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本文探討的範圍位於黃河以北的華北平原地區，這一地區歷來是蝗災高發地區。徐光啟早就對此有所認識:“按蝗之生，必於大澤之涯，然而洞庭、彭蠡、具區之旁，終古無蝗也。必也驟盈驟涸之處，如幽琢以南、長淮以北，青兗以西，梁宋以東諸郡之地，湖漅廣衍，暵溢無常，謂之涸澤，蝗則生之。曆稽前代及耳目所睹記，大若如此”1。在現代農藥推廣以前，滅蝗基本上以人力撲捕為主，由於飛蝗在較大的地區內發生，個人或單個村莊等小規模防治是微不足道的。客觀上要求大規模的組織進行干預，這便促成了封建中央政府的統一指揮。在古代社會，只有如此，短時間內完成較大範圍的人員組織和調動才能實現。 

宋代，政府已開始有規模地組織民眾從事捕蝗，並涉及到國家與鄉村多層次的治蝗協作。南宋淳熙八年，政府制定關於鄉村捕蝗律法:“諸蝗初生，若飛落，地主鄰人隱蔽不言，耆保不即時申舉撲除者，各杖一百;許人告報.當地職官承報不受理.及受理而不即親臨撲除;或撲除未盡，而妄申盡淨者，各加二等。諸官司荒田牧地，經飛蝗住處，令佐應差募人，取掘蟲子，而取不盡，因致次年生髮者，杖一百;諸蝗蟲生髮飛落，及遺子而捕掘不盡，致再生髮者，地主普保各杖一百”2。捕蝗的規模也相當大，元中統年間，真定一帶蝗起，朝廷遣使者督促捕蝗，“役夫四萬人”3。 

    明代的作法是中央派員到蝗區監督指揮。大多是通過戶部派員。永樂元年，“直隸、淮安等府蝗，上命戶部遣人捕之”4。宣德六年六月，山東濟寧州上奏有蝗蝻生髮，“命行在戶部遣人馳釋，往督有司捕之”5。宣宗六年、八年，兗州府一帶蝗災，同樣是“行在戶部”遣人督捕。也有通過其他機構派員的，成化十二年，大名府“境內蝗蝻覆地，傷稼，雖悉力捕痊，日加繁盛”，皇帝“遂遣禦史、給事中、錦衣衛馳驛。.分往督捕”6。 

    清代的捕蝗體制是皇帝監控下的總督、巡撫負責制。由於府縣之間有疆界之分，而一場蝗災往往至少要涉及到幾個府縣，故督撫的權力使其在捕蝗管理中處於有利的協調地位。蝗災發生後，督撫要密切關注飛蝗的動態，除組織、動員和協調地方力量外，還直接委員參與。朝廷對責任者也有相當的處罰。康熙四十八年曾作出規定，“州縣衛所官員，遇蝗蝻生髮，不親身力行撲捕，藉口鄰境飛來，希圖卸罪者，革職擎問;該管道府不速催撲捕者，降三級留任;布政使不行查訪，速催撲捕者，降二級留任;督撫不行查訪，嚴傷催捕者，降一級留任;協捕官不實力協捕，以致養成羽翼，為害禾稼者，將所委協捕各官革職”。蝗災的情報系統也有嚴格的責任制，“該官州縣地方，遇有蝗蝻生髮，不申報上司者，革職。道府不詳報上司，降二級調用;布政使司不詳報上司，降一級調用;布政使詳報督撫，督撫不行題奏，降一級留任”7。 

