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圖志》是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修纂的一部較完備的官修通志，也是清代新疆最後一部地方誌，全面總結和吸收前代西北邊疆史地研究的成果，因而成為清代西北邊疆史地學的總結性成果和終結的標誌，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然而就是這樣一部重要方志的研究尚未引起學術界應有的重視，已有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對《新疆圖志》的學術特點的評介和主要作者的考辨，尚缺乏對全書內容和價值的全面分析。本文將在前賢已有的研究成果基礎上，重點對《新疆圖志》的編纂特點、主要內容和思想價值進行探討，以期全面認識《新疆圖志》的史學價值和地位。  

一、《新疆圖志》的編纂方式及編纂特點  

1905年（光緒三十一年）6月，清政府頒佈了鄉土志條例，令全國府、廳、州、縣按照例目撰寫鄉土志和志書。1909年，新疆巡撫袁大化設立新疆通志局，開始招攬人才，聘請名流逸士，參與纂修《新疆圖志》。是書由新疆巡撫袁大化領銜任總裁，由王樹枏，王學曾任總纂，實修者和出力較多者為當時著名學者王樹枏、王學曾、宋伯魯、鐘鏞、裴景福、郭鵬等人，其中尤以王樹枏出力最多。《新疆圖志》始修于宣統元年（1909）三月，成於宣統三年（1911）十二月，全書除卷首外，共116卷，約200余萬字，可謂卷帙浩繁，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時間即修成，速度可為極快。該書出版於宣統三年（1911年），由新疆官書局刊印，民國十二年（1923年）由東方學會重校鉛印，1965年臺灣文海出版社據鉛印本影印，1983年北京民族文化宮據東方學會本影印。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續修四庫全書》本據東方學會鉛印本影印。  

《新疆圖志》採取分門別類的形式編撰，全書共分二十九門，包括建置、國界、天章、藩部、職官、實業、賦稅、食貨、祀典、學校、民政、禮俗、軍制、物候、交涉、山脈、土壤、水道、溝渠、道路、古跡、金石、藝文、奏議、名宦、武功、忠節、人物、兵士等門。我們就此可以看出，《新疆圖志》的編纂方法，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圖志並重。《新疆圖志·凡例》開篇即言：“是書圖志並重，不敢偏重於志而略於圖，非欲故為繁縟，因幅員廣漠，延袤四百五十餘萬里，使無圖以總攬大綱，則讀者有前得後忘之弊，是用不厭求詳，以豁閱者之目。”圖志並重，是我國古代史志的一個優良傳統，《新疆圖志》也繼承了這樣一個特點。然而，我們今天見到的《新疆圖志》並沒有地圖。其實，該書原來是有地圖的，但此書在宣統三年（1911）由新疆官書局印行時，因為限於當時新疆的印刷條件，該書的地圖部分則以《新疆全省輿地圖》為書名在漢口單獨印行，因此發行時圖與志便分開了。後來，1923年東方學會將《新疆圖志》校訂增補後，在天津重新排印，也未將地圖和志印在一起，這樣就造就了圖與志分離的局面，使讀者閱讀起來頗覺不便。1988年《新疆全省輿地圖》由全國圖書文獻縮微複製中心出版，有總圖4幅，道、廳、州、縣圖，伊犁將軍轄境圖，附阿爾泰山圖，共58幅。雖然限於當時的條件，客觀地造成了圖與志分離的局面，然而《新疆圖志》的編纂者的原意是“圖志並重”的。為恢復該書的編纂原意，以後再版時應該將《新疆全省輿地圖》附入書中，以真正體現“圖志並重”的思想原意。  

第二，列有表格。表格的特點就是簡明扼要，能使要說明的問題簡單明確地呈現在讀者面前，使複雜的問題簡單化。該書有《土爾扈特牧界表》1幅、《和碩特牧界表》1幅，《土爾扈特、和碩特爵號世次表》1幅、《和碩特世次表》1幅、《回部爵號世次表》1幅、土爾扈特部所屬各旗《劄薩克襲爵世系表》9幅、和碩特部所屬各旗《劄薩克襲爵世系表》4幅、拜城、阿克蘇、庫車、和闐、吐魯番各城回部王公《襲爵世次表》5幅、《歷代建置官屬表》1幅、《歷代藩國受封官爵表》1幅、《西域古國自置官屬表》1幅、《國朝滿營舊官製錶》1幅、《國朝綠營舊官製錶》1幅、《國朝回部舊官製錶》1幅、《國朝蒙部舊官製錶》1幅、《准部故國官製錶》1幅、《回部故國官製錶》1幅、《國朝置省後文職表》1幅、《國朝置省後武職表》1幅、《國朝置省後滿營職官表》1幅、《國朝置省後藩部職官表》1幅、《歷代職官題名》1幅、《國朝職官題名》2幅、《驛站道裏沿革表》2幅、《各府、廳、州、縣丞劃分自治區域表》4幅、《驛站經費表》2幅、《郵傳表》1幅、《電線表》1幅，共計49幅表格，其中主要以世系表、官製表居多。通過這些表格，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對新疆地區官制的遞嬗、各部封爵的世系源流演變、職官、驛站等等有了比較清晰、詳細地瞭解；另一方面，通過這些表格對清政府在新疆地區設官建置的記載，由此我們可以更好認識清政府對新疆地區經營管理和開發的實際狀況，而表格中對新疆少數民族官制的記載，也有利於我們更好的理解清代的少數民族政策和治理措施。這些記載，在今天看來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第三，門類創新。《新疆圖志》在充分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在門類設計上有所突破和創新。《新疆圖志》中所設置的國界、實業、物候、土壤、民政、交涉等門，都是志書編纂門類上的創新。特別是“國界”和“交涉”兩門記載了清政府在新疆地區與俄、英的外交關係，詳細記述了沙俄通過不平等條約侵略和割占我國大片西北邊疆領土的史實，並且還記敍了英國不斷覬覦我國西北領土，並於1891年吞併了我國的坎巨提（帕米爾一部屬）的歷史史實。這些記載，體現了該書編纂者們高度的歷史責任感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國界”和“交涉”兩門的設置，也說明了清末國人“國家觀”、“邊疆觀”的進一步覺醒和形成，這具有相當積極的意義。  

