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的50多年間，中國史學史研究經歷了兩落兩起的發展軌跡。20世紀50年代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與三四十年代相比，顯得比較寥落。60年代前期，中國史學史研究出現了十分活躍的局面，論者蜂起，百家爭鳴，令人鼓舞。十年“文革”，它便沉寂下去，忠實而執著的研究者，也只能期待著“於無聲處聽驚雷”。70年代末，國家開始走上坦途，中國史學史研究同許多學術領域一樣，迎來了它的春天，步入了它的發展時期。概而言之，這50年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從活躍走向發展的歷史過程，儘管這個過程遠未終結，但其前景確實使人充滿信心。  

一 從寥落走向活躍：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前所未有的大討論  

50年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低潮。除了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修訂本(1957年)以外，幾乎沒有新的著作問世。一些個案研究成果的發表，終究未能引起人們較多的關注。究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左”的思潮的影響，也有唯物史觀的廣泛傳播和對歷史與史學的重新解釋所面臨的艱巨任務所致。關於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本文就不多說了。  

20世紀60年代前期，中國史學史研究進入了活躍時期。儘管這個時期很短暫，但所取得的成果和產生的影響，則是十分突出的。  

中國史學史研究進入活躍時期的主要標誌是：第一，史學界就史學史研究(主要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展開了廣泛而熱烈的討論；第二，對史學史這門學科的認識，提出了一些有意義的問題；第三，在研究工作上初步形成分工合作的局面。  

(一)關於史學史研究的討論。1961年，全國文科教材會議的召開，喚起了人們對中國史學史研究的記憶和熱情。60年代初，北京、上海、廣州、濟南、西安等地史學工作者先後召開座談會，就中國史學史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注：關於這方面討論的報導 ，見1961年1月4日《光明日報》載吳高明文《西北大學歷史系研究討論史學史問題》， 1961年12月6日《光明日報》載《上海史學會座談史學史問題》，1962年3月13日《文匯 報》載《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討論》，1962年3月14日《光明日報》載《北京師大歷史系 邀請校內外史學工作者探討中國古代史學史內容、分期問題》，1962年3月23日《人民 日報》載《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討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62年第1期載郭澎文《 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討論》，《歷史研究》1962年第2期載《關於中國史學史的討論》， 《學術研究》1963年第1期載《廣東歷史學會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範疇、內容與分期問題 的討論》等。)根據當時報導者的統計，僅1961年在北京師範大學(陳垣校長主持)、中 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熊德基主持)和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學術討論會期間(在武 漢，由學術討論會秘書處主持)，先後參與討論中國古代史學史有關問題的學者有：方 壯猷、王毓銓、尹達、白壽彝、劉盼遂、劉節、張德鈞、張鴻翔、孫書城、孫毓棠、何 茲全、周春元、鄭天挺、鄭鶴聲、胡厚宣、侯外廬、柴德賡、賀昌群、姚薇元、韓儒林 等。[1]而上海參加討論的學者有：周穀城、耿淡如、周予同、吳澤、金兆梓、李平心 、林舉岱、王國秀、田汝康、郭聖銘等。[2]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參加這些討論會的曆 史學者，可謂極一時之選。此種盛況，前所未有，確是20世紀中國學術史上的一段佳話 。討論的問題，大多集中在史學史研究的內容、物件、任務、分期、研究的目的、教科 書的撰寫原則與方法等。這種活躍的局面以及在許多問題的思考上，都超過了三四十年 代。例如：  

北京地區的討論，很重視關於中國史學發展規律的探討。很多學者認為，這裏包含著三種規律：第一種是中國社會發展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的反映，史學發展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第二種規律是一定時期的史學跟當代學術文化的交互關係。多數同志認為，史家下筆，必然要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哲學思想寫到史書裏去，也必然在寫書時表達出自己的才華。這就是說，史學跟哲學、政治思想、文學等有顯著的相互影響與作用的關係。第三種規律是史學本身發展的規律。這也牽涉到中國史學的特點問題。多數同志認為，一定時期的史學除跟當時社會、當時學術思想有關外，還有本身的承前啟後關係，就是 對前人的史學有所繼承，並且也使後人有所繼承。這種長期繼承性的發展，使中國史學 形成自己的面貌、自己的路數。有人認為，中國銜接不絕的“正史”，包括政治、經濟 、思想、科學多方面，應該說是中國史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有人認為，從很久以前，一 直注意少數民族的歷史，注意外國的歷史，這也是我國史學的特點。[3]  

