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批判傳統史學中創立新的史學理論 

　　梁啟超一向把史學研究和提高國民素質、解救民族危亡、求強求富結合在一起。他認為只有史學才是“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九，第9頁。）。歐美之所以強大， 史學發達是重要原因之一；中國在近代所以落伍，史學沒有跟上時代的潮流，國民不具備近代史學的知識，是一大“病因”。因而，梁啟超在努力推進戊戌變法的同時，積極呼籲史學革新。1900年之後，隨著資產階級史學新潮在中國的湧動，他發表了《中國史敘論》、《新史學》等著作，在批判封建史學的基礎上廣泛傳播了進化論的史學新理論。 

　　梁啟超的基本觀點是，中國傳統的史學陳陳相因，缺少生機，必須來一個根本的革命。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舊史學至少有四大問題：1.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十四史實際成了24姓的家譜，國家的命運和前途被置之不顧。2.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歷史成了少數英雄人物活動的大舞臺，變成了個別人的興衰成敗史，百姓和群體被排除在外。3.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物。所有的歷史書都是死人的“紀念碑”，更不能察古知今，為社會服務。4.知有事實不知有理想。舊史書只注重單純的紀事，不能從史實中總結出規律，上升到理性，然後開民智，益國民。這四大問題又引申出兩大弊端：1.“能鋪敍而不能別裁”；2.“能因襲而不能創作”。於是，中國古代的古書難懂、難選擇、無啟發、少情感，無法開民智，社會補益不大。中國的傳統史學已經落後於時代，不能適應社會大變革的需要。梁啟超總結說：“史也者，記述人間過去之事實者也。雖然，自世界學術日進，故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學，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注：《飲冰室合集·文集》六，第1頁。）。從舊史學和新史學區別出發， 梁提出中國傳統史學必須進行改革： 

　　一是史學必須敍述進化之現象。從進化論出發，梁啟超認為宇宙間的萬事萬物都在變化，歷史學的任務就是研究這些變動的“時間之現象也”。宇宙間的一切，“有生長發達有進步者”，都屬於歷史研究的範圍。從表面看，史學工作者是研究過去的靜態事物；實際上，將已往的進化的事物講清楚後，就變成動態的了。由靜態轉化成了進化的動態，才真正再現了歷史。因此，不用進化論觀點去研究歷史，就不可能接觸到歷史的真諦。梁啟超哀歎道：“吾中國所以數千年無良史者，以其于進化之現象，見之未明也。”（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九，第8 頁。）對於中國舊史學流行的“一治一亂”的歷史觀，梁啟超批評其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為表面現象所迷惑。傳統史學必須從這種“治亂”的迴圈史觀中走出來，用進化的新理念去解析歷史。 

　　二是史學必須敍述人群進化之現象。梁啟超把人看作宇宙進化的主體，不明白人的進化，就無法寫歷史。而人的變化，又是以群體活動來展開的。群體進步了，人類文明才一步步提高。但群體之間既有一致性，又有差異性。歷史學既要講明群體的進化特徵，又要解釋清楚群體間的一致和不一致。這種用群體來考察歷史，是梁啟超的一大創新。遺憾的是，他沒有由群體再引申到階層和階級，也沒有以階級鬥爭的理論去解剖歷史。仍然和馬克思主義史學有一段距離。不過他以“群體論”去反對“英雄史觀”，反對用少數“英雄人物”來代表人類的文明史，具有開拓意義。 

　　三是史學在敍述人群進化現象的過程中要研究其“公理公例”。梁把歷史視為客體，把研究者稱作主體，史學研究就是通過主體去反映客體。和自然科學相比，歷史這種客體無法重現，又資料殘缺不全，有很多假像，研究起來難度很大。如果做到察古今之變，發現“公理公例”，就更難了。但難度越大，價值越高。史學研究的歸結點，就是要發現規律，指導今後。梁啟超認為，這首先要有全局觀念，善於從人類文明史的整體去考察個別現象，在整體中認識一般。他說：“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必當合人類全體而比較之，通古今文野界而觀察之，內自鄉邑之法團，外至五洲之全局，上自芎古之古史，下至昨天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綜是焉，以求其公理公例，雖未克完備，而所得必已多矣。”其次，要吸收各種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綜合研究。梁啟超指出：“夫地理學也，地質學也，人種學也，人類學也，言語學也，群學也，政治學也，宗教學也，法律學也，平准學也（經濟學），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係。其他如哲學範圍所屬之倫理學、文章學及天然科學範圍所屬之天文學、物質學、化學、生理學，其理論亦常與史學有間接之關係。”“諸學之公理公例，而參伍構鋸之，雖未盡適用，而所得又必多矣。”（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九，第11頁。）這些話，直到今天，人們仍在歷史研究中努力貫徹，但十分困難。史學研究者既要成為通古今之變的通才，又要變成熟悉文學、哲學、經濟學、社會學、文化學乃至自然科學的全才，一般人望塵莫及。可見，研究歷史的“公理公例”，尋求社會變化的規律，並非易事。梁啟超也深知這一點，認為講起來容易，真正做到則“至難”。 

