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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學是中國古代學術發展史上的最後一個階段，由於時代、文化背景的特殊性，學派林立，錯綜複雜，跌宕起伏。關於對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從19世紀初開始，江藩、阮元、方東樹、龔自珍、戴望、康有為、章太炎等，都從不同的立場、角度，對清學作過系統的或片斷的論述。20世紀初，章太炎的《訄書·清儒》，被認為是近代學者系統討論清學的第一篇重要論文，具有開先河意義。而梁啟超的《近世之學術》、《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同樣被認為對清學史研究具有篳路藍縷之功。作為與他們同時代的學者劉師培，在研究清學史領域成績斐然，著有《近儒學案序目》（1904/12）、《南北考證學不同論》（1905/3-10）、《近儒學術統系論》（1907/5）、《清儒得失論》（1907/6）、《近代漢學變遷論》（1907/7）等多篇論著，可是論及清學史在近代的研究狀況時，人們很少提及劉氏，似不應該。
一、清學的淵源與流變
20世紀初，劉氏不管在政壇還是在學界，都是一位相當活躍的人物。當時政治形勢風雲變幻，滿清帝國欲傾將傾之際，革命浪潮波濤洶湧，而劉氏此時還是一位極為激進的革命者，所以兼革命者與學者雙重身份的劉氏論述清學，深受政治因素的影響，是無庸置疑的。排滿革命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主題，因此劉氏為了排滿革命的需要，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討論清代學術思想，具有了鮮明的時代特徵。但是他難能可貴之處，在於不僅僅從政治角度討論清學，而且還從學術本身的發展邏輯角度，論述清學的淵源與流變，提出了一些頗具見地的學術觀點，從而奠定了他在近代清學史研究中的地位。
在劉氏與章太炎交惡之前，他們倆不僅是革命的志同道合者，而且還是學術上的知音。章太炎發表於1902年的《清儒》，顯然是劉氏從事清學史研究的起點。他汲取了章氏的一些學術觀點，但並沒有囿于章氏的學術陰影，而是勇於突破章氏的學術藩籬，開闢一片新天地。在《清儒》中，章氏對清代二百餘年的學術變遷作了簡要的總結。他認為清乾嘉考證學的出現，源于清代統治者的反智傾向和愚民政策，“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這種看法成了從外緣性因素討論清代漢學產生原因的經典論述。把漢學分為吳、皖兩派，對兩派的治學風格也作了精闢扼要的概括，“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戴震，綜形名，任裁斷。”由於“經說尚樸質，而文辭貴衍”，於是有攻擊漢學的桐城派出現，有喜言“異議可怪之論”的常州今文學派出現，有調和漢宋以求名的陳澧出現[1]。章氏雖然對清學的發展演變作了宏觀考察，但是對作為清學主潮的漢學，論述過於粗糙，尚未認識到漢學自身內在的演變邏輯，而劉氏對此卻有所觸及。
關於清學尤其漢學淵源於何處，歷來存在兩種觀點：一是承宋明理學而來，二是認為源自對理學的反動。20世紀20、30年代，錢穆與梁啟超的兩本同名《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分別代表了這兩種觀點[2]。劉氏對清學來源之看法形式上與“繼承說”相似，但是“形似神不似”；與“反動說”又有所不同，他比較強調學術自身的演變。劉氏認為“伯厚（王應麟）博極群書，掇拾叢殘，實為清學之鼻祖”[3]。反對一概抹殺明代的學術成就，強調明代經學對清學的開啟之功，在《國學發微》中列舉10條明儒經學可取之處，如“梅驁作《尚書考異》，又作《尚書譜》，以辨正《古文尚書》，其持論具有根抵，則近儒閻、惠、江、王之說所由出也，而《古文尚書》之偽，自此大明。