上海地區的討論，在史學史研究的物件和任務問題上，提出了各不相同的意見：有人認為，史學史是屬於意識形態領域的一門學科，它的研究物件是史學，是研究史學發展、變遷、遞升的歷史，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產生的歷史，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與非馬克思列寧主義史學鬥爭的歷史。因此，史學史要對各家歷史學說作出科學的評價，給以應有的歷史地位；對史學遺產作清理工作，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史學史不僅僅是歷史編纂與史料考訂，還應重視思想領域中的問題。有人認為，史學史首要的任務在於闡明史學及史著本身發展的規律，例如在中國史學史裏，就應當說明諸如為什麼魏晉南北朝的史著特別多；為何清朝的史料學特別興盛等問題；其次在於總結過去的史學成就，中國史學家一向重視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國傳統的史學一向重視歷史與政治的關係，強調歷史的教育作用，這些過去史學上的優良傳統都有待於總結。[2]這些意見， 或多或少反映出一些時代特徵，但今天看來，其中仍有許多真知灼見。  

關於中國史學史的範圍和內容問題，廣東省史學會1962年年會期間，中國古代史組展開了討論，劉節和陳千鈞等各發表了自己的見解。劉節認為，史學史應以歷史編纂學為主，歷史哲學為輔。史學史的任務在於把歷史編纂學的發展史寫出來，把歷史學家的歷史哲學介紹出來，把歷史學在發展途中和其他科學的關係寫出來。但是，史學史主要是闡述歷史學的發展過程，如果以歷史哲學為主，必然會拋棄很多應該講的東西，並且容易與哲學史混淆不清。相互關係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話，那只能是就史觀與史料學、目錄學、考據學而言。陳千鈞認為，史學史的內容和研究物件，就是清理古代文化發展過程中的史學部分，從紛繁複雜的現象中，找出一條史學發展的系統的線索——規律來。史學史必須闡明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為什麼必然產生某一類型的史學著作和史學家；史學家所寫出的史學著作必然脫離不開當時的政治以及史學本身發展的特點。史學史既與哲學史、思想史、考證學、史料學、目錄學有關，但又不能與之等同，而是史學發展的歷史。[4]他們所強調的問題，都是值得注意的。他們的共同認識是，史學史應當寫出史學發展的過程。  

在60年代初的這次關於史學史的討論中，有些研究者還撰文就有關專題作深入的探討。譬如耿淡如的《什麼是史學史》一文，就史學史的定義、物件和任務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在具體問題上涉及到史學史應闡明自身發展規律；史學史應是歷史科學的歷史， 而不是歷史家的傳記集和目錄學；史學史應和歷史哲學史或社會思想史有區別；史學史 應包括歷史編纂與歷史研究兩者在內；史學史應結合其他有聯繫的科學來研究；史學史 應總結過去史學的成績，史學史應以研究歷史的同一方法來研究等等。[5]當然，作者 所說的這些問題之間，或許並不存在十分緊密的聯繫，但每個問題都是研究史學史所不 能回避的。例如，他在講到“史學史應總結過去史學的成績”時指出：  

史學史應總結出過去歷史家的遺產。當然要用批判與繼承的方法，汲取其精華，揚棄其糟粕。這裏也應指出：史學史也和歷史一樣可分為國別史學史或斷代史學史，也可綜合地去研究，作為世界史學通史。由於各國史學的發展很不平衡，它可採用比較方法，在和社會發展狀態聯繫下，來闡明各國或各時代史學發展的異同點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 影響。例如在中古時期，阿拉伯的史學對歐洲史學的影響。  

