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梁啟超新史學的本質、基本特徵及其在中國現代史學建立和發展中的作用，以往史學界主要是從其反封建的民主性和科學性（進化史觀和科學研究方法）的角度來探討的,這有其合理性。然而，如果從梁啟超新史學理論來源的西方史學主流思想話語和梁啟超建構新史學所處的中國近代發展的歷史主題來看，上述觀點亦有值得再探討之處。眾所周知，建立近代民族國家是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潮流。因此，十九世紀西方史學界乃至文化思想界的主流話語無不以民族的、進化的歷史觀念和政治觀念來解釋西方歷史和世界歷史。受此影響，西方民族主義成為中國近代社會各領域變革的重要思想資源和動力。中國近代以來的種種變革（包括改革和革命）或稱之為近代化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借助和運用近代民族主義思想資源以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過程，其中，史學界傳播和運用民族主義方面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梁啟超是近代中國變革的理論和實踐上的先鋒和代表人物，民族主義不僅在其政治思想中佔有根本性地位，亦是其新史學思想建構的支柱之一。他的新史學實質上是一種建立在民族進化史觀上的民族主義史學。這種新史學范式的建立對整個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產生了廣泛和深遠的影響。學術界對此作過一些討論，但不夠深入。[①]本文擬就梁啟超民族主義新史學的建構及其對中國現代新史學建立的意義發展進行探討。 

一、民族主義史學思想的萌生 

十九世紀末（維新變法前）梁啟超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想開始萌生。甲午戰後，中國面臨的深重民族危機是梁啟超萌生民族主義史學思想的社會現實根源。而嚴複和康有為等人宣揚的西方種族論和進化論，尤其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則是梁氏民族主義史學思想形成的初步理論來源。同時，從梁的《西學書目表》等文章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他接觸了《泰西新史攬要》之類的史地著述，這些著述所描繪的近百年西方民族國家迅速崛起和相互爭雄的歷史，使他對近代民族主義及其對中國變革自強的意義有了直接和初步的認識。 

梁啟超民族主義史學思想的萌生主要表現在：一是提出進化論意義的“變”的思想；二是宣揚競爭進化性的種族競爭論；三是提出了民族國家性的“群”和“國群”的概念。 

關於“變”的思想。梁啟超說，天地間沒有不變的，“故夫變者，古今之公理也。”[②]具體到歷史觀上，就是繼承和發展康有為的歷史觀，宣揚糅合儒家今文經學的“三世說”和西方歷史進化論的三世進化觀。他說，“春秋立三世之義，以明往古來今天地萬物遞變遞進之理，為孔子範圍萬世之精意。”“《春秋》者，所以治萬世之天下也。凡天下萬物之不能不變也，天理也；變而日進於善也，天理而加以人事者也。……要之，天地萬物之情狀雖繁雖賾，而惟三世可以馭之。”[③]在1898年到流亡日本後，梁的這種思想仍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他依然用今文經學的三世說來闡釋歷史進化論，說泰西學者分世界人類為野蠻人、半開化人和文明人三級，“其在《春秋》之義，即謂之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皆有階級，順序而升，此進化之理，而世界人民所公認也。”[④] 

那麼，歷史怎樣進化的呢？受嚴複《天演論》的直接影響[⑤]，梁啟超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種族競爭進化論，將人類歷史視為種族競爭、優勝劣敗的歷史。其《變法通議》說：自大地生物形成至今的歷史，“一言以蔽之曰:‘爭種族而已’。……此生存相競之公例，雖聖人無如之何者也。”那麼，各種族如何才能在競爭中致勝呢？首要之事便是“合種”。他說，種族出現時同是劣種，而後才有戰勝劣種的優種，“何也?數種相合，而種之改良起焉，所合愈廣，則其改良愈盛。而優劣遂不可同年而語矣。”要而論之，“大抵其種愈大者，則其戰愈大，而其勝敗愈有關係。善為戰者，知非合種不能與他種敵，故專務溝而通之。”他還以中國史作論證，說：“自漢以後，支那之所以漸進于文明成為優種人者，則以諸種之相合也，惟其相合故能並存。”[⑥]因此，黃種人要想在與白種人的競爭中取得勝利，就必須合黃種之內的各種族。主張合種、特別是合國內各民族參與國際競爭，顯然是近代民族歷史進化觀。 