二、《新疆圖志》的主要內容  

《新疆圖志》卷帙浩繁，內容豐富，包羅萬象，全面反映了清代新疆地區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自然地理、物產風俗等各個方面的情況，尤其反映了清末新疆地區的特點，是清代新疆的“百科全書”。該書的主要內容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記載了新疆地區的建置沿革、城鎮興廢、山川水道、道裏四至、土壤、氣候等地理情況。《新疆圖志》開篇即言：“新疆東捍長城，北蔽蒙古，南連衛藏、西倚蔥嶺，居神州大陸之脊，視若高屋之建瓴，得之則足以屏衛中國，鞏我藩籬，不得則晉隴蒙古之地均失其險，一舉足而中原為之動搖。是故漢取三十六國以斷匈奴右臂，唐開安息、北庭，以制諸蕃，元崛起金山，奄取西域，卒滅宋金而取天下，此皆明效大驗者。” ①說明了新疆的險要地勢以及守衛新疆的重要性，這是對昧于邊情者“耗中華而事無用，勤遠略而忘近攻”等謬論的有力駁斥。記述各地建置沿革是歷史地理著作的重要內容，《新疆圖志》對新疆各地的建置沿革也予以了詳細的記述。如記載伊犁建置沿革曰：“伊犁者，自兩漢迄晉皆為烏孫國地，北魏為悅般國，有樂舞，又為高車國地，周圍突厥地，隋為西突厥及石國地，唐為西突厥及回鶻地，有數部皆隸北庭都護府，又西境為突厥施烏質勒部，為西突厥及笯赤建國、石國地，大曆後，葛羅祿居之。宋為烏孫，遜于遼。元為阿爾莫爾諸王海都行營處，明為衛拉特地。聖清興，準噶爾建庭於此。乾隆中，准部平，始於伊黎河北分建九城。同治初，回亂，九城不守，俄人以數百兵襲據之，擅其利者十有三年。光緒初，王師討平南北各城，獨伊犁不下。是時督師左宗棠駐哈密，欲分兵五路為進取計，而廷議難之。其後，卒以金钜萬收還。而天山南北邊要之地蹙損至數千里，亦可謂得不償失矣。”②這段文字闡述了自漢迄清末伊犁的歷史沿革，加深了讀者對伊犁地區歷史興衰的認識。接下來《新疆圖志》對伊犁地區的疆域四至、道路里程及城池設置都有詳細的記載，“（伊犁）今界東一百八十裏至哈什河，接額魯特營牧地；西九十裏至霍爾果斯河，接俄羅斯；北二百餘裏至賽木淖爾北岸，接察哈爾營牧地；南一百九十裏至南山口劄孚斯台，接滿營屯地及額魯特營，錫伯營牧地……東西二百七十裏，南北二百四十裏。其地表裏河山，物產豐饒，多富商大賈，西陲一大都會也。有城九，曰綏定、曰寧遠、曰惠遠、曰廣仁、曰瞻德、曰拱宸、曰塔勒奇、曰惠寧、曰熙春，此皆屬也。”③而且在注文中對伊犁的晷度及其所屬各城建城時間亦有詳細記載，伊犁“北極高四十四度十分，偏京西三十五度四十分。夏至晝長六十一刻一分，夜長三十四刻十四分。冬至晝長三十四刻十四分，夜長六十一刻零一分。午正曰影，夏至長三尺七寸三分，冬至長二丈四尺零四分，春秋分長九尺六寸四分。”而伊犁所屬之惠遠城“乾隆二十九年築。五十九年就城東偏展築一百二十丈，複為河水所浸，漸就頹圯。光緒八年移築於故城北十五裏，即今惠遠新城也。”④寥寥數語，記述了惠遠城的興衰變遷。  

新疆地區山脈河流眾多，這是新疆地區的重要地理特點。《新疆圖志》對新疆地區的山川河道方位走向和變遷也有精詳的記述。在《新疆圖志》中有《山脈志》6卷、《水道志》6卷、《溝渠志》6卷，計有18卷，約占全書的六分之一的篇幅。該書將新疆地區的山脈分為天山、南山、北山三大山系來記載，是書雲：“世知河源出於昆侖，昆侖出於蔥嶺者，皆自我高宗純皇帝始。自蔥嶺而東分兩大幹，《漢書》謂之南、北山。其南山由今喀什噶爾之烏孜別裏山分支，經葉爾羌、和闐南境綿亙而東，抵于青海，此唐一行之所謂北戒也。其天山一支由喀什噶爾之喀拉租庫山迤邐東北，繞烏什、阿克蘇、庫車之背，至於伊犁，乃折而東，又經迪化之南、辟展之北，直指鎮西、哈密，東至於塔勒納沁山，總明天山，一曰白山，一曰雪山，一曰靈山，一曰祁連山。其間隨地異名者以百數，實居北戒之北，東西懸亙，西域境內，乃一行所未及推論者。自天山之額布圖嶺折北而西，由哈喇古顏山蜿蜒西下，複折而東出博羅塔拉，曆塔爾巴哈台循額爾齊斯河南至於阿爾泰山，是為北幹，此漠北諸山之祖，尤一行所未及推論者也。蓋西域諸山出於蔥嶺，故言西域山脈者以天山為之中，而尤以中土之北戒諸山、漠北之阿勒泰諸山為南北兩山支幹之首尾焉。”[i]繼之，該書詳細的敍述了天山、南山、北山三大山系的走向及其支幹山脈。在敍述過程中旁徵博引，廣泛引征歷代史籍記載，考釋支幹山脈的位置、走向、別名等等情況，並詳細考訂了前人記載的訛誤。如對天山的一支松山塔什山的記載和考訂，“《西域圖志》：在額爾齊斯哈喇塔克西南四十裏，北當孔道，因山名地，亦稱松塔什。謹案：松塔什亦稱松木塔什，在其稀布勒孔蓋河南，其卡東北距二百五十裏。”[ii]  

《新疆圖志》對新疆境內諸多主要河流的發源、流向都有詳細地記載，而且記載中仿照《水經注》體例，有經文和注文，經文簡約，注文繁複。如阿克蘇河的經文雲：“阿克蘇河源于烏魯山，東流入烏什境，為其希布勒孔蓋河，又東有水自北來注之，又東玉簪水自北來注之，又東別疊水自北來注之，又東雅璊素水自東北來注之，又東逕畢底爾卡倫為畢底爾河。又東沙圖水南流逕胡什山為胡什奇河自北來注之，又東畢底爾河經烏什城南納柳樹泉水東流，其分支北流，逕烏什北為托什罕河。托什幹河經烏什北又分數支，俱東北流。”這段經文近146字，而它的注文則長達2000餘字[iii]。注文是對經文的解釋和補充，如經文“又東玉簪水自北來注之”其下的注文雲：“玉簪河有二源，一出阿哈奇裏西山，一出戈什山東麓，匯而東流逕哈什哈什托海之西為玉簪河。《新疆圖說》：‘玉簪水在烏什城西二百二十裏，其源出奇裏克布魯特戈什山南，流二百里與畢底爾河會。’”[iv]這段注文對經文中的玉簪水的發源、位置、走向都予以了補充說明。  

《新疆圖志》還分縣簡要記載了全省境內的溝渠的名稱、方位。這些溝渠雖然是較小的河流,然而對灌溉當地的農田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如迪化縣的安寧渠,“在城西七十裏，導源西頭屯河東之頭道登龍口，長七十五裏，廣六尺四寸，今溉田二千八百九十畝。”[v]再如寧遠縣的哈什舊皇渠溉田更廣，此渠“在城東一百四十裏，導源哈什河，長二百餘裏，廣二丈，今溉田二十八萬八千餘畝。”[vi]可見對當地農業生產作用之大。  

對土壤和物候條件的記載，也是《新疆圖志》的重要內容，有《土壤志》和《物候志》各二卷。《土壤志》按土宜、熟地、生地、澤藪、山川等六類來敍述新疆的土壤條件，記敍了何地宜於耕種何種農田、果類，以及諸地熟地、生地、澤藪、山川的面積多寡。這些記述是瞭解清末新疆地區農業發展狀況的有用材料，是重要的農業經濟史材料。當然，這對指導當時的農業生產也非常有用。如迪化縣的土地，“厥土惟騂剛厥，田宜稻、麥、菽、高粱、青稞、胡麻，其果蓏宜西瓜、甜瓜、倭瓜，其木宜松、榆、楊。”迪化縣熟地數量：“原額四十七萬八千七百九十三畝四分。光緒三十一年冊報升科一十七萬三千六百三十八畝五分，三十一年以後新墾三百九十六畝。”而迪化縣生地（荒地）數量則為“二十九萬九千七百五十八畝九分。”其地有山川“二萬六千七百余方裏”，有澤藪“八段湖、馬廠湖縱橫約八萬四千四百五十余方裏。”[vii]這樣我們對迪化縣的農業地理條件就有了比較明晰的瞭解。該書在闡析新疆土壤條件後，指出新疆土地開發缺乏人力的現實，提出了移民實邊的主張。“今考世界地理諸書，新疆面積四百四十九萬一千一百方裏，以五百四十畝為一方裏計之，現墾之田僅二百二十萬分之一耳。此其故不在於無土，實在于無人。無人則雖有土與無土等耳。財出與土，而土出於人。新疆地廣民稀，勞來生聚實邊之策，蓋莫有先於此者。”[viii]《物候志》二卷，按二十四節氣記載了新疆地區的氣候狀況。因為新疆地域遼闊，天山南北兩路“諸物遲早不同”，因此，《新疆圖志》編纂者決定，“今志物候以烏魯木齊為率，其南北特著者並記之。”[ix]以烏魯木齊為中心記載了新疆地區的二十四節氣狀況。這可能是新疆地區有史以來最全面的物候記錄，因而價值頗高。這對促進當地的農業發展、防災減災都是十分有用的參考資料。  

