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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正在進行的揚州城市文化的研究中，希望藉著一些不同類型的士大夫、文人的生活歷程，來呈現揚州城市文化的豐富面貌。去年的研究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了一個不甚得意的文人／藝術家／官員，如何以一種疏離而傷感的筆調，記錄下有別於鹽商和李鬥筆下的城市生活。
王士禎（1634-1711）比鄭板橋（1693-1765）早生半個多世紀。他任官揚州時，這座曾經在明末「富甲一方」的名城，剛剛從戰爭的劫亂中緩步復原，離十八世紀的全盛榮景還有極長的距離。王士禎初赴揚州任推官時，心情並不得意，認為未達亨通之境。但他二十五歲中進士，二十七歲任官揚州，和鄭板橋的半生蹇塞，不可同日而語。而他過人的才氣，和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更讓他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個豐盛的文化世界。
王士禎在揚州的生活，有幾點特別值得注意之處：（一）在繁忙的公務外，猶能維持閑逸瀟灑的步調，或是縱情於山光水色，或是與賓客刻燭賦詩，清言不絕。（二）與文人、官員、名士的頻密往返、詩詞唱和。揚州地處要衝，再加上王士禎的聲名，使得訪客川流不息。這些人因為升官、罷官、旅遊及各種公私原因，總喜歡在揚州居停，成為王士禎日常生活和交遊網絡的重要一環。（三）對王士禎和過往的文人士大夫而言，揚州引人之處，不僅在它的山光水色和物質享受，還因為當地特有的文化、歷史傳承。這些傳承和符碼固然構成了清初士大夫的共同文化、歷史記憶，但因為個人性情和成長背景等差異，不同的士人可能選擇不同的符碼，來寄託對山水、城市的感懷。鄭板橋偏好用玉勾斜、隨煬帝、荒塚，來表達他的滄桑、幻滅之感。王士禎則對蘇軾產生強烈的認同，並藉著詩文酬唱，在同儕間建立起與蘇軾等量齊觀的聲名。
在這篇文章中，我還將討論王士禎的日常游晏、節慶活動和宗教體驗，希望能藉此建立另一個比較全面的士大夫生活史的個案。
王士禎是清初文壇的領袖人物。他的門人在為他作傳時，說他「詩歌為當代稱首，維持風雅數十年」，代表了當時人普遍的看法。在最近的研究中，王士禎在清初詩壇的盟主地位，或是對廣陵詞壇的影響，仍然是學者研究的重點。由於王是一位知名的文人，從文學史的技術性問題出發，討論他的貢獻和成就，自然就成為王士禎研究中的主要課題。
但對歷史學者來說，王士禎豐富的詩作和筆記小說，其實也為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最好的素材。梅爾清（Tobie Meyer-Fong）的研究，就是一個很好的範例。她仔細分析了王士禎如何透過紅橋修褉等文化活動，及在江南各地的旅遊，來建立自己的威望。同時，揚州和紅橋的聲名也因為王的詩文和地位而提高。
我在這篇文章中，則試圖從生活史的角度出發，檢視王士禎在揚州五年仕宦生涯的細節：從就任前的猶疑，在公務上的努力與挫折，官員與詩人兩種角色的轉換，絡繹於途的訪客，到日常的詩酒酬酢、節慶的晏遊及對揚州與江南山光水色的流連，都將一一觸及。在我們習慣了從思想史、學術史或文學史、政治史的角度，來探討有重要影響的歷史人物後，從生活的細微末節出發，究竟能為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帶來什麼樣的變化，是值得拭目以待的。我曾經以鄭板橋為例，討論了一個半生蹇塞的文人／藝術家對揚州生活的回憶。王士禎以其過人的才華、精力和聲名，在物質生活相對匱乏的清初揚州，營造出一番大異其趣的生活景象，值得細加品味。
一、揮淚下揚州
順治十五年（1658），年僅二十五歲的王士禎通過殿試，成為新科進士。前一年，他才因為在濟南明湖和諸名士唱和，以四首＜秋柳詩＞譽滿士林。如今又以弱冠之齡，進士及第。想像著錦繡般的前程，這時的王士禎，應該是躊躇志滿的。但第二年的揚州推官之任，卻讓他有著英雄氣短之慨。
