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與汗牛充棟的各類“國史”、“正史”、“別史”、“野史”、“雜史”相比，史學理論著述之稀少可謂鳳毛麟角。嚴格說起來，傳統史學中真正意義上的史學理論與批評專著只有兩部書，那就是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在中國史學的燦爛星河中，《史通》和《文史通義》這兩顆“孤星”雖然不免有“殊我同類”之寂寞，但它們卻絕不黯然失色，相反，恰恰因為它們稀少而彌足珍貴，更因為它們思想體系的博大精深而發出耀眼奪目的光輝，這兩部書被譽為史學批評發展史上的“雙璧”。­ 

一 

“有了人，我們就開始有了歷史。”［1］（p.457）歷史像一條奔流不息的滔滔巨川。她那縈徊曲折、千姿百態、浪起千堆雪的波瀾壯闊曾經吸引了多少英雄豪傑、文人騷客為之一歎三詠，傾心折腰！但是，歷史又是容易被遺忘的。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史學家孔子，當他面對滾滾而去的歷史長河，發出“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謂時，他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離開孔子並不算遙遠的夏、商兩代，已經出現了史料嚴重缺失的狀況，以至於在《論語·八佾》中孔子不得不遺憾地說道：“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然而，作為人類以往全部生存活動和社會經歷的結晶，“歷史”又豈能總是被遺忘？一個國家和民族倘若對於歷史都喪失了記憶，“繼往”不成，又遑論開來？仍然是偉大的思想家、史學家孔子，當他置身於“禮崩樂壞”、天下大亂的春秋時代，他想到了“歷史”的武器。《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為了總結春秋這一段歷史的經驗和教訓，孔子甘冒“罪我”的風險，根據魯國的“不修《春秋》”撰寫了《春秋》一書。中國史學發展史上的第一部史著就這樣誕生了。 

孔子“作《春秋》”。既然是“作”，就有一個怎樣“作”即怎樣“撰寫”史著的問題。對於這個問題，看來孔子曾經有所思考。《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饕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根據上述《孟子》的文意，《春秋》之“事”“則齊桓、晉文”，因此“事”亦即“史”；而孔子對《春秋》之“義”有所“竊取”，這個“義”，也就是“微言大義”。所謂“微言大義”，是說孔子在敍述史事時，通過採用一些特殊的修辭方法，來表示他的價值取向和判斷。修史必須採用一定的“方法”，那麼，我們可以說，孔子對於史學方法論已經有了初步的自覺運用。 

到了漢初，圍繞著《春秋》的“作法”問題，今文經學和古文經學兩派之間產生了不同的看法和爭論。今文公羊學大師董仲舒對於孟子所說的《春秋》之“義”作了闡釋。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指出《春秋》有“正辭”，有“詭辭”。以“正辭”與“詭辭”相對待，要在一諱一不諱。《春秋繁露·玉英》：“《春秋》之書事，時詭其實，以有避也；其書人，時易其名，以有諱也。”因為要回避些什麼，所以有話也不直說，而是隱晦地說，曲折地說，這就叫“詭其實”。“詭其實”也就是“諱”，即掩蓋事實的真相。例如，晉文公稱霸，兩次召見周天子，而《春秋》因要替周天子諱，於是，《經·僖公二十八年》載為“天王狩于河陽。”不說周天子被召，而是說周天子在河陽狩獵。 

值得注意的是，在董仲舒的觀念中，孔子撰《春秋》，並非以揭露史實、還原歷史的“真相”為己任。為了表達自己的價值判斷，孔子重“義”輕“事”亦即輕史，並且對於史實進行了“諱”即隱瞞、歪曲的處理。在董仲舒看來，這種處理方法，不僅不是孔子的敗筆、是缺陷，反而是孔子的微言大義，是《春秋》的思想精華所在，這是漢代今文公羊一派對於《春秋》撰寫方法的一種理解，也可以說是漢代今文經學的史學方法論。今文經學治學方法論的理論基礎“春秋重義不重事”正是從董仲舒開始漸次奠定並發展起來的。 