    清代以前的政府捕蝗組織活動由於資料所限，無法詳知。但清代的情況，可從現出版的清宮檔案中分析其運行特點。 

二、政府控制體系的運作 

    雍乾時期，有4次蝗災在已出版的清宮奏摺中有較為詳細反映，分別是雍正二年、雍正十三年、乾隆十七年和乾隆二十八年。這幾次蝗災中的奏摺可以作為極好的個案分析資料。 

    奏摺一般都很詳細。以雍正二年山東巡撫陳世信的上奏為例:“東昌府一帶蝗蝻，臣遣官查勘，據稱清平、博平、茬平並高唐州並已捕盡，其餘各州縣尚未覆到……至泰安州一帶，臣昨赴濟南時，繞至開山廟等處一看，飛蝗尚未盡絕，各員現在撲捕，如湯泡火燒掘壕諸法皆一一行過。實因泰安一帶俱在山麓，去年蝗災發生甚遲，後俱聚於山上，蠶食草葉，因為遺種在山，撲滅較平地稍難，故德州、禹城、齊河在平地者，並已捕盡。而山麓之州縣，實未盡絕，然各員畏催參處，亦皆實力捕撲，如長清令毛鈞自前四月十日出外撲捕，迄今五旬，尚未回府。給賞之錢費至一二千串，現又以米易蝗。此在大道之旁，耳目共見，將來果若成災，自應照例參勃，但其中似應稍為分別”8。在這裏，蝗災分佈和發展、撲捕的經過、捕蝗滅蜻的方法都一一介紹。 

    捕蝗情況是由地方官逐級向上彙報，總督、巡撫則直接向皇帝具折奏報。蝗情急迫時，總督巡撫等大員甚至一天內連上幾道奏摺，皇帝則不斷地向這些人頒發“上諭”，指導捕蝗工作。 

    1.督報系統 

    蝗情發生後，鄉民向地方官彙報，縣與縣之間，也要互通蝗情。雍正十三年，直隸慶雲縣向樂陵縣報告有鹽山飛蝗入境，這稱之為“移會鄰縣預防”9。 

    鄉民往往並不願意積極上報蝗情。以乾隆十七年為例，這一年華北平原大部分地區都出現了蝗情，順天府尹胡寶琅上奏稱:“今歲直隸蝻生之處共四十三州縣……鄉民每于蝻子生髮之處雖懸賞不肯報官，以至生長競翅，各處飛揚。細詢其故，恐報官則派夫或致蹂蹦，徒多煩勞。惟信劉猛將軍祈攘可免，若撲捕則所生愈多”10。基層官員也常匿情不報，因為他們害怕受到處罰。為了保證資訊管道的暢通，上級官員不得不重視蝗情彙報。這一年，直隸總督方觀承認為，“有蝻之州縣與現在生蝻之處，壤境相錯或有漏報，關係巨細”，“除行司立定規條，傷令道府督率各州縣分別懸示賞格，憚使鄉民有見即報”外，他還直接派人下鄉，“分赴各該處，遍曆村莊，會同地方官實力巡查”11。 

    2.下鄉 

    以乾隆二十八年為例。只有將蝗蝻在未成飛蝗時撲打消滅，才能防止蝗災蔓延，過期不捕，遷飛後會造成更大的危害。政府治蝗的重點在於捕蝻，不但一般地方官特別是縣令要直接下鄉組織捕滅蝗蝻的工作，督撫大員和其他官員往往直接到蝗蝻生髮處指揮。 

    乾隆二十八年的蝗蝻主要在河北平原的北部澇窪地帶發生，“直屬安州、任邱等處俱有蝻孽蠕長，郭州一帶亦間有萌生之處”，“直隸之吳橋、東光、南皮、滄州、青縣、靜海境內村莊，亦均有飛蝗數處”，另外，山東曆城、長清等縣境內也間有飛蝗。12 

    直隸總督方觀承、布政使觀音保，朝廷官員阿桂、裘曰修、錢汝誠等各路大臣紛紛親自下鄉查詢督促。方觀承往河北平原北部蝗區直接派了許多官員，並嚴明懲罰辦法，“凡有蝗蝻生髮及草生螞蚱，立即調集護田夫，一概捕除盡淨結報，如文武官不親身出捕，或妄分界限，協捕不力，或夫役不齊，致有遲延，即行嚴參重罰”。13方觀承本人也親自參加，他在慶雲查處了六處蝗蝻區，並在蝗蝻較多的一處直接督促滅蝗工作。14 

    3.遷飛動態與地方責任 

    蝗蟲的遷飛動態可以反映捕蝗責任縣的方位，皇帝往往據此作出判定。雍正十三年，皇帝給王士俊和嶽潛的上諭中有:“今年直隸蝗蝻起于天津府之青縣，旋飛至鹽山、慶雲一帶地方，查山東之樂陵縣實為接壤，則樂陵之蝗由青縣飛來確然無疑。至於山東之信雅、商河等處，則與直隸相隔尚遠，飛蝗豈能越境而至?凡屬官推託卸過之言，不可盡信”。嶽潛則在此之後趕緊調查，結果發現遷飛路線是“樂陵飛蝗由鹽山縣飛入，而陽信、商河之蝗則由樂陵飛入”15。 