若陳第《尚書疏衍》則篤信古文，與梅立異，是猶西河、伯詩之互辯耳，此明代學術之可貴者一也；朱謀土韋作《詩故》，以小序首句為主說《詩》，確宗漢詁，而馮應京作《六家詩名物考》，毛晉作《毛詩陸疏廣要》，鹹引據淹博，乃近儒陳氏《毛詩稽古編》、包氏《毛詩禮征》之濫觴，此明代學術之可貴者二也；……楊慎、焦竑皆深斥考亭之學，與近儒江藩、戴震之說略同，此明代學術之可貴者十也”，所以“近儒之學多賴明儒植其基，若轉斥明學為空疏，夫亦忘本之甚矣。”[4]劉氏雖然認為清學繼承宋明學術而來，但是並非指宋明理學，而是發端于宋明正統學術之外的考證學，清學即是把當時處於邊緣的考證學發展成為中心的主流學術。認識到明儒考證學對清學產生的影響，並不是劉氏的發現，《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就有類似的提法[5]。但是劉氏在該問題上的論述卻是最系統的，而且他是在梳理中國古代學術史的演變過程中提出的，也就是說，他並不是孤立地提出這種認識，而是整理歸納了10條證據反復申說，是從學術內在演變的角度得出的必然結論。
從學術內在理路出發，劉氏把清代二百餘年學術變遷劃分為四個時期：一、懷疑派時期，二、征實派時期，三、叢掇派時期，四、虛誣派時期[6]。他認為，“顧氏之于音韻，張氏之於《禮經》，臧氏之於故訓”，對於漢學“均有創始之功”，而非漢學之萌芽。“漢學初興，其證實之功，悉由懷疑而入”，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胡渭的《易圖明辨》，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編》，毛奇齡的《四書改錯》，萬斯大的《學禮質疑》，懷疑派這種群起而辨偽指謬，使宋學“失其依傍”，動搖了宋學權威的基礎。由懷疑而入求真一途，“始也疑其不可信，因疑而參互考驗，因參互考驗，而所得之實證日益多”，於是求真征實蔚為風氣，風靡學界。“及江、戴之學，興於徽、歙”，博征其材，約守其例，可謂“無征不信”。漢學既昌，精華已竭，後學者只好轉相仿效，摭拾舊聞，不得不出於叢掇之一途。叢掇之學又一分為四：據守、校讎、摭拾、涉獵，“此四派者，……然所得至微，未能深造而有得，或學為人役，以供貴顯有力者之求”。嘉、道之際，從事叢掇之學的學者大多出身文士，而文士一般都雜治西漢今文學，旁采讖緯，以為高名，劉氏稱之為“虛誣派”。他認為漢學最初由懷疑運之於實而至於虛，體現了漢學本身的發展演變過程，強調學術的內在動力。劉氏還從“學”與“思”關係的角度，概括了不同時期的學術特點，“懷疑學派，由思而學，征實學派，則好學繼以深思。及其末流，學有餘而思不足，故叢掇學派，已學而不思。若虛誣學派，則又思而不學。”劉氏站在古文立場上視清學的發展為每況愈下，但若排除了評價問題，這種劃分基本是符合事實的。他還以拓疆建邦為喻，說明漢學由拓荒而昌盛至衰微轉變的必然發展過程[7]。
劉氏的清學“四期說”儘管有它的合理之處，但是遠不如梁啟超的清學“四期說”在學界來得有影響。梁氏在《清代學術概論》中，也把清學分為四個時期：啟蒙期、全盛期、蛻分期、衰落期，常為學者所徵引。但是若仔細比較研讀劉氏的《近代漢學變遷論》，似乎可以尋繹到兩者存在學術采鑒關係的蛛絲馬跡。梁氏認為在啟蒙期，重要人物都用力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因此這時期的著作，“恒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梁氏所謂的“破壞”，正是劉氏所說的“懷疑”之意，啟蒙期相當於“懷疑派”時期，而且兩者對該時期的學術評價也很類似，劉氏認為懷疑派，“雖穿鑿之談，叫囂之語，時見於經說之中，然不為俗說所迷，歸於自得，不得以采掇未純而斥之也”；在全盛期，梁氏認為破壞已告終，那麼“思想內容，日以充實；研究方法，亦日以精密”。