關於“群”和“國群”的思想 [⑦]。 梁啟超說，“群者，天下之公理也。”“群者萬物之公性也。”“物之以群相競，斯固然矣，至其勢逼而率相近者，則其相競也尤甚。”[⑧]他進而論述了“群術”的重要，提出了“國群”概念，論證了“群”與國家的必然關係。他說，所以能有千萬人群而成的國和億兆京垓人群而成的天下，“則豈不能群乎哉?以群術治群，群乃成，以獨術治群，群乃敗……抑吾聞之，有國群，有天下群，泰西之治，其以施之國群則至矣”，“欲滅人之國者，滅其國之群可矣。”[⑨]強調“群術”和“國群”的重要，並以西方“施之國群則至矣”作為價值論斷，表明梁啟超已意識到要以“群術”將中國人凝聚為近代民族國家。故，張灝先生指出：“帶著‘群’的思想，梁正從儒家合乎道德自發產生的有機社會關係的文化理想向一個早期的民族共同體的思想邁進。”[⑩]“國群”論是梁啟超“合種”論的發展，亦是其民族主義國家觀形成的基礎。梁的這一思想是對嚴複《天演論》有關思想的進一步闡發。他說：“啟超問治天下之道于南海先生。先生曰：‘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斯二義立，雖治千萬年之天下可已。’啟超既略述所聞，作《變法通議》。又思發明群義，則理奧例賾，苦不克達。既乃得侯官嚴君複之治功《天演論》，瀏陽譚君嗣同之《仁學》，讀之犁然有當於其心，……乃內演師說，外依兩書，發以淺言，證以實事，作《說群》十篇”。[⑪] 

不過，此間梁啟超的民族主義史學思想還不明確和系統，並帶有濃厚的儒家傳統色彩。他講進化史觀，是以今文三世說來比附和詮釋的。他提出蘊含民族國家性質的“國群”觀，也只是向儒家大同世界（天下群）終極目標過渡的仲介，他說:“春秋曰：‘太平之世，天下遠近大小若一’。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是謂大同。’其斯為天下群者哉!”[⑫] 

二、民族主義史學思想的全面建構 

1898年變法失敗流亡日本後，梁啟超大量接觸了西方思想文化，思想出現重大轉變。[⑬]西方近代民族主義及其史學思潮對他產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宣揚近代民族主義和尋求在中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成為他著述的主題,他的近代民族觀及其史學思想最終形成。  

梁啟超接受了盧梭、伯倫知、斯賓塞和布倫奇利等思想家的民族和民族主義思想，主張在中國建立近代民族國家，以實現國家和民族的強盛。他說：“故夫民族者，有同一之言語風俗，有同一之精神性質，其公同心因以發達，是固建國之階梯也。”[⑭]又說，“民族主義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義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於本國也，人之獨立；其在於世界也，國之獨立。”“十八十九兩世紀之交，民族主義飛躍之時代也。……此一大主義，以萬丈之氣焰，磅礴沖激于全世界人人之腦中，順之者興，逆之者亡。”[⑮]民族國家思想“使國民皆以愛國為第一之義務，而強盛之國乃立。19世紀末世界之政治則是也。而自今以往，此義愈益為各國之原力，無可疑也。”[⑯]近代歐洲的進步完全得力於民族主義，“民族主義者實製造近世國家之原動力也。”“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有之則莫強，無之則竟亡，間不容髮，而悉聽我輩之自擇。”[⑰] 

那麼，如何培養民眾的民族主義思想和愛國精神呢？梁啟超認為，根本途徑在於史學教育。《新史學》開宗明義提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然則但患其國之無茲學耳，苟其有之，則國民安有不團結，群治安有不進化者。”中國舊史學雖很發達，但因存在四蔽二病及三惡果，使人“雖盡讀全史，而曾無有足以激勵其愛國之心，團結其合群之力，以應今日之時勢而立于萬國者。然則吾中國史學外貌雖發達，而不能如歐美各國民之實受其益，職此之由。”故此，要實行民族主義，就要在中國進行一場“史學革命”，“今日欲提倡民族主義，使我四萬萬同胞強立于此優勝劣敗之世界乎?則本國史學一科，實為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智、無愚、無賢、無不肖所皆當從事,視之如渴飲饑食,一刻不容緩者也……嗚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⑱] 