按照原來的規定，進士二甲及第可以留在京師任職，但順治十五年起，卻改成外放。對這樣的改變，王士禎雖然顯得失望，卻也極認命的接受。原來在發表這個官職前幾個月，他特地前往京師前門，「夙稱奇驗」的關帝廟求籤，得到如下的籤詩：「今君庚申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剛看到這個籤時，王士禎完全無法猜透其中的玄機。等到選中揚州推官，他才瞭解所謂的「未亨通」是什麼意思。根據王自己的解析，他在順治十七年－也就是庚子年－正式赴揚州任官。在當地待了五年，直到甲辰年十月才遷為禮部侍郎。籤詩第一句庚申未亨通，指的就是從庚子到甲辰年。揚州在江邊，所以說「江頭作釣翁」。至於「玉兔重生」，是說王在崇禎七年（1634）閏八月出生，到庚申年（康熙十九年，1680）的閏八月，他受皇帝拔擢為國子監祭酒。所謂庚申、江頭、玉兔重生的種種預言，均一一應驗。他因此結論道：「諺雲：飲啄前皆定，詎不信夫？」
王顯然對發生在自己身上的這次神秘經驗深信不疑，不但在帶有筆記小說性質的《池北偶談》中提及，在自己寫的年譜中，也慎重其事地正式記載下來，可見他對這些奇怪可異議之論的重視。對怪力亂神之說的喜好，是中國士大夫著述中的一大特色，筆記小說則是最常使用的文類。和王士禎一樣以詩詞稱霸清代文壇的袁枚，就是很好的例子。他在《子不語》和《續子不語》中，以虛實相雜的筆法，將一些知名官僚士大夫的生平事蹟，寫得神出鬼沒，讓人半信半疑。王士禎不同之處，是一方面在筆記中，以簡約而近乎史實的筆法，記敘神怪的事蹟；另一方面，在較正式的行狀、傳記中，也不避談神怪之事。神秘的經驗，似乎和宗教信仰一樣，都是王氏生活中不可切割的一部份。
順治十七年初（1660），王士禎啟程前往揚州，他的母親孫太夫人對他「少年為法吏」，心存畏懼，但因為揚州是王的祖父舊游之地，所以勉勵他「務盡職守，以嗣前烈。」與親人賦別的詩文中，充滿了傷感之情：「靡靡即長道，鬱鬱難具陳」「昨宵一堂宴，明日千里人」「登車不成別，淚下如懸絲。」淚如雨下的場景，固然因離別而發，也未必不是一種對未亨通的仕途，和帶有疑懼的前程的鬱悶之情的投射。
孫太夫人擔心王士禎年少氣盛，無法勝任法吏的重擔。已經以詩作揚名的王士禎，反而擔心沒有辦法繼續寫詩。根據他的老友汪琬（1624-1690）的敘述，在聽到推官的任命後，「王子愀然有憂色。客或謂予曰：王子之憂也，憂夫以吏治之故而廢其詩也。」汪琬對這樣的憂慮不以為然，認為以王士禎的才華，不但能使吏治清明，而且絕對不會因公廢詩：「然則居刑官之職，何嘗至於廢詩而不暇以為哉？王子可以無憂矣！使誠能以清靜治之，吾見王子之才必君優，其簿牒必加少，國中之盜賊亦必加衰止，如是而不能為詩，吾不信也。」
事實證明，王士禎的擔心確實是多餘的，雖然原因並不在他採用了汪琬所建議的清靜無為之治。在揚州五年，他不但創作了大量的詩詞，還進一步奠定了在清初文壇的領袖地位。王的一位傳記作者反而擔心他在詩詞上的表現，會讓人忽略了他的政績：「耳食者徒以公為有明三百年來詩人之冠，不知其清風政績卓卓如是者。」對不明究裡的「耳食者」來說，這樣的擔心當然有道理。大量的文學作品、川流不息的訪客和頻繁的酬唱、宴遊，都讓人懷疑王是一位不戮力本業的輕薄文人。但對和王士禎有深切交誼的當代俊彥來說，王最令人羨慕、稱許之處，正是他在刑官與詩人兩種角色間優遊裕如的轉換。不過在進入這個主題前，我覺得有必要交待一下王在推官任內的表現和挫折，以便對王生活、情感的各個面相，有比較全面的瞭解。
順治十八年（1661），王到任後的第二年，海寇進犯長江沿岸。宣域、金壇、儀真等地都有潛謀通亂者。朝廷派出戶部侍郎、刑部侍郎等官員到江寧負責審理這些通敵的重大案件：「朝命大臣讞其獄，辭所連及，繫者甚眾。監司以下，承問稍不稱指，皆坐故縱抵罪。」王士禎則以審慎的態度，將沒有證據的官員、人犯釋放，將隨意告訐他人的奸宄之徒下獄。因此活人無算。