第二，記載了自漢代迄清末新疆地區的官制、兵制的演變，以及清代幾次西北用兵的始末原委。該書設有《軍制志》三卷，概括敍述了新疆地區兵制的沿革演變。曰：“昔在兩漢盛時事，征西夷，廣威德，西域群胡交臂受事，於是乎設都護，置長史以鎮撫之。夷考其制，所將不過屯田之卒、弛刑之士數百人、千餘人耳。其所資威胡者，亦惟取諸各國。所謂某國勝兵數百人，某國勝兵數千人，鹹受都護、長史節制徵調而已。……唐初，建十六蕃州而皆統於都護府。其事可謂盛矣。然而析圭不出酋長之間，守捉每在千里之外。名曰統禦，實則羈縻而已。……元世祖平西域、玉門、陽關以西，設三元帥府，控制周匝，規模廣遠，再傳而舊制蕩然。……惟我高宗應天順人，克翦方命，奄有西土，乃定換防之制，設將領之官，列戍開屯，粲然明備，煌煌乎駕前代而上之。及我德宗收復全疆，開行省，設郡縣，立標營，罷屯防，一變國初之舊，邇複參用西法，汰標兵，練新軍，為固圉綏邊之計，自乾隆至光緒之末新疆兵制凡三變”[x]繼而，是書詳細介紹了歷代駐疆軍隊官員名稱、職掌、設立時間、兵額數量，尤其對清朝軍隊情況的記載十分詳細。而且該書還專設《兵事志》三卷，記載了清軍出兵西北，平定準噶爾部叛亂、平定張格爾叛亂以及鎮壓清末回民起義等三次大型西北用兵的始末經過。這些記載，無疑都著重要的政治史和軍事史價值。  

《職官志》六卷，全面記述了自漢代以來新疆地區的設官置吏情況。該志有《歷代建置官屬表》、《歷代藩國受封官爵表》、《西域古國自置官屬表》，清朝滿營、綠營、回部、蒙古《舊官製錶》，准部、回部《故國官製錶》，新疆建省後文職、武職、滿營、藩部《職官表》、《歷代職官題名》、《國朝職官題名》等表格多幅，以表格形式揭示了新疆地區自古迄今職官制度的演變。表格中詳細的列出了官員的建置時間、名稱、數量、職掌、姓名，一目了然，頗具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價值。是書指出：“自漢開西域二千年以來，世變多矣，而建官立制未嘗不因時而為之變通。漢之時，三十六國請吏納質併領於都護，所為官制簡略而已。至隋立軍府，而制始一變。元起漠北，設行省以監治其地，其後改宣慰司為都元帥府，分封親藩，使鎮撫之，而制複再變。……我朝綏服新疆建軍府于伊犁，百餘年間相循未改。……承平日久，文荒武嬉，複犬羊其民而虐用之……昔軍府之制已如冬葛夏裘之不可複禦，於是同光再定代以郡縣。聯邊腹為一體，襲戎索以華風。蓋自漢唐以還，官制之變至斯而極，長治之基未有善於此者。”最後指出：“夫易變者，時；因時而恒變者，制也。”[xi]是書在此總結了歷代官制變革後，提出的地方行政制度因時而變的思想，是很有見地的。  

第三，全面闡述了清代新疆地區的中俄關係。書中尤其詳實全面地記錄了沙俄侵吞我國西北邊疆大片領土的歷史事實，以及清政府為捍衛我國領土和主權與沙俄展開的一系列交涉活動，揭露了沙俄的貪得無厭、得寸進尺、厚顏無恥的侵略本性。該書首先對比了新疆地區古今異勢的周邊形勢，“自漢唐元代以迄我朝開國之初，沿西域邊徼外擁土建號者大小十余國，若布魯特、安集延、浩罕、坎巨堤、阿魯汗、喀什米爾……列邦小侯，星羅棋佈，屹然遮罩，以環衛我邊圉，使歐洲強國不能越此戎索。”而今則“俄羅斯盡略取東西錫伯利亞及中央亞細亞諸回部，壓我邊界而居。英吉利亦佔領印度全土，取阿富汗為保護國，新疆緣邊七千餘裏壤地毗連藩籬盡撤，繇是訂約，設領事，通商，傳教，暨交界人民爭訟一切交涉條件乃棘起叢生，至於不可究詰，斯又漢唐歷代聖君賢相開拓疆土以來所萬萬意料不到此者已。”[xii]指出今天新疆地區形勢嚴峻的周邊形勢，沙俄虎視眈眈，不斷蠶食和鯨吞我新疆領土，英國亦不斷覬覦我西北領土。於是，書中進而指出：“夫以新疆大勢論之，交涉之危，艱難而钜者誠不在英，而在俄”[xiii]，從而指出了沙俄的貪得無厭、得寸進尺、厚顏無恥的兇殘侵略本性。 

《新疆圖志》全面記述了沙俄侵略者蠶食鯨吞我國西北領土的歷史史實。《新疆圖志》記載指出，“道光二十六年（1864），俄人於伊黎河建闊拔勒（即科帕爾）城。”開始侵入我國西北邊疆，在我國神聖領土上建立軍事堡壘。“咸豐以來，海內多故，俄人乘隙誘我藩屬，進寸謀尺，狡啟戎心，故咸豐九年因四國構和議及疆事，遂約常駐卡倫為界，於是卡倫以外之地淪失至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也。”[xiv]遂于咸豐八年（1858）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條約》。之後，在所謂“勘定”中俄兩國邊界的藉口下，沙俄迫使清政府多次簽訂不平等條約，割去我國大片的領土。“洎乎同治三年（1864）執京城約（《中俄北京條約》）旨立塔成之約（《中俄堪分西北界約記》），而西界一變。同治十年（1871）全疆淪陷，俄人據我伊犁。至光緒七年（1881）立中俄改訂之約，而西界再變。光緒八年、十年立喀城之約（《中俄喀什噶爾界約》與《中俄續喀什噶爾界約》），而西界三變。因塔城之約而有同治八、九年勘界之約；因改訂之約而有光緒八、九年各段分立界碑之約；因喀城之約而有光緒十八九年勘帕界（沙俄越界占我帕米爾領土）之事。統計前後立約十餘次，而要以三約為原起。三約之中，又以塔城為提綱，改訂約為樞紐，喀約為結束，此其大較也。”[xv]寥寥數語，即將沙俄通過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割占我國西北大片領土的史實敍述得十分清楚，沙俄侵略者卑鄙的侵略手段和醜惡的嘴臉躍然紙上。《新疆圖志》對這些條約的訂約時間、具體內容，以及中俄就條約和邊界進行的歷次交涉在書中都有詳細的記述。所以，這些都是重要的外交史資料，也是愛國主義教育的良好素材，值得珍視。 