    乾隆二十八年的責任追究已涉及大臣。七月十日，直隸布政使觀音保上奏說靜海飛蝗起自大城縣，並認為滄州的飛蝗也由該縣越境而至16。知情後，乾隆馬上傳諭追究責任。在大城負責捕蝗的是另一位大臣錢汝誠，他奏稱已捕滅了大城蝗災，乾隆批道“恐有不實，另有諭旨”17。並在七月十六日在給錢汝誠的上諭中指出其所奏與觀音保的互異。阿桂、裘曰修、方觀承等也於七月十四日接到上諭，“滄州、靜海飛蝗據稱自大城而來，其從前系何人赴該處查辦，究竟起自何處，著傳諭阿桂、裘曰修、方觀承及府尹等速即據實查明具奏”。在此之後，大臣們紛紛上奏澄清。阿桂等辯解道，“查明大城惟有零星蝻子，並無飛蝗……從前大城蝻子生髮，臣裘日修赴文霸時，由該處先行查辦。臣錢汝誠繼往捕竣之後，臣阿桂、臣方觀承又先後赴該處覆勘，實已盡淨。至靜海飛蝗起自東澱，隨起隨落，並未致令蔓延”18。錢汝誠在以後的調查中，不但證明了大城一帶的飛蝗在各位大員的努力下早已捕淨，還進一步指出觀音保的錯誤，“臣複遍加訪詢，僉稱靜海一帶飛蝗多來自澱中與濱沿河海葦草之地。”19 

4.處罰 

以乾隆十七年為例。乾隆十七年的蝗災在官僚系統有所反應時已經擴散，皇帝對此表示不滿。“前據總督方觀承奏到各屬蝻子萌生一折，已批令竭力督緝，毋留餘孽。今據侍郎兼府尹胡寶琅奏稱親赴武清所屬村鎮，見新蝗翅芽已茁，其地甚廣。有寬致數十百畝者，草叢攢簇跳躍，在在皆然。順屬已報有四五州縣，惟武邑最多……觀此則蝗蝻萌動，其勢頗熾，若于初萌之時，即上緊撲打，何至長翅生芽?可見初報生髮，已屬長成，雖稱打撲，仍未盡淨。從來外官以文移稟報為辦事，上司則稱立定章程，懸示賞格，下屬則稱竭力奉行，加緊撲滅。按之實際，殊不甚然……此等奉行不力之員，必當重加處分，以示懲儆”20。 

根據上諭，方觀承對一些官員做出處理。他先參處武清縣知縣，“該武清縣知縣沈守敬，當蝻子初生之時，不能早為查報，以至長生翅芽，又不能及時上緊撲除淨盡，而營員具報之。栗上屯三處，該縣先後報文內，並未開入，既屬奉行不力，亦複昏饋無能。臣現在與府尹胡寶琅會疏題參，以示懲儆”21。 

方觀承對大名府魏縣和大名縣二縣知縣的參處，則是他自己採取的行動，因為大名府的蝻情的確已很嚴重。“梅廷訓初報魏縣蝻生十三處，李諫初報大名縣蝻生十四處，節次據詳捕淨，盡具結申送在案。今臣查魏縣實在淨盡者止有二處，大名縣實在淨盡者止有五處，其餘已報淨盡處所，竟有大小蝗蝻夾雜於各色螞蚱之內，均已長翅能飛。魏縣計共十一處，大名縣計共九處，並相連村莊，亦多有續生，不勝駭異……該二縣當蝻子甫生之時，並不實力細加搜捕，逮行結報淨盡，希圖草率了事。及至複生，又不將長大生翅等情形，據實通報辦理，殊幹嚴例。茲據大名道趙之壁、大名府朱煥面察具揭詳參，相應具實參奏。請旨將魏縣知縣梅廷訓，大名縣知縣李辣均照例革職拿問”22。這一帶的蝗情的確十分嚴重，大名縣的方志中有“三月大雨，夏大蝗。積地盈尺，禾稼食盡，總督方觀承督有司逐捕”23。出力的官員得到嘉獎.胡寶琅以及天津道董承勲、知府熊繹祖等都得到了皇帝的表揚。方觀承上報了幾位知縣，“交河縣知縣黃元紀，搜防周密，屢值飛蝗入境，捕除有方，最為盡力;青縣知縣葉志寬，上緊撲滅，刨挖蝻子最多，亦屬奮勉;又靜海縣四党口守備徐雲龍，棗強縣沈鳴皋，委令協辦各處，俱能無分疆界，晝夜搜捕，出力居多。以上各員，詢屬實心勇往，臣等遵旨會同查明，據實恭折奏聞”24。 