王士禎公正不阿的辦案態度，由此可見這種敢於堅持己見，不怕忤逆上司的態度，雖然在這一次的事件中並未引起任何不良的反映，卻在第二年招致降級的處分：「山人居官公正嚴肅，不畏強禦。每疑讞重獄，據案立決，牘無留滯。時失出法嚴一事，被部駁輟至鐫級。」對這樣的挫折，年譜中只平淡地記敘了孫太夫人的勸勉：「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沈非所計也。」王士禎似乎也默默地接受了母親的勸勉，一本良知地平反了許多冤案。
但從他和冒辟疆的往來書信中，我們卻可以猜測這次懲處，讓王士禎感到極度的沮喪。事實上，早在前一年，他就因為一項「極沒要緊事」，被部議罰俸一年，而發出「弟本無宦情，只得浮沈任之耳。」壬寅年（康熙元年）他被降級處分後，更覺得人生了無生趣：「弟近況益惡，非筆劄所能悉其萬一。庚子山雲：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老世翁橋梓愛我最深，何以教之。棧豆寧復可戀，甘作駑駘，豈不可笑。」同一年冬天的另一封信，說「爾來諸事拂（？），無復人理。」短短幾個字，仍然透露出他極端不滿的情緒。同樣的怨懟，在第二年又作了一次宣洩：「邇來事事拂逆，告貸無門。殆如少陵所雲：心死作寒灰，無復人理。」
另一封寫於壬寅年五月的書信顯示，王士禎不但感到人生了無生趣，甚至和妻子及二哥王士祜（字子側）一起開始長齋事佛：「弟與子側及內人悉已長齋奉佛，鶴柴竹亭，蕭然僧舍。」雖然這封信並未說明吃長素的理由，但從時間來推斷，很可能和仕途上的挫折有關。事實上，對王氏兄弟來說，在仕途遇到困頓時吃齋禮佛，似乎成了標準的應對模式。康熙三年，王士祿因為禮部命題案移刑部時，王士祜正好因為省試下第，留在京師。一家人過者疑懼困窘的生活，「皆震怖雨泣」。只有士祿坦然以對，每天靠著寫經和茹素維持心理的平靜。他還寫了一首長齋詩，說明因由：「我從憂患來，每食惟茹素。」又特別請人畫了一幅「長齋繡佛圖」。在苦難中表達出虔誠的宗教信仰。
二、官員／詩人的角色轉換
王士禎的挫折感固然真實而強烈，但和自己的兄長、同儕，或是揚州歷史上的知名人物（如鄭板橋）相比，王的仕途其實相當平坦順暢。從私人信函中，我們看到王偶爾宣洩的幽暗情緒。但在眾人的描述中，王卻總是以一種從容、優雅的姿態，出入在兩個不同的場域。在這個人人贊歎的公眾形象中，我們看不到一絲前述的陰霾情景。他的長兄王士祿所說的：「貽上早負夙惠，神姿清徹，如瓊林玉樹，朗然照人。」可以說是對這種公眾形象最恰當的詮釋。
為了避免大量詩詞作品和頻繁的酬唱宴遊所可能引起的誤解，王的贊譽者在描述他的文化活動時，必先強調揚州的難治和王在政務上的傑出表現。惠棟首先就在《年譜》中記錄了王士禎為彌補揚州積欠朝廷稅賦所作的努力。從順治二年到十七年，揚州積欠的稅款有兩萬多兩，許多官員和官員的親族因此下獄，「囹圄填溢」。王士禎看到這些多半因為株連下獄的人「鳩形鵠面」，心中不忍，行文他的上司、下屬，希望藉眾人之力，彌補這些虧空。這些人多半曾經在順治十八年海寇入侵時無辜牽連入獄，因為王的搭救而平反，所以慷慨解囊，協助將揚州積欠的稅款交清，繫獄的人犯也因此得到釋犯。惠棟藉此來說明揚州推官的難為：「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
冒辟疆則用鮮活的筆調，描述王士禎異乎尋常的辦案效率，如何讓手下十餘人手腕脫臼：
廣陵為江南劇郡，大吏有疑難事下之藩皋，藩皋復下之李官。黎明坐堂皇，羽書旁午，征檄雨至。公左右裁答，酬應若流，侍史十餘人手腕告脫。嘗以數月完欽件數千，一時齚指，推為神異。夜分入寢食，燃巨燭剖析案牘，不少休。
更讓人羨慕的是，王在繁劇的公務外，又同時扮演了一個出色文人的角色。在王士禎赴任前，對他多所鼓勵的汪琬，在為王的詩集作序時，不只一次的稱贊他的絕才：「貽上自蒞廣陵以來，凡至白門者再矣。一以庚子歲同考試官，一以讞大獄。皆當奔走不遑之日，而貽上獨出其暇力，訪三山之名勝，弔六代之故墟。凡為詩若干篇，既敏且工，而吏事得以不廢，此非有絕人之才，不能至也。」「以廣陵之凋敝，刑官之冗示 多事，此雖日勤其職，猶懼有所不給。顧貽上方用政事自奮，而又能飾以風雅，有登臨歗歌之樂。吾然後知其才之絕人也。」
