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末20世紀初，嚴複譯介的《天演論》出版。此書從民族危機的嚴重現實出發，將英國思想家赫胥黎的生物進化論及其社會進化論與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糅合，在中國較為系統和深入地介紹了西方近代進化史觀。嚴複宣傳的社會進化論觀點，適應了19世紀末中國形勢的需要，它使立志改革和革命的人士有了新的思想武器，受到當時知識界的歡迎。蔡元培先生說；“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複為第一”，“自此書出後，‘物競’、‘爭存’、‘優勝劣敗’，成為人人的口頭禪。”[i][p126]胡適也說過：“《天演論》出版不上幾年，便風行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ii][p56] 西方進化論的傳播，為戊戌時期的知識份子營造了嶄新的理論氛圍，它同救亡圖存的歷史需要想結合，為新史學的誕生提供了歷史條件和理論準備。伴隨歷史觀的變革，史家在進化史觀的指導下對史書編撰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造。本文擬對此做一初步的探討和剖析。 

進化史觀對史書的編撰影響相當深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適應便於反映歷史進化，便於傳播歷史知識，喚起國人的民族感情的需要，編撰篇幅較小、文字淺顯明快的歷史教科書。 

戊戌變法前，歷史教科書的編撰權基本上操持在西方傳教士手中。他們編撰的教科書存在很多問題，當時就有不少有識之士指出這些譯著“大都以闡揚彼教為宗旨”，因此呼籲“速自譯編”各種教科書，或“集通儒取舊有各本詳加改訂”[iii][p172]。屠寄也竭力爭取教科書的編撰權：“國民教育，以本國之倫理、語言、文字、地理、歷史、宗教及法制經濟為精神。此類教科書，必有本國學術家苦心斟酌編訂，方為適用。”[iv][p1]但是，由於當時封建教育制度和思想觀念的束縛，他們的呼聲被時代淹沒了。 

戊戌變法後，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撰在“新思想之輸入，如火如荼”和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蓬勃發展。戊戌變法時期，西方的進化論和政治、社會學術不斷地傳播到中國，在新思潮的影響和啟發下，史學界著手重新編寫中國歷史的工作，目的是為了普及新的歷史觀，適應近代資產階級的社會改革。清末一些進步學者編寫教科書重要指導思想就是激發人們的愛國熱情，達到以“史教救國”的目的。1903年商務印刷館編《中國歷史教科書》中說：“蓋處今日物競熾烈之世，欲求自存，不鑒於古則無以進于文明，不觀於人則無由自知其不足，雖在髫年不可不以此植其基也。其于本國獨詳，則使其自知有我以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而非欲謹明於盛衰存亡之故也。”[v]編者把“養其愛國保種之精神”作為指導思想，培養國人對本民族文化的熱愛，同當時“愛國”、“存學”的時代潮流是一致的。湖南留日學生曾鯤化著《中國歷史》，目的是為了彰顯民族主義，陶鑄國魂。他在《中國歷史出世辭》中指出：“二十世紀中國歷史之特色，必有什百千倍於十九世紀西洋反動時代和活動時代。”並在《附錄》中指出：“痛國家之臠革，憤種族之犬羊，愾然創辦東新譯社，就我國之性質上習慣上編輯中學校各種教科書，熔鑄他人之材料，而發揮自己之理想，以激動愛國精神，孕育種族主義為堅確不拔之宗旨。”[vi]曾著出版後，學界對其在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上的成就，給予高度的評價。如1903年，《浙江潮》第七期“紹介新著”專欄說：“ 歷史為國魂之聚心點，國民愛國心之源泉。······橫陽翼天氏痛之，特編中國歷史一種。其上卷於今年初夏出版，體裁新辟，材料豐多，而又以民族主義為宗旨，誠我國歷史界開創之大作，而普通學教科書中稀有之善本也。國民國民，不可不急讀。”[vii]1904年，夏曾佑著《中國古代史》，也把自己對民族前途的關心融進史著中。他說：“智莫大於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以為推而已也。……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其夷險，又不能不亟讀史，若是者將奈之何哉？是必有一書哉，文簡于古人，而理富於往籍，其足以供社會之需乎！”[viii]夏曾佑說的“目前所食之果”，指的是二十世紀初年中華民族危機深重的情況。面對危機現狀，從歷史中探討造成民族危機深重的原因，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思考民族的前途，成為其著史的指導思想。可以說，正是他確立“足以供社會之需”的宗旨，才可以寫出在當時產生很大影響的著作。 

