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學社會功能的問題是從古至今許多史學家都十分關注的重要的問題，建國以來，大批史學工作者在科學思想的指導下，運用正確的理論和方法，更加理性地、明晰地探討了史學在新的歷史時期的社會功能及其表現形式，這其間雖經歷了一條相當曲折而又坎坷的歷程，但是每一階段的深入探討都取得了富有建設性的成就，並為後人開拓了充分的思維空間和探討領域。有鑒於此，回顧和反思建國以來我國對史學社會功能探討的得與失，頗有裨益：其一，是對史學遺產的必要總結；其二，是促進史學科學化進程，完善史學理論體系的重要一步；其三，是使史學在新的歷史時期更好地發揮自身功能，進而服務于社會的有益探索。 

一、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初步探討時期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史學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範文瀾、翦伯贊、吳晗等人從史學功能實現的途徑方面對革命戰爭年代歷史類比的做法做出了反省。其中，翦伯贊的反省和批判尤為深刻，他說：這種做法“不但不能幫助人們對現實政治的理解，而是相反地模糊了人們對現實政治的認識。”他認為，隨著新時期的到來，新情況層出不窮，新的現實必然會對歷史學提出更高水準的要求。假如繼續沿用那種簡單、生硬的歷史比附的做法去服務于現實，把歷史上的現實和今天的現實等同起來，“那不是把歷史上的現實現代化使之符合于今天的現實，就是把今天的現實古典化去遷就歷史上的現實，兩者都是非歷史主義的，因而都是錯誤的。”[1]顯然，老一輩的史學家在敏銳感應時代脈搏的情況下，對那種非歷史主義的史學比附方法深感憂慮。他們認識到，這種功利性的做法，不但直接影響著史學社會功能的發揮，而且影響著史學的發展前途。然而，遺憾的是，翦伯贊等老一輩史學家關於史學功能的有益思考卻沒有在更廣大的範圍內引起共鳴和重視。當時，在中國的史學界貫徹著毛澤東的歷史認識，毛澤東注重歷史對於現實的指導和教育意義。他深刻瞭解中國的社會和歷史，屢屢提到歷史對於現實的作用，他說：“指導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如果沒有革命理論，沒有歷史知識，沒有對於實際運動的深刻的瞭解，要取得勝利是不可能的。”“學習我們的歷史遺產，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給以批判，是我們學習的另一任務……這對於指導當前的偉大運動，是有重要的幫助的。”[2]毛澤東的這些論述，成為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前期歷史學界闡述歷史學之社會功能及其發揮途徑的主要理論根據。隨著政治領域內“極左思潮”的漫延，在史學領域，馬克思主義教條主義開始膨脹，它使人們對史學功能的認識向畸形化方向發展，具體表現就是史學研究中的“厚今薄古”，要求史學研究能順應當時工農業大躍進的形勢，以滿足時代的政治要求。1965年，戚本禹在康生的支持下在5紅旗6雜誌第13期發表了《為革命而研究歷史》的文章，一方面批判翦伯贊、吳晗等人為代表的歷史主義原則；一方面高喊“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為革命研究歷史”。他所謂的“為革命研究歷史”，即歷史學必須為眼前政治的需要服務，這種帶有政治目的的肆意發揮，完全把歷史研究當成了擴大當時階級鬥爭事態的工具。在戚本禹的喧囂下，“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為現實政治需要服務”等口號紛紜而出，認為史學應為當前的政治運動服務，為當前的政策服務。至於這種做法是否真正有利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真正有利於歷史學科的發展，似乎是無須計較的。針對這種情況，翦伯贊一針見血地指出：有個別同志狹隘地理解歷史學要為政治服務的提法，幾乎把黨的任何一個政策、號召和口號都塞進古代史中去，這是錯誤的。翦伯贊認為，“在歷史研究中是要貫徹政策精神的”，但“並不是把我們今天的政策都塞進古代史中去”。他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第一，歷史學為政治服務，“不是配合當前的每一個政治運動，政治上來一個什麼運動，歷史上就要塞進這個運動，而是為一定的階級在一定時期的需要服務”，“就是為無產階級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服務”。第二，歷史學為政治服務，也不是把古人古事都拉扯到現代，而是“總結歷史上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的經驗”，“用這種經驗的總結為政治服務”。第三，歷史學為政治服務，“是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指出歷史發展的傾向，用規律性和傾向性的知識為政治服務”。[3]今天看來，這種觀點貫徹了科學的歷史主義原則，對於今天正確處理歷史與現實的關係也具有指導意義。  