從康熙元年（1662）到康熙三年，王士禎在三年間寫了三百多首詩，數量驚人。陸圻在為這三年的詩集作序時，也一再將他在政事上的表現和「卓爾不群」的詩作相提並論。王士禎在廳堂上手題唐人的詩句「流水聲中視公事，寒山影裡見人家」，來表明自己的風格，陸圻進一步引申，說王「雖案牘旁午，常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致。」正是因為詞人兼法吏的雙重角色，才使王士禎的詩作成就，超乎一般的尋常文人。
陸圻認為王的許多詩作都是在公餘後，「吏散人稀」之際，在一種「焚香掃地，門逕蕭然」的幽靜環境中寫成。但其他的記載，多顯示王是在與賓客酬酢晏飲的熱鬧場合中揮灑成篇。惠棟的年譜在描述完王繳清揚州的積欠後，緊接著說：「山人官揚州，比號繁劇。公事畢，則召賓客汎舟紅橋、平山堂。酒酣賦詩，斷紈零素，墨瀋狼藉。」他並同意吳偉業的描述：「貽上在廣陵，晝了公事，夜接詞人」，是如實的記載。
吳梅村「晝了公事，夜接詞人」的形容，簡捷有力地點出王士禎五年揚州生涯的梗概。同樣以詩作稱雄文壇的吳偉業，此時雖然已是遲暮之年（吳生於1629年，卒於1671年），但他和錢謙益一樣，對這位後生晚輩的才華，給予高度的推崇。他在另一個場合，對王士禎白天／夜晚的兩種角色，作了更詳細的記載：
吾友新城王貽上為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進。早起坐堂，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譽之聲沸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召客刻燭賦詩，清言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材也！」
在眾人的交相傳頌之下，王「刻燭賦詩」的浪漫不羈，就和他日理繁劇，酬應若流的神異能力一樣，成為揚州城的一種傳奇。而王顯然也樂於日以繼夜的在兩種身分間流轉。在現有的記載中，王大概只有兩三次因為公私繁忙，而露出疲態。一次在順治十六年（1661），他說自己「三四日來應酬判牘之外，聽斷日至十餘件，寢食不遑。」一次在康熙四年（1665）春天，他到如皋參加眾人在冒辟疆水繪園舉行的修褉盛會，先是因為有堆積如山的公務要處理，而婉拒冒辟疆的邀約：「昨夕暢聆樂君之論，不獨聲色絲竹之妙也，謝謝。連日簿牒如山，稍一料理，以便明日赴曲水之招，甘金穀之罰。今日萬不能躡屐，奈何！」接著，在四個晚上的徹夜清談和白天繁忙的公務後，因為體力不支，頭腦混沌，只好再次告假：「連日夜坐幾於達旦，又以公事迫促，幾不成寐者四夕矣。今日佳招，本擬趨命，並踐鑒賞書畫之夙約，乃頭目岑岑，殊不可耐。辭則非情，赴又不能勉強，奈何！奈何！」
因為公務的需要，王士禎在揚州任內，有不少機會往來於鄰近的城市。即使在這樣來去匆匆的旅程中，他也不忘同時扮演好官員／詩人兩種角色。像水繪園修褉這種「頭目岑岑」的狼狽光景，只能算是特例。多半時候，他都能利用公出之便，好整以暇地遊山玩水：「予自少癖好山水，嘗憶古人身到處，莫放過之言，故在揚州日，于金陵、京口、梁谿、姑蘇諸名勝，皆於簿書期會中，不廢登臨，而公事亦無濡滯者。」「每讞事畢，輒肩輿往烏龍潭、靈穀瓦官諸寺，城南高座、長幹諸古剎，探幽訪古，而公事未嘗廢也。」這些在揚州境外「探幽訪古」的活動，成為王此時詩作的主要內容之一。像是《過江集》、《入吳集》等結集的詩篇，都是這個時期游覽的成績。康熙三年（1664）十月，王士禎「有事於江寧」，事後遍訪金陵一帶的名山古剎，並寫了許多篇遊記和記敘文字。劇作家尤侗在為這一卷題為《金陵遊記》的文集作序時，盛贊王的文字成就超越了謝靈運、柳宗元。他的旅遊原本只是自己公餘之暇的賞心樂事，但他的文字記敘卻成為山川的幸運：
山川文字每有不相遇者，豈非恨邪。獨阮亭使君官於揚州，既領竹西瓜步之勝，而金陵鐵甕襟帶左右，江聲山色應接不暇。使君以參衙餘日，扁舟兩屐相羊相間，搜幽剔險，一一載之子墨，蓋兼謝柳所不能兼者，使君之樂江山之幸也。
三、對蘇東坡的認同