1905年1、2月間，由鄧實、黃傑、劉師培等人創辦的國學保存會，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他們編撰歷史教科書也以提高民族自尊自信為目的，注重鄉土性與時代性的結合、知識性和時代性的統一，獲得了社會的良好評價：“本會所編鄉土教科書出版後，頗受海內教育家之稱許，以為書之圖畫文字引證，皆具有精神特色，最足以助長兒童愛鄉愛國之心，為效至巨。故公私學校採用至夥”[ix]。 

由上可知，這批新的歷史教科書的編纂者與傳統士大夫有著根本的區別，他們有著新的知識結構、視野開闊而富有激情，他們將歷史教科書的編撰與愛國、愛家緊密聯繫起來，因而能寫出令人耳目一新的歷史教科書。  

封建史家孤立地研究歷史的方法、內容已不能適應新史學思潮的需要。因此，以資產階級的進化史觀來考察和分析中國歷史，就顯得十分必要。絕大多數中國歷史教科書運用進化論，來批判和改造封建舊史，探索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和社會進化的軌跡。如《普通新歷史》的“凡例”強調：在“我國民漸漸與世界相見優勝劣敗”之時，“我國民之眼界斷不可僅注意內國數十朝興替沿革中，須考察種族勢力之強弱，文明之高下，能力之大小，以為大眾警醒振拔之標準。”因此，其書即以中國歷史為標準，並且按照社會政治的變化，將中國歷史分為三大時代：“唐虞以前記載未盛，概謂之太古時代”；“唐、虞、夏、商、周為封建時代”；“自秦以後至今（清）二千餘年為郡縣時代”[x]。以此表明中國歷史的進化。曾鯤化著《中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徵，就在於他強調編寫歷史要重視進化因果關係。他明確指出撰寫歷史要“調查歷代國民全部運動進化之大勢，摘錄其原因結果之密切關係，以實國民發達史之價值，而激發現在社會之國魂。”[xi]  

綜上所述，在新史學思潮的影響下，中國歷史教科書的編撰開始注意歷史發展的相互聯繫和因果關係，表述歷史發展的進化情況，表明中國歷史教科書已經衝破傳統史學的藩籬，具有創新意義。 

章節體歷史教科書是在新史學思潮勃興的時代條件下出現的。新史學思潮要求表達歷史進化的情況，尋求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據往事以知來”。新的歷史觀點，新的歷史內容，需要有新的形式來表現它。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開頭幾節是“史學之要”、“地理”、“人種”、“歷史源流”等等，這些內容都是在新形勢下史學研究的新課題。因此，要敍述過去封建史家所沒有接觸的新內容、新問題，在編撰方法上不擺脫舊的編年體、紀傳紀事本末體是不行的。夏曾佑將西方輸入的分章敍述的方法，和中國傳統的紀事本末體有機地結合起來，達到創新的目的。《中國古代史》按篇、章、節敍述，同時又寓含以大事為綱的特點。劉師培著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也是用章節體敍述中國歷史的傑作，作者在“凡例”中表示：“其用意與舊史稍殊。其注意之處，在於歷代政體之異同，種族分合之始末，制度改革之大綱，社會進化之階級，學術進退之大勢。”[xii]關注的重心，由舊史的王朝政治，治亂興衰，轉到對政治、民族、學術、文化等關係整個歷史發展進化的探索。  

