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人汪榮祖  

內地知識界結識臺灣的汪榮祖教授，始于他寫的《史家陳寅恪傳》。此書初稿完成於1974年，是第一部陳寅恪先生的傳記。當時，事在草創，文獻難征，寫作之艱，可想而知。十多年後，海內興起“陳寅恪熱”。人們回過頭來，重新捧讀 汪先生已經增訂過的舊著，感慨之餘，不禁由衷欽佩作者超拔的目光與學識。這期間， 汪先生是以“陳寅恪研究專家”的名銜而為內地學人稱道的。  

其後，人們又讀到 汪先生的其他著作，如《康章合論》、《史傳通說》、《康有為》、《章太炎研究》、《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鹹同光時代》、《學林漫步》、《追尋失落的圓明園》，等等。這些著作大都已在內地出版。去年，江蘇教育出版社還專門策劃推出一套“汪榮祖作品系列”。透過這些著作，人們進一步瞭解到， 汪先生不僅是一位專家，更是通人。他的治學領域，雖以中國近代思想史為核心，卻旁涉中外，極為廣博。  

當然，人們不會忘記 汪先生與李敖合著的那部《蔣介石評傳》。這部書讓我們認識到另一個面 向的汪先生。李敖曾說，“成為歷史學者，除了對歷史在行外，還得有偉大的正義感”，而“兩者兼備者，榮祖要列前茅”。《蔣介石評傳》就是一部具有“偉大正義感”的著作。它讓我們知道，在 汪先生溫文爾雅、從容不迫的風度背後，跳動著一顆與李敖一樣狂傲的心。難怪，他稱自己是“真隱士”。  

眼前這部《史學九章》，則展示了一位史學思想 家的汪先生，使我們對他的認識又進一層。書分九章，可別為三類。第一類論西方之士，含吉本、蘭克、湯因比、布羅代爾四人。第二類論中國學人，有章太炎、錢穆、錢鍾書三位。第三類為綜論，含導言、餘論及第五、六兩章，恰好為全書的過渡。這樣，整部書就構成了一個相對完整的系統。所論內容，乃圍繞史學史、史學理論、史學思想展開。採用的方法，是中西連類，相互映照。基本特點，是將理論思考與對學術史的研辨結合起來。這種特點，顯然來自孔夫子所謂“著於空言，不如見之行事”，反映了作者力圖將實證功夫與理論思考結合起來的思想自覺，透示出作者的治學旨趣與胸襟懷抱。熟悉錢鍾書著作的讀者大概會聯想到，這正是 錢 先生的治學特點。  

汪榮祖眼中的歷史真實  

但是，全書的中心思想，卻非常明確。那就是，相信歷史真實，維護歷史真實。整部書，雖串聯古今，橫貫中西，並打通宏觀與微觀，卻時時凸現出歷史真實的主題。  

作者反復強調，史學的根本在於儘量重建既往的真相，作合理而正確的解釋。史學一旦離棄這一根本，無異於自毀武功，難得再活。因為有此堅定而自信的學科信念，所以作者對似乎專門與歷史真實原則作對的後現代主義，採取了不慍不怒、具體分析的態度，讓我們覺得既客觀，又開明。  

後現代主義史學的代表人物海頓·懷特說過，歷史研究的過程是科學，而歷史表述是文學。後現代主義史學的研究物件，就集中在歷史表述的文學形式上，因而幾乎沒有去觸及歷史的研究過程。借另一位後現代主義史家、荷蘭人安克施密特的話說，就算後現代主義帶來了歷史學的秋天，它也不過是吹落了歷史學這棵大樹上的一些葉子，作為大樹主幹的“科學的歷史編纂”，還是巋然屹立的。如果說歷史學的葉子無法離開美、也不應該拒斥美的話，那麼，本書中，我們看到， 汪先生在批判後現代主義的同時，不但沒有排斥它的合理主張，而且還積極地主張著史學的著述之美。他說：“惟史蘊詩心，始稱佳史”（第200頁）。對18世紀英國史家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汪先生既醉心于其“筆走龍蛇的雄渾氣勢”，更反復稱讚它文筆恣肆，善於敍事。這些，不是與後現代主義可相視一笑嗎？  

本書導言及論述錢鍾書的部分大量涉及到後現代主義史學理論，既維護了史學的本體地位，又沒有深閉固拒，流於極端，不禁讓人去與村學腐儒的冥頑固陋相對照。  

汪先生是從“真與美結合”的角度使用“史蘊詩心”命題的。這一命題的虛無主義指向，即歷史著作無法擺脫藝術性的敍述方式，因而必然無法完全再現歷史真實的意涵， 汪先生不予認同。史蘊詩心，詩含史筆，二者有交叉。但是，詩所含之史筆，主要不在事實（fact），而在真實(reality)層面。反之，史所蘊之詩心，卻往往在事實層面，不在真實層面。對此， 汪先生認為，只要遵守錢鍾書所說的“史必征實”原則，即使史家盡情描寫人物的內心世界，擬作“歷史現場”，也決非杜撰，“雖具文學興味而不失實”（第213頁）。我以為， 汪先生這一觀點，足以破解所謂“史學無法離開文學，因而不真實”的指責。  

