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初，隨著“史界革命”口號的提出和新史學思潮的湧起，“史學史”這一學科概念形成。有學者認為：這一概念“可能是從外文譯來的，或者可以說相等于英文''Historiography''，俄文''Историоrрафuа''，法文''Historiographie''，德文''Historiographie''”（耿淡如：《什麼是史學史》，《學術月刊》1961年10月號）。而“中國史學史”這一概念則是梁啟超第一次明確提出來的（見俞旦初：《梁啟超論中國史學史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刊于北京師範大學史學所《史學史資料》1980年第4期）。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中國史敘論》，第一、二節述“史之界說”和“中國史之範圍”，又在《新民叢報》刊發《新史學》，第一、二章論“中國之舊史學”和“新史學之界說”。1922年撰《中國歷史研究法》，在第一章簡略論述了“史這意義及其範圍”之後，于第二章“過去之中國史學界”，扼要地概述了2000年來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以及改造舊史學、建立新史學的途徑。這些論述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史學著述的開始。以後他又撰《補編》，界定“史學史”學科概念，就史學史有關內容作了簡明而系統的論述，並將史學史列為學術史的一個組成部分，指出：學術史“最少要分四部：子、道術史——即哲學史；醜、史學史；寅、自然科學史；卯、社會科學史”，進一步提出“史學史做法”，即“（一）史官，（二）史家，（三）史學的成立及發展，（四）最近史學的趨勢”。由此開創了“史學史編纂學”的新紀元。  

20世紀初是中國史學史草創時期。這一時期，沒有產生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專門著作，姚名達于1925年曾欲撰《中國史學史》，用力二年，但未成書。有關史學史的論述，多與編譯介紹日本和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批判封建舊史學、探討中國歷史撰著體例等內容結合在一起。有關著述，除了梁啟超之外，還有橫陽翼天氏編《中國歷史·首編》（1903年），呂瑞庭、趙征璧編《新體中國歷史·敘論》（1907年），曹佐熙著《史學通論》（1909年）等。曹氏《通論》自稱“究心史道，探頤索隱，原始要終，陶冶古近中外百家之言，以自成科學”。書凡七篇，目次為：史學之源流、史學之經緯、史學之繁難、史學之關係、史學之研究、史學之旁通、史學之未來，在諸家史論中較為系統（參閱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中國的新史學思潮初考》，《史學史研究》1982年第3期）。此外，還有盧紹稷、羅元鯤、胡哲敷等，亦都在其史學“通論”、“概論”中，論述了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綜觀所有論著，在思想和方法上，大多襲用了日本學者坪井九馬三與浮田和民的著作。  

自1930年6月世界書局出版了曹聚仁的《中國史學ABC》一書，史學史著作的編撰步入了專門學科的軌道，同時許多大學歷史系亦開設了中國史學史及相關課程。如衛聚賢在暨南大學、持志書院，陸懋德在北平師範大學，趙萬里在西南聯大，金毓黻在金陵大學，蒙文通在四川大學分別講授“中國史學史”。還有朱希祖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史學通論”，範文瀾在輔仁大學講授“正史概念”，呂思勉在光華大學講授《史通》，張爾田在燕京大學講《文史通義》，陳垣在北京大學、北平師範大學、輔仁大學開設“中國史學名著評論”、“史源學實習”，劉文典在清華講授“校勘學”，傅振倫在北平女高師講授“方志學”，等等。教學促進了中國史學史研究與撰著，編成數部講義，如衛聚賢的《中國史學史》（鉛印本2種：持志書院1932年刊本，暨南大學1933年刊本），陸懋德《中國史學史》（北平師範大學鉛印本，年月不詳），蒙文通《中國史學史》（四川大學鉛印本，年月不詳）等。此外，朱謙之撰《中國史學之階段的發展》，刊於《現代史學》第2卷第1、2期（1934年）。經過十多年的積累，到了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史的撰著呈現出興盛氣象，先後有9部專著問世，如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獨立出版社1943年）、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44年）、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商務印書館1944年）、傅振倫《中國史學概論》（史學書局1944年）、魏應麒《中國史學史》（商務印書館1947年）、方壯猷《中國史學概要》（中國文化服務社1947年）、周穀城《中國史學之進化》（上海生活書店1947年）、顧頡剛《當代中國史學》（勝利出版社公司1947年）、何炳松《中國史學史》（王雲五主編《中國文化史叢書》之一）等。  

