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史學變遷，可以粗略地概括為兩次轉型：從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傳統史學向以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主導的近代史學的轉型；從傳統、近代史學到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現代史學的轉型。儘管在歷史學科內部，每一個分支學科都有自己具體的學術發展路徑，有自己內在的學術演變邏輯，但在對社會演變規律進行探討的較深層次的理論思辨領域是相通的，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在這一百年，這種內在的一致性集中體現為：走向馬克思主義。這是百年中國史學發展的基本趨向。 

　　一、20世紀中國史學的第一次轉型 

　　中國史學從傳統到近代的轉型，在鴉片戰爭爆發前後即初露端倪，但真正具有重要意義的轉變，發生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紀之交的中國史壇，伴隨著社會的劇烈震盪，風雲積聚，波瀾漸興，一批新型史學理論文章，立足變革，發抒心得，大多具有啟蒙見解，為史學的革新、為社會的進步鼓吹呐喊。具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史學，逐漸突破傳統的桎梏，向近代艱難轉變。這主要表現在： 

　　第一，人們開始學會用社會進化的眼光看待歷史，並提出了社會形態的有關思想。作為晚清維新運動代表人物的康有為，可謂以進化觀認真研究中國歷史的第一人。梁啟超則從史學理論的較高層次，闡明了進化論與歷史研究的關係。進化論在史學研究中的運用，標誌著中國史學逐漸突破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等陳腐觀念的束縛。從此，歷史學家眼中的人類社會，逐漸成為動態的、充滿活力的、向前發展的社會。 

　　第二，反對專制統治、爭取民主自由的思想，逐漸成為新史學的重要價值理念。鄧實在《史學通論》中指出：中國舊史學則朝史耳，而非國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貴族史耳，而非社會史也，“統而言之，則一歷朝之專制政治史耳”。主張史學界要倡揚民主，深入研究國史、民史和社會史。梁啟超在《新史學》中，尖銳批判中國傳統史學“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竭力鼓吹史學革命，強調“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 

　　第三，史學編寫體裁趨於多樣化。中國傳統史學編撰，多是採用紀傳體、編年體、紀事本末體等形式，這個時期章節體也被引入史學，史學的辭彙、術語、風格，無不具有了新的特徵。顯然，史學形式的變化實質上體現了方法與觀念的革新。 

　　需要指出的是，正如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沒有取得完全成功一樣，晚清和民國時期中國史學的第一次轉型也不徹底，也沒有取得完全成功。其主要表現是：封建綱常倫理思想、迷信思想以及其他各種陳腐、落後意識，仍充斥學術著述，影響著學術的發展，並從不同的側面制約著中國社會的進步。中國的史學，仍在傳統和近代之間苦苦掙扎。 

　　二、馬克思主義傳入與中國史學的第二次轉型 

　　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興起，是鴉片戰爭以來150餘年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意義最為重大、影響最為深遠的歷史性事件。 

　　中國人接觸到馬克思主義並不開始於20世紀，19世紀末，已經有人對馬克思主義有了初步瞭解。然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真正廣泛傳播發生在五四運動以後。以李大釗為代表的先進分子熱情傳播唯物史觀，呼籲史學家們在唯物史觀的指導下，對全部人類歷史進行“改作、重作”。強調：“根據新史觀、新史料，把舊曆史一一改作，是現代史學者的責任。”（參見李大釗：《研究歷史的任務》、《史觀》）此後，在中國出現的最著名的歷史學家，大多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奉者，他們以自己卓越的學術成就證明了這樣一個基本事實：歷史唯物主義不但能開闊研究者的學術視野，而且能比其他任何思想更加準確地揭示人類社會演變的內在邏輯。歷史唯物主義開闢了中國史學的新天地。 