    5.河道總督的權力 

    受蝗蝻由魚子所化觀念的影響，朝廷特別重視對河灘窪地蝗蜻情況的檢查。由於這些地區多在河道附近地區，河道總督在捕蝗滅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雍正九年河道總督沈廷正奏:“陸月三拾日濟甯南鄉新店等地方有蝻子生髮，離新店南十數裏窪地荒草內及牛頭河地方，蝻子大小不一，有一二間房地一片者，有四五間房地一片者，相隔一裏半裏不等。令署城守營都司李之秀及濟寧州知州張綸，左營遊擊韓國枝等現在率領兵夫捕打……仍令不時在於各境巡查捕打，並檄委效力員兵前往協同捕蝻，務期淨絕根株，毋致蔓延。募咨山東撫臣嶽潛轉飭撲捕在案。臣思蝻子初出，翼翅未生，必須趁時捕淨，庶免蔓延”25。由此可見，河道總督不但可以對管轄區域內的地方官和綠營官棄下達捕蝗命令，對巡撫也有影響力。另外，由於河道總督轄下的兵員一般就在蝗蛹區，行動特別方便。在雍正十年，峰縣發生蝗情，河道總督朱藻“隨即嚴飭兗州府廳營印汛，將峰縣生髮蝻子勉期撲滅，毋使轉入鄰境。一面飛檄司道，通飭各州縣於各該境內，湖灘涸出處所，加意防範，務稗種類淨除，不致為患”26。在這裏，河道總督不但可以直接調動營汛官員，還可以命令地方協同會捕。 

    雍正十一年，河東總督王士俊指揮和協調範圍廣達山東、直隸、河南、江南四個省區。當時大水過後，他認為河南、山東黃河兩岸“所遺魚子，易變蝗蝻，正在生髮”。委派“山東曹東道王鴻勤、河南歸德府知府王蔑興督率兩省文武，多催人夫，於交界之地，設法撲除”。對兗州魚台縣彭家莊、王家樓等處的蝗蝻情況，由於魚台縣縣令已前往薊州未回，他便“飛咨江南督撫迅飭徐州沛縣各官上緊協捕外，仍嚴傷道府文武，無分此疆彼疆，多募人夫.一體撲滅”27。 

    6.捕蝗滅蝻的方法 

    乾隆二十八年為例。這一年，蝻情特別嚴重，錢汝誠在文安、大城一帶的撲蝗滅蝻，人數已達數千人。但捕蝗方法只是組織人力進行簡單的人工撲打。滅蝻時由於氣候條件適於蝗蝻的生長，捕打時特別費力，“一番撲盡，又長一番。大者掃除，小者復發，臣等自二十三日到文安後隨添集人夫數千名，竭力撲捕，兩日有餘，其所報片段至裏許大者，俱已撲除”28。 

    山東巡撫阿勒泰提到一些技術上較為複雜的方法，德州、濟南一帶捕蝗時，“一面撲打，一面張網兜捕，憚無漏逸。又於隙地刨溝，夜間燃火，螞蚱見火奔趨，群集溝內，加草焚燒，用土埋壓。並于黎明露重之時，上緊撲捕”。另外，他非常重視蝗蟲復發的預防工作。“恐遺孽複萌為患，嚴傷地方官于螞蚱生髮處所逐一搜挖，其堿場荒地並令翻犁以除遺孽，不致續有生髮”29。 

    崔應階在七月初三日的上奏中也提到火燒滅蝗和翻耕除蝻的方法。當時他從任邱回山東，看見德州平原一帶田內，有零星細小螞蚱跳躍，“詢之土人，金雲系前次螞蚱遺子複生。臣即親加督辦，因禾稼盈疇，每處俱令民夫先於空地挑壕，排列雁翅，驅入壕內，用火焚燒，立時盡淨”。他還提到清除蝻子的工作，“遺子未淨，即今年幸不出土，必為來年之患。臣現在仍飭巡防搜挖，總以節交白露，方可無慮。仍侯九十月間，將生蝻地畝令民深加翻耕，使蝻子破碎，冰凍不能複生，以絕根株所有”30。 