新中國建立後，中國史學的教學和研究又有新的發展，楊翼驤在北京大學、南開大學，白壽彝在北京師範大學，吳澤在華東師範大學，劉節在中山大學，各主講席。有關著作與研究更加深入，金毓黻在舊作的基礎上，重加修訂，與商務印書館於1957年12月再版。劉節晚年醉心於史學史，進一步擴充講義，撰成《中國史料學與史學史》，1978年由曾慶鑒等整理成《中國史學史稿》，中州書畫社1982年出版。至此，中國史學史研究，出現了兩大力作，幾被史學史工作者奉為經典。此外，還有李宗侗《中國史學史》（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版、中國友誼出版公司1984年版）、白壽彝《中國古代史學史教本》（上），北京師範大學鉛印本。等等。1978年以後，史學史研究迎來第二個春天，各類著述層出不窮，論古代者則有朱傑勤《中國古代史學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倉修良、魏得良《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張孟倫《中國史學史》上、下冊（甘肅人民出版社1983、1986年），高國抗《中國古代史學史概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85年），陶懋炳《中國古代史學史略》（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等等。述近代者則有吳澤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89年），高國抗、楊燕起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史概要》（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陳其泰《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馬金科、洪京陵《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張豈之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等等。貫通古代、近代者則有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宋衍申主編《中國史學史綱要》（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施丁《中國史學史綱要》（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王樹民《中國史學史綱要》（中華書局1997年），李炳泉、邸富生主編《中國史學史綱》（遼寧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等等。論文集則有杜維運編《中國史學史論文選集》（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年），吳澤主編《中國史學史論集》一、二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國近代史學史論集》上、下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陳光崇《中國史學史論叢》（遼寧人民出版社1985年）。大型專門工具書則有吳澤、楊翼驤主編的《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3年），還有多卷本和大部頭的中國史學史著作亦正在編纂中，如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史學史》（多卷本，第一冊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出版），杜維運《中國史學史》（共4冊，已出版第一、二冊，臺北三民書局1993、1998年），楊翼驤編《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共4冊，已出版1至三冊，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1994、1999年）。  

20世紀80年代以後，關於中國史學史斷代與專題研究的著作不斷增多，諸如瞿林東《唐代史學論稿》（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8年）、吳懷祺《宋代史學思想史》（黃山書社1992年）和《中國史學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謝保成《隋唐五代史學》（廈門大學1996年）、陳桐生《中國史官文化與史記》（汕頭大學出版社1995年）、許兆昌《周代史官制度研究》（吉林大學古籍所博士論文1995年）、姜勝利《清人明史學探研》（南開大學出版社1997年）、牛潤珍《漢至唐初史官制度的演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湯勤福《朱熹史學思想研究》（齊魯書社2000年）、任冠文《李贄史學思想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等等。臺灣出版的有關著作有逯耀東《魏晉南北朝史學》、杜維運《清代史家與史學》、張榮芳《唐代的史館與史官》、陳錦忠《先秦史官制度的形成與演變》、席靜涵《周代史官研究》、蔡崇榜《宋代修史制度研究》等。  

從中國史學史專著的編纂體例和內容看，20世紀上半葉基本上有四種情況： 

第一，依據梁啟超的“做法”，在其劃定的範圍內展開論述。王玉璋《中國史學史概論》設五章：為史官、史籍名著述評、史體、歷史哲學、史學之新趨勢。魏應麒《中國史學史》分上下編，上編三章曰：中國史學之特質與價值、中國史籍之位置與類別、中國史官之建置和職守；下編十章曰：古代之史學、兩漢之史學、三國兩晉南北朝之史學、隋唐之史學、劉知幾、五代宋之史學、鄭樵、元朝清之史學、章學誠、民國以來之史學，書末兩節，專門介紹新史學與梁啟超。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列九章，目次為：導言、古代史官概述、古代史家與史籍、司馬遷與班固之史學、魏晉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之始末、漢以後之史官制度、唐宋以來設館修史之始末、唐宋以來之私修諸史、劉知幾與章學誠之史學、清代史家之成就。就此，還有曹聚仁《中國史學ABC》，於“緒論”論史之起源、史臣與史官、史體流變、史籍類別、史學，然後分章介紹古史、紀傳、編年、紀事本末及其他諸史、劉知幾與《史通》、鄭樵與《通志》、清初浙東史學、章學誠與《文史通義》、史學界之新曙光。衛聚賢《中國史學史》以“歷史的起源及演出、史學的分類及目錄、正史及史目、歷代的史官、歷代的史學家”的諸篇架構，亦是沿循了梁啟超的“思路”，在這類著作中，以金毓黻的書最為精湛，可以說是具體而完整地實踐了梁任公的史學史編纂思想，以之為代表，形成了20世紀前半葉史學史撰著的主流。 