由此看來，這一時期史學界在史學功能認識上的主流方向是正確的，關於史學功能方面的爭鳴也是在民主的學術氛圍中進行，從而保證了史學按照自身的規律正常發展。總結爭論的兩種不同觀點，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在不同史學觀念的指引下，對史學功能的認識和探討，其結果完全不同。以翦伯贊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能夠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歷史主義原則，正確看待、實踐史學的社會功能。而與此相反，如黎澍所說，一些人在政治功利主義的驅動下，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片面化、公式化，片面強調史學的“革命性”，並將其革命性放在科學性的前面，甚至為了“革命性”，不惜來否定其科學性。“殊不知沒有科學性，單純革命義憤是經不起時間考驗的。”[4]  

二、“文革”結束後的冷靜反思時期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史學領域內也恢復了馬克思主義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繫實際的科學精神，針對前期存在的功利主義、教條主義，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路線。對史學功能問題的討論和爭鳴，成為“文革”後中國史學復興的重要標誌。在這次探討中，白壽彝、周穀城、戴逸、林甘泉等史學家一致認為史學的教育功能極為重要，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1981年7月，史學家白壽彝在歷史教學研究會成立大會上指出，進行歷史教育，目的任務有三：第一，是要講做人的道理；第二，要講歷代治亂興衰得失之故；第三，進行歷史前途的教育，即進行國內民族團結的歷史前途、繁榮的經濟文化的歷史前途，以及光明的社會主義歷史前途的教育[5]。白壽彝關於歷史前途的論述，實際上也可說是愛國主義教育，但又較一般的愛國主義教育豐滿一些。1983年4月，中國史學會首次學術會暨中國史學界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與會者就“關於愛國主義教育”、“歷史遺產與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歷史學”三個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這些問題可以歸結為歷史學的指導思想和社會作用。這在中國史學史上是第一次，在史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此後，中國史學理論研究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史學理論研討會頻繁召開，史學理論著作如《史學概論》、《歷史學概論》、《史學導論》等，把史學功能以及相關的理論問題提到廣大史學工作者和史學愛好者的面前，從而在更大的範圍內展開了討論和爭鳴，為史學功能的深入探討起到了推動作用。1983年6月22日，戴逸在《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歷史科學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強大武器》的文章。他指出，“歷史科學是進行愛國主義思想教育的強大武器”，“一部中國史是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最豐富、最生動的教材”，“在青年和人民群眾中大力開展愛國主義教育，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重要內容，將會促進共產主義新一代的成長，大大有利於我們的四化大業。”  

總之，這一時期，注重史學的愛國主義教育及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發揮精神文化的作用是探討的主流思想。但至於如何實現史學社會功能的發揮則尚乏問津。從總體上看，此時期的史學仍處於反思階段，更大領域內的學術爭鳴還未出現。  

三、“史學危機”刺激下的全面探討時期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確立，史學對於政治生活、對於當時的市場經濟已顯得無用武之地，於是，注重當前社會，為現實、為社會服務的史學傳統促使史學工作者們以新的時代眼光去審視史學，在更大的範圍內挖掘史學的功用，為史學的發展尋找出路。這一階段進行的探討呈現出多角度、多方位的特點，它既表現出學者們的理性思維，也透露出學者們的急切心情。學者們從考察“史學危機”的原因入手，有人認為，是由於居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史學體系及其理論在理解和具體運用上發生了偏差，從而導致其理論體系的功能衰竭而引起史學危機；有人認為，是由於商品經濟大潮的衝擊，史學傳統價值被顛覆，從而導致歷史學面臨嚴峻考驗；也有人認為，“史學危機”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危機”，對史學來說，不過是史學向自身的正常回歸，對史學家來說，是由於史學家自身的體驗對比而產生的一種失落感。上述三危機論表明了史學家在共同關注著同一個問題，即在新的歷史時期，史學家如何運用科學的理論方法，開展有效的科學工作來充分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從而使史學得到健康繁榮地發展。於是，這一問題再度掀起對“歷史與現實關係”和“史學的社會功能”等問題的討論高潮。其中涉及到了如下一些問題。  

