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史學發展史上，《明史》編修是清朝統治者與漢族士人合作的結果。清廷之設明史館修撰《明史》，除秉承歷朝開國即修前代史的傳統外，還為了壓制當時興盛的私修明史之風，拉攏鉗制漢族士人；漢族士人之參與《明史》修撰，是想借修史保存故國文獻。由於這次史書修撰既關乎清廷政治，又關乎士人對明史的認識。因此，圍繞《明史》修撰，明史館館臣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史學主張。不僅如此，大思想家黃宗羲、顧炎武，最高統治者康熙、雍正皇帝等也表達了自己的史學觀點，他們大量借鑒歷代史書修撰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並根據《明史》修撰的實際情況，對史學功用、史書修撰原則、史書體例、史料辨析等史學問題提出了不少具有方法論意義的看法，這些史學見解與主張，既是史家個人的觀點，同時又打上了官方意志的印記。清初史學思想的狀況及發展趨勢，幾乎都與之有著或多或少的聯繫，同時這些見解又直接或間接的影響著清代史學發展的走向，其重要性不可忽視。 

一、明治亂、鑒得失與核實求真 

明史館館臣是以高度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對待《明史》編修的。作為明末遺民，他們中的多數人對故國文獻有種愛戀之情，“以任故國史事報故國”，[1]希望能借此保存一代之史。從學術淵源上看，《明史》纂修官中的許多人都和黃宗羲、顧炎武有著這樣那樣的學術關聯，比如萬斯同、潘耒等人與黃宗羲、顧炎武有著直接的學術淵源，徐元文、徐乾學、李因篤、朱彝尊、湯斌等人與黃、顧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因此，他們受黃宗羲、顧炎武史學思想影響很大，在論述史書修撰的價值與意義時，摒棄明代虛無學風，沿著經世致用和核實求真兩個思路來考慮問題，明顯折射出清初崇實黜虛的學風轉向。 

潘耒是顧炎武的學生，深得顧氏治學之要領。他特別推崇乃師“明體適用”的經世思想，指出顧氏之學乃“通儒之學”，並批判了雕琢剿說、高談無根的“俗儒之學”。[2]受此影響，他提出研究歷史的目的和宗旨應該是“史家大端，在善善惡惡，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權至重”。[3]對歷史事件做出善善惡惡的道德評價，勸戒後人，是潘耒參修《明史》的指導思想。 

《明史》之成，黃宗羲的學生萬斯同功勞最著，他“不居纂修之名，隱操總裁之柄”，[4]制定凡例，擬定傳目，統改史稿，以自己的才學識深刻地影響著《明史》修撰。他繼承黃宗羲經世致用的思想，對當時理學空談性天、學者脫離社會現實和民眾生活的現象進行了抨擊，認為史學乃經世之大端，“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為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他指出，通過考察歷史上的治亂興衰所取得的經驗教訓，決非一時的“因時補救”所能比，而是具有“建萬世之長策”的長久價值。[5] 

湯斌對史學的社會作用也有深刻論述。他學出孫奇逢，篤守程朱，亦不薄陸王，主於刻勵實行，不尚空談，反對虛空玄遠的學風。他在給顧炎武的一封信中稱讚顧氏為“當今第一有用儒者”，敬佩顧氏治學“有裨世道”，認為顧氏批判當時學者溺于空疏無當之學，是切中時弊之言，並指出聖賢之學是切于民生日用的。[6]他反對重經輕史的言論，認為經史同條共貫，史學不僅“備事辭”，而且“明道法”，所謂“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7]明史館初開之時，湯斌就上疏順治皇帝，提出自己對修史的見解，強調指出“臣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于一時，是非之衡定于萬世”。[8]彰揚史學昭明是非的作用。 