第四，對新疆地區農、林、牧、漁、蠶、礦、商業經濟發展狀況的記載，展示了自清初迄清末新疆經濟開發的成就。乾隆年間，清政府統一新疆地區後，在新疆廣泛實行了屯田，“益擴張屯墾之政，以贍軍食。中興以來，改設郡縣，變屯田舊法，墾地至一千萬餘畝”[xvi]整個有清一代，新疆土地的開墾取得了巨大成就，促進了當地經濟的逐步繁榮。“迪化為全疆一大都會。五方之民輻輳，時時仰榖地邑，惟蔬菜品匯特繁，……園圃之利，富於農十倍。至於棉，則吐魯蕃歲產三百萬觔，柔濡潔白異常種，客民之執棉者鹹聚焉。”[xvii]光緒元年左宗棠督師收復伊犁，全疆底定。左宗棠“以為山南城郭之國也，其民被服完好，尚勤儉，與山北竁幕氈裘不同俗，又土沃泉甘，環廬樹桑有邠原之風，宜興蠶事，乃精選員吏設蠶桑局，於疏勒城招致吳越蠶工、織工四十餘人，授民以浴種、飼養、分薄、入簇、煮繭、繅絲、軋花、染采諸藝……自是以來，蠶事漸興，纏民習其業者日眾，而英俄商頗有運我繭絲出口者，則成效亦稍稍著矣。”光緒三十三年，“布政使王樹枏始考察南疆，謀所以興複其利者，而戍員趙貴華奉檄往，遍曆南八城，既至則以墟集期會之日，陳列蠶具，縱民聚觀，為之講解方法，論說利弊……貴華鑒於往事，思矯其失，務奔走操作，與民相親狎，信惠漸厚，成效可致。乃條陳八事，曰設局、曰度地、曰考工、曰栽桑、曰擇種、曰制器、曰選絲、曰程功，所言頗親，切中事理。宣統元年，檄南疆官吏。一切張施皆如貴華法，自是蠶業駸駸日有進益。……統計南疆繭絲舊額三十余萬觔，今乃增為七十萬觔雲。”[xviii]農業和牧業，相互依賴，相互促進。清朝重新統一新疆後，因地制宜，利用各族駐軍，廣設牧廠，孳生馬、牛、羊、駱駝等牲畜，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軍隊的需要，“充官廄，備驛郵”[xix]。新疆的馬，遠近聞名，至今伊犁馬、焉耆（喀喇沙爾）馬、巴里坤馬仍是重要品種。書中專門記載了這三種不同品種的馬的外貌與品質之差異，“伊犁馬高七尺，龍顱怒睛，長頸修尾。巴里坤馬細腰聳耳，短小精悍，而性黠不受銜動，往往張脈僨興，有奔踶乏駕之虞。喀喇沙爾馬馴良過於伊犁，而神駿不逮。故策馬之品格，巴里坤不如喀喇沙爾、喀喇沙爾不如伊犁。”[xx]新疆地區礦藏豐富。《新疆圖志》對新疆境內各種金屬和非金屬（如玉石、煤和石油等）礦石的地區分佈、開採情況以及清代官辦金、銅、鐵廠和司金局都有記載，這對後人開發礦產資源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如密爾岱山等地的玉、喀喇沙爾的銅、獨山的石油、頭屯河等地的煤炭、吐魯番的金、庫木什的銀、察罕通古的錫等等，此時皆已有大量開發[xxi]。  

新疆地處歐亞大陸中心，地當東西方交通孔道，古代著名的“絲綢之路”即橫貫全境。《新疆圖志》記載了清代新疆地區商業發展狀況。清代的新疆境內已經形成了幾個內外貿易中心。如惠遠城，在伊犁九城中最大，是清代前、中期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和貿易中心。“廣衢容五軌，地極邊，諸夷會焉。每歲布魯特人驅牛羊十萬及哈喇明鏡等物入城互市，易磚茶、繪布以歸，西方行賈者以所有易所鮮，恒多奇羨，民用繁富。”同治以降，古城（今奇台）成為新疆地區商務活動的中樞，“南北商貨悉自此轉輸，廛市之盛，為邊塞第一。”[xxii]而伊犁、塔城、阿克蘇、和闐等城是同俄國、中亞、阿富汗、印度等地的邊境貿易中心。迪化城（今烏魯木齊）居於全疆之中部，是清季建省後的政治文化中心，“鬻財之客，連袂接軫；四方之物，並至而會。”[xxiii]新疆商業貿易曾盛極一時。  

然而，《新疆圖志》也同時指出，光緒七年（1881）沙俄逼迫清政府簽訂《中俄改訂條約》，根據條約規定，清政府允許俄商“在伊犁等處及天山南北路貿易暫不納稅”，俟商務暢旺再訂稅則。然而終清之世，俄商在新疆的貿易一直免稅，他們“視新疆為無稅口岸，奔走偕來，如水赴壑，進口貨值由二十余萬驟增至百二三十萬”，[xxiv]大量傾銷其工業產品，進入新疆攫取暴利人數迅速增加。英商亦援行此約，同樣免稅。而中國商人卻困于沿途關卡林立，稅厘加增，內地貨物販至新疆，路途遙遠，艱辛倍嘗，成本高昂，根本無法與外國無稅之貨相競爭，商務大衰，是故俄、英商人大攫其利。這個記載真實的反映了新疆地區在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下，商業貿易由盛而衰的現實，這也是提醒國人要時刻警惕列強的侵略和掠奪。作者的義憤之情和愛國思想在字裏行間都得到了真實的流露。  

第五，記載了新疆地區賦稅制度、貨幣制度的演變，以及鹽業和茶葉貿易的興衰過程。  

根據《新疆圖志》記載，清朝在新疆徵收的賦稅主要有兩大項，即田賦和榷稅。  

關於新疆田賦的徵收。乾隆二十年清軍平定準噶爾部後，開始在新疆地區鼓勵農業生產，實行屯田制度，積極的經營和開發新疆。“移瓜州踏實小灣三堡舊居土爾番回人歸土爾番，所遺地畝始招佃承種，戶三十畝，官給籽種、牛具，秋成後，扣籽種以什之四輸官，行之四載，定額升科，編入民賦，此為哈密以東田賦之始。”而哈密以西“則自塔爾沁撥黃墩營兵、哈密卡倫兵各二百試墾著效，遂為屯田開端。”[xxv]這樣不出十年，兵屯、旗屯、遣屯、回屯、戶屯遍及南北疆各地“此時田盡屬屯，有糧而無賦。戶部定功過則例，收穫論分數，以畝收一石為十分，少不下七分，多或二十八分不等。”[xxvi]通過實行屯田，新疆地區得到了有效的開發。乾隆四十年，“考核大數，兵一萬三千九百餘名，遣則大約每年二千五百人之數，於南北各疆共屯田二十八萬八千一百餘畝，而回屯、旗屯，尚不在此列。戶屯時已墾地七十余萬畝，視兵、遣二項數已倍之。”至咸豐二年，僅鎮迪道所轄即已墾田“共一百三十六萬六千九百九十餘畝。定則升科撥歸甘肅藩庫收報，歲征本色京鬥糧九萬六千四百余石。科則約分三等，有按畝徵收京鬥糧九升合三勺者，有減半征四升八合一勺者，宜禾、奇台等處則糧草並征，按畝征糧四升一合八勺七秒六，撮草則折糧三升”，[xxvii]而其他各地與鎮迪道大致相同。及至清末，田賦各色名目愈多，積弊愈深，“不肖官吏相率浮征，變本加厲，甚有加至數倍者”，一方面百姓負擔不斷加重，另一方面新疆土地卻得到繼續開發。宣統三年，“清丈地畝確數，其熟地一千五十五萬四千七百畝五分五厘，歲征京鬥糧三十萬二千四百七石五鬥六升，草二千八百二十七萬二千三十九觔。糧草折色庫平銀九萬四百九十餘兩，此近年田賦確數並加征耗羨，明定羨餘情形也。”[xxviii]  