　　梁啟超的這些新理論，並非無懈可擊，個別地方講了過頭話。他對舊史學的批評，讀起來令人痛快，但平心靜氣地去想，就會發現有不少問題。例如對二十四史的評論就不大客觀。至於史學要講人群進化，要寫群眾的歷史，理論上好講，實際去做，則距離很大。但是，在20世紀初年那種社會大變動的年代裏，梁啟超的這些言論無疑推進了史學的“革命”，其既否定了封建史學的一統天下，又為資產階級新史學指明了方向，引起許多學者的共鳴。章太炎、嚴複、劉師培、夏曾佑以及後來的胡適等著名學者都鼓吹這種進化的新史學理論。到20年代前後，進化論的新史觀在史學界佔據統治地位，中國史學基本完成了從封建史學向近代史學的轉化。梁啟超在這種轉化中的關鍵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二、富有近代意義的歷史研究方法 

　　比起梁啟超進化論的歷史觀來講，他的歷史研究法更系統、深入，影響深遠，今人仍在津津樂道，大力提倡。1921年，梁啟超在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1923年，他又在清華大學開《中國歷史研究法補編》的課，後整理成書，成為百年來史學界必讀書之一。梁的總體思路是將歷史研究看作一個主體對客體的認識過程，其中最關鍵的是主體的研究水準。所以，作為主體的史學工作者，必須具有高尚的研究目的、高水準的文化素質和科學的研究手段。 

　　梁啟超十分重視歷史研究的目的即指導思想。他認為，目的正確而高尚，則事半功倍，于學術、于社會都有益；反之，則費盡心力，不會有好效果。他明確指出：“無論研究何等學問，都要有目的。甚麼是歷史的目的？簡單一句話，歷史的目的是在將過去的真實事實予以新意義或新價值，以供現代人活動之資鑒。假如不是有此種目的，則過去的歷史如此之多，已經足夠了。在中國，他種書籍尚不敢說，若說歷史書籍，除二十四史以外，還有九通及九種記事本末等，真是汗牛充棟。吾人做歷史而無新目的，大大可以不作。歷史所以常常去研究，歷史所以值得去研究，就是要不斷的予以新意義及新價值以供吾人活動的資鑒。”（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5頁。 ）這段話用今人的口氣去說，就是歷史研究要為現實服務。這是梁啟超一向主張的用歷史教育國民、用歷史指導現實的史學思想的高度概括。梁認為以往的許多歷史研究不是為今人，而是為古人；不是為生人，而是為死人。結果費力巨大，於世無補。他大力呼籲“以生人為本位的歷史代以死人為本位的歷史”（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頁、114－115頁、 122頁。）。強調歷史研究應著眼于現實，而不是過去。史學工作者，必須明白自己所肩負的社會責任，只能引導人們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好像一幅影片，能教人哭，能教人笑。影片而不能使人哭，使人笑，猶之歷史不能增長知識，鍛煉精神，便沒有價值一樣”（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1頁。）。總之，梁啟超所規範的歷史研究的價值，以對社會所發生的作用為尺規。 

　　在梁啟超之前，還沒有人這樣明確提出歷史研究的目的就是獲取新意義、新價值。所以，梁的見解具有開先河的創造意義。但是，由此必須解決兩個重大問題。一是歷史本身的價值問題；二是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問題。就歷史而言，過去的死的東西，其活力何在，意義何在，應該說是由現實的需求來決定。當現實的發展提出了一些新問題，回顧歷史，才會從過去死的東西中找到新意義、新價值。於是歷史和現實的關係就成了史學工作者老生常談的大問題。是現實規範歷史研究，還是超越現實進行“純史學”探討，始終難以科學地回答。梁啟超在論述歷史研究的目的中，實際觸及到這些問題，但沒展開。 

　　在強調歷史研究目的性的同時，梁啟超特別重視史家的自我素質。他在吸收劉知幾、章學誠等前輩治史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把史家的素質歸結為德、學、識、才四個方面。 

　　所謂“史德”，就是心術端正，忠於史實。梁認為這一點最重要。如果對歷史不能公正、客觀、準確地去記述，對於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不能真實地去評論，則失去了歷史研究的意義，而且有害社會。作為史家，公正的良心、求實的態度，是起碼的要求。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梁啟超說：“忠實一語，說起來似易，做起來實難，因為凡人都不免有他的主觀。這種主觀，盤結意識中甚深，不知不覺便發動起來，雖打主意力求真實，但是，心之所趨，筆之所動，很容易把信仰喪失了。完美的史德真不容易養成。”（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九十九，第14頁。）史家常犯的毛病，如誇大、附會、武斷等，首先去掉，然後克服主觀主義，像天平一樣的史德即可慢慢形成。 