史書具有別善惡、考盛衰、鑒得失的作用，這是《明史》作者的共識，如葉方靄認為：“史之有作，所以別善惡，著勸懲，考政治之盛衰，審質文之厘革，是者取之，否者舍之。”[9]施閏章認為“史不可一日無也”，修撰《明史》的目的就是“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後，”[10]曾擔任史館總裁的徐乾學、徐元文，治學受舅父顧炎武影響，頗有本源。《亭林文集》卷六載有顧炎武《答徐甥公肅書》，向他們提出“夫史書之作，鑒往可以訓今”的治史原則。受此影響，他認為《明史》之修，就是要起到“揚善懲惡”、“垂萬世之炯戒”、“取信於將來”、“傳之于後代”的作用。[11] 

與強調史學經世致用一樣，《明史》作者還強調史學求真。如毛奇齡提倡對史料的考實。他在研究了明代《實錄》和野史後，深感其間捏造甚多，他上書總裁官，說：“捏造之不可也，捏造則何不可造也。捏造非史也。”[12]他猛烈批判了那種“誣經誣史誣當今帝王誣後世”的“誣史”。[13]為防止“誣史”流傳後世，他提出“核實”的主張，“千秋信史，所貴核實。”[14]從此出發，他對自己所掌握的材料，考析同異，剖決疑似，不遺餘力，以求史料可靠。施閏章對修史之難有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寫好歷史，殊非易事，他在《修史議》中列舉修史“八難”，其中“核實”即牽涉史料真偽，“前朝載籍，逸於兵燹，而子孫志傳，類多曲筆”，故而要考證求真。[15]“儻不細為之稽核，則指白作黑，終成誣史”。[16]所謂“考證欲精”，“精則無抵牾之病”，[17]便是他們對精考史料的深刻認識。 

《明史》纂修官們的這些見解，遠接古代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近承顧炎武、黃宗羲對史學重要性的深刻論析，批判了宋明以來空談性理、言無征實的學風，明顯地帶上了這一時期高揚的明體達用、黜虛崇實的實學思潮的特點。經世致用與核實求真相結合，預示著清代史學思想的轉折。乾嘉時期史學領域極重考證，並寓史論于史考之中，實際上就是這種史學思想的延續。 

二、史家“是非之心”與據實直書 

繼承南董精神，堅持實事求是、秉筆直書，是《明史》纂修者的一致思想。他們提出“秉筆欲直，而持論欲平”的原則，所謂“直則萬世之公道伸，平則天下之人心服”。[18]但頗具特色的是，在實事求是、秉筆直書這一點上，他們特別看重史家“是非之心”對修史的影響，“虛心”、“平心”、“公心”、“心術”之類的詞語被人們反復提起。潘耒認為，要做到直書不誣，最關鍵是要“虛心”，不要有主觀成見，“惟虛心斟酌，勿主一說，而後是非可定”。[19]萬斯同認為作史最難的就是“事信”，尤其是在當時滿漢矛盾極為激烈的情況下，“事之信猶難”。他認識到，史書是由史家撰寫的，史家主觀的好惡必然影響到史事記載及評價的準確，為防止“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萬氏提出了“平心”寫史，“因其世以考其事，核其言而平心以察之”，指出只有史家在主觀上做到“平心”，不偏不倚，才能修出萬世信史。[20]這既是對劉知幾高倡直書，反對史臣“愛憎由已，高下在心”，“用舍由於臆說，威福行乎筆端”思想的繼承，[21]又對章學誠的“心術”論產生了一定影響。 

和萬斯同一樣，湯斌也注意到史家“是非之心”對修史的影響。他認為史家的才華、道德都是重要的，但最重要的是道德，即“心術”。他引用元代史學家揭傒斯的話說：“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也。”[22]由此，他提出“克己無我，幽明不愧”，[23]要求在修史時排除自我，以達直道。他向皇帝上書，希望君主“以萬世之心為心，渙發綸音，概從寬宥，俾史臣纂修，俱免瞻顧”，也就是在修史方面放寬政策，以使史官直筆史事，沒有顧忌。他還提出“在史言史，不識忌諱”，[24]認為修史就應遵循修史的法則，不應受外部因素的制約。 

