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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馬驌編撰的《繹史》一書，裒集著述舊文，廣征博引，熔裁成篇，纂錄從“開闢”到“秦亡”之間的史事，排比先後，附以論斷，不僅具有重要的史學價值，而且反映了馬驌豐富的史學思想，頗有探討之必要。
（一）
馬驌（1621—1673），字宛斯，一字驄禦，山東鄒平人。“少孤，事母以孝聞。穎敏強記，於書無不精研”。[1]（P23）順治十六年（1658年）中進士，謁選居京師，舉為順天鄉試同考官。除淮安府推官。不久因推官設置裁撤，補派為安徽靈壁縣知縣。馬驌為官，“有善政”，時稱“廉能”。在淮安府任上，僅三個月就平反冤獄數起。任靈壁知縣時，注重民情隱憂，每遇災荒，輒減免賦稅，革除弊政，安輯流民，“歲省民力無算，流亡複業者數千家”。[2]康熙十二年（1673年），因積勞成疾，卒于靈壁知縣任上。馬驌為官多年，迄無長物。靈壁士民皆感念其恩德，痛哭流涕，於“名宦祠”立位奉祀。
馬驌不僅是良吏，更是良史。他在學術上的造詣和成就，遠遠超過他的政績。他為後世之人所知，也是因為他在學術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馬驌酷愛學術，“少習六藝之文，長誦百家之說”，[3]（征言）做官之餘，手不釋卷，博雅嗜古，尤其潛心上古歷史的研究，先後撰成《左傳事緯》20卷、《繹史》160卷，並輯成《十三代瑋書》一部，現僅存目次。由於馬驌研究歷史主要集中在夏、商、周三代，且又取得了重大成就，故時人有“馬三代”之譽。
馬驌流傳至今的兩部重要史著《左傳事緯》和《繹史》，在撰作上有一定的聯繫。馬氏一生，博涉群籍，但他最喜歡《左傳》，自稱于《春秋左傳》“篤嗜成癖”。他窮思精研，融會貫通，將《左傳》的編年體裁改編為紀事本末體，成《左傳事緯》。該書20卷，包括《事緯》12卷，分編108篇；附錄8卷，即杜預、孔穎達序論及馬驌所作《左丘明小傳》1卷，《辨例》3卷，《圖表》、《覽左隨筆》、《名氏譜》、《左傳字釋》各1卷。馬驌從《左傳》流水帳式的歷史記載中選取108個篇目，以時間先後為序，按事類立目，重新剪裁排比，每事首尾完具，如“鄭叔段之亂”、“齊桓霸業”、“宋襄圖霸”、“晉文建霸”、“晉楚鄢陵之戰”、“鄭子產相國”等等，使人們對春秋時期眾多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有一個清晰的瞭解。由於該書分類得當，條理清晰，圖表亦考證精詳，故在當時就得到同道“欣賞”。[3]（征言）《四庫全書總目》在著錄該書時亦稱其為“專門之學”。今人朱東潤在編寫《左傳選》時，指出《左傳選》“在選材的時候，基本上依靠馬驌的《左傳事緯》，這是一部在研究《左傳》時，不可不讀的著作”。[4]
《左傳事緯》的編撰成功，不僅為馬驌積累了編撰經驗，而且鼓舞馬驌在上古史研究上繼續前進。他在編撰《左傳事緯》的基礎上，“推而廣之，取三代以來諸書，彙集周、秦以上事，撰為《繹史》”。和《左傳事緯》相比，《繹史》顯然擴大了取材範圍和記事範圍，從更加宏闊的層面上對秦以前的歷史進行較為全面的審視。