其中，關於史學史研究可以包含不同的空間、時間範圍，以及作比較研究的設想，都是很有參考價值的。  

總的來說，20世紀60年代初關於史學史的廣泛而熱烈的討論，提出了許多問題，有些問題(如關於中國史學史分期的問題)，是三四十年代就有一些人提出來了；有些問題(如中國史學史發展規律問題)，則是過去沒有涉及到或涉及很少的；有些問題(如史學史研究的物件、範圍等)，是三四十年代人們很關注的，但此時的討論更廣泛、更深刻了，顯示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明顯的進步。  

(二)對研究中國史學史有關理論問題認識的深入。關於史學史的大討論，促進了人們的思考，激發了人們的研究熱情，產生了不少高水準的專題研究論文。(注：吳澤主編的《中國史學史論集》第一、二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和《中國近代史學史論集》上冊(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4年)，所收專題論文，不少都是20世紀60年代初面世的。)有些論文所論的問題是帶有普遍意義的，反映了在有關理論認識上的深入。如：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史學史?如何把握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怎樣總結史學遺產?等等。只有把這些問題回答清楚了，中國史學史研究才可能得到進一步的發展。  

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史學史?按照梁啟超的說法，中國史學素來發達，史學可以獨立作史 。這當然不錯。但是，隨著研究的深入，人們發現，從理論和學術實踐上來說明這個問 題，是很必要的。1964年，師甯發表《簡論為什麼要研究中國史學史》一文[6]，比較 全面地闡述了這個問題。作者認為：  

——歷史科學和其他科學一樣，具有繼承性的特點。我國歷史悠久，史學也特別發達，向來具有優良的傳統。二千多年來長期積累下來的史學遺產，是整個民族文化遺產寶 庫中最為豐富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我們今天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一個 重要條件。……研究中國史學史，也就是清理中國史學發展過程的一種不可缺少的工作 ，對於今後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發展並不是可有可無的。  

——中國史學史的研究，不但有助於我們批判地繼承中國過去的史學遺產，更好地發展今天的歷史科學，而且還可以進一步充實和發展馬克思主義歷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二千多年來，中國無論在史學理論方面，還是在歷史編纂學方面，都有自己燦爛的成績和創造性的發展；其中很多東西，對我們今天的歷史研究工作，仍然有它們有用的科學 價值。  

——通曉中國史學本身的發展的歷史，對於每一個歷史科學工作者來說，應是一種必要的理論素養。而對於高等學校歷史專業的學生以及剛開始從事歷史科學工作的青年幹部來說，除了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的學習外，中國史學史的學習，應該作為他們基礎理論訓練的重要內容之一。  

——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對於中國文化史的研究，以至中國通史的研究和編寫，也有著重要的迫切的意義。  

這些看法，深化了對於中國史學史研究之重要性的認識，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中國史學史在歷史學科中的地位。誠然，當一個學科能夠有力地證明自身存在的價值時，說明這個學科開始走向成長的階段了。  

如何把握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這是人們最為關注、討論得最多的問題之一。在見仁見智、眾說紛紜的情況下，如何高屋建瓴地來把握這個問題、闡述這個問題，實為60年代初關於史學史大討論的發展趨勢所要求作出回答的。白壽彝1964年發表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一文[7](p595—601)，就是在這種趨勢中產生的。作者指出：“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是我國史學史研究的兩大經常任務。”為了很好地進行這兩個方面的工作，史學史研究者必須善於對成果作科學的分析，辨別其精華何在，糟粕何在，二者又有何聯繫。真正做好闡明規律和總結成果的工作，史學史研究者又必須詳細佔有資料和不斷提高理論水準。作者把全文概括為15個字：規律和成果，精華和糟粕，理論和資料。這15個字，把中國史學史的主體、客體及主客體的關係都說明了。這是一篇理論性強、有指導意義的文章。這是因為，作為一篇理論文章，首先，它能注意到把理論分析同具體事物結合起來，如作者論述“規律”問題時寫道：  

在五四以前，我們沒有歷史唯物主義理論體系，但並不是史學領域內根本沒有唯物主義觀點。……發掘中國史學史上唯物主義觀點對唯心主義的鬥爭，並把它跟五四以後歷史唯物主義對歷史唯心主義的鬥爭既區別開來而又聯繫起來，進行全部歷史的考察，闡明唯物主義觀點和歷史唯物主義如何在鬥爭中壯大了自己並從而壯大了我國史學這一基本規律，這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務。  