朱彝尊從“史當取信百世”的角度出發，先後七次上書總裁官，反復強調“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他反對以一人之是非定萬世之是非，批判偏聽附和、借史泄忿的惡劣作風。在直書思想的支配下，朱氏特別提出評價史事要破除門戶，“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25]史書能否紀實，關鍵仍要看史家之“心術”，如從“公心”出發，排除門戶，自然可以修出信史。 

徐乾學等人訂立的《修史條議》，對《明史》編修具有指導性作用，內中多次申明和強調據實、公心和直道，指出：“史以昭萬世之公，不必徇情而曲筆。先人有善而後人不為表率，先人無善而他人代為諛語，均不可也”！“毋以一家之私言，致蔑萬世之公論”。要史臣“願秉公心，以成直道”，“據實直書”。《條議》還提出達到直書的方法，那就是對史料嚴加考訂，“詳加考核，以為信史。既不可虛美史實，又不可偏聽亂真，願以虛心核其實跡，庶免佞史謗史之譏”。[26]此外，施閏章對“歲遠則異同難明，代近則恩怨多乖”的分析，[27]亦注意從史家“是非之心”來論述問題。甚至康熙皇帝也認為：“作史之道，務在秉公持平，不應膠執己見，為一偏之論”。[28]雍正皇帝也指出史要紀實，史家必須“心存忠厚，學識淹通”，[29]否則，很難修出信史。 

清初士人之所以在《明史》修撰中如此重視史家自身的“是非之心”，原因有二：一是外部清廷文化高壓政策與內部史書求信的矛盾所致，清廷主持《明史》修撰，是想皆修史達到控制思想的目的，但史書的生命不在於服從政治，而在於求真求信。纂修官既無法反抗文化高壓政策，又不能使謬種流傳，於是只能反躬自省，以“公心”、“虛心”、“平心”來對待史事，在政治高壓的夾縫中求得自身的心安理得。二是宋元以來心性之學對史家的影響所致。宋明理學心性之學要求士人加強反身求諸己的道德修養，它要求人們“正心”，以此來增強士人堅持理義，維護道統的道德責任感。具體到史家，便是要從“正心”出發，端正“心術”以修史，元代史家揭傒斯的“心術”論以及明代胡應麟的“公心”說，都體現出這一點。《明史》修撰之強調“心術”，正是受了這一學術精神的影響。其後，章學誠由“心術”出發引出“史德”的理論，顯然與《明史》纂修官關心的史家“是非之心”有一定的承繼關係，並進一步發展，使之成為衡量史家主觀修養的一條重要標準，有了更為普遍的史學意義。 

三、本乎時宜、因時變通與紀傳體例 

劉知幾曾說:“夫史之有例，猶國之有法。國之無法，則上下靡定,史之無例,則是非莫准。”[30]足見體例對編撰一部高品質的史書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官修史書，書出眾手，如果史法不明，義例不確，必定相互牽制，混亂不堪。對此，《明史》作者有清醒認識，朱彝尊、潘耒、萬斯同、汪由敦等人不斷發表見解，強調體例的重要。其中既總結了歷代正史編纂的經驗，又根據明代社會的特點，大膽進行了變通和創新。徐乾學兄弟擬定的《修史條議》及後來王鴻緒擬定的《史例議》，都是在這些意見的基礎上產生的，並成為撰修《明史》的重要原則。 

首先，提出史書體例應本乎時宜，貴因時變通的觀點。朱彝尊說：“歷代之史，時事不齊，體例因之有異”，“體例本乎時宜，不相沿襲”。如《漢書》無《世家》而有《後戚傳》，與《史記》不同；歐陽修之《宰相世系表》、《遼史》之《遊幸表》、《金史》之《交聘表》，都是新創；《史記》有《滑稽傳》、《日者傳》，《五代史》有《家傳》、《義兒傳》，都各不相同。其他如皇后，或為之紀，或為之傳；釋老，或為之志，或為之傳；天文、五行，或分為二；職官、氏族，或合為一。總之，“史蓋因時而變其例矣”。[31]體例作為一種形式，總是隨著時事與內容的不同而變化。如今《明史》體例的確定，同樣要“因時變通”，因為明代史事不同於前代者甚多，如建文遜國、靖難之役、奪門之變、漕運、禦倭、閹党、廠衛、土司等等。這些都要通過體例創新來反映。 