尤侗「使君之樂，江山之幸也」的說法，雖然有一定的客套成分，卻不是純然的飾辭。至少在揚州，王士禎尋幽訪勝的文化活動和文學記敘，確實為山川古蹟帶來了實質的貢獻。梅爾清對紅橋因為王士禎的傳頌而名垂青史的分析，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禪智寺的蘇軾殘碑，因為王的造訪和品題而重現生機，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在紅橋之外，隋帝國的殘跡、歐陽修的平山堂，都是清人的揚州記敘中，最常見的文化符碼。藉著這些眾所周知的象徵符號，士大夫階層建構了一個對揚州城的共同記憶，並得以超越時空的障礙，和這座古城千年的歷史流變中，最輝煌的銘記接軌。但在一些共用的歷史記憶和文化符碼外，我們發現個別的文人、士大夫，因為個人的特殊際遇和性情，常常會選擇某一組符碼或人物來投射自己的感懷。鬱鬱不得志的鄭板橋，在紅橋、平山堂外特別偏好隋朝古塚、遺跡所蘊含的荒涼、滄桑之感，正反映了自己的落魄和對盛世揚州的疏離。相形之下，才氣縱橫的王士禎，選用蘇軾來彰顯他對這座城市的特殊情感時，不但反映了個人的性情和自我期許，也顯示他企圖藉著對蘇軾的認同，來重新書寫這座歷史名城的文化系譜。
王士禎雖然出生在明崇禎年間，但明室覆亡時，他只有十一歲。他的整個仕宦生涯，完全是在清朝建國之後展開。他雖然和一些知名的前明遺臣建立密切的私人關係，我們卻不能據此假設他必然會面臨到政治或種族認同的問題。這一點，我在下麵還會進一步討論。這裡要強調的是，透過文化系譜的建立，或是對各朝各代名公钜卿的認同，像王士禎這種處在政權交替時期的士大夫，其實可以很容易地跳脫政治、族姓的紛擾，透過歷史、文化的傳承，為自己當下的情境和存在，創設出更豐富的意義。
王士禎到揚州的第二年（順治十八年，1661）上元節，和友人一起游覽平山堂，順便到城東北蜀岡上的上方禪智寺探訪蘇東坡寫的一塊殘碑。上方禪智寺一名竹西寺，隋陽帝時，曾經夢到自己遊兜率天宮，聽彌勒佛說法。醒來後，就把自己的離宮施捨為寺，即上方寺。宋元祐七年（1092），蘇軾知揚州時，和宗親蘇伯固陪同即將出使嶺南的李孝博，一起遊蜀岡。蘇軾寫了＜次韻伯固游蜀岡送李孝博使嶺表＞一詩，並刻在上方寺的石碑上。王士禎造訪時，上距蘇軾出掌揚州，已經近六百年，「寺荒廢，而碑復零落剝蝕於頹垣敗瓦間」。王士禎訪求到斷碑後，「拂拭出之，摩娑三嘆，如與公晤言，酬唱於當日。」並和其韻，刻石於斷碑之側：
昔出蜀岡道，黃葉鳴秋蟬。今來上方寺，綠萼破春煙。坦步寶帶側，延眺隋城顛。古剎龍象寂，殘碣蛛絲懸。緬思峨嵋人，文釆真神仙。贈詩日南使，賓佐皆豪賢。邈然竟終古，漱墨留春泉。老筆欲飛動，妙態殊便娟。空堂響人語，怖鴿飛聯翩。後遊慨今昔，憑弔當同然。
上方禪智寺在王士禎首次造訪時，已經破敗到鴿子聯翩飛舞，殘碑上也結滿了蜘蛛網，但卻絲毫不妨礙他對這位「文釆真神仙」的先賢的仰慕之情。在摩娑三嘆的感懷之後，稱霸清初詩壇的王士禎，似乎不必遙想千古的風流，就可以進入蘇軾當年的世界，把酒言歡。
王士禎除了賦詩憑弔外，還將原碑的殘石放置在禪智寺的寺壁間。此後四年內，他常常想將原碑「屏當補綴，俾還舊觀」，但一直沒有空處理。康熙四年冬天，王確定自己即將內遷禮部，「行有日矣」，對修碑一事「耿耿於心」，特別在第二年春天命學生宗元鼎將東坡詩刻在禪智寺壁上。
王士禎上任後不久，特地前往傾頹的古寺尋訪破碑的舉動，贏得他的老友汪琬的贊揚：「隺影蟬聲懋徑長，髯翁遺墨冷斜陽。遊人盡愛迷樓景，誰訪殘碑蹋蜀岡。」如果不是出於對蘇東坡的特別情感，王大概是不會捨樓景而蹋蜀岡的。他在即將升遷到京城為官之際，猶念念不忘補綴殘碑的宿願，並終於在告別揚州前完成，可以進一步佐證他對蘇東坡的認同。
這個時候，上方寺的住持是從靈隱寺來的碩揆上人。清明節當天，石碑刻成，王氏兄弟和碩揆上人賦詩紀事，冒辟疆、陳其年等諸名士唱和，成為一時文化盛事。江南一帶並將王士禎和碩揆間的唱和，比於蘇東坡和了元和尚的故事。
一方殘碑固然可以用作建立揚州文化系譜的介面，兄弟間的別離和仕途的挫折，也可在蘇東坡的詩文和人生歷程中找到投射。康熙二年除夕，他將過去一年的詩作編次成卷，在序言的一開頭，就提到他小時和幾個哥哥在家鄉讀蘇東坡集，悲傷得不能終卷：
嘗讀東坡先生集，雲少與子由寓居懷遠譯，一日秋風起，雨作中夜，翛然有感慨離合之意，嗣是宦遊四方，不相見者十八九。每秋風起，木落草衰，輒淒然有所感，蓋三十年矣。故其述舊詩曰西風忽淒厲，落葉穿戶牖，子起尋裌衣，感嘆執我手。……予每循覽，愴然不能終卷。