五四以前，我們也沒有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沒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但史學史上有 按照一定歷史條件考察問題的，具有樸素辯證法觀點的歷史觀點，以與武斷的非歷史觀 點相對立。在史學史上，當在社會歷史大變動時期有反映新興階級政治要求的政治觀點 ，當同一性質社會內部出現階段性變化時期也有反映統治階級內部進步力量政治要求的 政治觀點，這在當時都是跟反動的、落後的觀點相對立的、革命的、進步的觀點。…… 把這兩種觀點跟五四以後的辯證法和政治思想，也是既區別開來而又聯繫起來，進行全 部歷史的考察，闡明它們如何在鬥爭中壯大了自己並從而壯大了史學的這兩個基本規律 ，這同樣是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重要的任務。[7](p595—596)  

這樣來講規律，一方面便於讀者理解，另一方面也是明確地肯定了中國史學史領域中 的優秀的思想遺產，從而明確了研究的途徑。  

其次，作者在講到資料工作的時候，不獨強調了資料積累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如何去做這種資料積累和資料佔有工作，他寫道：  

中國史學史工作中的佔有資料，特別重要的是要集中精力，佔領堡壘。第一，所謂堡壘就是各時期的代表作。……第二，所謂集中精力是要真正地坐下去，一部一部地研究這些代表作。……這樣的作法好像是很笨很慢，但這正是一步一個腳印的作法，是保證有成效的辦法，是必須堅持的。[7](p600)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史學史研究工作的艱難，以至於作者使用了“下硬功夫”和“一步一個腳印”這樣的口氣。  

由於此文有上述兩方面的特點，故在發表之後，產生了較大的反響，發揮了一定的引導作用。  

怎樣總結史學遺產?在關於史學史的大討論中，不少人都提到總結和繼承優秀史學遺產 的問題。顯然，這不僅是個理論問題，如“批判繼承”、“區分精華和糟粕”等一般性 的理論論述；它還是一個學術實踐問題，即必須明確總結什麼，如何去總結。如果這個 問題不能得到明確的認識，那末中國史學史研究是無法繼續深入和發展的。白壽彝的《 談史學遺產》一文[8](p462-486)，全面深入地闡明了有關問題，既有理論上的概括， 又有具體分析，顯示出作者對史學遺產的深刻認識和在運用上的自如。此文開篇提出關 注史學遺產“是一種有意義的工作”，指出：“我們史學工作者注意一般的歷史遺產比 較多，注意史學遺產還很不夠。這篇小文想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促請同志們多注意一下 。”繼而文章談到“精華和糟粕”、“要百花齊放”、“要百家爭鳴”等問題。其核心 ，是闡明了三條意義，分析了六個“花圃”。作者說的三條意義是：“第一，研究史學 遺產可以更具體更深刻地理解史學作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在現實鬥爭中的戰鬥作用。” “第二，研究史學遺產可以逐步摸索出來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從中國史學的發展上看 ，不同時期的歷史著作總有它的不同的特點。”“中國史學的發展也是從低級形態到高 級形態，從最簡單的關係到比較複雜的關係。不同時期的史學一方面受所處時期歷史條 件的制約，另一方面也有接受前代傳統的相對獨立性。同時，中國史學在悠久時期裏又 是在獨立狀態中發展起來的，它的發展規律也必然有自己的民族特點。研究史學遺產， 摸索出中國史學發展的規律，這是具有創造性的工作，有很大的理論意義。”“第三， 研究史學遺產，可以把歷史上提出來的一些史學問題作為當前歷史研究的資料，豐富我 們研究的內容，我們可以專門研究一個史學家或一部史學著作所提出來的一些問題，也 可以把不同的史學家、不同的史學著作所提出來的同一問題和相關問題進行綜合的研究 。如果在比較廣泛的範圍內，把已經提出來的問題和有關的不同論點集中起來，排排隊 ，可能對於我們有不少的啟發。” 