其次，提出紀傳體史書內部各體本屬一貫的思想。王鴻緒指出：“紀、傳、志、表本屬一貫，紀編年以載其綱，傳列事以詳其目，禮、樂、兵、農制度，紀傳難以具錄，則臚沿革于志以成文，用人賢否不能備書，則書除罷於表以資考，義取相需，無庸矛盾。”[32]汪由敦也指出：“本紀、志、傳，體雖不同，事本一貫，必通徹參詳，方可免抵牾複出之患。”[33]這是對紀傳體史書紀傳志表的作用及其相互關係的十分正確的認識，這些認識是從總結《宋史》、《元史》等官修史書在體例上顧此失彼，未能一貫，從而造成史事漏落、重出、矛盾的經驗教訓中得出的。 

第三，對紀、傳、志、表等的記述準則和範圍提出了具體意見。 

關於本紀，他們強調文簡意賅。徐乾學說：“本紀之體，貴乎簡要。《新唐書》文求其省，固失之略；《宋》、《元》史事求其備，亦失之繁。斟酌乎二者之間，務使詳略適宜，始為盡善。今惟大典大政登諸本紀，其他宜入志者歸之於志，宜入表者歸之於表，宜入傳者歸之於傳，則事簡而文省矣”。[34]王鴻緒也說：“本紀體貴簡嚴，無取繁冗，非當代紀載比也。故攻戰無大勝敗，政令無大興革，用人無大得失者，概削而不錄。”[35]試圖以此突出本紀在紀傳體裁中的統領地位。 

關於列傳，他們認為詳略並無定體，但應當以記載重大事體為原則。汪由敦說：“列傳詳略，初無定體，然必其有關國故，而所載之事必與其人之規模相稱，乃得體要，非若碑誌家狀，有美必書也。”[36]列傳載文也要適當，“列傳中除奏疏而外，雖有佳文，不宜多載。......惟擇其糾正君身，指陳時弊，論劾大臣之最剴切者方可節略入傳。其餘條陳諸疏，不得概入，以滋繁冗之弊”。[37] 

關於志，他們主張要詳細論列。徐乾學認為，“史之有志，所以紀一代之大制度也”，象郡縣沿革、官職廢置、刑罰輕重、戶籍登耗、兵衛修廢、河漕通塞、日食星變之類，要“詳列於志”。[38]汪由敦也說：“歷代書志，體各不同，大抵一代典章及累朝因革之故，俱宜備載，俾讀者得所考信，後世可以鑒觀，故甯詳毋略”，但詳盡決非漫無剪裁，“《新唐書》志，詳贍整齊，可以為法”。[39]王鴻緒則指出志與本紀的關係是：“志職其詳，紀職其要”。[40] 

關於表，他們肯定其補充紀傳、文省事詳的作用，提倡作表。萬斯同反對劉知幾所謂史表得之不為益，失之不為損的言論，指出：“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窮。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紀傳之文可省，故表不可廢。讀史而不讀表，非深入史者也。”[41]汪由敦也認為“作史無表，則列傳不得不多，傳愈多，文愈繁，而事蹟或反遺漏而不舉。廬陵複班馬之舊，其見卓矣。有明宰輔列卿，無咎無譽者甚多，各為列傳，頗苦碌碌，表立而傳之可省者得十之三，則表宜補作審矣”。[42] 