綜觀這一時期的歷史教科書，不僅數量日益眾多，而且種類繁複，除了一般的中外通史著作，還出現了鄉土歷史和時務掌故教科書等。這些教科書的編印具有重要的意義，首先它滿足了新式學堂對歷史教科書的需要；其次，它也是用新觀點、新體裁編寫中國歷史的嘗試，將歷史從帝王的廟堂中解放出來，為普及教育與發揚愛國主義思想服務。總之，清末歷史教科書的編撰不僅促進了中國歷史編撰學的發展，在中國傳統史學近代化進程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以史教救國，迅速成為清末社會各階級“教育救國”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並起了救亡圖存的輿論先導作用。 

二、探索用綜合體編撰通史。 

1900年，章太炎撰寫了《中國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學誠“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採用多種體裁配合的方式撰寫中國通史，提出要使這部新的中國通史“旨在獨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闡明“古今進化之規”，“異夫策縫計薄相斫書之為”，從通史編撰的指導思想上確立了以進化論為指導的編撰思想。二十世紀初，一批進步的學者宣導學習西方的民族主義思想，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想蓬勃興起。這時期的文化民族主義的主要內容，是竭力維護民族的自信力，提倡民族精神，高揚愛國主義，以增強民族的凝聚力。它是戊戌後社會思潮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章太炎和梁啟超對通史的理論問題作了深刻的探討。 

最早宣導重新編修中國通史並提出新的體例的是章太炎。1900年，章太炎撰寫了《中國通史略例》一文，吸收了章學誠“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主張，採用多種體裁配合的方式撰寫中國通史，提出要使這部新的中國通史“旨在獨裁”，做到“熔冶新哲理，以祛逐末之陋，鉤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惑”，以求闡明“古今進化之規”，“異夫策縫計薄相斫書之為”[xiii][p332]，從通史編撰的指導思想上確立了以進化論為指導的編撰思想。1902年，章太炎在給梁啟超和吳君遂的論學書簡中，對編修中國通史的問題有所論述，並說明他已經著手編修中國通史的工作。 

章太炎設想的通史目錄，主要是參考了司馬遷《史記》的體例，在體例的設計上有因襲的一面。許之衡認為：“余杭章（太炎）氏擬著之《中國通史》，體例仿史公，改列傳為別錄，所搜頗挂一漏萬。書固未成，體例亦未殊精。”[xiv]章太炎是古文經學的大師，對“漢學”十分推崇，反映在體例設計上，受傳統史學影響較深，具有濃厚的封建意味。 

章太炎在通史體例改造上，也提出了獨到的見解。第一，用紀事本末體來改造紀傳體。紀事本末體主要以記事為主，“起訖自如，首尾相顧”，利於彰顯歷史發展的大勢，便於探索歷史發展的規律。所以，近代史學家注意用紀事本末體改造紀傳體。章太炎通史目錄中的十篇“記”，就是吸收紀事本末體的優點設立的。他說：“諸典所述，多近制度。及夫人事紛紜，非制度所能限。然其系於社會興廢、國力強弱，非渺末也。會稽章氏謂後人作史，當兼采《尚書》體例，《金滕》、《顧命》，就一事以詳始卒。機仲之紀事本末，可謂冥合自然，亦大勢所趨，不得不爾也。故複略舉人事，論纂十篇，命之曰‘記’。”又說：“猶有歷代社會各項要件，苦難相貫，則取機仲紀事本末為之作‘記’。”[xv][p333]章太炎編撰通史時，注意吸收紀事本末體的優點，這樣做確實為通史編撰在闡明歷史大勢上解決了難題。許之衡在《讀〈國粹學報〉感言》中認為，編寫通史“其體必當祖機仲（南宋袁樞）、君卿（唐杜佑）一派。”又說：“《史記》自五帝至漢武，卷幀已多，況至今日乎。此所以必不能不用機仲之體。”[xvi]這些論述表明，章太炎在通史編撰中採用機仲紀事本末體，符合近代社會形勢對通史體例的要求。第二，重視典志的作用。他說：“有典則人文略備，推跡古近，足以臧往矣。”[xvii][p335]這表明他旨在打破以皇朝為本位的歷史體裁，力求反映歷史發展的規律。 