《繹史》一書，為馬驌一生最得意之作。全書分五大部分160卷：一曰太古，記三皇、五帝等傳說之事，10卷；二曰三代，記夏、商、周三代之事，20卷；三曰春秋，記魯十二公之事，70卷；四曰戰國，記春秋以後以至秦亡之事，50卷；五曰外錄，記天官、地志、名物制度等，10卷。該書取材宏富，先唐典籍大致收羅齊備，唐、宋類書中所引已遺佚的古書材料，也適當采擇。在體裁上，除繼續吸取《左傳事緯》紀事本末體的體裁形式之外，還融合了其他各種體裁，頗有創新。誠如本書《征言》所雲：“紀事則詳其顛末，紀人則備其始終。十有二代之間，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瞭然具焉。”《繹史》在馬驌生前就有刊刻，顧炎武看到此書，認為是“必傳之作”。時人還將馬驌的《繹史》與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李清的《南北史合注》合稱清初“三大奇書”。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蘇州，特別垂問《繹史》之事，命大學士張玉書搜集馬驌所撰史籍，令人至馬氏本籍鄒平，以二百兩白金買下他所有著作的雕版，運抵京師，由內府收藏。
（二）
馬驌曾說：“原夫載籍浩博，貴約束以刈其煩；群言異同，宜臚陳以觀其備。” [3]（征言）這是《繹史》選取資料的總原則。從形式上看，《繹史》帶有極濃的資料彙編的意味，很容易讓人們看成是一部先秦史的資料集成。實際上，該書在編排資料時，是遵循一定原則來進行的。在資料選取、甄別、整理上有鮮明的特點和可供後人借鑒的經驗。
其一，廣搜博采，援據浩博。馬驌作《繹史》，本著博取詳稽的精神，對典籍中有關先秦之記述，竭澤而漁，搜括無遺，匯為一編。除了士子常習的《四書》之外，“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靡不畢載”。[3]（征言）只《繹史·征言》中開列的引用書籍就達200餘種，如果將注引書目也統算在內的話，竟多達300餘種，資料豐富詳備堪稱先秦諸史之冠。馬驌引書，範圍至廣，除經、史之外，子、集、傳、箋、注以至類書、緯書等等，無不涉獵。李清在為《繹史》作序時，形容該書搜羅之富雲：“控六籍，吞百家，駕九流，跨四部。……惟是秦焚楚火，言湮事軼之後，而能從百世以下，摘抉搜獼，使芒芒墜緒，粲然複著於斯世，與未燒無異，乃見馬侯之有造於斯文不細耳。”可見，馬驌對上古資料的采擇，以博為勝。對點滴可用資料，都要搜集，使先秦時期很多湮沒之事，粲然複彰。這是《繹史》成功編撰的基礎，也是該書受人推重的原因之一。
其二，對不同的史料採用不同的取捨標準。馬驌著《繹史》，廣收資料，但不是濫收。對於不同的資料，馬驌有不同的取捨標準。他把史料分成八類，認真鑒別，區別使用。
1、“經、傳、子、史，文獻攸存者”。如《十三經》、《國語》、《戰國策》、《老子》、《莊子》、《文子》、《荀子》、《韓非子》、《墨子》、《呂氏春秋》、《孫武子》、《司馬法》、《楚辭》、《文選》等等。這類文獻全書具在，流傳比較完整，又比較可靠，“或取其事，或取其文，或全錄，或節抄”，使用率最高。
2、“傳疑而文極高古者，亦複弗遺”。如《神農本草》、《黃帝素問》、《陰符經》、《山海經》、《穆天子傳》、《逸周書》、《竹書紀年》、《越絕書》等等。這類文獻，“皆未必果出當年，要亦先秦遺書”，故也要利用。
3、“真贗雜錯者，取其強半”。如《鬼穀子》、《尉繚子》、《孔子家語》、《孔叢子》等等。這類文獻，“或原有其書而後世增加，或其書脫遺而後人補竄”，真假參半，需要認真鑒別，小心使用。