不過當初讀的時候雖然不能終卷，但因為並未體驗過離別之苦，所以「未知此語之可悲也。」等到弱冠以後，「以世網奔走四方，回憶舊時家園之樂不可得，然後知兩蘇公詩之可悲，有什倍於疇昔者。」
兄弟別離，讓王士禎想到蘇軾、蘇轍兄弟感慨離合的應答之作。康熙三年，王士祿因禮部磨勘案下獄，也馬上讓王士禎想到蘇東坡的湖州詩案，並為自己不能像蘇軾那樣代兄赴闕訟冤感到愧咎：
家兄平地波瀾，魂飛湯火，不啻子瞻湖州詩案。而弟曾不能舍此雞肋，如昔子由赴闕訟冤，以身請代，而猶且飽食安居，偃仰在床，豈復可靦顏人世乎哉？
王士祿作為事件的當事人，也分享了士禎對蘇氏的強烈認同：「念予兄弟即才具名位不逮兩蘇公，然其友愛同，其離索同，其不合時宜同，其轗軻困踣為流俗所指棄又無不同。」
王士禎服官揚州的經歷，在清初文壇的崇高地位，再加上對蘇東坡的自我認同，很容易就建構出他和蘇氏在文化系譜上的傳承關係，並進而獲得其他人的認可。在這個建立認同和認可的過程中，禪智寺殘碑的探訪和唱和，扮演了重要的功能。王巖在＜蜀岡禪智寺唱和詩序＞裡，就首先將蘇、王二人等量齊觀：「先生政事不減蘇公，而文章風雅，遠被江淮，不減蘇公之在揚。」被比為了元和尚的碩揆，則對二人的共通之處，作了更淋漓盡致的闡述：
自坡公迄今六百餘年，何以獨至阮亭而始和之？阮亭文章詩詞，為當代所宗尚，與東坡同。其任揚州也，廉愛精敏，百姓食其德，與東坡同。見一善如己有，而獎訓士類，有古賢公卿下士之風，復與東坡同。雖古今時代不一，然究不以時代分古今也。
作為一名講求因果輪迴的禪師，碩揆認為士禎不僅和東坡精神相通，根本就是東坡的轉世：
阮亭初李揚時，即艤舟步往，尋公遺蹟。微阮亭至，則蘇碑已與寺俱毀。苟非精神相通，微顯一致，何以若此？曾謂阮亭非髯後身乎？
碩揆這段為唱和詩所作的闡釋文字，寫在康熙四年清明。王士禎在了卻綴碑的宿願後，去了一遍如皋，參加冒辟疆的水繪園修褉，隨即從揚州束裝北上，到京師就任新職。碩揆的結論，無疑是為王士禎揚州任內所建立的文化系譜，作了最有力的背書。
四、交遊
順治二年（1645），王士禎十二歲時，南下的清軍用飛炮轟擊揚州城西北隅，攻陷東、西二城，並大肆屠殺。揚州從明萬曆以來所營造出的富甲天下的榮景，遭到慘重的打擊。王士禎在劫亂之後十五年前往揚州任官時，社會秩序雖然已經恢復，但下距鄭板橋賣畫揚州（1723）時钜商雲集的榮景，還有很長一段距離。王士禎在揚州五年的交遊和文化活動中，不見鹽商的蹤影，適足以說明此時物質生活的相對匱乏。
但是揚州的交通樞鈕地位，王士禎在文壇日漸竄起的聲名，卻使他迅速建立起一個包括遺民、文人、官員以及下層士人的交遊網絡。而這個廣闊的交遊網絡，又進一步將他的聲名傳播開來。這些人因為補官上京、罷官南皈、返鄉葬父或是旅遊、路過、專程造訪等各種理由，路過揚州。其中除了少數人像朱彝尊一樣，與王士禎錯身而過，其他多都和王在不同的場合見面。
在官員中，汪琬和王士禎有極深的情誼，汪琬過訪，自不能等閑視之。根據蔣寅的考訂，汪琬在順治十八年（1661）秋天，從刑部員外郎一職罷官後返回蘇州故里，中間經過揚州，阻風逗留。王士禎得到消息，特地出城相迎：「蕪城暮雨聞君到，急訪扁舟出郭來。」從汪琬自己的記敘，我們可以想見眾人高談晏飲的場景：「朱筵接席坐，紫陌聯鑣騰。雄文誇藝苑，高論摧談僧。」在第三天的宴席上，王士禎因為「揚州之鶴甲天下」，而自己剛好養了十集，就將其中兩隻送給汪琬，來襯托他耿介孤高的特質。汪原本固辭，在同席的冒辟疆、陳其年力勸下，欣然接受。
汪琬返回蘇州故里後，沒有閑置太久，第二年春天又補官上京。清明節後，再度路過揚州，和王士禎短暫會晤後，王士禎因公北上淮陰，邀請汪琬一起到邵伯湖泛舟，然後各奔前程。這個時候，王士禎雖然還沒有因為審案過嚴而遭到降級處分，但大概頗為公事煩心。在送汪琬入京的詩中，他除了追憶汪琬兩次路過揚州時，兩人在寒煙、細雨中共遊的情景，以及贈鶴、賞梅的近事，也表達了無限的離情和感激之意：「淼淼江湖春水生，淮南風景過清湖，故人恰向愁中至，感激真從難後平。竹外寒煙瓜步鎮，花時細雨廣陵城，謝公埭下通宵語，酒冷殘香十載情。」「南徐載鶴橫江去，西磧看花壓帽皈，此去故人京洛少，莫教遠道尺書稀。」
