－147頁。）變法期間，康有為多次上奏，力陳振興工商，改良農業。在《請厲工藝獎創新折》中明確提出，中國應跟上世界工業化的潮流，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要以工業立國。他說：“夫今已入工業之世界矣，已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國尚以其農國守舊愚民之治與之競，不亦傎乎？”而應當“講萬國之大勢，審古今之時變”，“去愚尚智，棄守舊尚日新，定為工國，而講求物質。”（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227頁。）嚴複在翻譯《原富》時，以按語的形式表達了類似的思想。他說：“農桑樹畜之事，中國謂之本業，而斯密氏謂為野業；百工商賈之事，中國謂之末業，而斯密氏謂為邑業。謂之本末者，意有所輕重；謂之野邑者，意未必有所輕重者也。……農工商賈，固皆相養所必資，而于國為並重。”（注：《嚴複集》第四冊，第865－866頁。）傳統的“貴本而賤末”思想是錯誤的，農工商應當並重。接著又說：“竊謂中土今日變局，將以鐵軌通達為之大因。鐵軌所經既定之後，農工商三業，循軌繞驛而興。不及十稔，而天下之都會形勢重輕，遍地異矣。”（注：《嚴複集》第四冊，第882頁。）這就是說，農業雖與工商業並重，但農業的發展有賴於工商業的發展，且終將為工商業所超越。

此外，維新派人士在強調以工業為主的經濟發展戰略的同時，也主張把企業經營形式由官督商辦轉為商辦或民辦。嚴複指出，“凡事之可以公司民辦者，宜一切諉之於民，而為上者特謹其無擾足矣。”（注：嚴譯名著叢刊《原富》，第677頁。）康有為則上書建議：創辦工商實業之事，應“一付於民”，“縱民為之”，力主改變洋務運動時期的官督商辦制度，建立許民自由創業的新體制。（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戊戌變法》（二），第141～142頁。）

以維新派為代表的對外開放思想，作為晚清對外開放思想發展的最後階段，雖然由於變法失敗而未能推廣實行，但卻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和深度，遠遠超出了前一階段“中體西用”的範圍。嚴複就尖銳指出：“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亡。”（注：《嚴複集》第三冊，第558～559頁。）要求從整體上全面學習西方。它所構想的政策制度和鼓吹的思想理論，在社會上掀起了一次較為廣泛的思想變革和啟蒙。而且成為此後對外開放思想的理論和歷史淵源。據論證，“從開始進行政治活動到1894年11月創立檀香山興中會，孫中山是一位服膺維新學說的改良人士”，（注：林增平：《孫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麓山論史萃編》，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頁。）他早年與鄭觀應、王韜、何啟等人關係密切，《農功》、《上李鴻章書》均由鄭觀應、王韜增刪潤色。其對外開放思想正是晚清對外開放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毛澤東早年也是讀著嚴複譯著，聽著康梁對西方社會的介紹，（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