4、“附托全偽者，僅存要略”。如《三墳》、《六韜》、《亢倉子》、《關尹子》、《子華子》、《於陵子》等等。這類文獻，“皆近代之人依名附托，鑿空立言，淺膚不倫”，可信度較小，故只存其一二。
5、“漢、魏以還，稱述古事，兼為采綴，以觀異同”。如《史記》、《漢書》、《後漢書》、《白虎通》、《風俗通》、《淮南子》、《新書》、《新語》、《說苑》、《春秋繁露》、《論衡》、《新論》、《潛夫論》、《顏氏家訓》、《華陽國志》、《拾遺記》、《搜神記》、《博物志》、《法言》、《鹽鐵論》、《焦氏易林》、《抱樸子》、《文心雕龍》、《高士傳》、《列仙傳》、《方言》、《釋名》等等。這類文獻，“去古未遠”，雖為後人追述，但仍然保存了多少不等的有關先秦歷史的資訊，故而“採取詳略不同”。
6、“全書闕軼，其名僅見”。如《黃帝內傳》、《軒轅本紀》、《太公金匱》、《公孫尼子》、《屍子》、《魯連子》、《燕丹子》、《金樓子》、《喪服要記》等等。這類文獻，或真或偽，有佚有殘，對於其中能加以利用者，亦謹慎使用。
7、讖緯之書，亦加搜羅。如《易》之《乾鑿度》、《稽覽圖》、《通卦驗》，《詩》之《含神霧》、《推災度》，《書》之《璿璣鈐》、《考靈曜》，《春秋》之《元命苞》、《演孔圖》，《禮》之《含文嘉》、《稽命征》，《樂》之《動聲儀》、《稽耀嘉》，《孝經》之《援神契》等等。這類文獻，“立名詭異，而托諸孔子，起自漢哀、平之際，皆附會也”，但其中也決非一無可取。馬驌審慎采擇，以補文獻不足。
8、“箋、注之言，類萃之帙，雖非全璧，聊窺一斑”。如《十三經注疏》、《史記索隱》、《史記正義》、《漢書注》、《後漢書注》、《三國志注》、《水經注》、《世說新語注》等等。這類箋、注之文，保存有很多遠古傳說資料，“旁證尚論，存古最多”。而《通典》、《初學記》、《藝文類聚》、《冊府元龜》、《太平御覽》、《文獻通考》、《通志》、《玉海》等等“類萃之帙”，“其引用古書名目，今多未見，或聯載數語，或單存片言”，都在采擇之列。
由於馬驌能根據資料的不同情況進行合理的取捨，故《繹史》一書，不僅取材巨集富，而且運用資料恰當，體現出既“約”又“備”的特點。“約”表明作者對各類史料的價值有清楚的認識，決不不分輕重地濫收；“備”表明作者視野宏闊，決不放過任何有價值的資料。
其三，疑則傳疑，考訂鑒別。《繹史》彙集諸家記載，加以精心排纂以成書，然諸家所記，“或事同文異，或文同人異”，在內容上有出入。遇到這種情況，馬驌就將諸家記載臚列並陳，“互見疊出，不敢偏廢，所謂疑則傳疑，廣見聞也”。[3]（征言）甚至諸書用字不同，馬氏抄錄時也都依原樣，不作改動。如同是記載周人殺萇弘，《左傳》、《史記》、《韓非子》、《說苑》、《淮南子》、《拾遺記》等文獻的說法均不相同，馬驌雲：“諸言殺萇弘不同，並載之，以備考。”[3]（P1819）《繹史》這樣處理史料，不僅做到了疑則傳疑，而且給後人以考證的餘地。
疑則傳疑不失為忠實傳述歷史的好方法，但在《繹史》中，馬驌並非事事處處都疑則傳疑，對於自己能夠進行考訂的資料，均進行了考訂鑒別。其形式有：1、指出諸種文獻記載的歧異。如“雍廩”一詞，《左傳》與《史記》記載不同，馬驌指出：“《左傳》以雍廩為人名，此（《史記》）以雍廩（林）為地名。”[3]（P1002） 2、對各種文獻的記載進行比較，指出正確的或錯謬的一種。如關於齊國的世系，馬驌在比較了《左傳》、《公羊傳》、《谷梁傳》、《史記》等的記載之後，指出：“《史》敘諸公明晰。”[3]（P1182） 3、指出文獻記載的謬誤。如《新序》記載楚國的司馬子反與昭奚恤共同接待秦使，馬驌考訂雲：“子反、昭奚恤，前後異時人也，此篇所載，不可據以為信。”