    乾隆皇帝在接到錢汝誠、阿桂等關於滄州飛蝗不起於大城而起於澱泊地帶的奏摺後，即發出上諭，指導澱泊地區的防治工作，“看來澱泊叢葦實為蝗蝻滋生之蔽，但建將葦草燒盡，又恐近澱居民藉刈割為生計者未免有礙。蝗蝻遺子，大概附土而生，天氣愈寒，入土愈深。莫若侯刈割後將根株用火焚燒，既可以淨遺種，而明年之葦荻益加長髮”31。 

三、滅蝗過程中的國家與鄉村 

    1.政府對鄉村的組織 

    發現蝻情後，國家除了動員有限的直接控制人員外，主要還是通過對基層鄉村進行組織來完成捕蝗滅蝻。儘管朝廷的督撫常派員下鄉，但在一般情況下，直接負責的還是知縣。雍正年間館陶縣知縣趙知希的《捕蝗詞》很好地反映了組織捕蝗的過程和農民之心態: 

      “麥秀黃雲夏風旱，納子蠕蠕初出卵。壯農護麥不敢聲，裏正促報鄉情斷。縣官當日下鄉來，懲爾報遲怒似雷。傳集村夫三百五，禁說不蝗不為災。縣官執冊編成伍，編伍編得長蛇如。兩股嘈嘈打成團，短木縛聲不計數，東西豪塹百丈餘。一撲一擊心唏噓，炎炎烈日燒如火。家有青苗尚未鋤，可憐日夕不得息。旦暮有蝗生飛翼，公文催督星火馳。只說有蝗填不力，百錢一鬥買飛蝗。小男老女忙田野，螳螂蚱蜢同時盡。市上爭得蝗價昂，嗟乎捕蝗真可悲。高築蝗緣星疊疊，留待委官來看驗，遙天怕有蜻蜒飛”32。 

    詩中亦反映小農在蝗災中的不願參與心態，但在蝗蝻生髮之時，依賴官方組織卻很有必要。蒲松齡認為，“蝻出蠢蠢，非若大蝗可以驚逐，必糾合鄰村，掘壕數處，並力逐殺，務使盡絕。要知鄰禾既盡，我亦不免，勿謂蝻不在我田畝，遂袖手旁觀，竊幸旦夕之無事也……若求邑宰委官遣役督催打之，其人尤易集，蝻尤易平”33。 

    乾隆年間，鄉村中開始設置護田夫撲捕蝗蝻。前已提到，乾隆二十八年方觀承的奏摺中已提到動用“護田夫”。另外，錢汝誠在六月二十日的奏摺中也提到了護田夫，“本月二十日卯刻，據子牙河通判署文安縣知縣陳鐸桌稱，本月十七日卑職巡查至縣屬西鄉圍河村、鄒各莊並東南鄉之大平州窪水涸出之區，間有蝻子萌動，形如蠅蟻，均系零星不成片段，隨即督率鄉地護田夫分頭上緊撲除”34。護田夫由方觀承倡議，他在議設護田夫時規定直屬各村按每三戶出一夫而抽調人員。護田夫中十夫立一夫頭，百夫立一牌頭，以此進行組織。從每年的三月到七月，每一村莊按日出護田夫12名在本村四面分路巡查，一旦發現蝻情或蝗情，夫頭、牌頭一面集夫撲捕，一面報官。護田夫捕蝗時不限於本村，相鄰村莊之間也存在著協調，護田夫往調別處時.夫頭、牌頭要負責帶隊。至於護田夫的待遇方面，一般包括免門差和糧食補助等。35 

    一般情況下，只有本地域特別是本村人，才能在捕蝗時愛護莊稼。顧彥指出，“本處村民，事關自己，撲捕必力，愛惜田禾，踏傷必少也”36。竇光鼐也指出捕蝗必用本村勞力。他認為方觀承的護田夫組織法由於出夫眾多，勢必造成浪費。捕蝗人夫，不必預設名數，臨時撥夫即可。捕蝗時，“凡本村及毗連村莊，在五裏以內者，比戶出夫，計口多寡，不拘名數”，“五裏以外者，每戶酌出夫一名”。搜蝗時“令鄉地牌頭，勸率各田戶，自行巡查，若海濱、河澱闊遠之地，則令各州縣酌設護田夫數名，專司巡查”，“凡蝗蝻生髮，鄉地一面報官，牌頭即率本村居人，齊集撲捕，如本村人不敷用，即糾集附近毗連村莊居人協捕”37。 