　　所謂“史學”，指史家的學問，即治史的廣博的知識。梁認為研究歷史所需要知識太廣了。類凡哲學、文學、經濟學、社會學、地理學、科技、法學等都需融會貫通。但利用廣博的知識去進行歷史研究時，還應求專、求精，力戒大而雜，最好先做專門史，再逐步擴大，循序漸進。平時還要勤於抄錄，注意練習，逐類搜求，下苦功夫，這樣才能日見成效。 

　　所謂“史識”，是講史家的觀察力。不會觀察歷史現象，就不可能有研究心得，也談不上歷史研究。梁啟超認為，自然科學注重的是實驗的觀察，歷史科學追求的是事實的關聯。一般的歷史觀察法是從全部到局部，再從局部到全部。同時要有懷疑精神，不要為傳統所制約；要有自知之明，不要為個人成見所左右；要敢於自我否定，發現錯了就更正。這樣天長日久，就會形成超出一般人的歷史觀察力。 

　　所謂“史才”，指治史的技巧，偏於寫作方法。梁啟超注重的是論著寫作中的組織，包括剪裁、排列等，還有文字功夫，即文采、簡明、準確等。一般人認為養成好的史才要多讀、多寫、多改，梁則倡導“多讀、少作、多改”。一字之差，反映了梁啟超求精的寫作願望，也是對他多年創作生涯的一種反思。 

　　史學工作者有了明確的目的和基本的素養之後，還必須運用科學的手段，否則也難以取得理想的成果。梁啟超認為最重要的一是求史料，二是出論點。求得真實而豐富的史料是歷史研究的基礎。史料缺乏，巧婦難為無米之炊，一切都無從談起；史實錯了，被假像所迷惑，南轅北轍，費力不討好。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科學的史料是歷史研究的生命。但是，從紛繁複雜的歷史現象中找到科學的論斷則更有意義，也更難。所以，梁啟超頗注重史家如何獲取論點的研究。他多次強調，一個好的史家，不僅要說明歷史事件和眾多人物之間的關係，而且要講清歷史變化的因果和為什麼出現這樣的因果關係，特別要注重社會特性、社會心理和個人性格原因的分析。梁啟超指出：“吾以為歷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個人之個性，何以能擴充為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與夫一時代一集團之共性，何以能寄現於一個人之個性。申言之，則有所謂民族心理或社會心理者，其物實為個人心理之擴大化合品，而複借個人之行動以為之表現。史家最要之職務，在覷出此社會心理之實體，觀其若何而蘊積，若何而變動，若何而變化，而更精察夫個人心理之所以作成之表出之者，其道何由。能致力於此，則史的因果之秘密藏，其可以略睹矣。”（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頁、114－115頁 、 122頁。）梁之所以如此重視人的心理和社會變化的探討，是他信奉的“心力論”所決定的。梁認為歷史是人類活動的軌跡，人的活動受心力支配，人類永不滿足的追求繪出了多彩的歷史畫面。人的心力是永不消滅的一種動力，一代一代反復出現，歷史才不會中斷；人的心力又極自由和難以捉摸，所以歷史現象極為複雜；人的心力同時受到環境和社會關係的制約，往往不能隨意表現，主觀願望和客觀現實時常矛盾；人的心力又總是活的、跳動的，歷史也隨之總不會僵化和停止。心力的多變性和複雜性決定了歷史研究的辯證性和複雜性，一步到位的史學研究是不存在的。所以，梁啟超總是強調要先作專門史的研究，然後觸類旁通，步步擴展。他還特別希望引進一些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加強歷史背景即時勢的分析，注重英雄和時勢關係的探討，尤其熱衷於“心”與“物”辯證關係的研究。在他看來，“史之開拓，不外人類自己改變其環境，質言之，則人對物之征服也。心之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物之被征服的可能性有極限耶。通一窮宇宙為一歷史，則此極限可謂之無。若立於‘當時’、‘此地’的觀點上，則兩者俱有極限明矣。在雙極限之內，則以心的奮進程度與物的障礙程度強弱比較，判歷史前途之歧異”（注：《飲冰室合集·文集》七十三，第29頁、114－115頁、122頁。）。人在征服自然的過程中，形成各種關係，如集團、階層、階級、民族、黨派、國家等，這些相互關聯和相互影響的社會勢力，梁啟超一再呼籲從理論上找出因果關係，加以科學的說明。由此不難看出，梁的歷史判斷方法，是多元的、系統的、開放的。 