[3]（P2288） 4、對各種文獻記載的可靠性提出質疑。如先秦諸子記述堯、舜之間問答之語，馬驌雲：“諸子記堯、舜問答之言，未足據信。”[3]（P110）又如《高士傳》、《古史考》等典籍記述許由之事，馬驌雲：“堯讓（許）由辭，其人其事，俱在有無之間。”[3]（P98） 5、考訂各種文獻的訛、誤、衍、倒等文字錯誤。如《禮記》雲：“諸侯伐秦，曹桓公卒於會。”馬驌考訂雲：“桓，宣之誤。”[3]（P2577）又如《韓非子》雲：“《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霣霜，不殺菽。”馬驌指出：“菽當為草。”[3]（P2605）凡此種種，通過馬驌的考訂，不但增加了《繹史》的可靠性，而且為人們利用這些文獻起了指示作用。另外，馬驌還時常在所徵引的文獻之後針對徵引文獻的敍事、文筆、思想等發表極為簡短的議論，也頗能幫助我們瞭解原著的優劣。
馬驌在《繹史》中間作考證的做法，對其後紀事本末體史著影響很大，高士奇的《左傳紀事本末》、李有棠的《遼史紀事本末》和《金史紀事本末》都專立“考異”等項目，有明顯的考史意味。
其四，徵引資料，注明出處。在馬驌之前，史料纂輯性的著作有不少，但在引用史料時大多不注明出處，而且時常刪改原文。明代這類著述尤甚。章學誠曾言：“比類相從，本非著作，而匯收書籍，不著所出何書，一似己所獨得，使人無從征信。”[5]（P483）馬驌《繹史》避免了這一缺點，所引資料皆一一標明出處，對於部頭較大的著述，在引文後又注明了章節。這即節省了後人遍閱群書的勞力，又便於人們去復查原書，為人們進一步利用這些資料提供了方便。
在資料選擇上，《繹史》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亦有不足之處。首先，馬驌取材，以博為勝，這就使《繹史》不免有“蕪雜”之感。其次，在鑒別史料上，仍有識別不精的缺憾。王利器先生在《繹史·整理說明》中就指出馬驌鑒別史料有以不誤為誤者，有以訛傳訛者，有刪節未當者，有引書不具備者，有出馬氏臆為者五個方面的問題。這些，都是我們在利用《繹史》時要注意的。但不管怎樣，正如《四庫全書總目》所言：“（《繹史》）雖其疏漏抵牾，間亦不免，而蒐羅繁複，詞必有征，實非羅泌《路史》、胡宏《皇王大紀》所可及。”[6]（P444）
（三）
馬驌撰作史書，對紀事本末體非常青睞，早期的《左傳事緯》和晚年的《繹史》都是以紀事本末體為主的。但二者又有很大的不同，《左傳事緯》還是一部繼南宋袁樞《通鑒紀事本末》之後的純粹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而《繹史》則有了很大變化，它以紀事本末體為主，同時又融合了各種史書體裁形式，可以說是一部綜合各種體裁的新綜合體史書。李清在為《繹史》作序時稱該書“獨勝古人者有四”，其中“體制之別創”，蓋指此也。
對於《繹史》的體裁，前人有不少的誤解。人們往往把它與羅泌的《路史》、胡宏的《皇王大紀》、鄧元錫的《函史》並提。實際上，《路史》、《皇王大紀》是編年體著作，《函史》則仿鄭樵《通志》而作，都與《繹史》的綜合題材不同。此外，以上三部著作都有取材蕪雜、且多荒誕的特點，與《繹史》“無征不信”佔有資料的精神也是不一樣的。
