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關於東亞傳統文化與近代化的討論中，一些學者基於東亞某些地區經濟崛起的事實，提出東亞漢文化圈的儒家民間世俗倫理，與韋伯所說的近代資本主義精神有內在的一致性，因而對於同化資本主義有較多的正面作用。然而，如果考察一下東亞各國近代化的實際進程，就會發現，各國以儒教為主導的民間倫理不僅內涵有許多不同，而且在近代化中的作用也差異極大，這一點特別在與近代西方接觸的早期更為顯明。如在日本，民間儒家倫理對於同化資本主義可以說是相當成功的，相比之下，在中國則不能說成功。那麼，為什麼中國和日本都是奉儒家倫理為正統，其命運卻如此不同呢？下面就通過對十九世紀中葉上海和長崎這兩個中日早期通商城市的不同的社會風尚這一民眾群體性的行為方式，及由此反映的民間倫理的不同結構及其變化作一番考察比較，大概會加深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 

一、上海與長崎 

上海和長崎都是在十九世紀40和50年代以後，分別作為中國和日本最早開放的通商口岸，隨著通商貿易的急劇增長，而迅速發展為以對外貿易為中心的商務繁盛的近代商業性城市。兩個城市的發展背景和格局有所不同，從歷史背景看，上海雖然清初以前曾經有海上的對外貿易，但海禁以後，即斷絕了與外國的來往，只是在1842年辟為通商口岸後，才開始與西方文明接觸；而長崎作為鎖國時期日本唯一僅存的通商口岸，一直與中國和荷蘭保持著少量的貿易往來，因而與西方文明一直有著雖然有限、但畢竟末斷的一點聯繫。到正式開港後，上海發展成以移民為主，華洋混居，以外國人控制的租界為中心的城市格局；而長崎仍然是土著居民為主，雖然有外國商館、居留地，但本地社會仍然處於官方的有效控制之下。兩處雖然有此不同，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它們都是普通民眾與西方近代商業文明最早接觸，並首先開始商業化的地區。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社會變化，對傳統的社會結構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了衝擊，人們的觀念和行為方式都發生了某些變化。由於兩地都距離首都即國家政治中心較遠，故而能夠較為獨立地發展，更能體現民眾社會及民間倫理發生變化的自然狀態。 

但是，在上海和長崎，這種變化從形式到內容都有很大的差異，雖然造成這種不同有許多方面的原因，但從支配人們行為方式的倫理層面看，雖然中國和日本都尊奉儒家倫理為正統，但由於社會基礎不同，在中國是基於小農經濟、家族主義和官僚專制制度，而在日本則是基於幕藩體制下的封建領主等級身份制度之上的，這種民間倫理內在結構的差異，導致了民間社會在與西方文明接觸，開始近代商業化的過程中，兩地的民眾有截然不同的行為選擇，出現了不同的民間風氣和社會時尚，由此反映了中日民間倫理在近代化過程中的一些內在差別。 

在上海，由於以對外貿易為中心的開放商業代替了傳統小農經濟及封閉性的傳統城鎮商業，個人流動和社會化聯繫代替了以往的以血緣為核心的家族、鄉鄰關係，再加上租界地區官方控制和約束力的鬆弛，使正統儒家倫理的社會基礎被根本性動搖，因而其約束力和效能大為減弱，表現為這一時期出現了一些背離正統倫理的社會風尚。而在長崎，原來的社會等級制和民間正統倫理，最初並未同商業化形成正面衝突，所以人們是在傳統倫理的支配下，來適應新的社會需要，從而形成了一些在傳統倫理基礎上的民間新風氣，這些又是與上海截然不同的。下面就從比較突出的職業結構、生活方式和人際關係幾方面，對上海和長崎通商初期的民間新風習作一比較分析，以探討中日兩國民間倫理的內在差別。 

二、職業結構上的四民趨商與職業分化 

中國和日本傳統的社會職業結構都區分為“四民”，即士、農、工、商，與此相應的是儒家的四民等級職業倫理觀。在中國，四民身份和職業並非固定，而是可以互相流動的，而在日本則是世襲繼承，不能隨意改變的。這種制度的不同及所形成的不同的職業倫理觀念，導致兩地民間在這一時期出現了不同的職業變動趨向，使社會職業結構發生了不同的變化。 