劉氏把該時期劃為“征實派”時期，對這種研究方法概括為“先立科條，綱舉目張，同條共貫，無征不信”，這正是研究方法“日以精密”的表現；而在蛻分期，梁氏喻為“境界國土，為前期人士開闢殆盡，然學者之聰明才力，終不能無所用也，只得取局部問題”，這與劉氏的“拓疆建邦”之喻無異[8]，在蛻分期，“欲創新必先推舊，遂以彼為破壞之目標”，梁氏從“破壞”入手，又歸之於破壞，與劉氏的“由懷疑運之於實而至於虛”的觀點頗為相似[9]。《清代學術概論》出版於1920年10月，而劉氏早在13年前就發表了《近代漢學變遷論》（1907/7），刊載於《國粹學報》。劉氏在20世紀初實為名噪一時的人物，而且他與梁氏還是辯論的對手，所以梁氏對劉氏著作及學術觀點應該是極為熟悉的。然而在梁氏的相關清學史研究著作中，卻隻字未提及劉氏，不免令人疑惑，同時也使人驚歎于劉氏學術眼光之敏銳[10]。
“甘泉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又作《宋學淵源記》，以詳近儒之學派。然近儒之學，或析同為異，或合異為同。江氏均未及備言，則以未明近儒學術之統系也。”江藩此二書，雖是最早試圖系統整理清代學術的著作，但是其書一出即引起諸多批評。劉氏指出，江藩之所以沒有能夠清晰認識到清代學術的師承淵源，在於不明近儒學術的統系。周秦諸子雖然源遠流分，但是都守一師之說，漢代說經也最崇家法，宋儒講學必稱先師。清儒雖然也是專門名家，但是“或析同為異，或合異為同”，學無常師，學術源流分合不定，自成風格。明清之交，以浙學為最盛，“黃宗羲授學蕺山，而象數之學，兼宗漳圃；文獻之學，遠溯金華先哲之傳，複兼言禮制”，此即“合異為同”，不立家派門戶壁壘的治學取向。而傳黃宗羲之學的人有數十人之多，萬氏兄弟以史學見長，象數之學則傳于查慎行，此即“析同為異”，旨在發揮個人學術專長；戴震之學出於江永，然後發揮光大，曲證旁通，以小學為基，以典章為輔，精通歷數、音韻、水地之學，成為漢學皖派的開山大師。而其弟子則“各得其性之所近，以實學自鳴”，汪萊、洪梧傳其數學；洪傍、汪有誥傳其韻學；淩廷堪、程瑤田諸人傳其禮學；段玉裁、王念孫諸人傳其聲音訓詁之學；任大椿諸人傳其典章制度之學。莊存與治《公羊》，喜言微言大義，兄子綬甲傳其學，複言鐘鼎古文。綬甲傳劉逢祿、宋翔鳳，均治《公羊》，黜兩漢古文之說。翔鳳複從惠言遊，得其文學，而常州學派以成。龔自珍少聞段玉裁六書之說，繼從劉逢祿遊，也喜治《公羊》，而校讎古籍，又出於章學誠，矜言鐘鼎古文，又略與常州學派近。所以“今乃聚於二百年之中，師友講習，淵源濡染，均可尋按，豈非風尚使然”[11]。劉氏熟諳清代學術的分合流變，不滿於江藩著作，譏其未明近儒學術之統系，為此曾於1904年著有《近儒學案序目》一文，準備效仿黃宗羲《明儒學案》之例，著《近儒學案》一書，希望“使三百年學術，稍有轍跡之可循”[12]，令人遺憾的是，此書未成，難窺其學術全貌。
二、“學以地殊”學術命題的提出
20世紀初，歐風美雨，西學東漸，西方各種學術思潮紛至遝來，對近代中國學術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劉氏前期是位極富開拓性的學者，對西學態度不像舊式文人那樣，故步自封，排斥新知，而是積極研究與傳播西學。他有詩曰：“西籍東來跡已陳，年來窮理倍翻新。只緣未識佶盧字，絕學何由作解人。”[13]劉氏雖然出身傳統的經學世家，但是對“內典道藏旁及東西洋哲學，無不涉獵及之”[14]，在《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中說道，“今日治史，不專賴中國典籍。西人作中國史者，詳述太古事蹟，頗足補中史之遺。今所編各課，於徵引中國典籍外，複參考西籍兼及宗教社會之書，庶人群進化之理可以稍明”[15]，表明他對西方各種學術思想是不加排棄的，相反的還吸取西學，融入到自己的學術研究中。由於受西學影響，他前期的學術視野極為開闊，在學術思想研究方面建樹甚多。“學以地殊”[16]就是在西學“地理環境論”影響下，所提出的很有學術價值的命題。