(一)史學的社會功能有哪些?總的來說，學者們都贊同史學對於社會的功能是多項內容的。第一，它具有倫理教育的功能。嚴肅的歷史學著作是會在幫助人們明是非、辨善惡、培養高尚道德情操方面，有所助益。第二，它具有經驗借鑒的功能。假如因時代前進了而蔑視歷史經驗，那只能使人們在現實中增添盲目性。第三，它具有文化積累與傳播的功能。一切理性思維的結晶、藝術的精華，一切有關自然!社會和意識形態的各種知識，人類累代積聚的文化財富，都可以通過歷史這條通道得到綜合性傳播，從而增添了人們認識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第四，它具有對社會的規律性認識的功能。第四種功能是歷史學最高的認識功能，也是歷史學最高的社會價值[6]。此外，有的學者側重強調歷史對於人生的作用，指出，“史學的社會作用主要表現在它有益於人生”。史學應把人的問題作為自己的永恆主題，而在有關人的一切問題上，人生問題是最根本的問題。”因此，在史學這門“總體人學”中，“人生問題自然就應該居於核心地位”。並進而闡述，“史學對人生的效用——也就是歷史對人生的效用，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歷史是人們認識自我的鑰匙。其次，歷史可清除對人生的虛無看法，悲觀看法。第三，歷史可以培養正確的人生觀。第四，歷史是生活的老師，它把歷史上的英雄!偉人提供給人們，使人們有了學習的‘模範’。”[7]  

有的學者針對史學尋找和揭示社會結構、原因、規律等等的價值取向，明確指出，“史學研究從最根本講是關係人的自我理解和意義的問題”。並強調“我們不是要到歷史中去解釋和重現歷史，我們真正關心的是要到歷史中去解釋和發現自己”[8]。有的學者側重強調史學的社會文化價值，有的學者還從史學作為人文學科的特點出發，指出“人文學科不負有直接回答和解決現實社會具體問題的責任。不能用功利性、實用性的標準來衡量人文科學的作用”，“人文科學是以構建和更新人類文化價值體系，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開發人的精神資源，開拓更博大的人道主義和人格精神等方式來推動歷史、作用於社會的……史學具有對人類文明進行歷史——現實價值判斷與認識的功能，更多地關注人類的文化、精神、觀念、心理、意識，史學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上對現實社會發揮它的重大作用。”[9]有的學者從史學的文化形態角度出發，探討史學的社會價值，認為“史學功能本質上是一種文化性功能，這種文化性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就歷史研究與社會發展的關係而言，史學功能是一種精神性功能。其二，就歷史與現實的關係而言，史學功能是一種仲介性功能。其三，就史學與其他文化的關係而言，史學功能是一種“傳播性功能”[10]。有的學者認為，歷史學使人們生活在一個更為廣闊更為漫長的“歷史學時空”裏，從而得以同過去以往時代，同所有地域的人進行交流對話，汲取全人類的智慧與經驗，把自己短暫局促的個體生命溶入到世界歷史的無限進程中去，獲得對自我的超越和昇華[11]。總的來說，這些關於史學社會功能的探討，都是在傳統功能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細化和發揮。這種細化和發揮使學者們在深入理解史學本質的前提下，深入認識史學應該如何作用于現實社會。因此，史學的社會文化價值普遍受到了人們的關注，即重視史學能夠成為國民的精神財富。從“史學危機”的產生到此刻，人們關於史學功能的思考逐漸走向科學化和理性化，這種變化預示著歷史學正在從手段和工具的此岸向目的和自身的彼岸擺渡，它說明了歷史學作為社會政治的工具和手段是暫時的，而作為學術文化事業卻對任何民族都是永恆的。 

(二)如何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有的學者從讀者群的角度出發，對此問題作了逆向思考，認為史學要有功於四化建設，就必須打破自我服務的迴圈而面向社會，要大大擴大史學著作的讀者群[12]。有些學者明確指出，史學應大眾化，史學工作者在進行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必須做大量的普及工作，使研究成果以生動形象的形式進入尋常百姓家[13]。也有的學者從史學自身的基本性質來把握史學價值實現的途徑，認為史學屬於意識形態，它的作用表現形式不具“直觀性”，而是以一種間接的、潛移默化的形式靜悄悄的為社會服務，為人們所利用[14]。有的學者認為在新的歷史時期，為了適應現實生活的需要，應把史學劃分為基礎史學與應用史學，後者是為了直接滿足現實社會需要而開展的研究。以此來充分發揮史學的社會功能。對此觀點眾說紛紜，贊同者有[15]，反對者亦不乏其人[16]。 