除了偶爾親自出訪老友外，對像汪琬這樣在仕途遭到挫折的同儕，王也從不怠慢。就在汪琬罷官南皈之後沒有多久，和王士禎同一年考上進士的丘象升由翰林侍讀貶到瓊州府擔任通判，王士禎在平山堂為之餞行，丘象升在十五年後回憶起來，還有無限的感懷：「高會平山十五年，燕雲楚水各風煙。兩家兄弟還相憶，霜後持螯晚菊天。」王士禎面對老友「夕貶潮陽路八千」的境遇，雖然有著人世滄桑的感觸，還是勉力予以道德上的勸勉：「學士文章洛下尊，嶺南此別愴離魂。舟浮瓊海於重浪，春到＊人第幾村」「相逢寄語江陵子，放跡珠崖是主恩。」
王士禎雖然從二十多歲起，就展開了順遂的仕宦生涯，但他的交遊圈卻未劃地自限，落入「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的窠臼。在揚州五年期間，他或是主動出擊，在尋幽訪勝之際，對困居陋巷的下層文人施予援手；或是用誠意感動鄰近區域的文人，專程至揚州致意。
在這些往來的不仕文人中，丁胤是比較特殊的一位。他少習聲伎，對南曲有特別的造詣。由於居住在秦淮河畔，對妓院風流也知之甚詳。順治十八年，王士禎到南京時，就住在他家裡。他帶領王士禎漫遊秦淮，並為他解析曲中遺事，成為漁洋《秦淮雜詩》的素材。丁胤是錢謙益的老友，由於他的慫恿和居間傳話，王錢二人得以建立一段文字因緣。
相對於丁胤風流雅緻的生活模式和交遊，邵潛大概更符合我們對布衣的想像。邵潛是通州處士，「性傲僻不諧俗，好嫚罵人，人多惡之。」五十歲娶了第二位妻子，「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為勢豪所奪，遂隻身客如皋城西門」。這樣一個性情古怪傲慢，連自己的妻子都不屑一顧的窮酸書生，卻受到王士禎的抬愛。康熙四年，王赴如皋，專程造訪。由於邵居住的巷道過於狹窄，不容車騎。王特別下車徒步入蓬門。在這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的陋室中，王發現邵潛刻的書版佔滿了整個房間。邵為了招待貴客，出市買酒。王幫他斟滿酒杯，「盡歡而罷」。如皋縣令聽到王造訪邵潛的消息後，立刻下令免掉他的徭役。
骨子裡仍有幾分年少輕狂氣質的王士禎，大概對邵潛的狂傲不馴，有特別的契合之感。在登門拜訪後，還特別邀請他參與在冒辟疆水繪園的修褉活動。
林古度（1580-1666）是著名的遺民詩人，和丁胤交遊甚密。萬曆年間，他在北京結識了王士禎的先祖，一起討論寫詩的門徑。順治十八年，丁胤為王士禎導覽秦淮風光時，年過八十的林古度應邀作陪，見到了故人之後。王將自己的詩作送請林古度過目，林備極贊歎，認為他將家學門風發展到極緻：「先生妙年高第，履官從政，如寶劍之出新型，瓊花之吐鮮萼，其一片精銳之力，森秀之才。」兩人雖然在年齡上相差了半個多世紀，但因為對彼此詩作的賞識，很快就建立起頻繁的互動關係。林幾次專程從南京到揚州拜訪王士禎，並參與了紅橋修褉和平山堂的宴集。
康熙三年（1664），林將他從萬曆三十二年（1604）以來六十年的詩作，帶到揚州請王士禎刪定。王選了其中一面五六十首「清新婉縟，有六朝、初唐之風」的作品。路過揚州的友人讀到王為林揀選的作品，驚嘆道：「世幾不知此老少年面目矣，子真茂之知己也。」第二年，王士禎在南京碰到林古度時，他兩眼已經失明，「垂涕而別。」不久後，林亡故。這位前明的遺老，在生命的最後幾年，結識了王士禎這位少年知己，畢生的心血之作，也因為王的品題，而為當代人所注目。
以王士禎此時在詩壇的地位，受到他贊揚的人，想必會有「一字之褒，榮於華袞」的感覺，泰州布衣吳嘉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王士禎在為另一位詩人汪楫的詩集所寫的序言中，以將近一半的篇幅，對他如何經由汪楫的輾轉引介而得以認識吳嘉紀這位貧困隱晦的詩人，有動人的描繪：
予居揚州三年，而後知海陵吳嘉紀。嘉紀貧士，所居濱海斥鹵之地，老屋敗瓦，苦竹數畝，蔽虧之。蛇虎蒙翳，猩鼯啼嘯，人跡晝絕，四方賓客之所不至。嘉紀苦吟其中，不求知於人，而名亦不出百里之外。廣陵去海陵百里，嘉紀所居去海陵又百里，雖見其詩而無由見其人。