我們知道，唐代史學評論家劉知幾論正史編纂，求名責實，拘泥形式，缺乏變通思想。自唐以後，正史編纂日益僵化，缺乏創新。《明史》纂修官所提出的上述見解，實際上是想在紀傳體編纂方面有所突破，“本乎時宜，因時變通”便是其中可貴的思想，其關於紀、表、志、傳的具體見解，也有不少可供借鑒之處。後來章學誠提出史書編纂要以“史義”為中心，倡言“體圓用神”的編纂主張，試圖創造綜合體裁，更是在此基礎上將體裁創新向前推進了一步。 

四、實錄、野史與史料價值之考察 

在資料采擇上，《明史》作者奉行以實錄為指歸，參伍以野史家乘的史料采擇原則。萬斯同說：“以國史為主，輔以諸家之書，刪其繁而正其謬，補其略而缺其疑。”[43]“采實錄之明文，搜私家之故牘，旁及于諸公文集”。[44]並歸納修史中實錄與野史的關係為：“凡實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證裁之。雖不敢俱謂可信,而是非之枉于人者蓋鮮矣。”[45]萬斯同作為官修《明史》的重要審稿人，他的史料采擇原則對史館諸人影響很大，《修史條議》明顯吸收這一看法，指出：“諸書有同異者，證之以實錄，實錄有疏漏紕繆者，又參考諸書，集眾家以成一是，所謂博而知要也，”“家乘野史，未可盡信，必本之實錄，而參以他書，庶幾無失。願加博訪之力，無據一家之言”。[46]另外，潘耒、朱彝尊、汪由敦等人也都有“本之實錄，參之野紀”的言論。可見，以實錄為主，參以野史家乘的史料采擇原則，是《明史》作者的一致看法。 

《明史》作者之所以要確定這樣的史料采擇原則，主要是和他們對實錄和野史史料價值的辨證認識緊密相聯的。 

有明一代，由於廢棄了大部分記注制度，起居注、日曆、會要、時政記等等皆無專人修撰，只有實錄一項，尚能累朝續修，故而實錄就成了《明史》修纂中唯一可依靠的官方史料。對明代實錄的價值和缺陷，《明史》作者有著較為全面的認識，充滿了辯證色彩。在他們看來，實錄的價值不可替代，在對“列朝事蹟”等史實記載的連續性上，[47]在對“一朝之行事，暨群工之章奏”等軍國大政記載的廣泛性上，[48]其價值都超過了野史。但實錄也有它無法掩飾的缺陷。其一，實錄不全。天啟四年實錄遭馮銓破壞，天啟七年實錄缺落，崇禎一朝無實錄，給修史造成極大困難，所謂“明史成書，莫難於萬曆之後，稗官踳駁，是非易以惑人，至崇禎一朝無實錄依據，尤難措手”。[49]還有，實錄記事雖較為廣泛，諸如禮儀改制、凶災賑恤、官吏考核、賦稅征免、皇帝詔令、大臣奏議等等，但仍無法涵蓋所有史事，“如隱逸、獨行、孝友、列女諸傳，多實錄所未備者”。[50]其二，實錄不實。萬斯同對“有明十三朝之實錄，幾能成誦”,[51]對其缺陷也有清醒的認識，指出其中有“為國諱”的現象，認為“有明實錄之未可盡信”。朱彝尊、潘耒也都指出“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52]連康熙皇帝都認為明代實錄“立言過當，記載失實”之處甚多。[53]象《太祖實錄》，凡三修，每次都有篡改，“高下低昂之間，恐未可據”。[54]《明史》作者既肯定實錄的價值，又指出其缺陷，認識是全面而辯證的。 

明代是野史號稱發達的時代，時人沈德符及錢謙益都曾指出這一現象，認為“本朝史氏失職，以故野史甚多”。[55]“國史未立，而野史盛”。[56]這些野史就成為清初撰《明史》必需參考的資料。和對待實錄一樣，《明史》作者對野史的價值也採取了一分為二的態度，在他們看來，野史的缺陷主要有：“誣謗失真”、“挾私害正”，[57]“漏而無考”，[58]“剿聞剽見”、“私騁胸臆”，[59]“言人人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