(三)史學工作者在發揮史學社會功能中的作用。史學家是史學與現實之間的仲介，如何使史學充分發揮自身的社會功能，史學家擔負著重大的社會責任。從這個角度出發，史學家們也展開了思考。觀點之一，認為史學家的主體意識的建立與強化是成功的關鍵，並指出其主體意識應包括社會意識、時代意識和學術意識[17]。例如，在社會意識方面，有的學者認為史學家應堅持學術研究的同時注重普及工作，應促使整個社會對史學功能的認同[18]。在時代意識上，應批判繼承傳統史學的社會價值，發揮其在新時期的現代價值[19]；應該在新的歷史時期發掘史學的潛在社會功能[20]。在學術意識上，學者們認為應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21]，應該建立新的史學範型，這種史學範型強調對人類社會生活的多個方面作綜合、整體的歷史考察，重視理論概括和歷史解釋能力的提高，提倡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思維模式，同時新的史學範型更為注重認識主體在歷史認識中的能動作用，認為認識主體與客體之間是不可剝離的，應力求結合歷史研究的實踐從歷史認識論、史學方法論的層次上探索歷史學科內部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同時應以正確的歷史觀念來指導史學社會功能的發揮[22]。 

縱觀20世紀最後10年來對史學功能的探討，成績是喜人的。雖然其中也有要求歷史學“要為市場經濟服務”、“史學應當走向市場”、“要適應市場需要”等等急功近利的主張，但在歷史的長河中，也只是曇花一現。今天，“史學危機”已不再是學者們的口頭禪，因為在對危機的探討中，人們逐漸意識到，危機是學科發展過程中的一種必然現象，只有借危機的契機，積極思索，才能化危機為轉機，為史學的發展開闢更廣闊的天地。 

[1] 翦伯贊：《關於歷史人物評論中的若干問題》，《新建設》1952年第9期。 

[2] 毛澤東：《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 翦伯贊：《目前史學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江海學刊》1962年第5期。 

[4] 黎澍：《革命、批判和科學性——耿雲志著<胡適研究論稿序言>》，《人民日報》1985年5月3日。  

[5] 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北京師範大學，1994年。 

[6] 周朝民等：《中國史學四十年》，廣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 

[7] 佳木、賀永泉：《歷史與人生)))史學的社會作用新論》，《蘭州學刊》1988年第6期。 

[8] 楊子娟：《在歷史中尋找什麼》，《貴州師範大學學報》1989年第3期。 

[9] 劉鴻武：《人文科學與史學功用》，《世界歷史》1991年第1期。 

[10] 陳國燦：《論史學功能的文化形態》，《中州學刊》2001年第1期。 

[11] 劉鴻武：《歷史學——對人之本質的理性反思與精神體驗》，《光明日報》2000年5月12日。 

[12] 茅海建：《史學危機與史學功能》，《光明日報》1986年3月5日。 

[13] 方亞光：《史學價值論》，《江海學刊》1992年第2期。 

[14] 楊桂宏：《談史學的社會功能——訪太平天國史專 家王慶成 教授》，《學術研究》2000年第8期。 

[15] 蔣大椿：《基礎歷史學與應用歷史學》，《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1985年第1期。 

[16] 趙軼峰：《應用史學的提法有待商榷》，《安徽史學》1985年第1期。 

[17] 何曉明：《史家的主體意識與史學的社會功能》，《江漢論壇》1990年第11期。 

[18] 陸勤毅：《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安徽史學》1996年。 

[19] 胡逢祥：《史學的經世作用和科學性——兼論對傳統史學經世觀的批判繼承》，《探索與爭鳴》1992年第2期。 

[20] 劉志琴：《史學功能的變遷》，《光明日報》1985年9月18日。 

[21] 陸勤毅：《史學工作者的社會責任》，《安徽史學》1996年。 

[22] 鄧京力：《向歷史學特性的回歸——歷史認識論研究與當代中國史學的理論建設》，《史學月刊》2000年第6期。 

（《中州學刊》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