第二，從中國歷史文獻學的角度探討史學的起源和發展，此以方壯猷《中國史學史概要》為代表，全書七章，曰：中國史學之起源、紀傳史上、紀傳史下、編年史、紀事本末、制度文物史、方志與家譜。 

第三，從學術史的角度論述史學史。如蒙文通《中國史學史》（收入《蒙文通文集》第三卷，巴蜀書社1995年版），以“晚周至漢、六朝至唐、中唐兩宋、明清”為目，分設四章，首述晚周文、史、哲三時段與史學三派系及其歷史哲學，三派系即北方功利派（法家）、南方神怪派（道家）、東方聖智派（儒家墨家），還有東方前期文化與史學、魯國史籍與諸國史籍，雜家學說與司馬遷等；繼述魏晉學術、江左清談、六代文與史學，史例之進步，史體之發達，南學、北學與古史學、唐修晉書五史與漢書學等；再述天寶後之文哲與史學，新學、洛學與史學，經制、義理、事功諸派學說，三派末派與官修宋遼金元各史；最後是正德嘉靖以後之學術與史學，義理、考據諸派之史學，道咸學術與史學再興，最近史學之動向等，這部講義在內容和編撰方法上均有特點。 

第四，史論式的著述。如朱希祖《中國史學通論》，第一部分“中國史學之起源”，論述“史”字本誼，有文字而後有記載之史、書記官雲史、未有文字以前之記載、追記偽託之史，歷史之萌芽；第二部分“中國史學之派別”，分述編年史、國別史、傳記、政治史與文化史、正史、紀事本末。書後附錄《太史公解》、《漢十二世著紀考》兩文。書名“通論”，內容實為史學史專題研究。以“史學通論”闡述史學史者，還有陳漢章、趙吟秋、周容、楊鴻烈等人的著作。從後三種情況的著述看，儘管各有特點，但在許多方面仍然受了梁啟超的影響，沒有走出梁氏設定的圈子。 怎樣突破梁啟超的“做法”，開闢中國史學史著作的新道路，這是20世紀後半葉學人思考與探索的主要問題。 

50-60年代，劉節於中山大學講授“中國史學史”，在講義基礎上修訂成書的《中國史學史稿》，雖然在體例結構方面仍依據了梁氏的“做法”，但在各個斷代史學“概觀”中，注意摸索、歸納史學發展的規律，並注意各代學術思想的論述，與金毓黻《中國史學史》相比，內容識見都顯示了新的風格。遺憾的是這部書未經作者生前最後校定，不免瑕疵。1964年，白壽彝發表了《中國史學史任務的商榷》，指出：“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在闡明中國史學史發展規律的同時，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還要批判地總結我國史學成果。”（《白壽彝學術論集》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2月版，第595至597頁）以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為史學史研究的任務與內容。吳澤、楊翼驤、尹達、倉修良等學者都試圖通過研究實踐，探索新的道路。80年代以後，一大批論著問世，或按照社會形態，或列序斷代，論述史學的發展過程。尤其是楊翼驤先生以勤苦、扎實的功力，推出《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為本學科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資料基礎，還有杜維運試圖從世界史學的角度闡釋中國史學史，撰出融貫中西的著作。至此，中國史學史著作突破了梁啟超的範式，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  

綜觀20世紀中國史學史著述，可以1949年為界，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是梁啟超的時代，代表作為金毓黻《中國史學史》。劉節《中國史學史稿》，在內容與方法上為前後兩個時期的過渡作出了貢獻。後期以白壽彝等老一輩學者為代表，由於他們的努力與探索，為中國史學史創建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這一時期，中國史學史著作的情況大體有三： 

第一，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敍述中國史學的發展過程，如尹達主編《中國史學發展史》。這一寫法雖然照顧了史學史與通史的關係，使讀者能夠瞭解各社會形態下史學的的變化情況，而實際上，史學的發展並不完全等同於中國通史，各社會形態有著本質的區別，但奴隸社會史學與封建社會史學是否也有本質的區別還很難說，因此，史學自身發展的真相就難以表述清楚。 

第二，以1840年為界，將史學分為古代、近代，斷代分冊撰寫，如倉修良等著《中國古代史學史簡編》、吳澤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史》等。這一寫法較之第一種情況，便於進一步在宏觀方面把握史學的發展，由於照搬通史斷代，將完整的封建史學發展過程打斷，使人無法窺見其前後演變，而且不能得到對其會通的認識。 