在上海，隨著商業的發展及外地人的大量流入，出現了人爭經商、群趨從商的風尚。雖然正統觀念中商為“四民之末”，素有“輕商”、“賤商”的傳統，民間傳統擇業順序也是把從商列於讀書為士和務農之後的，明清時期的童蒙讀物中多有“人生世間，耕讀當先”，“無田無地學買賣”等關於擇業方面的內容即為此證。但是這時期來上海的人們，由於商業機會的增多和有利可圖，無論士庶農工，皆群趨而從商，或自開店鋪，或受雇于商家，四民皆向商業性行業流動，導致商業的驟興。５０年代中期以後，中國人辦的各種商號店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當時記載多有“店鋪林立”、“商賈雲集”之謂，這並非誇張。此地絕大多數居民都是靠商業為生的，許多人離鄉背井，棄學棄農，來到這裏，就是要尋找從商謀生的職業。 

這種明顯背離正統擇業觀念的風氣，一方面促進了新商業的發展，使商業成為傳統社會接納西方文明的突破口，從而對近代化具有一定的正面作用。同時，也產生了負面的結果：第一是導致商業的畸形發展，人才過於向商業集中，而其他有關的行業，特別是對於近代化具有重要意義的近代科技知識的引進和傳播及新式製造業，在民間並末得到相應的發展。在這一時期的上海，只有少數的士人接受西學，或受雇於西人，或受雇於官辦的江南製造局，擔任新式文化職業，他們還由於學西學而受到士林的鄙視，而民間的士人則大多改業從商，成為爭相趨之的時尚。民間工匠則因缺乏職業性傳統，文化素質低下，難以向新式製造業轉換。這種擇業趨向的單一性，使社會缺乏必要的分工，在與外來資本主義經濟因素接觸時，缺乏與商業發展相應的近代科技和民間工業的協調發展。第二是從商人本身來看，由於大量行業外人員的加入，使原來已有的相對穩定的商人職業倫理傳統被削弱，商人的素質低劣化，導致投機性商業活動的氾濫，這十分不利於近代商業的健康發展。 

再來比較一下日本長崎的情況。在世襲等級身份制度的制約下，日本士農工商四民的正統身份觀念是有制度保證的，特別是食俸的武士與庶民之間的界線很分明，不能隨意流動。人們因此也形成了對本職業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所以，商業化的發展及與西方文明的接觸，在長崎並沒有發生如上海那樣四民集中流向商業的擇業風尚，這裏的變化最初是在武士、商人和手工業者（即所謂“町人”）各職業的內部發生的。 

從商人來看，由於對外貿易的商務各業往往由擁有獨佔權的商人世家控制，所以雖然伴隨對外貿易的增加，外地來此經商的商人也有所增多，但其他行業的人卻不可能大量地流入商業。只是更多的商人由原來的傳統國內貿易而擴展到參予對外貿易的代理商、經銷商、轉運商等業務，與洋商及外國商館打交道，商務活動增加，範圍和規模擴大，由傳統型商人向近代開放型商人轉變。 

在民間手工製造業，承繼了鎖國時期形成的仿造外國製品的風氣，出現了許多“舶來物和國產”即以仿造“舶來品”而形成的“特產”行業。除了仿自中國的不少手工製品外，仿自西洋的也有不少，如眼鏡業、玻璃製品、鐘錶、醫學外科器具、天文器具及西洋食品如南蠻果子、南蠻漬等。在長崎，這些特產的製作往往是世家傳承的，這些“長崎特產”以其獨特的外國風格而聞名全國，行銷於各地。 

在武士階層，則出現了爭相學習“洋學”即西方科技文化知識的風氣。首先是“兵學”，即西洋兵法和軍器製造。早在30－40年代之交，在西洋船艦開始叩關，中國傳來鴉片戰爭的消息時，長崎得風氣之先，武士中即已興起加強“海防”的議論，出現了著名的兵學家高島秋帆，研習西方兵學，有一百多名弟子從學其門下，練習西洋兵法，講求兵器製造，其門生還建造了反射爐鑄造大炮。1841年他曾受幕府之召，率一百余名學生，帶著槍炮到江戶去傳授兵學。他的“高島流炮術”聞名全國，許多其他地方的武士到長崎從學于其門下。其次是“語學”，即各外國語言文字。許多武士向居於洋館的西洋人或懂外語的“通事”求學外語，出現了不少懂外語的人材，有的被官方任為翻譯，有的為洋商或民間服務，有的則自行研習西學或翻譯西書。再次是醫學，這是從早就有的“蘭醫”（即荷蘭醫學）發展起來的，主要是西醫外科，出現許多“蘭醫塾”，長崎的西醫外科是全國著名的。許多武士不只學習一種洋學，往往是多學並習，如這時的醫學塾不少已從醫學擴展到一般性科學的學習。長崎武士中的學習洋學之風，出現了許多擅長兵學、語學、醫學和科技等各類洋學的專門家，聞名於全國。民間開辦了許多專門學習兵學、語學、醫學等的“洋學塾”，比較著名的如：兵學方面的“秋帆塾”，醫學方面的“精得館”及語學方面的“致遠館”等。這些學塾除了本地人爭相從學之外，還吸引了許多其他地方的武士來此地“遊學”。1855年，官方在長崎開辦了“海軍傳習所”，第一期學員中，即有幕府和其他各藩派來的166人從學。【１】長崎很快成為全國的洋學中心。由於學習洋學的風行，武士身分也發生了職業分化，出現了軍人、科學者（包括醫生）、外語專門家等新職業，一些武士還為了富國而經商。隨著武士的職業分化，武士和庶民的業務界線已變得不明確了，原有的社會職業結構發生了變化。 

