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貧困，首先是以史學家的貧困而折射出來。從事史學研究的學者，經濟收益遠不如其他諸多領域的專家，已是不爭的事實。於是，史學無價值，史學家無用論也就大行其道。然而，在這個各種文明之間激烈衝突，尤其是中西文化精神價值激烈衝突的時代，探索“和諧之道”已成當務之急。而欲完成此重任，就必須從歷史中尋求答案。這就使得史學的價值無以估量，不容替代，史學家也就大有可為。 

探討“和諧”的直接動力，恰恰來自一個與其相反的概念，那就是“衝突”。上個世紀末，美國學者撒母耳•亨廷頓提出“文明衝突”論，顯示出他在對不同文明之間矛盾與衝突的深層考察方面獨具慧根。然而他僅僅看到並強調衝突，而忽略並輕視另一面即和諧，顯得有失偏頗。由是喚起了學術界對和諧之道的沉思與探索。而各種文明初始時期相互欣賞和借鑒的事實無疑是最好的參照。對人類歷史有較深入研究的人必然瞭解這樣一個事實：一種政治體制的背後，往往有一種價值體系在起決定性作用，而價值體系的正是一種文明體系的核心。將一種政體或文化強加於人的做法不僅徒勞無益，甚至異常危險。一個國家的社會制度必然擁有其深厚的歷史背景，有著厚重的傳統淵源，其變革要依靠其內在因素的變化才能實現，這種變化應是一個漸進過程，是異質文化體系之間長期交流、相互融合的結果。因此，惟有加強不同文明之間的平等對話，才是有效地避免衝突、解決爭端的合理途徑。 

綜觀歷史不難發現，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的“中庸”思想，以及由其衍生而來的避免極端、緩解衝突、求同存異、和諧相處等理念，正是解決當今文明衝突的對症良方。這是中國傳統文化帶給世界文化的寶貴遺產。就當前而論，不同文明間的對話既擁有現實性的需求，也需要理想性的勾勒。其在空間的橫截面上帶有全方位的特性，而在時間的縱截面上則仍難免因時代差異而產生的隔膜。因此，相互欣賞、彼此寬容是不同文明體系間進行創造性對話的重要前提。只有對歷史有全面瞭解的人才能夠做到在更高層面上對衝突抑或和諧的問題進行反思與總結。 

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生活在現世的人們必須走出自我中心的心靈世界，顧及他人的體驗和感受，才能得到他人的理解與尊重，在承認他人價值的基礎上推介自身的價值觀，並尊重他人的選擇權，才稱得上具備道德基礎。儒家鼻祖孔子所雲之“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對上述理念的最佳詮釋，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所在。這種和諧之道，若有人能夠進行透徹研究，並通過弘揚而逐漸被更多的人所接受，當今世界的暴力和衝突就會隨之減少，“天下太平”就將不只是海市蜃樓，太虛夢境。 

中國傳統文化體系強調“道”的終極價值。“道”源於道家，其概念飄忽不定，語焉不詳，可意會，而難以確言之。後又衍生出儒家之道、佛教之道等等。因理念不同，信條各異，致使各家之道又不盡一致。隨著近現代學術研究的開展，道這一古老的概念又獲得了新生，最終成為中國哲學的最高範疇的同義語，所指可闡釋為“宇宙法則”、“終極真理”、“萬物本質”、“世界本源” 、“運動規律”等諸多概念。概言之，也就是存在於宇宙萬物之中，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類社會都必須遵循的總規則。人類儘管自恃擁有些許智慧，但仍只是宇宙中一種渺小的生物，只有敬畏和遵循“道”即自然與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方可不被懲罰。而反其道而行之，則必然招致懲罰甚至覆滅的命運。 

而人類當今之作為，卻多與“道”大相違背。他們以將自己的願望和理想強加于自然和他人為樂，並因小得其手而沾沾自喜。的確，在歷史的某些特殊時期，可能會有個別人物乘時而興，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但通觀歷史不難發現，不需很長時間，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還是要重新變更過來，仍然會依照“道”的既定規則運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一切照舊。而違規逆“道”，自逞其能，超越歷史、揠苗助長者，最終只能是適得其反，成為笑談。“無為而無不為”，誠聖者之睿智哲思也。逆道而行，往往是幹勁越大，損失越多。就像當年拆毀北京城，男女老少齊上陣，各行各業競表功，很快便將八百年古都搞得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其結果是壯士扼腕，智者痛心。早知如此，尚不如當初“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也。前輩中的一些人做出這種勞而無功反有過的蠢事，就是因為此輩不敬天地、藐視祖先、無所畏懼而導致浮躁淺薄、急功近利，最終難免被後人所詬病。 

觀念的演變，離不開對歷史的把握與反思，而此重任必須由歷史學家來擔當。在如何對待我們祖先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的問題上，我們的確出現了嚴重的偏差。面對先人，我們本應心存敬畏，而不是妄加指責。考慮到他們生活的那些時代的局限，他們的百句言論，即使九十九句有誤，而有一句正確，我們也應吸收融會其一句箴言，而不去計較其九十九句妄語；而當今情況卻往往相反，即使九十九句正確，我們也不計其功，而倘若有一句錯話，我們便會抓住不放，攻擊一點，不計其餘，一副不肖子孫的醜惡嘴臉。如此苛刻與尖酸，受損者只能是我們民族自身。所以，我們必須注意吸收前人精華，並融入民族文化體系之中，萬萬不可再做自毀精神家園的敗家浪子。這種豁達而理性的思維方式的更新與重建，於保護和發展我中華文化體系所關甚巨。而在此過程中，史學工作者當是責無旁貸。 

我們應當注意到這樣一個事實，以人類自身之渺小，以人生之短暫而苦多樂少，其靈魂深處必然會有所信仰，有所依賴。審視歷史不難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所謂“神性”，其實就是美好人性的聚集與昇華，即使被崇拜者曾經是人類的一份子，但在其被神化的過程中經過時間上漫長的沖刷與雕琢，其塑造出的品質也已近乎神性之美好。而現實當中我們所崇拜的物件，往往卻是近世甚至現世的俗人，難免於一身缺點，而又妄加掩飾。這些偶像或仍存于世，大有墮落之可能；或相去不遠，尚來不及將其美化與昇華，無疑會顯得淺薄而低俗。這是一個必須對歷史進行深入研究才能破解的難題，也是一個即使傾力探索亦難以走出的迷宮。而正因為難以破解，難以走出，便更需要對歷史有深厚感情和較深瞭解的學者傾畢生心力予以冥思苦想，以期深化對一系列與人類前途命運息息相關的重大問題的認識。 

因此，史學的價值不言而喻，斷不能矮化、小視；史學家的使命高尚而凝重。任重道遠，萬不可妄自菲薄、慵懶懈怠也。 

（資料來源：《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11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