第三，突破條塊分割，採用貫通方法論述中國史學發展的全過程，如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是書分導論和九章，導論為全書核心，綜論對史學的認識；九章內容依次為：史學的興起——先秦史學，正史的創立——秦漢史學，史學的多途發展——魏晉南北朝史學，史學在發展中的轉折與創新——隋唐五代史學，歷史意識與史學意識的深化——宋遼金史學，多民族史學的進一步發展——元代史學，史學走向社會深層——明代史學，史學的總結與嬗變——清前期史學，史學在社會大變動中的分化——清後期的史學。書後附錄《中國史學：20世紀的遺產與21世紀的前景》、《百年史學斷想》兩文。此書有許多值得稱道之處：（一）從總體結構和內容上講，彌補了已有著述的不足，以一個新的角度和更加寬廣的視野，對中國史學的發展作了會通考察。已有史學史著述，由於受任公“做法”和中國通史寫法的影響，大多先切塊，後斷代，成系統的內容往往被切割得支離破碎，如中國古代史官制度，其發展線索本來較為清晰，但被斷代肢解得模模糊糊，一事前後分在數章，難以領略其來龍去脈。而《中國史學史綱》則採用了獨到處理，設“導論”，簡明扼要地概述了史學史的基本問題，包括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史學史的性質和任務、中國歷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等。然後再按史學的發展進程，分列九章，從史學的興起、創立、多途發展、轉折與創新、意識深化、多民族化、走向社會深層到總結與嬗變、分化，進行系統考察，總結成果與闡明規律相得益彰。（二）中國史學史與中國通史之關係的正確處理。探討中國史學發展的全過程不能拋開中國通史的線索，但中國通史的線索與史學史不盡相合，因為史學的波動與社會歷史的波動不完全一致。傳統史學有兩個系統：一為民間，一為官方。當社會不穩定時，往往是民間史學活躍的時期，如魏晉南北朝、宋元之際、明清之際；當社會趨於穩定時，又是官方史學興起的時候，而官方史學興盛的前奏多是政治劇變，如高平陵事件後，王沉撰《魏書》；北齊禪代東魏後，魏收修《魏書》；玄武門之變後，又出現了貞觀修史的盛況，等等。史學的發展受社會變動的影響，它是根據現實的需要，不斷地發展、總結，再發展、再總結，有其自身的特點。如果按中國通史的線索去套，其自身的特點就很難顯示出來；如果完全按照史學本身發展過程，撰著中國史學史，拋開通史的線索，則很難讓大多數讀者所接受，尤其是史學史專業以外的讀者。因此，《中國史學史綱》以史學發展線索為主導，以通史斷代作參照，來闡明史學史，一改過去著述“先秦史學”、“秦漢史學”等等之臚列，這樣處理，不僅科學，亦使讀者有一種清新的感覺。（三）關於史學史的分期，在已有的著述中，或將史學劃分為奴隸社會史學、封建社會史學、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史學，實際上，就傳統史學講，這三個社會階段的史學並沒有本質的差別，先秦人用編年紀事，漢晉唐宋元明人亦用編年紀事，同樣用編年紀事，我們豈能因社會形態不同而將他們武斷地劃分為奴隸、封建？《中國史學史綱》則將傳統史學作會通考察，探討其在各時代的變化，自然質樸，實事求是，沒有任何俗套，是一部實實在在的中國史學史專著。（四）注重史學理論的闡述。理論的不發達歷來是中國史學的一項缺憾，已有的史學史著述，介紹與總結成果有餘，而在理論上闡明規律則不足。近20年來，史學史研究雖呈興盛局面，但具有重大突破的成果較少，一個主要的原因在於理論滯後，中國史學本身理論不足，外來的理論又不能很好地與中國史學接軌，這就嚴重地困擾了史學史的發展。《中國史學史綱》試圖突破這一困擾，強調理論的建樹，特別是“導論”部分，約8萬字，簡明扼要地闡述了史學史的基本理論問題，表明了作者在史學史這一學科的基本看法，既是全書的綱領、核心，又是作者對中國史學史的理論貢獻。同樣在正文九章中，每章之前都有概括總結，指明各個時期史學的變化及特點，並從理論上解釋其發展及原因。作者的這一研究方向亦代表了當今史學史研究的發展趨勢。  

《中國史學史綱》是20世紀出版的最後一部史學史專著，這部書實踐了白壽彝先生的史學史的編纂思想，表明了作者20多年學術探討的成就，代表了新時期史學史研究的新水準，同時也向學術界昭示了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一條新的道路。 

（文章來源：《中國史研究動態》200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