作者所謂六個“花圃”，是史學遺產中六個重要的方面。作者認為：  

——對史學基本觀點的研究應該是第一個花圃，這裏可以有三種花。第一種花是對歷史觀的研究，第二種花是對於歷史觀點在史學中的地位的研究，第三種花是對史學工作的作用的研究。  

——史料學遺產的研究和歷史編纂學遺產的研究，是緊緊靠近第一個花圃的兩個鄰近花圃。  

——“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講究歷史編纂學，就不能不講究歷史文學。但歷史文 學不是歷史編纂學所能包括得了的。歷史文學遺產的研究，可以另辟一個花圃了。  

——史學遺產的研究還可以開闢第五和第六個花圃。第五個花圃是關於各個歷史問題的前人已有成果的研究。第六個花圃是對於史學家和史學著作的研究，這個花圃裏的花，在品種方面基本上是由上列幾個花圃中的品種選擇集合而成的，只是在經營管理的方式方法上跟以上各姐妹花圃有所不同。  

實際上作者還提出了另一個“花圃”，他說：“這裏，我還想提一提歷史啟蒙書的遺 產。章學誠的《史籍考總目》裏列有史學部，其中分為考訂、義例、評論、蒙求四類， 而蒙求也跟以上三類一樣，佔有一卷之多。究竟有多少啟蒙書的遺產，我們知道的還不 多。以我個人的經驗來說，童年讀《三字經》，其中對於歷史的簡單口訣，迄今記憶猶 新。如何對幼年一代進行歷史知識的教育，有什麼用之有效的方式，還是不妨在遺產中 看看有無可借鑒之處的。”[8](p462—479)  

通觀20世紀中國歷史學界關於討論史學遺產的論著，我們可以認為，正是因為有了此文的精闢論述，才勾勒出中國史學遺產的風貌，才使中國史學史研究有可能開闢出新的境界。  

這個時期，還有一些洋洋灑灑的專論發表出來，如侯外廬、翦伯贊、白壽彝、任繼愈、楊翼驤論劉知幾史學的文章，都堪稱傑作。[9]  

這個時期，沒有新撰寫的中國史學史專著出版。金毓黻的《中國史學史》由中華書局再版(1962年)。白壽彝在這個時期寫出了《中國史學史教本》上冊，此書稿曾以鉛印本作為教材(北京師範大學，1964年)，並在較大的範圍內進行交流。20世紀60年代前期，在一些高校歷史系重新開設了中國史學史課程，而研究論文的發表，從年平均數來看，已超過了三四十年代。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還創辦了供交流使用的、不定期的專業刊物《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陳垣題寫刊名，白壽彝主編)。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已初步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分工合作局面：白壽彝所在的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有關人員主要研究中國古代史學史；吳澤所在的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的有關研究人員主要研究中國近現代史學史；耿淡如所在的復旦大學歷史系的有關研究人員主要研究西方史學史。劉節所在的中山大學歷史系、楊翼驤所在的南開大學歷史系等，也都有很好的發展勢頭。此種局面，都是中國史學史研究的新氣象。  

總的來看，這個時期的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特點是：第一，在討論、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都超過了三四十年代。第二，關於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物件和任務等重要理論問題是研究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這是研究的發展和認識的深入的標誌。第三，教材建設的需要促進了研究工作的發展，中國史學史受到更多人的重視。  

可見，這是一個很好的發展趨勢，預示著中國史學史研究將要邁出新的一步。  

然而，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無情地扼殺了這一發展勢頭。中國史學史的研究，同樣也經歷了“革命大批判”的考驗。“文革”10年，中國史學史研究也被擱置了10年之久。當然，忠實而執著的史學家，仍舊不會停止思考，但他們畢竟沒有任何討論問題和發表見解的空間了。  