根據《新疆圖志》記載，新疆的榷稅包括房稅、牲畜稅、牙行稅、園稅、煤窯稅、木稅、百貨稅、茶稅等項。光緒十一年，“戶部以新疆既建行省所有鹽法、茶務、關稅、錢法、庫儲均宜次第講求，以圖經久”。於是，新疆巡撫劉錦堂設立了哈密稅局和古城稅局，分別徵收南、北入疆貨物之稅，這是新疆創辦稅局之始。以後，光緒二十八年，在省城設立總局，於哈密、古城、綏來、阿克蘇、吐魯番、瑪喇巴城設立分局。光緒二十九年添設喀什噶爾回城局、莎車府局、伊犁塔城局。書中也記載新疆全省每年稅收的數額，“光緒二十八年總、分局共收稅銀九萬八百七十六兩。（光緒）三十三年，共收取稅銀七萬七千三百一十四兩五錢，其他年份雖不相同，而大數亦不相遠。”[xxix]    

《新疆圖志》也對清代新疆流通的各種貨幣作了詳細的介紹。該書在《錢法》開篇即指出：“西儒有言曰：人類之交通日繁，錢幣之進化益精，故幣制精純之國必稱富強於世界。”[xxx]從而指出了貨幣在國家富強和世界各國競爭中的重要作用。於是書中詳細闡述新疆貨幣的演進過程。清廷統一回疆前，回地所用錢文名回普爾。“普爾者，以紅銅鑄之，每五十文為一騰格，其式小於製錢，厚而無孔，用帕爾酉字鑄葉爾羌字樣；一面用托特字，鑄策妄阿喇布坦吉及噶爾丹策零字樣，皆昔時厄魯特漢之名也。重一錢四五分至二錢不等。”[xxxi]乾隆二十四年，清朝平定回疆，經定遠將軍兆惠奏請，“于葉爾羌設局銷毀原錢，改鑄製錢形式，重二錢，仍名普爾。一面漢字鑄乾隆通寶，一面字兼回字鑄葉爾羌字樣。每製錢一文換舊普爾錢二文，給葉爾羌、喀什噶爾、和闐三城通用。續經參贊大臣舒赫德奏請，阿克蘇、烏什、庫車、喀喇沙爾、賽裏木、拜城等七城所用錢文就近在阿克蘇鼓鑄。”[xxxii]嘉慶三年，“部頒乾隆通寶祖錢一個，嘉慶通寶祖錢一個，其幕鑄清字、回字、阿克蘇字樣。”自嘉慶五年起，“每年鑄乾隆通寶錢二成，嘉慶通寶錢八成，分運南路各城。”道光十八年，“改鑄當十字樣錢，每文重一錢至一錢二三分不等。”降至光緒初，“纏回商賈只照製錢一文使用，市廛交易，每銀一兩換紅錢五百文。”[xxxiii]光緒六年，陝甘總督奏請改鑄銀錢，設局試辦，“因工多費巨，旋複停止。北路市肆遂通用天罡，南路仍天罡、紅線並用。”[xxxiv]為了解決新疆流通製錢缺乏的問題，光緒十一年，新疆巡撫劉錦棠在省城迪化創辦官錢局，並於光緒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開局，“共發成本銀二萬五千七百兩。十六年至二十三年兩次製造印票一萬三千張，每張紅錢四百文。”光緒二十九年，“製造印票三十萬張，除換回舊票並繳存司庫外，由局發行市面之票，每年約多至五六萬張。”[xxxv]繼迪化局之後，伊犁、阿克蘇、喀什噶爾先後設立了官錢局，發行紙幣。紙幣在新疆的發行，緩解了新疆貨幣流通量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當地商業貿易的發展。《新疆圖志》還指出了流通紙幣的八利：“一曰造之便捷；二曰行之廣遠；三曰齎之也清；四曰藏之也簡；五曰無成色之好醜；六曰無稱兌之輕重，七月革銀匠之奸偷；八曰杜盜賊之窺伺。”[xxxvi]新疆境內亦有少量的銀幣和金幣流通。光緒六年四月，欽差大臣左宗棠飭令改鑄銀錢。“每一枚重一錢，兩面仍鑄回字。一面曰阿布丹喀木須，回語所謂好銀子也。一面曰熱斯伯爾木斯哈立，回語所謂十足一錢也。”[xxxvii]此錢一經鑄出，頗受回民、商賈歡迎，皆稱便利。光緒三十三年，新疆布政史王樹枏委任巡檢蔡世長等四人在省城鑄造金幣，以“輔餉糈之不濟”。金幣共分一錢、二錢兩種，“重一錢者抵紋銀三兩，重二錢者抵紋銀六兩。陽面鑄餉金一錢、二錢字樣，陰面鑄龍紋，邊加纏文餉金幾錢字樣。開局四月，共鑄金五千零一兩三錢三分，每金一兩，申色五分，由銀圓局帶鑄，並未開支局用。”以上就是《新疆圖志》所記載的新疆流通的幾種貨幣，其中銅幣流通最廣。[xxxviii]  

《新疆圖志》還記載了新疆地區鹽業和茶葉貿易的發展狀況。新疆地區鹽儲量豐富。該書記載雲：“新疆亦鹽國也。北路如塔城之鹽、精河之鹽、迪化之鹽皆其表表著者，南路如焉耆、如吐魯番、如婼羗、如鄯善、如伽師，幾於無處非鹽。新疆固產鹽之奇區也。有鹽灘焉、有鹽山焉、有鹽地焉、有鹽池焉。舉大地產鹽之地幾備，所缺者井與海耳。”新疆鹽產量如此豐富，然而鹽政自清初以來一直未興，直至光緒三十四年才開通鹽務，其中官督商辦者有三，“如精河，歲包定額，征銀萬四千四百兩；迪化歲包定額，征湘平銀五千一百兩；……鄯善歲包定額，征銀二千數百兩，此包有定額者也。”然而“巴里坤運入哈密之鹽、疏附抽稅作漢語學堂經費之鹽歲銷多寡，曾未經商包辦，此其無定額者也。”[xxxix]光緒二十八年，省城總稅局“以各屬產鹽甚多，利棄於地，殊為可惜，通飭開辦，每鹽一石定徵稅銀一兩三錢五分，一稅之外聽其運售他處，無再征。嗣經阿克蘇分局稟准，每百觔改徵稅銀一錢二分，每觔准售紅錢四分。於二十九年設卡試辦”[xl]。然而當地百姓皆因稅重價昂，煮食鹵泥，罕有賣鹽者，是故關卡收數不敷開支，遂停辦收稅。新疆地區的茶葉貿易，興起於乾隆二十九年。這一年，將軍明瑞“奏明每年由陝甘額調茶葉一十一萬一千五百觔，存庫收貯。每年將軍、大臣、官兵分買，例價每觔合銀一鐵六分三厘二毫”，是為新疆收茶搭餉之始。此後，晉商由蒙古草原販運各色雜茶入疆，有紅梅、米心帽、盒桶子、大小磚茶等名目。清廷在伊犁設局抽稅，“商民運茶到局時，報明觔重數目，即抽茶作稅，每茶十分由局抽取一分五厘。”次年，清廷規定，內地販往伊犁茶觔，“赴局報稅，不論粗細，每百觔概徵稅銀一兩”[xli]，這是新疆茶務額定課厘之始。此後，清代新疆茶務的幾經迭變和興衰，《新疆圖志》對此均有詳細的記載。  