由此可見，在商業化和西方文明的接觸下，上海的人們背離了傳統擇業觀，而出現四民趨商，從而造成社會職業的集中于商業的單一性趨向，而長崎的市民則仍在傳統職業觀的支配下，適應新的社會需要，其職業的變化是先從各職業的內部開始，由職業的分化而後引起職業結構的變化，這種與實際需要相隨而形成的新的職業分工，對接納西方近代文明，向近代化發展較為有利。 

三、生活方式上的奢華之風與節儉傳統 

儒家倫理提倡節約、勤儉、節制人生欲望的生活態度，這種傳統深深紮根於中日民間的生活倫理之中，所以，中國和日本人民均以生活節儉而著稱。然而，在這時期的上海居民中，卻出現了無論貧富而爭趨奢華、生活靡費的風尚。在六七十年代上海的報刊、筆記等記載中，到處可見奢糜之風盛行的記述，上至富商大賈，下到士庶僕役，人們群趨奢華，逞豪鬥富，爭逐糜費，追求享樂，此風之盛常令初來上海之人吃驚不已。當時上海的報紙《上海新報》和《申報》上，常連篇累牘地刊登描述上海洋場繁華奢靡的文字，特別是這一時期出自民間文人之手的大量通俗竹枝詞，大多是描述這方面的內容。這種奢華享樂風氣的盛行，造成該地娛樂消遣業的大盛，煙館、妓館、酒樓、戲館、賭館等不計其數。如妓館，據1869年10月23日《上海新報》報導，上海較大的妓館，即所謂“堂名”就有數千家，加上較小無名號的“花煙間”等，妓女不下萬餘人。再如煙館，據1872年5月25日《申報》報導，當時上海共有煙館1700餘家。故而有人把上海這些娛樂業稱為“銷金窟”。有人撰文列舉人們的這種追求奢華的風尚：“不分貴賤，出必乘輿，有家中無米為炊，而猶高坐藍呢之轎者。”“一入酒家，爭嘗者燕窩魚翅。……徒慕貴重之虛名，而不求飲食之真味。”【２】許多人無論有錢無錢，為了炫耀擺闊，衣服爭穿華貴的，出門不坐獨輪車而必要乘轎，甚至狎妓爭狎高等的，看戲必要坐上座。這種習尚與正統倫理所提倡的“節儉”觀念背道而馳。 

這種風氣產生的主要原因是，隨著社會流動，家族關係的解體，人們為家族創基業的責任感隨之淡化，受家族倫理約束的機制鬆弛，原來基於生存性的小農經濟之上的節儉觀，隨著商業化生活，在生存之外而出現富餘，因此而產生“知足”和及時行樂的生活觀念。而隨著商業化，人們的價值觀發生變化，原來基於封建特權之上的等級身分價值觀被金錢所取代，金錢的多少成為衡量一個人社會價值的標準，遂出現炫耀式的消費風氣。特別是那些原來出身貧賤，如今新富起來的商人，為了抬高自己的身分，顯示自己的成功，而不惜一擲千金，炫耀式地消費。風氣所向，使一些原非有錢之人，一旦稍有積蓄，也便為了虛榮和體面而逞意揮霍。這種奢華風習彌漫於民間生活，這種非理性的消費態度，顯然是十分不利於資本的積累和增殖，不利於工商業的發展的。 