“學以地殊”雖是在西學啟發下而凸顯出其近代的學術意義，但劉氏提出該命題的思想淵源主要來自於本土，而不是西學。“學以地殊”命題的內涵在中國傳統學術文化資源中並不少見，甚至可以說淵遠流長。《禮記·王制篇》有雲：“廣谷大川，民生其間者異俗”；《史記》說：“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則清刻，矜已諾”[17]；《世說新語·文學第四》道：“北人學問，淵綜廣博”，“南人學問，清通簡要”；《北史·儒林傳序》謂：“南人簡約，得其英華，北人深蕪，窮其枝葉”。這些都說明了古人很早就意識到一個民族外在生存環境對其文化生成的獨特性具有重要的影響。把空間分佈作為學術派分的畛域，始於南北朝。但承認“統一”時代還存在學術的地域不同，則盛於北宋。清代以來，學者論學經常講究地域與流派的關係，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就是把空間差異與學派傳授相結合編撰的學術史，顧炎武《日知錄》引《論語》批評南北學者之病，指北方學者“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論語·陽貨》），南方學者“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論語·衛靈公》）[18]等等。因此劉氏所提出的“學以地殊”命題，若尋繹其思想之淵蔽，則來自于中國傳統學術，而他為何如此重視該命題的內涵，卻是受西方“地理環境論”的影響，這是不容否認的。劉氏正是以“學以地殊”的學術思想去反觀中國古代學術思想文化，對傳統學術文化中“學以地殊”思想給予近代的展示與詮釋，著有《南北學派不同論》，所以過高估計該命題的西學影響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20世紀初，西方“地理環境論”傳入中國，曾風靡一時，很快被學者所吸納，藉以討論中國學術。章太炎較早地從地理環境角度討論清學，認為漢學與桐城派勢不兩立存在地理環境的必然性[19]。劉氏推而廣之，藉以討論整個中國古代學術思想，他的《南北學派不同論》包括了《南北諸子學不同論》、《南北經學不同論》、《南北理學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南北文學不同論》，對傳統各個領域的學術因地域關係而形成的具有地域色彩的南北學術的分合流變作了系統的考察。
關於清學部分，著有《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蓋五方地氣，有寒暑燥濕之不齊，故民群之習尚，悉隨其風土為轉移”[20]，劉氏注意到了“習尚”與“風土”的內在聯繫。他把明清之際以來近三百年錯綜複雜的學術源流，一分為南北兩支。南學又分為兩派：（一）、以黃宗羲、萬斯大、毛奇齡、胡渭以及吳越之地的蔡德晉、朱鶴齡、吳鼎、俞汝言諸人，為一派；（二）、把杭世駿、全祖望、臧琳及東吳惠氏、余蕭客、錢大昕、王鳴盛、孫星衍、洪吉亮、邵晉涵、袁枚、趙翼歸為南學另一派。對於北學，“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與江南殊，故所學亦與江南迥異”，先有梅文鼎，精推步之學，後有戴震之學，“實事求是，以實用為歸”。戴震死後，皖南學者，各得其性之所近，以揚州為最盛，有高郵二王、高化任大椿、儀征阮元、甘泉焦循、淩廷堪、劉文淇諸人，“蓋乾、嘉、道、鹹之朝，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常外，東南郡邑莫之與京焉。遂集北學之大成。”劉氏還把南北之學的差異歸納為三點：（一）、吳中學派傳播越中，於緯書鹹加崇信，而北方學者鮮信緯書；（二）、徽州學派傳播揚州，於禮學鹹有專書，而南方學者鮮精禮學；（三）、北人重經術而略文辭，而南人飾文詞以輔經術。最後指出，“今觀於近儒之學派，則吳越之儒，功在考古，精於校讎，以博聞為主，乃深蕪而窮其支葉也；徽揚支儒，功在知新，精於考據，以窮理為歸，乃簡約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學派，與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劉氏不僅認識到學術因空間地域而有所不同，而且在同一地域內也存在不斷演變的過程，不是一成不變的，“自是以後，江北皖南，……然精華既竭，泄發無餘，鮮深識玄解，未能競勝前儒”。