梁啟超在《中國史敘論》、《新史學》和《新民說》等論著中全面深入地闡述以民族進化史觀為理論基礎的新史學的性質、任務、基本內容和功能，建構起了民族主義史學思想體系。 

關於新史學的性質，梁啟超說：“歷史者，敍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⑲]梁啟超所謂的人群進化即是種族（民族）進化。他說：“民族為歷史之主腦。”[⑳]又說，“歷史者何?敘人種之發達與其競爭而已。舍人種則無歷史。何以故?歷史生於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於內焉有所結,於外焉有所排,是即種界之所由起也。”“故夫敍述數千年來各種族盛衰興亡之跡者，是歷史之性質也。敍述數千年來各種族所以盛衰興亡之故者，是歷史之精神也。”[21]也就是說，無人種或種族即無歷史，人種或種族進化即是歷史。史學便是敍述以種族為單位的人群進化並探求其演化規律的學科。以種族指民族，將兩者等同，是當時思想界一普遍現象。[22]梁啟超的上述論述，表明新史學本質上是以民族進化史觀為基礎的史學。  

梁啟超以此為基礎描述了人類歷史民族競爭演化的圖景。他把人種分為歷史的與非歷史的，說：“能自結者，為歷史的；不能自結者，為非歷史的。何以故？能自結者，則排人；不能自結者，則排於人。排人者，則能擴張本種以侵蝕他種，駸駸焉壟斷世界歷史之舞臺。排於人者則本種日以陵夷衰微，非惟不能擴張於外，而且澌滅於內，尋至失其歷史上本有之地位。”[23]歷史的人種又有世界史的與非世界史。所謂世界史的人種，是指文化武力擴充於外，影響到世界人類歷史發展的種族，即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中先後居主導地位的各個民族。梁啟超認為，歷史上只有白種人才稱得上是世界史的人種。白種人民族在世界史上依次發揮著主導作用，他們的此伏彼起、迭興迭衰構成了世界文明發展史。因此，“歐羅巴文明實為今日全世界一切文明之母”[24]；“今世之著世界史者，必以泰西各國為中心點，……蓋以過去、現在之間，能推衍文明之力以左右世界者，實惟泰西民族，而他族莫能與爭也”。[25]促成西方民族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是民族間的生存競爭。“競爭為進化之母”，競爭與進化相倚，競爭為社會、民族進步的原動力。近代西方所以進步神速，“皆競爭之明效也。夫列國並立，不競爭則無以自存。”中國歷史上只有春秋戰國數百年間分立最久，而群治之進為極點。自秦一統局面形成後，“而為退化之狀者，千餘年於今矣，豈有他哉，競爭力銷乏使然也。”[26] 

民族國家的歷史從內部來說則是一部“民史”。他說:“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為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諜；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27]也就是說，現代史家應當寫探察國民全部經歷及其相互關係的“民史”。他批判中國傳統史學的“正統論”只言“君統”，不言“民統”，與西方史學正好相反。“泰西之良史，皆以敍述一國國民系統之所由來，及其發達、進步、盛衰、興亡之原因結果為主，誠以民有統而君無統也。”[28]中國史學以國統屬於君，實是視全國人民為無物，從而使國人永遠喪失國民資格而為奴隸。 

為什麼民族國家史是“民史”呢？或者說，近代民族國家與國民及民主有什麼必然的關係呢？梁啟超接受了西方的民約論等政治思想，指出近代民族國家由國民構成，國民是國家的主體。他說：“國民者，以國為人民公產之稱也。國者積民而成，舍民之外，則無有國。以一國之民，治一國之事，定一國之法，謀一國之利，捍一國之患，其民不可得而侮，其國不可得而亡，是之謂國民。”[29]“質而言之，則主權者，邦國之所有；邦國者，眾人之所有。”[30]因此，近代國家競爭實際是民族間的競爭，歸根到底又是國民間的競爭。他說，“今日世界之競爭國民之競爭也。”[31]“在民族主義立國之今日，民弱者國弱，民強者國強”；“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未由。”[32]由此可見，所謂的“民史”即是民族國家歷史的內在形式，一國民眾對外而言，為民族，對內而言，是國民。進而言之，在梁啟超看來，近代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也就是民主國家形成的歷史，這是近代國家歷史形成和發展的兩個方面，或者說，這兩方面的歷史發展進程是合一的。  