《繹史》在纂錄資料時，可謂獨出心裁。該書因事命篇，篇成本末，依時間順序，次第相接，清楚地勾勒出自“開闢原始”至“秦亡”的先秦歷史發展之大勢。在表現不同的歷史內容時，採用了不同的表現方式。它以紀事本末體為中心，如敍述“商湯滅夏”、“武王克殷”、“王子朝之亂”、“三桓弱魯”等重大歷史事件，是明顯的紀事本末體。但又熔編年、紀傳、典制、學案諸種體裁以及圖表於一爐，大膽創新，在歷史編纂學上有重大突破。
《繹史》第一部分為“太古部”，描述三代以上較為朦朧的歷史情況，因這段歷史，文獻不足，難以以事命篇，馬驌就採用了編年體的方式，撰寫《開闢原始》、《皇王異說》、《太暤紀》、《炎帝紀》、《黃帝紀》一直到《有虞紀》，連綴這一漫長的歷史時代，融編年體形式於紀事本末體之中。在描寫重要歷史人物的活動時，《繹史》往往採用紀傳體的形式，如《屈原放流》、《宋子罕為政》、《子產相鄭》、《晏子相齊》等，內容極似紀傳體史籍中專傳的規模，顯然是將紀事本末與紀傳體結合在了一起。對於先秦典制以及名物風俗，則採用了典制體的寫法，如《周官之制》、《周禮之制》以及《外錄》中所載《天官書》、《律呂通考》、《地理志》、《食貨志》、《考工記》、《名物訓詁》等，均將紀事本末體與典制體結合在一起。先秦時期，百家爭鳴，學術繁榮，馬驌在表述這一時期學術發展的情況時，則採用了學案體的形式，如《老子道教》、《孔子類記》、《孔門諸子言行》、《楊朱墨翟之言》、《子思孟子言行》、《列莊之學》、《鬼穀縱橫之術》、《鶡冠子之言》、《荀子著書》、《韓非刑名之學》等，系統地介紹了這些學者的生平、學術思想及流派門戶等情況，將明清時期新興的學案體與紀事本末體揉為一體，突出地反映了春秋戰國時代學術思想領域的輝煌成就。在更多的情況下，《繹史》採用的是綜合的寫法，如《孔子類記》中附載《孔子年譜》，《齊桓公霸業》中插入《管子著書》等，前者將譜牒融入學案體裁，後者則將學案融入紀事之中，在同一篇中融合諸種體例的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此外，《繹史》還採用表（年表、古今人表）、譜（世系圖、詩譜）、圖（地理圖、天象圖、器物圖）等各種形式豐富記述內容，圖文並茂，表現力很強。最後，馬驌還在某些篇章之後，發表自己對歷史的看法和見解，少則幾百言，多則幾千言，這在其他紀事本末體史書中也是不多見的。
《繹史》一書在歷史編纂方面的創新是顯而易見的。馬驌不為史書體裁所拘泥，而以全面反映歷史內容為目的，他融會貫通諸種史書體裁，大膽創新，用這種綜合體裁表現歷史，擴大了史書的容量。對此，《四庫全書總目》認為“史例六家，古無此式，與袁樞所撰均可謂卓然特創，自為一家之體者矣”。[6]（P444）梁啟超也充分肯定《繹史》的體例獨創，認為該書“稍具文化史的雛形，視魏晉以後史家專詳政令者蓋有間焉”。[7]（P340）馬驌著《繹史》，繼承袁樞紀事本末體的體式，又突破了袁樞舊體框架，自成一家之體，其體例的獨創實際上代表了17世紀以後中國歷史編纂的新的發展趨勢。
（四）
馬驌作《繹史》，並不僅僅是要展現先秦歷史發展的整體面貌，更重要的是他要探尋治亂興衰的原因，要研究“君臣之跡，理亂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縱橫分合之異勢”，總結歷史經驗。他在某些篇章之後所發表的議論，充分表達了他的史學思想。