    捕蝗與捕蝻不同，因蝻不能遷飛，其危害與本地人有直接利害關係。但捕蝗則不同，小農往往存僥倖心理，因為飛蝗可以“驚逐”。陳芳生提到過這種實際上以鄰為壑的辦法，“飛蝗見樹木成行或族旗森列，每翔而不下，農家多用長竿持紅白衣裙逐之，亦不下也。又畏金聲炮聲，聞之遠舉，鳥銑入鐵砂或稻米，擊其前行，前行驚奮後，隨之去矣”。另外，他也以官吏蠶食鄉民為由不贊成官府差官下鄉。38這實是小農心態的反應。 

    比較好的撲捕飛蝗組織工作可以從雍正十二年部分地方的飛蝗防禦實例中得到說明。當時，河間、天津一帶的飛蝗向山東樂陵、商河一帶遷飛，沿途地方官得知情報後，事先“在境設廠守候，大書條約，宣諭曰‘儻有飛蝗過境，廠中傳炮為號，各鄉地甲長鳴鑼，集齊民夫到廠’。鄉約執大旗，地方執鑼，甲長執小旗，各甲民夫執小旗，小旗隨大旗，大旗隨鑼。東莊人齊立於東，西莊人齊立於西，各聽傳鑼一聲走一步，民夫按步徐行，低頭撲捕……每日東方微亮時，發頭炮，鄉地傳鑼，催民夫盡起早飯，黎明二炮，鄉地甲長帶領民夫，齊集被蝗處”。由於組織工作做得好，被蝗之處“禾苗如常，絲毫無損”39。 

    捕蝗中的官府腐敗對村民損害很大。乾隆十七年監察禦史周燾指出，當蝗災到來時，“有司縱不愛民，不能不畏處分，畏處分，即不得不張惶撲捕。於是差衙役，糾保甲，撥煙戶，設廠收買，似亦盡心竭力，不敢膜視矣。然有業之民，或本村無蝗，撥往別處撲捕，惟懼拋荒農務，往往屬托鄉地，勾通衙役，用錢買放。免一二人為買夫，免一村為買莊。鄉地衙役，飽食肥囊，再往別村，仍複如舊。若無賴奸民，則又以官差捕蝗，得日食工價為己利。每於山坡僻處，私將蝻種藏匿，聽其滋生，延衍流毒，等應差撲捕之時，蹂廂田疇，搶食禾穗，害更甚於蝗蝻”40。 

    2.購蝗 

    收購法與對鄉村實行軍事化組織不同，這是一種動員與分散相結合的方法。雍正二年，河南巡撫石文悼針對黃河以北地方的蝗蝻，實行的便是按鬥給錢的購買法，效果很好，“據察小民圖利，每處不下千餘人，踴躍搜索，計日掃滅淨盡”41。乾隆十七年，天津總兵吉慶在五天之內共收買飛蝗579石42。但買蝗法有一定的限制，竇光鼎認為，“收買飛蝗之法，向例皆用之。總緣烏合之眾，非得用錢不肯出力耳。其實掇拾收貯給價，往返掩埋，皆費工夫，故用夫多而收效遲”。他認為收買法在搜捕零星蝗蝻時，施之老幼婦女，比較有效，真正地防止飛蝗，還是鄉村組織為好。43 

    到清末，政府由於組織能力減弱，只好重視買蝗法。沈葆禎認為在挖蝗蝻時，“非由鄉民自行窮探，不能如蓖如梳，無所遺漏”。為了使鄉民有積極性，他認為由地方官定價收買，最為有效，“冬收子一升，勝於明年捕蝗百石，今冬費銀一兩，必于明年收利千鐘”44。有時官方也勸地方富戶協作，如在光緒二十一年夏四月，館陶縣“蝗食麥，官勸富室買蝗，捕殺之，幸未遺種”45。 