說到後現代史學，不能不提到海頓·懷特的名著“Metahistory”。這個詞的流行譯法是“元史學”或“元史”。 汪先生則譯作“後設歷史學”（第205頁）。我認為 汪先生的譯法更貼切。因為， “元”是開始、居首的意思，而懷特的立意，乃是“設”于“文本背後”的史學。這種史學，懷特歸納為幾個詩學模式。其中一個，叫做contextualism，一般譯作情境論或語境論，而 汪先生譯作“上下文的”（第207頁），讓人有脫掉西服、換上便裝的親切感。 

早在1976年， 汪先生就發表文章專門介紹法國年鑒派史學，由此而成為第一位用中文介紹這一世界著名史學流派的作者。但是，他始終不贊成將此派稱作“年鑒學派”，堅持音譯為“安娜學派”。因為，“年鑒”只是該派學報的簡稱，而“年鑒”式的史學撰述，正是此派“不屑一顧”的。惟有“安娜學派”之“雅名”，才能“充實其實質內涵”（第66頁）。此外，頗為時髦的Hermeneutic， 汪先生主張採用錢鍾書所使用的“闡釋”，不用“詮釋”（第186頁）。這些，都值得學界重視。 

不過，筆者以為，安娜學派的貢獻，主要在研究物件的改變與範圍的拓展上。具體說，就是改“由上向下看的史學”而為“從下向上看的史學”，將史學物件從政治、軍事、外交等領域，下移到經濟、社會、文化；將對角色的關注，轉移到舞臺及背景。但在方法論與認識論上，建樹不多。該派史家的特長，也多以功力見長，而短於思想。所以，有人指責他們構建的是“沒有人的歷史”，是專注於“結構的強制性”的“決定論”（第72頁）。反之，西方固守實證主義原則的史學家，往往利用安娜學派來對抗後現代主義。 汪先生指出了該派史家忽視人與環境相互關係的不足，似還可作進一步的剖析。   

中國學人評議  

對湯因比和錢穆，作者評價不高。特別是對錢穆，多有批評。眾所周知，有兩部名為“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的著作，一部出自梁啟超，一部出自錢穆。直到今天，我國學者論清初以來的學術流變，尚難脫離二書的架構。不過，在 汪先生看來，錢書的優點，亦不過與梁啟超大同小異，而缺點，則遠在梁氏之上。這裏，我們隱然可以感受到 汪先生與錢穆弟子余英時在學術向路上的對峙。  

對清代史學思想家章學誠， 汪先生也大唱反調，認為章氏是一位忠實的儒者，並未擺脫傳統儒家史觀的藩籬。章氏著名的“六經皆史”命題，也絕無抑經、代經、抗經之意。許多現代學者一味推重章學誠的創辟與進步，甚至超越時代，卻忽略了章氏誠強烈的衛道色彩。其實，章學誠的經世思想，在當時並不特殊，在清代學術思想上，也很一般（第220頁）。筆者認為， 汪先生的這些看法，是符合實際的。  

就綜合素養而言， 汪先生最推崇的，是錢鍾書。或許正是受了錢鍾書的影響，書中對陳寅恪的“以史證史”方法，有所批評（第200頁）。這對一位陳寅恪研究專家來說，大概不會感到輕鬆吧！不過， 汪先生對“隱秀”的闡釋，我覺得還有商討的餘地。 汪先生的闡釋，集中在表述手法、文筆技巧上。我覺得，這個詞主要是指主旨與形式的關係。“隱”是主旨，不能直言說透；“秀”是形式，要有美感和個性。所以劉勰說：“隱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獨拔者也。”又說：“若篇中乏隱，等宿儒之無學；句間鮮秀，如巨室之少珍。”可見隱秀的意思，是說內容與形式、主題與表現應該有機統一，恰好好處。而劉知幾所說的“顯晦”，則主要是指表現手法，沒有涉及文本的主旨與內容。這一點， 汪先生似乎還可以作進一步的辨析（第170頁）。  

從近代史學史的角度看， 汪先生最推崇章太炎。他說，不應僅僅把太炎當作當舊學的殿軍，更應看作新學的開山，如此才能看清章氏的價值（第123頁）。為此， 汪先生給章太炎做了與梁啟超並駕齊驅的“中國現代史學先驅”的定位。但是， 汪先生論述太炎與現代史學關係的三個連接點（歷史發展、現代信史以及民族主義史學觀點），我感覺既非現代史學所獨有，也非章氏所能獨佔。而且，結論部分說章氏仍是傳統式的通儒、現代史學史應有他的一席之地云云，也與“開山”、“先驅”的定位有所抵牾。其實，無論從史學著作的數量，還是史學思想的闡發，以及在史學史上發揮的作用來看，章都無法與梁啟超相比。當然，他在史學史上占一席之地，是毫無疑義的。  

汪先生對傳統史學充滿感情，毫不客氣批評西方學者的誤讀、曲解，很有說服力。不過，個別論斷，似還可進一步明晰。例如他說，儒家與極權專制並不協調，主宰不了帝制，更主宰不了史學（第89頁），但又說，中國傳統史觀“大致以儒家價值為本，為大一統的中央政權服務”（第110頁）。兩者的關係，還可申論。  

“九章”一詞，在中文中有特定涵義。我想，汪先生采此書名，雖源自章節安排，大概也不無隱含吧！《史學九章》，研幾探微，窮理析義，堪稱華好之章。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2006年6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