南北之學的流弊不斷暴露，所以才導致常州今文學的興起。雖然“學以地殊”，但是地域性的學術不可能在完全封閉的條件下求得發展，地域性學術的交流、交匯與趨同，是地域性學術繁榮的的一大動力。劉氏說清儒“或析同為異，或合異為同”，正反映了地域性學術之間存在互動，並非鐵餅一塊。當常州今文學大興之時，江北學者包慎言、劉恭冕、莊棫均治《公羊》，“此南方學派輸入江北者也”；同樣也有江北之學輸入南方的，主要有兩派：以陳壽祺、陳慶鏞等人為代表的閩中學派和以金鶚、黃式三、俞樾、孫詒讓為代表的浙中學派[21]。劉氏把多樣化的學術，一概按地理區分為南北二派，不免有武斷之嫌，但是他所說的“南北”不僅僅是個“地理概念”，而且還是“學術概念”，他所梳理出的清代不同派別的譜系，根據不僅在於地緣關係，而且還注意到師承關係。同時他對該命題不是作僵化的理解，沒有把地理環境看成決定性因素，《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序》、《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敘》等，都有批評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文字[22]。
“學以地殊”雖然是傳統學術思想的現代轉換，但是由於劉氏《南北學派不同論》廣泛影響而強化了人們對該命題學術思想的重視，後來學者探討中國學術文化史，無不論及地理環境對學術文化的影響，如梁啟超、馮友蘭，陳寅恪、譚其驤等學者對此都有專論，可見劉氏“學以地殊”學術命題在近代學術史上迴響之大了。劉氏不僅運用此命題來研究中國傳統學術思想，而且還把它作為指導地方鄉土歷史地理編撰的重要理論[23]，使傳統的地方誌編撰具有了近代思想意識，這也應肯定“學以地殊”命題的學術意義。
三、清學的“得”與“失”
總結清學的是非得失，是劉氏討論清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清學的歷史事實比較容易梳理清楚，但是涉及清學評價問題，要保持客觀的態度就顯得很困難。大多數學者對清學力矯宋學空疏之陋，而使學風歸於平實，以“實事求是”為指歸，持肯定態度。章太炎把清儒與漢儒相比較，認為除今文學之外，清儒與漢儒絕異，“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24]而劉氏將清儒與明儒相比較，指出“清儒之學，以求是為宗”，而“明儒之學，以致用為宗”[25]。他們都認識到了“求是”是清學最大的特點。
清學以“求是”為宗，主要體現在治學方法上，清代漢學逐漸發展形成了一套“實事求是”的嚴慎治學方法，後人對漢學多有肯定，也是從方法論意義上而言的。章太炎對漢學的嚴謹治學方法提得很高[26]，到了梁啟超、胡適，便視清代漢學的治學方法具有“科學的精神”了[27]，這些顯然有主觀拔高漢學方法的學術價值的傾向。相比較而言，劉氏觀點顯得比較符合客觀事實，他說：“古無‘漢學’之名，漢學之名始於近代。或于篤信好古，該漢學之範圍。然治漢學者，未必盡用漢儒之說；即用漢儒之說，亦未必用以治漢儒所治之書。是則所謂漢學者，不過用漢儒之訓故以說經，及用漢儒注書之條例，以治群書耳。”[28]侯外廬先生認為劉說只及於漢儒的訓詁方法與注書條例，還沒有明言這種方法是什麼[29]。其實不然，劉氏對清代漢學治學方法有具體的歸納，把這種方法概括為“標例”和“證實”。他認為漢代以後，為學之弊有二：逞博與篤信。逞博則不循規律，篤信則不求真知，此學術所由不進也。所謂“標例”，就是“取捨極嚴，而語無龐雜”；“證實”即“實事求是，而力矯虛誣”[30]。這是清代考證學超越前代的主要原因，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