在長崎，卻沒有出現這種全民奢華的風氣。雖然由於商業的發達，這裏居民的生活消費比其他地方顯得奢侈一些，特別是一些富商大賈中，也存在著某些過於奢侈和炫耀外觀的現象，但到這一時期，民間卻出現了抑制奢侈消費，提倡節儉生活的風氣。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三個方面：一、由於社會職業結構的繼承和分化，使原來的傳統道德得以繼承，並未造成如上海那樣商人及金錢價值主宰社會的局面。武士由於海防負擔的加重，由原來流於奢靡的傾向轉而重歸提倡節儉，武士階層的節儉之風對庶民具有榜樣的作用。即使在商人內部，由於維持著正常的商業活動和競爭機制，包括節儉在內的傳統倫理，在中小商人中仍然有效地發揮著作用。二、從社會環境看，由於自30年代以後，日本發生了多次大災荒，導致幾次大饑饉，民間興起“備荒論”和“救荒論”的輿論，同時，城市居民中的奢侈消費也被人們作為造成饑荒的一個因素，許多人對此提出批評，這些對城市居民的生活態度都有一定的影響。此外，由於伴隨對外貿易的發展，輸出農產品增加，導致生活資料物價騰貴，也促使人們更加節儉地安排生活開支。三、由於災荒，特別是海防問題日益嚴重以後，官方更感節約資財以充實海防的必要，也加強了對民眾生活消費的約束。幕府曾多次發佈“儉約令”，命令“全國嚴守節儉素質，專力盡於國防”【３】。長崎地方官在40年代以後，也曾多次通令禁止居民在生活消費方面的種種過奢風習，禁令對人們的衣食住行和娛樂各個方面的具體細節作出規定，從婦女的頭飾、鞋襪不許用天鵝絨等高檔質料，到不許使用銀制器具，不許在婚姻、繼嗣、送葬及宗教活動時大事鋪張，不許町人購置別莊妾宅，直至禁止賭博、骨牌、鬥雞等娛樂活動，可謂具體而詳備【４】。由於以上種種原因，這一時期長崎市民中，隨著商業的發展，不但沒有形成如上海那樣的奢華風尚，反而出現了重新提倡和恢復節儉傳統的風氣。這種節儉態度作為一種符合資本主義精神的理性因素，無疑有利於資本的積累和工商業的發展。 

四、社會人際關係上的欺詐之風與忠義道德的重振 

中國和日本都遵奉儒家強調的人際關係上的道德倫理，提倡君臣父子朋友間的“忠孝信義”。但在兩國維繫這種倫理關係的社會基礎和紐帶有所不同，因此其強調的內容和涵義也有所不同。在與西方文明接觸過程中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 

在中國，“三綱六紀”等一套道德倫理準則，是一種以家族關係為核心的層層外推的人際倫理關係，親緣主義是維繫這種關係的主要紐帶，因此更加強調對父母家長的孝，對家族的責任，及親族、同鄉、師生、同學等親緣關係圈內的互惠互助的道德義務。商人之間也以親緣業緣為基礎，形成了講誠信、重信義的商人倫理。然而，這樣一種基於親緣關係之上的義務倫理，只在親緣關係網中的確定範圍內有其效能。而在通商後的上海，由於社會流動造成的個人獨立交往取代親緣關係而成為社會關係的主軸，使原有的“誠信”等人際交往準則的道德約束喪失效力，同時，在倫理傳統中又缺乏作為獨立社會人的個人倫理，因此，人際交往中出現了沒有道德約束、不擇手段以謀私利的“欺詐奸偽”之風盛行的局面。無論是作買賣還是人們之間的社會交往，不講誠信，多行欺詐，巧偽誑騙的現象非常普遍，甚至不再顧及親情、友情，當時報紙上多有各類坑蒙拐騙事件的報導，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初來此地者，往往上當受騙，甚至親朋之間也不免。時人有言：“往來於洋涇浜者，大抵皆利徒耳，貪、爭、詐三者，無一不備，目中所見言端行信之人，卒未一遇。……利之所在，則不知有友誼矣。”【５】一人戲作《孔方兄傳》以諷刺上海人的弄錢之道雲：“孔方兄之所最惡者，仁義廉恥也；最喜者，奸刁巨滑也。”【６】有人記上海商業的欺偽之風的種種表現道：“遇有顧客，遂百出其計以欺之，攙售低貨也，高抬價值也，混用偽幣也，種種伎倆，匪夷所思。至禮貌疏脫，語言侮慢之怪狀，則尤數見不鮮。”【７】這種人際交往和商業活動中“誠信”道德的失落，導致商業中的投機性因素大為增加，顯然不利於商業的正常發展。 