古文經學家對於孔子修《春秋》有著和今文經學完全不同的認識。他們認為，孔子是一位史學家。在修《春秋》的過程中，孔子採取了“述而不作”的方法。所謂“述”，是指孔子尊重歷史，對於史實不篡改，不臆造，僅僅“述”之而已。孔子之“義法”，需要通過史實之“述”表達出來。因此古文經學派絕不認可今文經學派“春秋重義不重事”的準則，認為在《春秋》中“事”即“史”是第一位的。離開了“史”，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例如，《史記·太史公自序》引董仲舒：“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馬貞《索引》解道：“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設褒貶，則不如附見於當時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筆削以褒貶，深切著明而書之，以為將來之誡者也。”這是說，孔子作《春秋》、立褒貶，是以“事”，也就是以“史”為根據的。若不以史事為褒貶的依據，那就是“載之空言”了。而“載之空言”，是“不如見之於行事深切著明”的。司馬貞雖然系唐人，但他的這個《索引》，仍然比較準確地反映了古文經學一派對於《春秋》之“史”的意義的強調。桓譚（東漢初年人）《新論》也說：“《左氏傳》和《春秋經》，好比衣服有表有裏，不可缺一，如果有經沒有傳，即使聖人關著門想十年，也想不出道理來。”《春秋》的道理也就是“義”要靠《左傳》之“史事”才能夠說明，這也是對“春秋重義不重事”傾向的委婉批評。 

如此看來，從中國史學呱呱墜地的那一刻開始，對於治史究竟應當以“求真”為主還是以“義法”即史家的主觀價值判斷為主的問題產生了興趣並發生了爭論。這一問題可以說是歷史學的第一大問題，中國史家對這一問題的探討，意義重大。 

漢代是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史學的“自覺意識”在這一時期正處在朦朧發展的階段。說漢代已經有了史學的“自覺意識”，是指學者已將注視的目光轉向了歷史學本身，對於修史、治史的立場和方法進行了初步的探討。在漢代，已經出現了“太史公曰”、“贊”、“論”、“序”、“撰”等“論贊”的歷史撰寫方法。“《史記》雲太史公，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揚雄曰撰，” ［2］（內篇《論贊》） 劉知幾所列舉的上述論贊的名稱，來自于司馬遷、班固、荀悅、揚雄等史家的創造，其中的主要內容即為探討治史的立場和方法。 

漢代以後，歷史進入了動盪不安的魏晉南北朝。民不聊生，哀鴻遍野，國家四分五裂，民族融合新生是魏晉南北朝的特點。正所謂“國家不幸詩家幸，詠到滄桑句便工”（清趙翼詩），對於“滄桑”之變即對於“歷史”之變的感悟，史學家的情懷是要較之于藝術家來得更為敏銳、纖細和豐富的。天下大亂，這既是催生大藝術家的溫床，同時也是歷史學大發展的契機：在風雨如晦的魏晉南北朝，迎來了中國史學發展的第二個高峰，並孕育出了劉勰《文心雕龍·史傳篇》這樣的史學理論專篇。 

《史傳篇》簡略回顧了中國史學的發展的全部歷程，特別強調了孔子《春秋》在中國史學史上的開山地位。劉勰從“經”、“傳”關係的角度立論，探討“列傳”體例的出現，深刻洞見了《史記》作“列傳”之源頭。對於《史記》和《漢書》，劉勰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史記》“《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這種敘史體例，“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馬遷之“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亦其所長，但劉勰認為，《史記》也有“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的短處，因此他認同班固之父班彪對於《史記》的批評。至於《漢書》，劉勰認為，其長在於“《十志》該富，贊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但班史為呂後立紀，“違經失實”，大為不妥。“何則？庖犧以來，未聞女帝者也。漢運所值，難為後法。牝雞無晨，武王首誓；婦無與國，齊桓著盟；宣後亂秦，呂氏危漢：豈唯政事難假，亦名號宜慎矣”。從總體上看，紀傳體之“ 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是可嘉許處。但紀傳體的局限性也顯而易見。“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疏”，“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於不周”。  

《史傳篇》凸顯求真對於歷史學的意義，尤其值得關注。劉勰指出，史學之“貴”在其可“信”，是謂“信史”。信史要求史家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文疑則闕”。但世俗“皆愛奇”而“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於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對於《春秋》的隱賢諱尊，劉勰認為，雖然都說這是“尼父之聖旨”，但“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即是說，隱晦史實畢竟是《春秋》不可否認的短處。因為“史之為任，乃彌綸一代，負海內之責，而贏是非之尤”，“奸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這就好比“農夫見莠，其必鋤也”一樣。因此，“求真”實乃“信史”的根基，“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 

《史傳篇》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史學批評體系的初步建立，這對於劉知幾的《史通》產生了直接的影響。[①] 

二 

劉知幾似乎在天性中已經蘊涵了一股親近史學的神韻，而他對於經學卻識性了了，索然無味。他幼年讀經，苦其文辭艱澀，難以諷誦，雖為此屢遭家長的捶楚，卻終於未能成其業。那時父親為知幾的兄長講授《左傳》，知幾竟然興味天成，拋開了經書躲在一旁傾聽，且對於《左傳》的理解還要超過兄長。父親拗他不過，對知幾的史學天份也感到好奇而欣賞，終於在知幾十一歲那年同意為他開講《左傳》。一年不到，即已講誦完畢。 