新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要向國民揭示歷史競爭演化的規律和真相，培養他們的民族精神和愛國心。梁啟超說：“歷史者，以過去之進化，導未來之進化者也。……而史家所以盡此義務之道，即求得前此進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後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無疆也。”又說：“史也者，非紀一人一姓之事也，將以述民族之運動、變遷、進化、墮落，而明其原因結果也。”而中國傳統書法只在褒貶和專科功罪一二人，只知有一私人之善惡功罪，不知有一團體之善惡功罪，“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終不進也。”真正的書法（按：即歷史編撰原則和精神）應當培養與激勵民族全體精神，“吾以為書法者，當如吉朋之《羅馬史》，以偉大高尚之理想，褒貶一民族全體之性質，若者為優，若者為劣，某時代以何原因而獲強盛，某時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使後起之民族讀焉，而因以自鑒曰：吾儕宜爾，吾儕宜毋爾。”[33] 

總之，梁啟超對新史學的性質、任務、內容和功能的闡述，對中西史學的贊否，無一不貫穿和體現著民族進化史觀和民族國家思想；他對中西方歷史所作的價值評判，對中國歷史未來發展的期待，也是以此立論的。新史學的奠基作《新史學》通篇貫穿著民族進化史觀的主線。所以說，他所構建的新史學本質上是建基於民族進化史觀上的民族主義史學。因此，以往從史學的民主性（反封建和主張研究國民的歷史）和科學性（進化論史觀和近代科學方法論）角度來定性和評價梁啟超新史學對中國現代史學建立的意義，似可商討。因為，所謂新史學的科學性和民主性都不過是民族主義史學新範式的兩個基本特徵。 

三、梁啟超民族主義史學構建的意義 

如果從民族主義史學是西方近代史學發展的主題和中國近現代新思潮是中西文化衝突與融和的產物這兩個大歷史背景看，梁啟超民族主義新史學既是對西方近代民族主義史學理論的直接運用和推廣，也是對儒家文化民族觀和歷史觀的繼承和發揚。 

有學者指出，西方現代史學本質上是一個建構世界性民族主義國家歷史的史學。它始於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理性和進步的歷史觀，西方史家和哲學家認為，世界存在著普遍的理性，它是建立在同一時間觀念之上的。民族國家的歷史是這種普遍性的世界史進步發展的頂峰或終結。西方在這種歷史發展中最快最先，為此，“民族—國家的興起在當時不僅是衡量一個文明是否進步的標誌之一，而且本身也成為歷史研究、著述的中心。”西方現代歷史編撰學“正是民族—國家史學的天下，其著述的重點是西方民族—國家的形成及其在歷史上的意義。”這一歷史思想模式，直接影響到以後非西方國家史學的發展，“事實上，在幾乎所有的非西方地區，所謂現代史學的誕生和發展，都不可避免地以民族—國家為中心。當然，非西方地區和國家的民族主義史學，常常是以反抗西方的侵略為目的的，但從史學史的觀點來看，這一反抗還是在西方史學觀念的模式中完成的。”如中國20世紀初的梁啟超、章太炎等人的民族主義史學論述，顯然是西方現代歷史編撰學的寸步延伸和擴展。[34]海外的中國近代民族史研究專家杜贊奇則指出，20世紀初，現代民族主義已中國在紮下根來，啟蒙歷史的敍述結構以及一套相關的辭彙，主要通過日語而進入中文。“這些新的語言資源，包括辭彙和敍述結構，把民族建構為歷史主體，改變了人們對於過去以及現在民族和世界的意義的看法”。[35]他又說：“一個大體相當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話語已經在中國知識份子中生根。這個話語的迴圈推理涉及種族、民族、歷史三項要素。”[36]也就是說，近代民族主義為中國新史學提供了理論根源，直接促成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史學。國內學者對此也作過一定研究，如俞旦初先生以愛國主義史學來概括20世紀初中國史學發展的主題，稱20世紀初中國史學的愛國主義史學思潮，是與新史學思潮並起奔騰，交相輝映的兩大思潮。[37]只不過，這兩股思潮實質上是合二為一的，新史學思潮本質上即是近代民族主義史學思潮。 