　　馬克思主義被先進知識份子所接受，標誌著中國史學第二次轉型的開始。遵循唯物史觀的研究路徑，全面、深入研究中國社會形態，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形成和發展的最重要的標誌，也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和其他史學思潮、史學流派在學術形態上最顯著、最根本的區別。在馬克思主義史學興起和發展過程中，爆發於20世紀20~30年代的社會史大論戰佔有獨特的位置。這場論戰，培養和造就了一支馬克思主義學術隊伍，這支隊伍對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以及與之相關的一系列重大學術問題，進行了系統研究，並在此基礎上，努力構建關於中國歷史發展的學術體系。在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現代史學的形成和發展中，社會史大論戰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在反帝反封建的鬥爭中，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是用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國歷史和現狀的典範。他不但對一系列具體的歷史問題有自己的真知灼見，更重要的是，他對數千年的中國歷史、中國社會有一套成體系的科學的認識和看法。毛澤東思想，為中國現代史學的形成奠定了直接的理論基礎，為中國現代學術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自從歷史也得到唯物主義的解釋以後，一條新的發展道路也在這裏開闢出來了”（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產生、發展、壯大，中國傳統史學被逐漸終結，資產階級的“新史學”由顯而微。從此，中國史學迸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三、新中國現代史學的兩次大發展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現代史學贏得了新的發展機遇。50年代，中國知識界興起了一個學習馬克思主義的熱潮。通過學習，大多數歷史研究者具有了一定的馬克思主義基礎知識，並就如何運用馬克思主義指導史學研究，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到60年代中葉“文化大革命”爆發前，我國現代史學實現了建國後的第一次大發展，這就是形成了以唯物史觀為指導、以社會形態研究為主體的新的史學體系。這一嶄新的學術體系，將中國現代史學和以儒家思想為指導、以考經證史為特徵的傳統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和以資產階級唯心史觀為指導、以實證為特色的近代史學徹底區別開來。史學家們沿著歷史唯物主義指引的方向，以嚴謹求是的學風，從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相互作用的角度，以宏大的學術氣派，考察了人類社會變遷的內在軌跡，比較準確地揭示了人類歷史演進的一般規律，特別是揭示了中國社會既遵循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又具有自己鮮明民族特色的獨特歷史道路。在這個過程中，手工業、城市化、階級關係、社會生活、異端思潮等長期被忽視甚至被遺忘的歷史領域，得到了應有的重視，一大批千百年來被深埋的歷史真相，得以重見天日，古老的中國史學煥發出新的生機和活力。 

　　中國現代史學的第二次大發展，發生在1979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次發展的重要特點是：隨著党的思想路線的重新確立，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逐漸成為推動中國學術走向新的繁榮和進步的重要精神動力。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學術界逐漸破除了對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式理解，在對歷史與國情的深入探索中，中國現代史學迎來了全面發展的“科學的春天”。新時期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主要具有三個特點： 

　　第一，正確地處理了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與推動學術繁榮發展的關係。基於中國現代學術的歷史經驗、教訓，學者們逐漸學會了以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實事求是，在實踐中檢驗真理和發展真理”這一思想路線的確立，不但為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而且也為新時期史學的繁榮和發展開闢了極其廣闊的空間，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 

　　第二，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為中國現代史學的深入發展，提供了深厚的源泉和不竭的動力。轟轟烈烈的現代化建設，不但有力地推動了應用研究、對策研究的發展，而且也促進了歷史學等基礎研究的深入。20多年來，與現代化建設相關的一系列基礎性學術課題的設立，極大地開闊了人們的學術視野，活躍了學術思想。像中央與地方的關係、區域經濟、區域文化、中國歷史上的邪教與政府對策、災荒及其社會影響、婚姻與家庭、生活方式、普遍社會觀念等課題，在傳統史學中是較少受到關注的，在這20多年中，逐漸成為受到學者們高度重視的課題。而對這些課題的研究，又豐富和深化了人們對中國歷史的認識。還須指出，隨著經濟建設的推進，國家綜合國力的增強，史學界的科研條件、科研手段獲得明顯改善，大批珍貴的歷史資料得到搶救和整理，這為學術進步創造了良好條件。 

　　第三，研究方法、研究手段實現了多樣化。人類學的方法、社會學的方法以及一些自然科學理論和方法被引入，社會史、心態史、觀念史、女性史等新的學術生長點不斷湧現，中國史學形成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新局面。 

　　反觀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不難發現：馬克思主義是指導中國知識界突破封建禮教束縛、突破封建陳腐和落後桎梏的有力武器，是指導中國知識界擺脫西方殖民主義思想文化束縛、擺脫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銳利武器，是激發、指引中國人在最根本的歷史觀上實現覺悟和覺醒，學會獨立思考，推動學術文化獨立和進步的強大精神動力。中國史學的百年學術實踐證明：堅持馬克思主義，中國學術就從本質上堅持了科學精神和科學原則；掌握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學術就從根本上掌握了自己的未來。 

（資料來源：《中國社科院院報》2005年12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