    3.雍正與劉猛將軍廟 

    國家也對與捕蝗有關的鄉村社區文化產生影響。在這方面，華北一帶劉猛將軍廟便與雍正皇帝和大臣李維鈞有關。 

    雍正二年七八月份，蝗災基本上消除，這時的奏摺以故弄玄虛的歌功頌德為多。李維鈞拋出了劉猛將軍廟以媚雍正。他提到，康熙五十七年時天津一帶蝗災嚴重，他當時因任守道而親往督捕，束手無策。“因思南方有劉猛將軍相傳為捕蝗之神，臣虔叩默祝，仗神之靈或使蝗盡入於海，或使之伏而不飛，或使之暗滅，有一感應，許於各府立廟歲祀”。結果蝗皆伏於原處不動，遂得大力撲捕，收效甚大。接著他大吹在此後修建的劉猛將軍廟的威力，他聲稱在雍正二年，由於建了廟，不但農業區的蝗蝻被滅順利，就連甯晉泊窪地的蘆葦地帶，飛蝗也“皆掛死蘆葦枝葉之上，一如五十七年天津等處之自滅……官民稱奇，莫不仰頌我皇上盛德大業，洪福齊天，故感召神明效靈微異，自後無蝗蝻之患矣”46。 

    李維鈞上奏顯然符合了雍正的心態，雍正對其奏摺的評價是:“此奏甚好”。命令山西、陝西、河南、江南、山東等地的督撫皆興建劉猛將軍廟。雍正十一年，雍正仍未忘記此事，在他給山東巡撫岳濬的上諭中有:“從前北直、山東等省常有蝗蝻之患，自雍正貳三年間，聯降旨建立劉猛將軍廟，以後而蝗蝻遂不為災。此近事之顯然可見者，今年江南、山東接壤之州縣有數處村莊蝻子萌動，旋即撲滅，不知此數州縣從前曾建劉猛將軍廟宇否，若未曾建，當一體舉行”。嶽濬隨後彙報:“東省各屬於雍正貳三年間遵旨修建劉猛將軍廟宇，有特設專祠者，有附祀於八蠟神祠者，先後申報，未能劃一。”雍正指出的地區大部分也建有劉猛將軍廟，並且“春秋致祀”，沒有建廟的幾個縣也在八蠟祠內附祀。嶽濬除了讓這些地方相地建廟外，還令山東其他未建廟之地區修廟。47 

    可見，與災害有關的民間信仰常與政府行為大有關係。劉猛將軍信仰在華北的推廣正是皇帝和像李維鈞這樣阿諛官僚所為，不單純是小農多神之文化心理所致。劉猛將軍廟可以說是專制政治文化的一種派生文化。另外，水旱災害時的求雨和修龍王廟，也與地方官甚至皇帝有關。專制文化與傳統迷信相結合，不但對減災防災產生負作用，而且對近代鄉村文化的愚昧落後起到了強化作用。 

四、治蝗的變遷與集權政治 

    有清一代，官方的捕蝗控制力度也出現一個變遷過程。雍乾年間，政府在治蝗中投入了較多的力量，治蝗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到後期，吏治腐敗，治蝗中欺瞞現象嚴重，控制力度相應地減弱。嘉慶九年，京城一帶出現飛蝗，皇帝令顏檢上報直隸地方的蝗蝻情況後諭曰:“旋據該督奏稱，均已撲除淨盡，並稱飛蝗只食青草，不傷禾稼，本不成話。嗣於前二十九日，聯齋戒進宮，披覽章奏，適一飛蝗集於禦案”。以後又在宮內發現十幾個蝗蟲。嘉慶皇帝命令顏檢重新傷查，結果才知大興、宛平、通州、武清等近條州縣已有飛蝗危害。48可見，當時督報監察系統是多麼地失效。 

    咸豐年間，內憂外患。山東黃泛，人民流離失所，而直隸一帶的鄉紳則正在動員鄉民築寨自保，以防太平軍和撚軍。政府的軍國大事是軍事，治蝗已屬小事。由於整個政府的監督控制體系大不如以前，結果釀成清代最嚴重的一次蝗災。咸豐年間的大蝗災歷時七載，波及廣西、直隸、河南、河南、江蘇、浙江、安徽、陝西、湖南等九個省區，在華北平原持續時間達五年。蝗災最早發生於廣西，那裏的政府治蝗本來較弱，在蝗災發生的1852年，地方官報喜不報憂，層層欺騙。1853年和1854年，蝗災開始向其他地區蔓延，並在1854年到1858年，在直隸地區發展。1854年蝗災還只集中于天津一帶，到1856年已在直隸地區普遍發生。如果及時控制，並做好蝗蝻的防除工作，至少可以減少災害的程度。但整個官僚控制系統卻是一片謊報，有的謊稱已經撲滅蝗喃，有的稱飛蝗過境，但未引起災害。一直到咸豐皇帝親自查看過一次蝗陣後，才急急下諭，嚴傷捕蝗，並處理了謊報的文安縣知縣樊作棟49。但後果已經不可收拾，蝗災在華北達到了非常嚴重的程度。 