在通史體例的設計中，章太炎繼承了章學誠“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的編撰思想，並根據當時的條件向前推進了一步。章學誠是在紀傳體舊框框以內用紀事本末體救其弊，而章太炎不是簡單地利用舊史體裁，他注入了為舊史體裁所未有的“新思想為主觀”的歷史哲學，在治史的方法和風格上，吸取了西方史學的科學精神，因此正如有些論者評價的：“章太炎關於撰述《中國通史》的理論和方法，有的已超出它本身的範圍而具有普遍的意義。”[xviii][p808] 

梁啟超是二十世紀初創立通史理論的代表人物。他研究中國歷史，極為重視會通的觀點，認為通史可以使人更好地瞭解歷史事件的因果關係，更好地鑒往知來。因此，他十分重視探索通史的體例和內容。 

梁啟超探索通史理論是逐步成熟完善的。1901年，梁啟超寫了《中國史敘論》一文，這是梁啟超早年計畫寫的中國通史的敍言，概述了中國史研究的內容和在世界歷史上的地位，中國的地形和民族，中國史的紀年和時代劃分等問題。這些獨到的見解奠定了中國通史的基礎。1902年，他撰寫的《新史學》則是為中國通史從編撰思想、方法等方面作的進一步研究。 

梁啟超對通史的體例十分重視，1918年，他致陳叔通的信中談到通史的義例問題：“所著已成十二萬言（前稿須複改者頗多），自珍敝帚，每日不知其手足之舞蹈也。體例實無暇作詳書告公，第自信前無古人耳。宰平曾以半日讀四萬言稿兩遍，謂不忍釋，吾計凡讀者或皆如是也。頃頗思先秦殺青（約端午前可成），即先付印（傳志別行，此惟有年表、載記、志略三種。先秦之部都十一卷，冠以總敘一卷，約二十萬言也），故願與公一商此事。”[xix]從中可以看出，梁啟超試圖用總敘、載記、年表、傳志、志略五體配合來撰寫通史。梁啟超設想的中國通史總敘可能指《中國歷史研究法》，他曾說撰寫《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目的是為寫通史服務，又說此書是他“治史所持之器”，“吾發心殫三四年之力，用此方法以創造一新史。”由此可知，中國通史總敘就是從史學理論、史學方法、年代、史料的情況和史學史等方面對中國史學加以全面概括的總論，這在體例和內容上都是新的創造。 

載記的作用是用記事的方法概述某一歷史階段的軍、政大事和演變，敍事簡單清楚，不做具體的記述，只講史事大致的發展經過。梁啟超設想的體系明確地以“載記”為主幹，其他“年表”、“志略”、“傳志”都與之相配合。載記的設立，實際上借鑒了西方章節體和傳統史學紀事本末體並加以創造性地發揮。梁啟超在載記前，均撰寫總敘，概述做史方法，說明各章內容安排和撰寫意圖，分析該段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和影響，探求史料的選擇和運用。總敘的撰寫，借鑒了章節體善於提挈歷史發展大勢，說明篇章之間的關係的特點。設立載記也是對紀事本末體的創造性運用。梁啟超既看到了紀事本末體的優點，又能看到其不足，因此他寫“載記”著意突破傳統紀事本末體範圍太窄的弊病，力圖說明事件之間的聯繫和歷史大勢。 

“志略”借鑒傳統書志體並加以發展。傳統的書志體只是靜態地記敍典章制度的發展演變，缺乏對與典制密切相關的事件的考察分析。梁啟超寫的《志語言文字》、《志三代宗教禮學》是書志體的發展，是用紀事本末體寫的語言發展簡史、宗教禮俗簡史，內容詳實，有考證、評論、圖表，這種寫法是傳統書志體所沒有的。作者綜合運用諸體寫“志略”，值得後世參考借鑒。 