二 從沉寂邁向發展：中國史學史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20世紀70年代後期，隨著10年“文革”的終結，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確立和改革開放國策的實施這樣一個歷史背景之下，中國史學史研究迎來了它的春天。從1978年起，全國一些高校相繼招收中國史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1979年，在白壽彝主持下，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史學史參考資料》復刊，並更名為《史學史資料》。1980年，吳澤主編的《中國史學史論集》第一、二輯出版，朱傑勤著《中國古代史學史》出版，張孟倫著《中國史學史論叢》印行。1981年，《史學史資料》更名《史學史研究》，並向國內外公開發行。與此同時，研究中國史學史的專題論文在《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等全國許多學術刊物上競相發表。短短兩三年中，出現這樣的局面，預示著中國史學史研究將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史學史研究，以其多方面的進展和成就，表明這門學科已經進入到它的發展時期。儘管現今我們還不可能對其作深入細緻的總結，但以下幾點足以證明這一判斷是有充分根據的：第一，是研究隊伍的擴大；第二，是研究領域的拓展；第三，是研究成果的學術水準的進一步提高，這一方面可以從學術論著的整體面貌來說明，另一方面則可以從該領域的理論創新和學科建設的進展來說明。  

(一)研究隊伍的擴大。1980年，北京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先後成立了史學研究所，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設立了史學史研究室，它們都以中國史學史為主要研究方向。80年代前期，全國一些高校的首批史學史專業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畢業並通過學位論文答辯，走上研究崗位，成為這一研究領域和教學工作的生力軍。80年代中期，約有30所院校的歷史學系開設了中國史學史課程；到90年代中期，全國約有半數以上的本科歷史學系都開設了這一課程；有一些中國史學史著作就是為適應教學的需要而撰寫的。這種現象，反映出中國史學史這門學科，在教學領域中為自己開闢了廣闊的天地，而教學又必然推動著研究的發展。與之相適應的，便是中國史學史研究隊伍的擴大。  

(二)研究領域的拓展。從研究範圍看，中國史學史上自古代，下至近現代以至於當代都成為研究的物件；而近現代史學史的研究受到更多的關注。從研究物件看，研究者們大都力圖走出史官、史家、史著的窠臼，而關注于史學發展的脈絡及其階段性的特點，關注史學思想的演變，關注史學與社會的關係。從研究成果看，有通敘史學之整體發展趨勢者，也有著重論述某一斷代史學面貌者，有著重爬梳史學流派而分別予以評價者，也有就某一史家或史著寫成專書者，還有就某個少數民族的史學作專門研究者。從成果形式看，有專著，有教材，有專題論集，有綜合論集，有系統的史家評傳和名著評介，有資料編年，有史家辭典和史著題解，有中國史學史辭典等等。所有這些，都反映出了中國史學史研究領域有了很大的拓展。舉例來說，自1980年初朱傑勤的《中國古代史學史》出版以來，至2000年白壽彝主編的《中國史學史教本》面世，以“史學史”名書的中國史學史著作，有20餘種之多，如下表所示：  

附圖（略） 

從上表可以看出，從1980年至2000年的20年中，平均每年有一部系統的中國史學史專著出版。這種發展趨勢，確是令人鼓舞的。有的研究者曾經對1980年以前和1980年以後的中國史學史專書出版情況作過調查，寫出“書錄”[10]和“續篇”[11]，經過對比，多有感慨，這是十分自然的。關於近20年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論著，如果將上面說到的多種表現形式的著作包括在內，其數量當有百餘種之多。全國各種學術雜誌發表的中國史學史研究論文，每年大致都在百篇左右。這正是研究隊伍擴大、研究領域拓展的必然結果。  

(三)學術水準的進一步提高。這可以從學術著作的整體面貌和理論創新與學科建設兩個方面加以說明。  

首先來看學術論著的整體面貌。  

第一，在貫通的中國史學史著作方面，劉節所著《中國史學史稿》、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白壽彝所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瞿林東所著《中國史學史綱》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劉著撰於20世紀50年代，“文革”前有所修改，後經曾慶鑒等整理于80年代初出版。[12]此書的特點在於，注意到對每一時期的史學面貌作出概括，同時比較重視對一定時期之歷史哲學的揭示，如論魏晉南北朝時期“一般史學家的哲學思想”，“唐代的歷史學家和它們的歷史哲學”，“南宋時代的歷史哲學”等，是以前的中國史學史著作所不曾論列的。但其整體框架仍未脫離史官、史家、史書(官修、私修)的模式，于史學發展和歷史發展的關係、史學活動和社會活動的關係，均少涉及。它反映了作者以歷史編纂學史為主、歷史哲學為輔的撰述旨趣。在中國史學史研究的發展史上，這是一部處在轉變中的著作。  