第六，豐富的記載了新疆地區的古跡遺存和歷代金石碑刻。  

《新疆圖志》鉤沉歷代典籍關於新疆古跡和金石碑刻的記載，纂有《古跡志》和《金石志》，記載了新疆的古跡和金石遺存。新疆氣候乾燥，保存的故城、古建築遺址以及其中的器物，甚至絹綢、紙張較他省為多。《新疆圖志》分州縣記載各地的古跡遺存。如庫車州有漢楷輪回經和石面履跡，書中對此有簡要記載，其記載雲：“漢楷輪回經：城西北九十裏托和鼐達阪之西南有千佛洞，人呼丁穀山。山之上下前後鑿洞四五百，皆五彩金彩繪西番佛像，惜多剝落，最高一棟三楹，壁鑿白衣大士及漢楷輪回經一部，餘皆番字。”“石面履跡：《唐西域記》雲：屈支國城北四十餘裏接山阿，隔河有二伽藍同名昭怙厘，佛像裝飾殆越人工。昭怙厘佛堂中有玉石，面廣二尺餘，色帶黃白，狀如海蛤。其上有佛足履之，跡長尺有八寸餘，每遇齋日，照燭光明。案石今複見。”[xlii]再如輪台縣有輪台古城遺址，“在縣治東南六十餘裏。《西域水道記》所雲故大城也。城中有古台，高三丈許，週二百余步。城外一台較小，略低。居民不時掘得古玩器物。《西域圖志》雲：‘輪台自李廣利屠之後，其國並於龜茲，而舊城尚存。故漢屯田之始於斯托處’。”[xliii]如此之類的古跡遺存，書中對此一一記載。可遺憾的是，書中所記交河、高昌古城及庫車、拜城、吐魯番等千佛洞均失之簡略。  

《新疆圖志》對新疆金石碑刻的著錄是十分豐富的。《新疆圖志》記載了這些碑刻的名稱、碑身高度、碑身寬度、出土時間和地點、立碑時間和地點，並且對某些重要的碑文予以全文著錄。同時，鉤稽相關史籍記載對金石碑刻進行考訂。首先，《新疆圖志》著錄了大量的歷史碑刻，該書所著錄的歷史碑刻的數量比清代任何一部西北邊疆史地著作都豐富和詳細。這些碑刻自漢迄元，其中漢代碑刻有《漢張博望侯殘碑》、《李陵題字碑》、《裴岑紀功碑》、《沙南侯獲石刻》、《劉平國作關城頌碑》；北魏時期碑刻有《金剛經殘碑》、《涼王大且渠安周造象記》、《北魏折沖將軍新興令造寺碑》、《甯朔將軍造寺銘》；唐代碑刻有《唐薑行本碑》、《唐張懷寂墓誌銘》、《果毅□□基等造象記》、《兩截碑》、《沙門題名碑》、《龍堂石刻》、《龍興石刻》、《瀚海軍碑》、《輪台碑》、《金滿縣殘碑》；元代碑刻有《元敕賜西寧王忻公神道碑》、《元造像碣》。其次，《新疆圖志》還著錄了一些清代的碑刻，這些碑刻都是清朝平定新疆過程中的軍事紀功碑，碑文記錄了清軍平定新疆的重要軍事戰爭取得勝利的經過，目的是炫耀清統治者的文治武功，但具有重要的軍事史價值。這些碑刻有《皇朝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皇朝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碑》、《皇朝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皇朝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此外，書中尚著錄有漢代的《喀什噶爾山洞石壁古畫》，以及《回銅器文》、《回玉圭文》等彝文，還有新疆出土的古錢、瑪瑙鏤字、石璞番字呪、沙雅廢城銅磚、銅印等一些古器物[xliv]。《新疆圖志》所著錄的這些金石碑刻無論是對考訂歷史，還是對補充文獻記載的不足都是很有意義的。尤其是某些石碑今已無存，如瀚海軍碑、輪台碑和金滿縣殘碑，書中對這些碑刻的著錄無疑更具歷史和考古價值。考地存文，也是本書的重要價值之一。  

第七，記載了新疆地區少數民族的民族源流及其多姿多彩的風物人情。  

新疆地區是個多民族地區，自古以來就是很多少數民族的繁衍生息之地，具有多姿多彩的民族風情。《新疆圖志》特設了《藩部志》和《禮俗志》，來記述這些少數民族的民族源流和風物人情。其中《藩部志》六卷，記載了布魯特部（今柯爾克孜族）、哈薩克部、回部（維吾爾族）、舊土爾扈特和碩特部（蒙古族）四個主要藩部的民族源流、戶口多少、歸附受封等情況。如“布魯特分東西部。東部在天山北，漢時為烏孫西鄙，故所謂塞王種也。漢後為悅般國，隨時屬突厥，唐貞觀中分國為十部，左五咄陸，右五努失畢，號十姓，以碎葉為宗會，即今特穆圖泊之地也。暨賀魯平置昆陵二都督府後並歸噶邏祿。西部在天山南，漢時為捐毒、休循二國地，唐為大小勃倫。……五季均入回鶻，元隸別失八裏元帥府。入我朝，東部役屬準噶爾，畏迫西徙，寓安集延。乾隆二十三年，兆惠搜捕伊犁餘孽至其地，其酋長圖魯起拜等遮道自陳言‘向為厄魯特所阻外王化，今西域蕩平，所部人眾皆願內屬，迄遣大頭目赴關輸款。’使至，高宗純皇帝優加賞賚。”[xlv]這裏詳細的記述了布魯特部自漢迄清的民族源流演變，以及內附清廷的經過。值得一提的是，《藩部志》還繪有《土爾扈特牧界表》、《和碩特牧界表》、《土爾扈特和碩特爵號世次表》、《和碩特世次表》、《回部爵號世次表》等表格多幅，這些表格清楚地列出了和碩特部牧界遷徙情況，伊基和碩特部、回部的爵秩遞嬗情況，這是研究新疆少數民族官制變遷等的重要資料。還應提及的是，《藩部志》還收錄了《特穆圖泊考》、《珠勒都斯考》、《博羅塔拉考》、《俄羅斯源流考》、《新疆南北邊隘形勢考》等5篇考證性文章，增強了該書的學術性。  

《禮俗志》則記述了新疆各民族的飲食起居、婚喪嫁娶、宗教信仰習俗。如對蒙古族風俗的記述，“額魯特、察哈爾、土爾扈特和碩特，蒙古種人也。遊牧伊犁天山南北及塔爾巴哈台、阿爾泰山諸境，逐水草遷徙，靡定所，冬窩曰玉木種，夏窩曰錫林，氈房曰色格勒，即今諺所雲蒙古包也。房式如覆釜，大周十餘丈，小或三四丈。……馬牛羊雜棲一室。……凡食以茶乳為大宗，酥油奶酒均以乳釀之，釀餘之乳 為餅，名曰奶餅。釀酒值客至，必延坐盡飲而後已。……男女冬夏單袴出門，或冠以羊皮之褌。女子布袍無緣，綢繆雜配髮辮紛繁，耳環、腕釧、指約多以金銀、珊瑚、珠寶為之，矜尚華麗，夫人冠金純氈帽，頂結紅絨或紅絲長穗，小幘長袍瘦袂接下長帔，外罩長袖，兩當直衿，鉤邊周以編緒，此夫人禮服，有事必服人。”[xlvi]再如書中對布魯特部的婚喪習俗和獨特的“刁羊之會”習俗的生動記述，“（布魯特部）婚姻之禮，納彩親迎皆同纏俗。女入門，男女對座，以鹽水湛餅而食，猶合巹也。次日見翁姑，家人長幼以次相識，均交手鞠躬曰塞拉瑪理坤，猶問安也。一夫眾妻，無嫡庶，婦多從一而終者。夫妻反目則延阿渾頌經以調之。……其俗向不講宗法，曾祖以上無聞焉。……其父母及夫死無三年喪，葬畢，除素服，著青衣，有墓祭，期年開筵享客，戚友群以牛羊相問，遺為設‘刁羊之會’，或植高竿為的，炮射角勝負。”[xlvii]《新疆圖志》對維吾爾族(回部)的宗教信仰也有精彩的記述,“其教專祀天,尊穆罕默德為賠昂伯爾,譯言天使也。七日禮拜,入寺誦經,謂之朱瑪。每日五次誦經,謂之納瑪茲。歲法以三百六十日為一年，先期四十五日以葫蘆燃膏懸之樹，阿渾誦經，眾人羅拜，夜闌燈盡，蹴葫蘆於地，爭蹋碎之，以消災癘，謂之巴把提。又十五日齋戒，晝禁飲食，謂之若茲，言齋期也。彌月開齋度歲，鮮衣華服，喧填鼓歌，男女往來相稱賀，如是者七日，謂之若茲愛依提。又十七日刲羊祭教，祖先世，謂之古爾巴愛依提，即一歲之終也。”[xlviii]這裏介紹了維吾爾族（回部）信奉穆罕默德教即伊斯蘭教，還簡要介紹了伊斯蘭教的節日古爾邦節的盛況。對少數民族風俗習慣的記載，不但具有廣見聞的作用，而且能增加文章記載的生動性，使讀者在生動有趣的記載中，認識少數民族，並瞭解和尊重他們的生活習俗。  