梁啟超設想的通史體例，主要以載記為中心論述每一歷史階段中的軍政大事的經過和歷史影響。然後，在軍政大事之後，附以年表、事表、書志和人物傳記。這種體例設計，既吸收了紀事本末體和紀傳體的優點，又汲取了西洋史學的長處，而形成新的綜合體裁。正如他自己所說的，就體例的創新而言，是“前無古人”的。  

章太炎、梁啟超對通史體例探討的共同特點是：善於吸取傳統史學的豐富遺產，而又具有別識心裁，勇於創造。這一探索的趨勢不但有利於改進史書的編撰，且又說明史家對於考察和反映歷史已經有了新的認識，因而也就具有歷史哲學上的意義[xx][p71]。我們今天的史書編撰，應該從章、梁探索新綜合體的經驗中得到借鑒。 

三、運用進化論觀點指導學術思想史研究。 

傳統的學案體因為沒有先進的歷史哲學指導，主要對學派之間的師承傳授情況進行記錄，無法總結學術思想發展的大勢和特點。新史學思潮興起後，在進化史觀的指導下，學者們見識提高，視野空前開闊，因而能對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學術發展的特點作出中肯的分析。  學術史研究能否開新，取決於社會條件的變化和學術大師思想觀念的變革。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構成進步知識份子研究傳統學術的指導思想。他們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壓迫下，重新估價學術的重要作用，強調“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xxi][p110]熱切希望振興中國學術，並運用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對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隸之學”進行批判。1902年，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說：“弟子以為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以新學術變其思想（歐洲之興全在此）。然初時不可不有所破壞。孔學之學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轅也。”[xxii][p279]梁啟超對儒學的正統地位進行了猛烈的衝擊。在這樣的思想觀念的支配下，學術史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本世紀初，梁啟超突破傳統學術史的模式，於1902年發表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長篇學術論文，它是中國史學界運用進化論哲學觀點指導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結出的碩果。 

同傳統學術史相比，這篇文章的創新之處表現在： 

（1）它提出了新的學術史分期法。以往的學術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後為序，宋明以後則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梁啟超打破常規，提出以學術思想的內涵、性質及其發展變化作為學術史分期的標準，將中國學術史劃分為七個時期：一，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二，春秋末至戰國為“全盛時代”；三，二漢為“儒學一統時代”；四，魏晉為“老學時代”；五，南北朝迄隋唐為“佛學時代”；六，宋元明為“儒佛混合時代”；七，清代為“衰落時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劃分出學術演變、發展的階段，同它運用西方進化史觀的指導密切相關。梁氏對達爾文進化論學術在思想領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視，預言進化論學術“將磅礴充塞本世紀而未猶已也。”他希望借進化論學術激發國民發憤圖強，爭取民族光明的未來，為此他提出以進化論引起人類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xxiii]梁啟超對進化史觀的接受，為梁氏以新的標準劃分學術史奠定了基礎。 

（2）梁氏對學術思想發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視，力求對學術思想的發展作出新的解釋。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指出：“歷史者，敍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認為歷史家應從人類活動總背景中求得人群進化的真相，總結出歷史進化的公理公例，使後人循歷史進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無疆”。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梁氏強調近世史家的任務在於“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及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關係”。梁氏將新史學的理論主張貫徹到學術史的研究中，《論大勢》開宗明義即對“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確的認識：“生理學之公例，凡二異性相結合，其所得結果必加良······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學術思想達於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紀學術思想放大光明。”[xxiv][p3]並將“公理公例”作為分析學術思想變遷的理論依據。 