其一，重變通，察民隱，考盛衰。馬驌對夏、商、周三代的更替演變有深入的考察，他的很多認識值得充分注意。馬驌認為，三皇之時，各項制度開始出現。五帝之世，“以公天下為心，非至德不足以治天下，非得至德之人，不敢授以天下”，是以德治國的時期。到了夏、商、周三代，尤其是三代之間的更替，即商湯滅夏、武王伐紂，是符合民心天意的歷史活動。馬驌認為：“聖人之興，因乎時會，順天應人，古今一揆。”[3]（P193）商湯代夏與武王伐紂一樣，都有一個長期積累的過程。最初，商之逐步興盛與夏之逐步衰落形成鮮明對比，民心所向，全歸於湯，所謂“四海歸心，民情既有攸系”。商湯之“伐暴以救民”，實際上是“因時會而變通”，自然而然的事情。同樣，由於商王未能認真總結夏亡商興的經驗教訓，結果重蹈了夏亡的歷史覆轍，被後起的周所滅。對於殷周興亡，馬驌指出：“讀《戡黎》、《微子》之篇，知殷之所以亡；讀《泰誓》、《牧誓》之辭，知周之所以興。”[3]（P317）在馬驌看來，殷亡周興的根本原因是周“世德日積，仁聲日著，殷則惡德日增，虐政日聞。故殷之天下非周取之也，殷棄而周得之也”，“紂一日不亡，民一日不生，民不生，則天心弗忍，取殘救民之責，武王又安所讓哉”，“紂之無道，億兆離心久矣”。殷商的滅亡，完全是咎由自取，是自壞長城。周代殷後，開始尚能兢兢業業，勵精圖治，但時間一長，逸樂之心又起。馬驌在評論周宣王先興後衰時曾提出一個論點：“從來國家之興，必起于憂危；其衰也，常由於逸豫。人主之勤惕，多生於患難，而懈怠恒積于晏安。宣承厲王之亂，恐懼克勵，所以興也。迨其後，天下安寧，深宮晏起，宣王之志荒矣。於是不藉千畝，料民太原，立魯侯不以適，殺杜伯而非其罪，所為如此，安得而不復衰？幽王繼之，不數年而君弑國亡，周遂東遷，一跡不復起矣。”[3]（P837）很顯然，馬驌在三代興衰治亂的認識上，承認“民心”的作用，承認更替易代的合理性，並指出王朝盛衰要從自身找原因，這些思想都是應該引起我們注意的。
其二，重視人才在歷史中的作用，強調人事。先秦時期，諸侯爭霸，得人與不得人在國家興亡中非常關鍵。馬驌在《繹史》中屢次論述這一問題，他認為，齊桓公能夠稱霸，得力于管仲的輔助，“桓公中主也，得管子而名彰”，“君子是以知管子之所以賢也，能輔君也；桓公之所以霸也，能用賢也”。[3]（P1149）在馬驌看來，“國有賢人，社稷之衛也”。他在《宋子罕為政》中論述了宋國任用子罕為政前後的巨大變化，指出：“管子之秩，不參于高、國，而齊桓用之以霸；子罕之位，不加于華、向，而宋國賴之以安。故曰：國有賢人，社稷之衛也。”[3]（P1446）在評論子產相鄭時，馬驌羅列子產為政以後，作丘賦、鑄刑鼎、殺不法權貴、興農田水利，使鄭國大治、百姓樂業的事蹟，指出：“鄭小國耳，居南北之沖，自莊、厲以來，晉、楚交躪其地，國之不亡幸矣。乃以五歲即位之簡公，國家內亂，疆場外擾，悼、共方爭，邊吏日警，而不數年間，外患以平，內政以修，解甲息民，國家晏然稱治焉，謂非子產之力乎？”並進一步指出：“子產為政，正鄭國化弱為強之時也，而子產之賢，足以任之。”在鄭國的歷史發展中，子產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由此，馬驌總結出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國非有強弱也，得其人者昌，不得其人者亡。”[3]（P1553-1554）他充分肯定人才對國家興衰、事業成敗的巨大作用，重視歷史發展中人事的力量，無疑是要給以充分肯定的。