尹達主編的《中國史學發展史》是另一種面貌。以社會性質分期考察史學發展進程，這是它的顯著特點之一。本書上起奴隸社會的史學，下訖20世紀上半葉的史學。力求完整、貫通，這是它的又一個特點。它的第三個特點是批判、總結史學遺產，而試圖著重於對不同時代的史學思想和史學理論的探討，這不僅反映在它的標目上，也反映在它的斷限和分期上。此外，它還注意到對於國內少數民族史學的發掘和評論，注意到中國史學家對外國史的介紹與研究，從而展示了比較開闊的格局。作者把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形成、成長和發展寫入中國史學史著作，反映了80年代初史學界在這方面研究的新成果。由於此書是以社會性質劃分史學史分期，有的部分時間跨度大，在以類相從、綜合論述上，不易闡明史學與時代的關係。  

白壽彝所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是他主編的六卷本《中國史學史》的首卷，它包 含兩個部分，一是作為六卷本總論的“敘篇”，二是討論先秦史學。“敘篇”討論學科 的理論問題和發展問題。首章“史學史研究的任務和範圍”，從歷史理論、史料學、曆 史編纂、歷史文學四個方面論述了學科的基本理論；指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任務是闡述 中國史學發展的過程及其規律，其研究的範圍“包括中國史學史本身的發展，中國史學 在發展中跟其他學科的關係，中國史學在發展中的時代特點，以及中國史學的各種成果 在社會上的影響”。[13](p29)這一論述，可以看出作者是對60年代初提出的有關問題 的一個總結性的表述。“敘篇”中關於中國史學史分期觀點的詳細分析，表明了作者的 一家之言，而其值得重視者，是作者關於史學史分期的論述始終沒有脫離歷史發展的主 線。“敘篇”中關於史學史的古今論述和作者的摸索之路，既表明了對前人成說的重視 ，也表明對學科發展前景的構想和信心。此書所論先秦史學，是闡述“中國史學的童年 ”，從遠古傳說講到歷史觀念的初步形成和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歷史知識的運用。  

瞿林東所著《中國史學史綱》是比較晚出的一部專著，也是目前所見部頭最大的一部中國史學史著作。此書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一是它的長篇導言，論述了史學史意識的產生和發展、史學史的性質和任務、中國歷史上的史官制度和私人著史、中國史書的特點、歷史思想和史學思想、史學和社會等六個方面的理論問題，比較深入地揭示了中國史學史學科的性質和內涵。二是此書在歷史進程和史學發展方面，於橫向上力圖把握和揭示相關歷史時期的社會面貌對史學發展的影響及史學在社會中的作用；於縱向上力圖闡明在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史學自身萌生、發展的過程，及其在各相關歷史時段中所顯示出來的主要特點或發展趨勢，從而歷史地和邏輯地來闡明中國史學的面貌。三是在清晰地闡述中國史學發展之全貌的基礎上，突出了這一發展過程中理論成就的積累，並兼顧到有關認識歷史的理論和有關認識史學的理論。全書正文所論自先秦至清末凡九章，最後附有作者論20世紀中國史學的兩篇論文，反映了作者在中國史學史研究上的“通”的旨趣和對當代史學發展的關注。此書在理論、內容、結構等方面，顯示出新的進展。  

第二，在中國近代史學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專書面世。其中吳澤主編的《中國近代史學史》(上下冊，袁英光、桂遵義著)，陳其泰所著《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馬金科、洪京陵編著的《中國近代史學發展敘論》、蔣俊所著《中國史學近代化進程》等各有特色。  

《中國近代史學史》一書，內容豐富，史料充實。作者論其撰述旨趣說：“我們認為中國近代史學史不能作為一種孤立的現象來看，而是把它視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側面，作為一個新舊史學演變的歷史階段來研究，故應把它放在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哲學等廣闊的視野上加以透視。因而在本書所定每一時期以及每一章節中注意論述史學思想的社會政治背景和思想基礎，並揭示其發展的普遍規律，同時，又注意把握中國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