居住在這樣一個白天都不見人跡的濱海鹽鄉，即使空有詩名，如果不是經由王士禎這種顯赫之士的品評，吳的聲名大概永遠不會傳播到百里之外，甚至連他的家人和鄉親也不會瞭解：「才如嘉紀，天下之人不知之，鄉曲之人不知之，即其妻孥亦且駭異唾棄之。」經由汪揖的推薦，而為曾任戶部侍郎的周亮工知悉。周在讀完吳的《陋軒詩》後，許為近代第一，並立刻刊刻。康熙二年（1663）年初，周亮工路過揚州，將他請人刊刻的《陋軒詩》送給王士禎。王在寂靜的雪夜拈燈品讀後，自動幫他寫了序言，並在第二天遣人飛書致意：「一夕，雪甚，風籟 窱，街鼓寂然。燈下簡篋中故書，得嘉紀詩，讀且嘆，遂為其序。明日，遣急足馳二百里寄嘉紀於所居之陋（？）」吳嘉紀接到王的天外來函，「大喜過望，買舟至廣陵謁謝，遂定交。」
這些折節下交的故事，當然可以解釋成一種刻意的策略和姿態，以營造出氣度恢宏，兼納百川的公眾形象。但王歷歷如繪的動人描述，直到今天讀來，仍能充分感受到其中的誠意。個性上的慷慨寬厚和詩壇祭酒的鞏固特位，讓王士禎可以揮灑自如的以詩歌為橋樑，跨越階層、地域、城鄉的疆界，建立起一個以揚州為基地的交遊網絡。
在官員和處士之外，王士禎與一些知名的明遺臣或遺民，也有程度不等的接觸。其中像是錢謙益、吳梅村，因為輩份、年齡的差距，和王士禎並沒有不拘形跡的密切交往，但都對王的成就贊譽備至。特別是錢謙益，不但在詩風上對王士禎有極大的影響，對王詩壇盟主地位的奠定，也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不過從蔣寅的研究中，我們看出兩人的交往經過了一番曲折。王士禎初抵揚州時，雖與其他的遺民頗多往來，但對錢謙益的負面形象卻有所忌憚。一直到第二年（1661），錢謙益八十歲生日時，透過丁胤的傳話，讓錢謙益感受到王對他的善意與眷念，兩人才開始有良性的互動。錢首先幫《漁洋山人集》作序，又寫了一首五言古詩在扇面上，托丁胤交給王士禎。在附帶的信中，錢對王士禎明確地表達了推崇的意思：「微斯人，其誰與皈？」「餘八十昏忘，值貽上代興之日，…豈不有厚幸哉。」受到錢這樣的推許，以後每當有人攻擊錢謙益，王士禎就出來加以維護，在往來書信中，也表達了對錢的敬愛。但王後來居官京師，地位日益崇隆，對錢謙益貳臣的惡名又愈發忌憚，開始盡力與錢畫清界限，並對他的創作觀點多所批評。
王士禎對與錢謙益交往的遲疑、反覆，相當程度上是出於對社會與士人公論的顧忌，並不能反映他在政治認同上的立場。他和夙負清譽，名列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冒辟疆的往來，就說明瞭他並不畏懼和拒不仕清的明遺民建立緊密的私人情誼。
順治十八年（1661），冒辟疆和朱克生一起到揚州拜訪王士禎，一行人飲于公署，酬唱到夜半：「王郎齋閣晚香焚，相對題詩坐夜分」，碰到端午節慶或王士禎的生日，冒辟疆也經常遣人致送賀禮或賀儀。康熙四年春天，王士禎在公事之餘，參與了冒辟疆在自己的水繪園中舉辦的修褉活動。四個晚上不眠不休的晏飲暢談，更說明瞭王和這位明遺民代表人物的情誼。
除了和活著的前朝名士維持良好的關係，王士禎也不吝對採取激烈抗清手段的貞烈之士加以頌揚。清兵南下時，被史可法任命為揚州知府的任民育全力拒敵，終以身殉。王在為任民育寫的小傳中，對任民育的殉城有著動人而戲劇性的描述：「天兵大至，民育乘城守禦，日夜纂嚴。……會天雨，城圯，遂入之。民育緋衣坐堂皇，天兵至，諭降，民育不可，飲刃死。揚人聞之，皆泣下。先一日，星隕於署，櫪馬皆驚。」對一個壯烈殉明的官員作這麼正面的描述，不但反映了時代氛圍的相對寬容，也顯示王可以自由出入兩種政治認同中而毫無扞格。
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王士禎則記載了家鄉濟南新城一位張處士的生平概略：「處士生萬曆中，時海內無事不樂，仕宦獨喜賦詩飲酒。以善釀聞鄉裏。…中更世變，益屏跡逃俗，褒衣博帶，婆娑回野，以終其身。…自言生平不入城市，不謁官府。」這篇文章大概寫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張處士亡故之後。王的官職是翰林院侍講學士。以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