再來看長崎。日本的社會關係倫理，是以身分等級制和上下義務關係為基礎的，強調社會階層之間的縱向的倫理關係，即下對上的“忠”及“報恩”的本分和義務。被尊為“四民之首”，作為道德倫理表率的武士，靠“公家”（主家）即幕府、藩主等所發給的俸祿為生，他們一般不能從事其他庶民的職業，而保持對“公家”的義務，武士的“本分”即是：“忠孝第一，體節義，重廉恥，勵弓馬劍槍之武藝，以備有事之秋課以義務，並以此保持其地位，為其責任。庶民若行非禮之事，有可當即一刀斬殺之特權。”【８】然而，到江戶時代中葉以後，由於長期無戰事，及下級武士的貧困化，武士對“公家”的義務關係有所減弱，義務倫理、節義觀念也日漸淡薄，廉恥心麻痹，出現了所謂“綱紀廢弛”、“士風頹廢”、武士道德下降的情況。這是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狀況，長崎的武士當然也不例外。此外，長崎作為以商業著稱，商人雲集之地，也有一些商業性的人際交往風氣，如“長於交際，巧於辭令”【９】的交往習慣等。但由於商人均為世家，一般都保持著基本的商業道德，雖然商業發展，但並未出現明顯的道德衰壞的情況。武士中，則隨著“海防論”的興起，出現了重振“忠義”倫理和武士道德的趨向。西人叩關對國家安全形成的威脅，重新喚起了武士們對保護國家的義務責任感，正是在這種義務感的驅使下，才出現了武士們自覺地爭相習兵法、學洋學的風氣。首先帶頭學習西洋兵法的高島秋帆，對於自己率先習炮術的動機，就自稱是“酬報國恩於萬分之一”，認為是自身作為“皇國神武之羽翼”應盡的義務。這樣，就使為國家強兵富國而習兵法、學洋學及幹實業等新的事業，通過“報恩”、“忠義”觀念的重振，而上升為作為武士的“本分”的地位。【１０】由此，在長崎武士集團中，興起了以學習掌握對國家有用的實際軍事、科學技術、外語技能等作為向國家“盡忠”，實現自身義務的責任倫理觀念。正是由於武士階層一直有對國盡“忠”，對上（即公家）盡義務的責任倫理傳統，所以才在西方侵略威脅之際，國家的“海防”需要，成為喚起責任觀念，重振武士道德的新基點，對於近代化產生了強大的推動力。這種以社會階層間的縱向義務關係為基礎的個人社會責任倫理，為日本人同化資本主義文明提供了良好的先期條件。 

五、結語 

由以上對上海和長崎社會風尚與民間倫理的分析比較，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中國和日本的民間倫理雖然都是以儒家倫理為主的，但由於兩者的社會基礎不同，而具有各自不同的結構和內涵，這就導致了上海和長崎民間社會在與西方文明接觸時，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社會風習和倫理結構的變化。 

第二、長崎的社會結構關係及傳統民間倫理體系，在職業的使命感、理性化的職業倫理和作為社會人的個人倫理方面，與韋伯所說的近代資本主義精神有較多的內在一致性，因此在與西方接觸時發生了有利的轉化，對於同化資本主義產生了較多的正面作用。 

第三、與長崎不同的是，上海在近代商業化的衝擊下，原來以家族關係為基礎的傳統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此基於其上的正統儒家倫理不能有效地進行積極轉化，導致非正統、非理性、非道德的氾濫，雖然這使民間更具有靈活性和開放性，使近代商業因素得以存在，成為近代化的突破口，但這種民間倫理狀況卻與近代商業化所需要的資本主義精神缺乏內在的一致性，因此，雖然引進了近代商業因素，但卻不能使其健康成長。因此，上海城市近代化的健康發展，不能主要依靠對傳統倫理的繼承，而需要重新建立適合於新的社會結構關係的倫理體系。 

參考文獻： 

【１】沼田次郎：《洋学传来の历史》岩波书店１９６０年版，第１６８页。 

【２】《申報》１８７３年４月１８日《申江陋習》。 

【３】长崎市役所编：《长崎と海外文化》１９２６年版，第１３９页。 

【４】《幕府时代の长崎》长崎市役所１９０３年版，第１４３页。 

【５】《王韜日記》１８５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６】《申報》１８７２年１２月２０日。 

【７】徐珂：《清稗類鈔》中華書局本，第５冊，第２３２０頁。 

【８】斋藤隆三：《江户时代の风俗》岩波书店１９３４年版，第７页。 

【９】《幕府时代の长崎》第２５２页。 

【１０】林屋辰三郎：《幕末文化の研究》岩波书店１９７８年版，第５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