第八，記述了清代新疆地區文教事業的發展狀況。  

乾隆年間，清朝重新統一新疆後，開始在新疆興辦學校，推進文化教育。《新疆圖志》設《學校志》二卷，簡述了新疆文教事業的發展。《學校志》主要記述的是官學，尤詳于清季開設的府、州、縣學。乾隆三十四年以後，“迪化、昌吉、綏來、奇台各縣，以次興建學宮，設訓導，設廩增，附缺額。每縣設訓導一員，廩增缺各二，歲試取文武生各四，科試取文生四。鎮西府設教授、廩增缺各五，歲試取文武生各六，科試取文生六。”[xlix]此是新疆創辦學校之始。同治三年，“全疆糜爛，城池學宮蕩然無存。”光緒初，欽差大臣左宗棠“奏改設郡縣，設學塾，訓纏童，為潛移默化之計。”光緒十一年，“升迪化州學為府學，設教授一管理。”[l]府、州、縣學逐次興辦。光緒三十二年（1906）清廷下令改新學制，設新疆提學使，創設二等小學、省立中學及簡易師範班，稍後逐步開設了陸軍小學、法政學堂、漢語學堂、中俄學堂、巡警學堂、將弁學堂等[li]，效仿西學，學習近代的科學文化，新疆的教育也開始走向了近代化。《新疆圖志》還設有《藝文志》一卷，列出了歷代有關新疆的文獻78種。其中清代以前的23種，清代的55種，每種文獻均列出書名、作者、年代，並作簡單的提要介紹。《藝文志》的設立，對保存新疆文獻是有益的，也為後世研究新疆歷史提供了書目索引。《學校志》和《藝文志》是我們瞭解和研究清代文教事業發展的必不可少的資料。  

此外，尚有《新疆圖志》尚有《奏議志》十六卷、《民政志》八卷。《奏議志》、《民政志》都為《新疆圖志》所首創。《奏議志》集中了歷代關於新疆問題的名臣奏議189篇，反映了歷代統治者對新疆統治的行政措施和思路，同時這也起到保存了保存文獻檔案的作用。《民政志》分巡警、戶口、地方自治三類，敍述了清季對新疆的行政管理方式，並且統計了清季新疆各縣居民戶口的多少，這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史史料價值。  

三、《新疆圖志》的學術特點  

綜觀《新疆圖志》一書，它具有以下幾個學術特點：  

第一，體例謹嚴，內容豐富，有時代感。《新疆圖志》是清代新疆最後一部地方誌，它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又與時俱進地創立了一些新的志書門類，以反映時代的變遷，如國界、交涉、實業、民政諸志均為首創，而民政志中的員警類，尤能反映時代的變遷，反映出近代員警制度的出現，因而該書在內容和體例上都富於新的時代氣息。  

第二，旁徵博引，資料性強。《新疆圖志》廣泛吸收了歷代各家關於新疆的研究成果，真正是旁徵博引，資料扎實。《新疆圖志》僅在卷首列出的參考書目就多達50種，包括官修正史、地方誌、遊記、文集、檔案等。其中《皇朝藩屬輿地叢鈔》一書包括了張穆《蒙古遊牧記》、祁韻士《新疆要略》、徐景澄《帕米爾圖說》等，實際卷首列出的數目是52種。而全書所引用的書目據筆者初步統計至少達150種之多。僅《山脈志》除了卷首所列的參考書目之外，還徵引了清末所修《新疆鄉土志》23種[lii]，尚有《魏書》、《隋西域圖志》、《大唐西域記》、《西陲紀略》、《新疆識略》、《莎車行記》、《西域水道記》、《水經注》、《淮南子》、《穆天子傳》、杜環《經行記》、《使準噶爾行程記》、《勘界日記》、《中俄分界圖約》、《勘界公牘》、《高昌行記》、辨機《西域記》、《水橋道裏記》、《帕米爾山水道裏記》、《烏魯木齊雜記》、《張匡鄴行程記》、《還讀齋雜述》、《英人雜記》、《灤陽消夏錄》、《洛陽伽藍記》、《英吉沙爾廳圖說》、《西使記》、《回疆通志》、《回疆風土記》等約50種以上的著述[liii]。由此可見，該書徵引之廣博。  

《新疆圖志》還保存了大量的原始文獻，因而具有很強的資料性。《國界志》、《交涉志》中錄有《中俄塔爾巴哈台條約》、《中俄伊犁改訂條約》等不平等條約全文；《天章志》有乾隆帝親筆撰寫的《平定準噶爾告成太學碑文》、《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碑文》、《平定回部勒銘葉爾羌碑文》、《平定準噶爾勒銘格登山碑文》、《土爾扈特部紀略》，以及乾隆帝的幾十篇作品和詩詞；《奏議志》中錄有189篇歷代奏議原文；《金石志》中有《唐薑行本碑》、《唐張懷寂墓誌銘》等多篇歷代碑文；《民政志》中的《巡警規條》、《違警律章程》等法律原文，等等。《新疆圖志》收錄這些原始文獻，既豐富了志書的內容，又保存了原始文獻資料。  

第三，詳今略古，重點突出。《新疆圖志》在纂修中貫徹了“詳今略古”的編纂原則，重點突出了清末時期的新疆。以《奏議志》所錄歷代奏議為例，據今人戴良佐統計，歷代奏議總數是189篇，“漢唐選入22篇，而清代當朝卻有167篇。其中左宗棠、劉錦棠同治至光緒年間奏議達115篇，占清代奏議總數的三分之二。主要以陝甘總督左宗棠出兵平定阿古柏侵略軍，新疆建省前後的政治、軍事、外事、經濟為重點，為當時的現實服務。”而“左宗棠的《左文襄公奏稿》共64卷，其中卷45至卷57屬新疆部分的奏稿共288篇，收入《新疆圖志》的有62篇，占總篇數的21.53％。又新疆巡撫陶模的《陶勒肅公奏議遺稿》共12卷，其中卷124屬新疆省，共51篇，收入本書卷103有11篇，約占五分之一強”[liv]。所以說，凡清末關於新疆的重要奏稿，均已收入《新疆圖志》。  