（3）深入地論述了學術思想和社會條件的關係，論述不同學派和學者間的互相影響和推動，第一次生動地呈現出學術變遷動態的格局。關於戰國時代學術勃興的社會條件，梁氏從由於社會急劇變動，思想學術出現自由局面等項進行分析。他指出：“獲麟之後，迄于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由貴族世家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周室之勢既微，其所余之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xxv][p12]從中可看出時代的急劇變動，造成了學術思想由“學在官府”到出現“百家爭鳴”的巨大變化，其論深入中肯，極具見識。再如對明末清初學術風氣演變的論述，也緊緊抓住時代條件的影響，梁啟超曰：“嗚呼！吾論次中國學術史，見夫明末可以變為清初，清初可以變為乾嘉，乾嘉可以變為今日，而歎時勢之影響于人心者正鋸且創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自明中葉，姚江學派，披靡而下，一代氣節，蔚為史光，理想繽紛，度越千古。顧其敝也，摭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恭說有，與實際運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無益于國，而且無以自淑。逮晚明劉蕺山等人一派，已幾于王學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一變。”[xxvi][p77]這裏，明確指出了學術變遷的格局同社會變動之間的關係。    

（4）梁啟超對學術史的考察，並未局限在傳統學案體的舊框架內，而是依據學術發展本身的特點，在材料組織上對舊體學術史著作進行了改造和發展。舊體學術史敍事全按學派立案，雖便於對各家學派作細微考察，但也易於使各學派之間相互孤立，難以看清其間的前後演變和相互影響。梁啟超此書，首創章節體的學術史新體裁，其主要特點是：以章節為綱，按所要論述的問題性質分章立節，以“論”說“史”，以“史”證“論”，史論結合。例如，他將中國學術思想的歷史進程分為七個時期，按時期分章，每章又根據內容不同立如幹節，如原因、派別、歷史、結果等等，章與節之間聯繫緊密，脈絡分明。再如，他對史論十分重視。全文之首冠以“總論”，表達梁氏對學術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國史上重要性的認識，表明梁氏撰述學術史意在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論述了對於傳統學術思想的態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簡要地論述這一時期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以及這一時代思想的主要特點、成就和不足，並簡要地分析產生這些特點的遠因和近因。在每一節中，在“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作者的觀點。因此，讀者于其史論中可以明晰梁氏對於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編撰上的創新，更能展示學術史新體系的思想特色。同時，梁啟超還突破舊史學術史著的狹隘格局，擴大了學術的考察面。傳統的學術史對儒學以外的學派論述較少。梁啟超認為：“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學術史的任務應是反映各時代有代表性的各種學術發展情況。在《論大勢》一文中，梁啟超力戒門戶之見，試圖把各家學術展現給讀者。在《全盛時代》中，特立《論諸家之派別》，作者說：“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xxvii][p15]把先秦時期重要的派別都羅列出來，然後加以分析、評述。 

梁啟超的這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對中國學術思想發展歷程的看法，對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胡適在《四十自述》裏評價到：“《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以外還有中國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七個時代，現在看這個階段，也許不能滿意。······但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xxviii][p105]它為梁啟超以後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國史學的發展確立了新的路標，對於史學近代化具有理論和實踐的奠基意義。 