其三，重視“時勢”。馬驌評論歷史，能窺知“時勢”之不同，並進而指出不同“時勢”之下歷史活動的不同。比如，同樣是諸侯稱霸，齊桓與晉文便有很大差異。齊桓稱霸，以管仲為相，進行系列改革，國力強大，威懾諸侯，南方的楚國尚沒有完全北上；而晉文稱霸時，楚國方令中原，晉楚要相互角力。因此，“召陵之師以不戰為武，城濮之戰以克敵為威。時勢不同，遲速異效，齊桓、晉文之事，所以並著於《春秋》”。[3]（P1274）時勢不同，稱霸方式便有差異，齊國以威，晉國以武，齊國不戰而屈人之兵，晉國退避三舍後，仍然要訴諸武力。再如吳、越爭霸，亦是時勢在起作用，“吳越同域，世為仇敵，非吳有越，越將有吳，勢使然也”。[3]（P2559）兩國處於同一區域，都想強大自己，爭霸在所難免。其他如對晏嬰相齊、孔子遊說等的分析，也都貫徹了重視“時勢”的思想。
其四，樸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馬驌作《繹史》，有樸素的唯物思想的因素。比如他在論述上古歷史演變、人類起源時，就推翻了很多荒誕不經的觀點。他認為，對於上古的各種說法，要小心對待，“百世以下，遭秦燔滅之餘，而妄稱上世之遺事，豈不亦迂誕哉”？他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指出：“然則盤古以上，謂無君乎？吾不得而知也。天皇以下之君，謂盡可指數乎？吾亦弗敢信也。”他還指出，對於先秦的文獻記載，應首先相信《詩》、《書》、《六藝》之文，所謂“舍《詩》、《書》、《六藝》之文，而妄信諸子讖緯之雜說，未能悉三代之世及，而遠求洪荒以上之氏號，斯好奇者之過也”。也就是說，《詩》、《書》、《六藝》中所記載的上古史事，應該看作是可信的歷史，舍此而不用，專門追述洪荒以上之史跡，就不是作史者的態度了。馬驌還認為，原始開闢，應注重人本身的出現以及君主的確立，他說：“乾坤定位，萬匯繁滋，民生總總，氣稟不一，意必有人焉，首出庶物以為之主者，由是君道立矣。”[3]（P7）他認為，世界上先有了人，然後為了管理社會而出現了君主。馬驌的論述並不科學，但卻是質樸的，沒有荒誕的成分。另外，對於歷史上傳說黃帝、蚩尤諸人吞雲吐霧、銅頭鐵臂等怪異迷信的說法，馬驌也進行了駁斥。
總之，馬驌史學思想中有很多值得注意的方面，我們需要認真研究，給以充分的揭示，以繼承這份思想遺產。當然，馬驌思想中也有不少糟粕的東西，諸如天人感應思想、忠君思想、封建等級意識等等，這些也是必須要注意的。
錢穆在評價馬驌《繹史》一書在清代的影響時這樣說：“後此漢學家所為主要工作，如校勘、辨偽、輯逸，宛斯此書均已發其大例。即後此漢學家目光所注，從事整理研討，以成學名家者，宛斯此書，亦已囊括其十七八。極清儒成績所至，最要者不過為古史作發明，則宛斯此書，豈不已牢籠範圍，而為之大揚榷乎？後大名崔述東壁，為《古史考信錄》，亦多有從宛斯所謂‘事同文異’、‘文同人異’處著眼者，則宛斯此書，影響有清一代經史考訂之學，厥功至偉。”[8]（P172）《繹史》的價值由此可窺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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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永瑢.四庫全書總目[M].北京：中華書局，1965.
[7]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8]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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