　　總起來看，梁啟超在歷史研究法方面的最大貢獻，是清楚地論述了史家這個主體和歷史這個客體之間的特殊關係，分析了創造歷史的一般過程，比較系統地構築了歷史研究的要點和基本程式，為近代史學的發展奠定了根基。 

三、追求新意的史學論著 

　　梁啟超的學問多在從政之餘或無官可作的時候作的，但作的很好，特別在史學方面頗有成就。凡中國史、世界史、人物傳、思想史、文化史、學術史、經濟史、宗教史等，都寫下了有相當水平的論著。這些論著的基本特點，是實踐他的進化論史觀和近代意義的歷史研究法，在求得新意的前提下，服務于現實，服務於其政治理想，以充分發揮歷史在開民智和提高國民素質中的作用。 

　　首先，梁啟超很注重當代史的研究。梁的不少史著，都是研究他那時的中國和世界的。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的中國，不論是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還是辛亥革命、五四運動，他皆有極中肯的評說。戊戌政變發生後僅一年，他就出版了《戊戌政變記》，詳細論述了變法的歷史背景、原因、過程、政治傾向和成敗得失，是難得的專著和史料參考書。1922年，他應《申報》之約，寫了《五十年中國進行概論》，十分精闢地論述了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政治、經濟和思想文化的演變，可以說是這半個世紀中國歷史變遷的總綱，其中的許多觀點，如用器物、制度、文化三個相互遞進的層次來概括近代中國人思想認識的變化過程等，至今仍為史學研究者所採用。他滿懷激情寫的《李鴻章傳》、《康有為傳》等，就是他身邊活的人物，通過對這兩個大人物入木三分地自由評論，再現了多半部中國近代史，今人仍在爭相參閱。梁的世界史論著，更著眼於當代。他的《波蘭滅亡記》、《朝鮮亡國史略》、《越南小志》、《超南亡國史》、《朝鮮滅亡之原因》、《日本併吞朝鮮記》、《雅典小史》、《斯巴達小志》、《歐洲戰役史論》等，通過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侵略本性的揭露以及對這些國家亡國原因的分析，向國人昭示：1.如果不團結起來，愛國救亡，就會亡國；2.如果不向西方學習，徹底改革，同樣不可能保家衛國。梁啟超的這些當代史論著，給那時的中國人以極大的啟發。 

　　其次，梁啟超重視思想文化史的研究。梁一生的最大願望是寫一部中國文化史。為此，他對文化理論、文化史的研究範圍和方法都進行過廣泛而深入的探討，但一則其文化史的設想太大，是一種大文化概念，幾乎包括人類的一切活動，作起來太難；二則其活動太多，無時間投入寫作。所以，寫出來的僅有字數不多的《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梁在這裏試圖從最基本的婚姻、家庭、宗族、姓氏、鄉村、都市、族權、皇權、階層、階級等入手，通過揭示中國的最基本的社會結構、宗法關係、人倫格局，探討中國文化的生態環境和生存機制，角度很新，遺憾的是僅開了個頭。不過，梁對狹義的中國文化即精神文化則有不少論述，特別是對奠定中國文化格局的先秦思想文化以及使中國文化發生轉折、再生的清代文化有較深刻的研究。他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先秦學術年表》、《老孔墨以後學術概觀》，對孔、孟、墨、老、荀以及春秋、戰國、秦的思想、學術、文化模式作了精闢的評論。他的《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等，將明末清初至辛亥革命的三百年視為思想界、學術界大變革的時代，尤其是結合他的親身感受，分析了中國文化走向，成為既有學術價值、又具時代指導意義的名著。此外，梁啟超因為酷愛佛學，對中國佛教史也寫了一些有水平的著作。總之，梁關於思想文化史的論著注入了強烈的時代精神，他是為表述他的文化觀念和開民智而寫的。 

　　第三，刻意研究進步尤其是革新的歷史人物。梁啟超很喜歡評論歷史人物，他總是從時勢、因果、家庭、思想、心理、前後比較以及中外對應等多角度、全方位地去瞭解和理解一個歷史人物，同時他極富感情色彩，往往和古人同喜、同悲。但他研究的多為正面人物，目的是以正氣激發民族的鬥志，以革新人物說明其一生追求的改革、變法的合理性和艱巨性。他寫的《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黃帝以後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明季第一重要人物——袁崇煥傳》、《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和《王荊公》、《管子傳》以及《匈加利愛國者——葛蘇士傳》、《義大利建國三傑傳——瑪志尼、加里波的、加富兒》、《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英國巨人——克林威爾傳》等，都在以歷史人物弘揚一種奮發向上和革新進步的精神。而且，梁寫人物傳記，不求全，只求精，特別注意寫出人物的個性，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讀來引人入勝，富有啟發性。梁研究歷史，真正做到了歷史和現實的溝通。他的史學論著之所以有生命力，這是一個重要原因。 

【資料來源：《歷史教學》1999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