第四，考疑訂誤，力求準確。《新疆圖志》對新疆歷史地理也進行了廣泛的考訂，質疑辨誤，力求記載的準確。該書考證大致分為以下幾類：其一，考證地理遺址所在。如對金沙嶺、瑩沙嶺的考證，“按《唐書》：‘西州交河縣北行，經柳谷度金沙嶺，至北庭都護府。’又按《杜甫詩注》：‘自交河北行八十裏至龍泉館北入穀百三十裏，經柳谷度瑩沙嶺百六十裏，經石會漢戍至北庭都統府。’今烏魯木齊為唐北庭都護故治，吐魯番為西州故治，以相距道裏考之，此達阪（海子山）即所謂金沙嶺也。今嶺畔有陡坡，沙子細碎滑馬足，金沙、瑩沙當謂此。”[lv]其二，辨析地名異同。例如：“庫嘎爾山，《洪圖》作闊嘎爾特，一作庫噶爾塔，一作庫嘎爾特，一作廓廈爾特，皆喀克善之異文地。”又如：“喀克善山，《俄圖》作科克沙爾；《洪圖》作廓克沙勒，或作廓克沙裏，謂即貢古魯克，兩山合而為一。其實貢古魯克在東，相距六七百里，非一山也。《新疆舊圖》列喀克沙勒于庫倫杜之上，而又別出喀克善山，尤誤之甚者也。”[lvi]又如對察罕托羅海山的不同名稱的考證，“《西域圖志》：‘察罕托羅海，猶雲白峰也。’……謹案：哈密西北七箇井頭水諸驛之山，即《漢書·武帝紀》之天山；《後漢·明帝紀》稱白山，《章懷注》作折羅漢，《竇固傳注》訛作祁縣羅漫山。折羅漢即托羅海之變音。《隋突厥傳》稱時羅漫；《唐地理志》曰折羅漫山，《薛仁貴傳》：‘征鐵勒，發三矢，殺三人，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宋史·外國傳》稱雪山。此曰白峰，蓋亦白山之義，盛夏有雪，故名。時羅漫、析羅漫，又折羅漫之訛字也。”[lvii]其三，辨析官私西北史地著作記載的訛誤。如《新疆圖志》對《西域圖志》、《三州輯略》、魏源《北幹考》中對天山記載疑誤的辨析雲：“《三州輯略》雲：天山行至巴里坤之東名鹽池山，截然而止，伏於地中千餘裏，至嘉峪關外沙州之東突兀起頂，東行為祁連山。案：祁連山實自南山一支分脈，伏地再起之說不敢信為必然。《西域圖志》謂天山自巴里坤分脈北行，而西北至阿爾臺山，有龍象回顧之勢。考巴里坤西北山勢斷續起伏，沙磧之中實不能結此大山。魏源《北幹考》謂阿爾臺山之脈由伊犁博羅塔河之西遶額爾齊斯河、宰桑泊之東北而起阿爾臺山。其說近是，但就裏數長短以阿爾臺山為天山正幹，哈密、巴里坤為分支，則一家之私說也。”[lviii]再如辨《西域圖志》記載河流流向的錯誤：“《西域水道記》雲：額敏河源出塔城東二百七十餘裏之額爾和楚克山。額爾和楚克今人呼為額依賓山，蓋二而一者也。《西域圖志》不言額敏河之所自出，而載鄂爾和楚克所出之水曰布隆郭勒，發源北麓達木郭勒，烘郭爾布拉克發源南麓，皆與今水異名。案達木當即納木河，然其水實東南流入艾拉克淖爾，與《圖志》河流方向不合，蓋水名變淆久矣。”[lix]又如《新疆圖志》借討論河源而辨胡渭《禹貢錐指》及徐松《西域水道記》之誤。《新疆圖志》對此辨析雲：“《水經注》：南北二河同流注澤，惟于南河系以牢蘭海，北河下系以蒲昌海，遂啟後人之疑。胡渭《禹貢錐指》直以為二海，固屬謬誤。徐松《水道記》不考古時南北河分行舊跡，而謂一川渠並振古如茲，遽疑酈氏為未審。李光庭非之，又不能確指南北河分趨故道而定以今名，皆非確解。細繹《水經》所敘，河源分南北兩大支，源出蔥嶺山者謂之北河，自姑墨以西兼喀什噶爾、葉爾羌兩河言，姑墨以東則指塔里木河言，非若後人專以喀什噶爾為北河，葉爾羌為南河也。源出於闐南山者為之南河。和闐河東北流之水即今額爾勾河也。”[lx]《新疆圖志》如此之類的辨析考證還有很多，茲不贅舉。當然，由於該書編纂時間較短，且部秩較大，缺乏實地考察，考訂中難免有一些謬誤和不足，這需要讀者加以注意和辨別。  

四、《新疆圖志》的進步思想價值  

《新疆圖志》的編纂內容也體現出了一些進步的思想傾向，具有重要的思想價值。  

第一，具有強烈的反侵略思想，體現了該書編纂者國家意識、主權意識的進一步增強。《新疆圖志》中特設的《國界志》、《交涉志》不但是編纂門類的創新，而且這兩志的內容更從思想深層上體現了編纂者國家意識、領土主權意識的進一步增強。《新疆圖志》設立《國界志》、《交涉志》的真正目的就是要通過考證我國國界的歷史沿革來捍衛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其對沙俄侵略、逼迫立約、割占領土的記述，有以史為鑒、警醒國人的重要作用，“俾留心邊事者得觀覽焉。”[lxi]抵禦侵略的愛國主義思想貫穿全書。《新疆圖志》痛心地指出：“承平之世，邊境敉平，故當日於界務視之漠然”，清廷認為“新疆去俄尚遠，邊徼之地，荒而不治”，道光二十六年沙俄侵略者開始“于伊黎河建闊拔勒城，治哈部，中國官吏無過問者。咸豐以來，海內多故，俄人乘隙誘我藩屬，進寸謀尺，狡起戎心，故咸豐九年因四年構和議及疆事，遂以常駐卡倫為界，於是卡倫以外之地淪失至數千百里。”[lxii]繼此，沙俄吞食鯨吞我國領土，並且逼迫清政府相繼簽訂了《中國塔爾巴哈台條約》、《中俄伊犁改訂條約》、《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攫取了通商、傳教、領事裁判權等一系列特權，並割占了我國新疆地區大約44萬餘平方公里的領土。《新疆圖志》嚴正指出：“俄人所占諸地，當日皆在我國勢力範圍之內，而乘人之亂巧取豪奪，以肆鯨吞，此不仁不義之尤者。西人謂俄人之舉動，必俟可乘之機，有如矢無虛發，洵挽強命中之技也。”[lxiii]沙俄正是趁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自顧不暇之機，趁火打劫，加緊侵略我國西北邊疆，鯨吞了我國西北大片的領土。光緒十七年，沙俄侵入我國新疆帕米爾地區，英軍亦陳兵坎巨堤，虎視眈眈帕米爾地區。光緒二十一年，俄英置中國於不顧，“合謀立約私分帕界”。《新疆圖志》針對此事憤慨地指出：“夫據咸豐十年《北京條約》南至浩罕邊界為界之語，則帕米爾固我之舊鄙也。俄不能預，更何與于風馬牛不相及之英，乃狼狽為奸，逞貪恃暴，攘我局中之地，竟擯我為局外之人。不但北京之約置之不顧也，即《新瑪爾格蘭約》所謂自烏仔別裏俄國界轉而為西南，中國界轉而為正南者，至是紅線迤東之地橫被侵欺，反求如沙大臣所議而不可得。迄於今而中俄之界尚無成說，此可為痛哭太息者也。尤可異者，英人代印度以索我之坎巨堤，以中國之地壤與中國要脅，欺侮至此，極矣！”[l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