知幾讀史，最大的特點在於他不人云亦云，而敢於獨抒胸臆。還在童年總角時，知幾讀班固的《漢書》和謝承的《後漢書》，便認為《漢書》不該有《古今人表》，《後漢書》應當為更始立“紀”。那些思想迂腐的長者笑他年少無知，輕議前賢，其實真正無知的是他們而不是知幾。因為漢代的張衡和另一部《後漢書》的作者――南朝劉宋的範曄早已有了與知幾相同的認知。 

知幾稟性的鯁直和率真也是與生俱來的。他少年讀史時的敢發議論、卓落不群，無不透露著他的這一天性。成年以後，知幾的史學修養，自然遠軼群倫，尤其是那些尸位素餐、唯唯諾諾的史官所不可比肩的。但“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加以知幾的鯁直和率真，他不能見容于時是必然的。知幾的感謂發人深省： 

凡所著述，皆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志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2］（《自序》） 

《新唐書》本傳也說： 

子玄介直自守，累歲不遷，會天子西還，子玄自乞留東都，三年，或言子玄身史臣，而私著述，驛召至京，領史事。時宰相韋巨源、紀處訥、楊再思、宗楚客、蕭至忠皆領監修，子玄病長官多，意尚不一，而至忠數責論次無功，又仕偃蹇，乃奏記求罷去，為至忠言五不可，至忠得書，悵惜不許。楚客惡其言詆切，謂諸史官曰，是子作書，欲置吾何地。始子玄修《武后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自以為見用於世，而志不遂，乃著《史通》內外四十九篇，譏評古今。 

大凡聖賢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必述往事，思來者，發憤為著述。知幾既不得遂其志，乃以孔子“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自況，將其一生的感悟撰為史著，［2］（《自序》）為我們留下了“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的千古不朽的史著――《史通》。 

《史通》一書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六家”、“二體”綱領全局，此四篇是為知幾之總樞，《史通》之魂魄。四篇中“六家二體”兩篇為知幾自家從二千年史局中體悟出來，其分類之確，有“千古史局不能越”之譽[②]。前賢之述“六家”、“二體”備矣。然觀前賢之論，猶有遺漏者，即對於六家二體說隱含的經史不分思想所論無多。在知幾的時代，《詩》、《書》、《易》三經並《三禮》（《周禮》、《儀禮》、《禮記》）、三傳（《左傳》、《公羊傳》、《糓梁傳》）定為“九經”。是知幾所指六家中之《尚書》、《春秋》、《左傳》為“經”而非“史”明矣。看知幾敘《尚書》則謂“孔子觀書于周室，得虞、夏、商、週四代之典，乃刪其善者，定為《尚書》百篇。”其論《春秋》：“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又舉《晉春秋》、《魯春秋》，謂“‘春秋’之目，事匪一家”，“《乘》與《紀年》、《檮杌》，其皆春秋之別名者”。知幾論《左傳》，指出：“《左傳》家者，其先出於左丘明。孔子既著《春秋》，而丘明受經作傳。蓋傳者，轉也；轉受經旨，以授後人。”“其言簡而要，其事詳而博，信聖人之羽翮，而著述之冠冕也。”[③]以上三“經”，知幾全以“史”視之，他雖然沒有明確提出經史不分的口號，但他確乎是有經史不分的思想的。 

《史通》以“內篇”開首，以“六家”為“第一”。但就在《六家》篇中，知幾首起即雲：“自古帝王編述文籍，‘外篇’言之備矣。”而《史通》“《外篇》”之首，即冠以《史官建置》、《古今正史》，由此可知，《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兩篇的著述在先，而《六家》、《二體》及“內篇”之撰寫尚在後。實際上，《史通》之架構，即是以《史官建置》為邏輯起點而漸次展開的。知幾何以選擇《史官建置》為《史通》一書的入手處？千百年以後的今天，我們來追尋知幾的心緒，摸索、探討他的思維軌跡，這的確近乎勉為其難。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即現實的際遇曾經深刻地影響著劉知幾的思想。史著的誕生有賴於史家，是故探討史學的發展，勢必以史家為先。但在知幾的時代，官方修史制度方興未艾，史家被“鉚”在了史館之中。知幾即曾“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最後卻因與諸史官枘鑿齟齬而意有鬱怏，退出史館。此種際遇，一定在知幾腦際留下了無比深刻的記印。以此，《史通》之追根溯源便不能不從《史官建置》開始。實際上，《史通》中的《忤時》篇，很可以作為《史官建置》的注腳來讀。《忤時》篇指出，當時的史館“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無所。”史臣們“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首白可期，而汗青無日”。以此，知幾直指官方修史之弊，認為：“唯後漢東觀，大集群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李法，桓帝時人)譏其不實，公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