不過，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新史學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作了某些繼承和發展，絕非西方民族主義史學的簡單翻版。綜觀梁啟超一生對新文化的構建，從未以徹底的反傳統作為前提和基礎。1896年，他曾對中國在進行變革時應當如何處理中西學的關係作過這樣的論述：“要之，舍西學而言中學者，其中學必為無用，舍中學而言西學者，其西學必為無本。無用無本，皆不足以治天下，雖庠序如林，逢掖如鯽，適以蠹國，無救危亡。”[38]這裏，梁啟超是將中學視為本根的。1898年流亡到日本後，他說自己的思想為之一變。綜合考察他流亡日本期間的著述，可以說是梁在文化觀最激進的時期，其言論有明顯的西方歷史文化中心論和優越論色彩。但是，他仍然沒有走向全盤反傳統。他在1902年說過這樣的話：“今日之世界，民族主義之世界也。凡一國之能立於天地，必有其固有之特性，感之於地理，受之於歷史，胎之於思想，播之於風俗。此等特性，有良者焉，有否者焉。良者務保存之，不徒保存之而已，而必采他人之可以補助我者，吸為己有而增殖之。否者務刮去之，不徒刮去之而已，而必求他人之可以匡救我者，勇猛自克而代易之。”[39]後來，他又轉向了主張保存和發揚儒家文化的保守立場。他在1915年說：“若夫孔子教義，其所以育成人格者，諸百周備，放諸四海而皆准，由之終身而不能盡，以校泰西古今群哲，得其一體而加粹者，蓋有之矣，若孟子所謂集大成者，莊生所謂大小精粗其運無乎不備，則固未有加於孔子者。孔子雖可毀，斯真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也。且試思我國歷史，若將孔子奪去，則暗然複何顏色，且使中國而無孔子，則能否搏摶此民族以為一體，蓋未可知。”[40] 

梁啟超對中西文化的這種態度決定了他在構建民族主義新史學時，對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特別是春秋公羊學的歷史三世說和文化民族觀，作了不同程度的吸收和保留。關於公羊三世說對梁啟超民族進化史觀形成的影響文章第一部分已作分析，此不再論。同樣，公羊學派的民族文化觀對梁啟超民族主義及其史學思想也產生了重要影響。梁啟超民族主義的根本主張之一是提倡“大民族主義”，主張中華各民族平等的民族史觀。他說：“吾中國言民族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41]從理論上說，它直接源于伯倫知的民族國家學說。然而，西方近代民族主義，有主張大民族主義的，也有主張小民族主義的。梁啟超之所以接受大民族主義，一方面是出於民族救亡鬥爭的現實需要，以批判滿清的民族壓迫政策和革命派盲目反滿的種族革命論，在國民中樹立平等的民族觀，更好地團結各民族進行民族救亡鬥爭。另一方面，與他贊同公羊學派的文化民族史觀有關。他說，宋儒以來持攘夷之說日盛，不符合孔子《春秋》之大義。孔子《春秋》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國的。它首張三世之義：“其所傳聞世，……則內其國而外諸夏。所聞世……則內諸夏而外彝狄。……所見世，“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彝狄進至於爵。故曰有教無類。又曰洋溢乎中國。”[42]公羊學派的文化民族觀，既是對中國古代華夏民族由內向外逐步擴大融合歷史進程的描述，也體現了儒家以文化高低而非血緣（宗法）遠近區分夷夏和以文化融和周邊落後民族（夷狄）的中國文化特徵。[43]這種思想和西方民族主義中強調民族單一性和排斥性的理論是不同的，它更看重民族融和以及以文化的交流和教化而非赤裸裸政治和軍事強力來處理民族關係。 

20世紀初，以梁啟超和夏曾佑等為代表的新史學派、以章太炎、劉師培等為代表的國粹學派、以孫中山等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均對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新史學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然而，率先為中國現代民族主義史學的發展構建理論模式和提供系統方法論的則屬梁啟超。不僅如此，梁啟超還運用民族主義史學理論來撰寫中國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