四、進化史觀對地方誌編撰的影響。 

進化史觀的引入和運用，修志目的從資治垂訓向反映一地之歷史發展轉向。清末的方志編纂者開始對進化論觀點表示贊成，如說：“且舊志目例，于現時之觀念不合者，宜增者增，宜減者減，務期于人心進化概念能相合，而藉以鼓吹其精神。”[xxix]以進化史觀來指導編志，來看待歷史發展，比起古代方志觀無疑是一種進步。在進化史觀的指導下，史學界開始重新認識方志的功能。他們認為傳統方志以資治垂訓、教化褒揚和為國史取材為目的的歷史功能，已經不能適應時代要求，新的方志觀主張方志編撰要從“中外優劣之勢”出發，從更廣闊的歷史背景下反映真實的歷史情況；方志要有利於改良現在，規劃未來，反映社會嬗變，體現社會發展的因果聯繫，取代道德空談。如張元奇說：舊志“皆矜矜於文字之雅馴，其於古今世界政治，往往封固自足。”“斯志自目例，故亦不無文勝，而詳於民事，諗於中外優劣強弱之勢，其為功既甚勤。其思所以慎固疆域，以保我子孫黎民之心，蓋亦亟矣。”[xxx]修志目的的改變，必然會導致編撰方法的革新。舊志的弊病，僅為片斷的簿錄，偏於橫剖，而缺少縱貫。新的方志編撰方法，必須有利於反映歷史發展的因果關係，擴大資料來源，提出述論結合，借鑒西方史書體裁，編撰章節體志書，以便反映歷史發展過程中各種縱橫交錯關係。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不難從進化史觀對史書編撰產生的影響中總結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認識：第一，進化史觀主要是“敍述社會進化之現象”，“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及其“相互之關係”，基於這樣的目的，傳統的為封建帝王“資治”、“垂訓”服務的舊的史書編撰方式必須經過改造，才便於容納新的內容。章太炎、梁啟超探索用新綜合體撰寫通史的方式，以及對傳統學術史的改造，表明他們比較好地掌握了史書編撰中“破”與“立”的關係，既吸收前人編撰中的成果，又根據變化的形式創造出新的編撰方法。歷史觀的進步為他們創新體例提供了思想指導。第二，進化史觀是由嚴複等人翻譯介紹到中國的新的歷史理論，著意於說明歷史的進化和因果關係。而從西方傳入的章節體編撰形式的優點在於反映歷史大勢線索清晰流暢，能夠說明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繫，便於總結歷史發展的規律。因此，章節體史書在二十世紀初的流行不是偶然的，表明隨著歷史觀的進步，史家必須吸收西方歷史編撰學的長處，才能使史書的形式和內容有機地結合起來，這一時期歷史教科書的繁榮以及其他一些章節體史書的出現，就是這種趨勢的反映。 

 [i] 蔡元培。五十年來中國之哲學[A]。蔡元培選集[M].北京：中華書局，1959。 

 [ii] 胡適.四十自述[A].胡適作品集[Z].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3. 

 [iii] 張元濟.答友人問學堂事書[A].張元濟詩文[M].上海：商務印刷館,1986。 

 [iv] 屠寄。中國地理學教科書·凡例[M]. 上海：商務印刷館,1905。 

 [v] 曾鯤化.中國歷史·附錄.1903,東新譯社本。 

 [vi] 曾鯤化.中國歷史·附錄.1903,東新譯社本。 

 [vii] 浙江潮[J].1903(7)。 

 [viii] 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敘[M]. 上海：商務印刷館,1933。 

 [ix] 國粹學報[J].1907(27)。 

 [x] 普通新歷史·凡例[M]。上海：普通書室,1902. 

 [xi] 曾鯤化.中國歷史.附錄[M].1903,東新譯社本。   

 [xii] 劉師培.中國歷史教科書[M].商務印刷館,1907。 

 [xiii] 章太炎.訄書·哀清史[M]。北京，三聯書店，1998。 

 [xiv] 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A].國粹學報[J],1905(6)。   

 [xv]章太炎.訄書·哀清史[M]。北京，三聯書店，1998。 

 [xvi]許之衡.讀國粹學報感言[A].國粹學報[J],1905(6)。 

 [xvii]章太炎.訄書·哀清史[M]。北京:三聯書店，1998。 

 [xviii]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M].北京出版社,1999。 

 [xix] 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xx] 陳其泰.中國近代史學的歷程[M].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xxi]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A].飲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8。 

 [xxii]丁文江、趙豐田。梁啟超年譜長編[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xxiii]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A].飲冰室合集·文集[M]。北京：中華書局，1988。 

 [xxiv]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華書局，1988。 

 [xxv]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華書局，1988。 

 [xxvi]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華書局，1988。 

 [xxvii]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M].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M] .北京：中華書局，1988。 

 [xxviii]胡適.四十自述[A].胡適作品集[Z].臺北,遠東圖書公司,1983. 

 [xxix] 開原縣誌序[M]。 

 [xxx] 鐵嶺縣誌序[M]。 

（轉自智識學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