    咸豐年間的大蝗災是繼崇禎年間大蝗災以後的又一次大災，不獨有偶，這二次大蝗災都是在動亂的社會環境下形成的，政府系統的失控是這二次大災的共同點。 

    綜上所述，實際上，中央集權對農業的管理不僅限於水利，其他方面的農業管理也多有滲透的擴展，且愈到晚期，愈是明顯。從現出版的清宮檔案中不但有大量的關於水利的奏摺，還有更大量的水旱災害和各地有關雨雪情況的報告，這說明政府已在密切地關注農業生產的許多方面以備實施賑災舉措。蝗災的監控只是眾多農業管理方面中的一個，其危害程度不但與政府的管理程度密切相關，甚至都與治亂週期有關係。 

注釋： 

1、徐光啟《農政全書》卷44，荒政。 

2、《康濟錄》，引自鄧雲特:《中國救荒史》，第352頁，商務印書館1937年。 

3、《元史·王磐傳》。 

4、《明實錄》太宗實錄，卷200 

5、《明實錄》宣宗實錄，卷800 

6、同治《元城縣誌》卷1，年紀。 

7、48、《清會典事例》吏部94，處分例。. 

8、山東巡撫陳世倌奏摺，雍正二年五月初六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3，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9、山東巡撫岳濬奏摺，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28。 

10、管順天府尹事胡寶琅奏摺，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輯，臺灣故宮博物院1982年。 

11、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乾隆十七年五月七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輯。 

12、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初七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13、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初六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14、阿桂、方觀承奏摺，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15、山東巡撫岳濬奏摺，雍正十三年七月二十七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28，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 

16、直隸布政使觀音保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十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17、錢汝誠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18、阿桂等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九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19、錢汝誠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20、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乾隆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輯。 

21、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乾隆十七年五月十四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輯。 

22、直隸總督方觀承奏摺，乾隆十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輯。 

23、民國《大名縣誌》卷26，祥異。 

24、直隸總督方觀承、侍郎兼管府尹事胡寶琅奏摺，乾隆十七年七月初五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輯。 

25、山東、河南河道總督沈廷正奏摺，雍正九年七月初七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20 

26、河南、山東河道總督朱藻奏摺，雍正十年五月十二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22 

27、河東總督王士俊奏摺，雍正十一年六月初一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24 

28、錢汝誠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29、山東巡撫阿勒泰奏摺，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初九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30、山東巡撫崔應階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七月初三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31、阿桂等奏摺，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32、趙知希:《捕蝗詞》，民國《館陶縣誌》，民國二十年刊本。 

33、蒲松齡:《農蠶經》，載盛偉《蒲松齡全集》第三冊。學林出版社1998 

34、錢汝誠奏摺，乾隆二十八年六月二十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18輯。 

35、方傳穆校:《方格敏公(觀承)奏議》卷8 

36、顧彥:《治蝗全法》卷1 

37、43、竇光鼎:《條陳捕蝗酌歸簡易疏》，乾隆三十五年，載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卷45，戶政20 

38、陳芳生:《捕蝗考》 

39、李鐘份:《撲蝗記》載賀長齡、魏源:《皇朝經世文編卷45，戶政20 

40、周燾:《敬籌除蜻滅種疏》，乾隆十七年。同上書。 

41、河南巡撫石文焯奏摺，雍正二年五月初二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3 

42、長蘆鹽政天津總兵吉慶奏摺，乾隆十七年六月十一日。《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3輯。 

44、沈葆楨:《請旨通傷各省搜挖蝻子疏》，光緒三年八月二十八日。載王延熙、王樹敏輯《皇清道鹹同光奏議》卷33,(戶政類·荒政)。 

45、民國《館陶縣誌》，民國二十五年刊本，卷5,《大事記·災祥》。 

46、直隸巡撫李維鈞奏摺，雍正二年七月十六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3 

47、山東巡撫岳濬奏摺，雍正十二年五月十一日。《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26 

49、李文海等:《中國近代十大災荒》，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 

（資料來源：《清史研究》200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