“求是”的治學精神固然是清學中值得肯定之處，它使清學一反宋學之空虛而入實，但是為“求是而求是”往往會走向另一個極端，而陷入“瑣碎”的純考證一途，這種所謂的“實”也只徒有虛名罷了。清代漢學的弊端早已引起學者的批評，方東樹、龔自珍、魏源等均有批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把二千年的經學升降，以六字概括：兩漢之學，其弊也“拘”；魏晉至唐宋及宋初，其弊也“雜”；宋慶曆至南宋，其弊也“悍”；宋末至元，其弊也“黨”；明末之弊也“肆”；而清朝之弊也“瑣”[31]。不管這種歸納是否正確，但是清代漢學之“瑣”，屬乃事實。
劉氏少承家學，其治學深受清代漢學影響，是晚清名聲僅次於章太炎的古文經學大家，但他對清代漢學之弊有清醒的認識，不囿於自家學統的牽制，對清代漢學作了嚴厲批判。劉氏首先從學術本體角度，歷數清代漢學的各家各派缺陷與不足。他指出，在吳、皖兩派中，以吳派最為泥古墨守。惠棟“執注說經，隨文演釋，富於引申，寡於裁斷”；其弟子余蕭客“篤于信古，語鮮折衷”；王鳴盛“裁減損益，徵引博煩；惟膠執古訓，守一家之言”；孫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經，學鮮根柢，惟記誦淵雅”[32]。即便皖派除少數外，也難免漢學通病，劉氏不無感慨地說道，“自漢學風靡天下，大江以北治經者，以十百計，或守一先生之言，累世不能殫其業，或緣詞生訓，歧惑學者。……吾閱江氏《漢學師承記》，吾郡窮經之士，遠過他郡，然求其所謂不尚墨守者，十不得一焉。”[33]哪怕揚州學者向來不主門戶之見，學貴主“通”，在劉氏看來多數學者不過墨守陳規，少學有自得之士。他把清代漢學的末流歸為“叢掇派”，該派又分為四類：（一）、“據守”者，“不求於心，拘墟舊說，守古人之言，而失古人之心”；（二）、“校讎”者，“鳩集眾本，互相糾核，或不求其端，任情刪易，以失本真”；（三）、“摭拾”者，“書有佚編，旁搜博采，……然功力至繁，取資甚便，或不知鑒別，以贗為真”；（四）、“涉獵”者，“擇其新奇，……甚至考訂一字，辨證一言，不顧全文，信此屈彼。”[34]劉氏對清代漢學流弊的揭露應該說是比較客觀的，他之所以如此痛惡漢學末流之學風，在於其有違他本人治學風格的緣故。劉氏向來主張學人應該作“通儒”，學術貴在自得而不流於支離，強調“考古通今”[35]。他對這種“詳於考古，略於知今”[36]的學風深惡痛絕，認為“考古不能知今，則為無用之學”[37]。對那些為“知今而考古”的清初大儒經世學風，劉氏則倍加推崇。
劉氏從學術角度對清代漢學的批評是中肯的，但是作為前期積極主張排滿革命的他，要保持客觀冷靜的態度去評價清代學者就顯得有困難了。“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忘”，這是劉評判清儒的主要標準，他把“學術”與“種族”，“文”與“行”，“著述”與“氣節”，“學術觀點”與“政治立場”，把兩者本應該使用不同評價尺度的領域決然對立起來，選擇後者作為衡量評價清儒的首要標準。因此，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起兵抗清，兵敗後猶“抱艱貞之大節”、“不事二姓”；孫奇逢、張履祥、梅文鼎，李顒等人，“以學自隱”、“恥事二姓“；戴震，孔廣森、王念孫等人雖入仕，但“無仕宦情”、“淡于榮利”；江聲、余蕭客“終身未嘗應童子試，亦不通姓名於顯宦之門”[38]。這些不與清廷合作的或不屑於入仕的學者，劉氏就給予了較高評價。而那些在清廷為官或入清官幕府的學者，則嚴加討伐。如清初湯斌、陸隴其“以偽行宋學”，而“配享仲尼”，從此“偽學之風昌”，把理學稱為“偽學”，還準備專門立有“學案”[39]；魏象樞、李光地等人，“鬻道於虜，炫寵弋榮”；閻若璩、胡渭、毛奇齡，“以博學自鳴”，投靠清廷，“行尤卑”；段玉裁、洪亮吉、孫星衍入仕“以貪黷名”、“嗜利若渴”[40]。劉氏以是否與清廷合作為取捨標準，而不考慮特定歷史境域，以之衡量政治人物尚且偏頗，更何況以之褒貶思想家或學者。劉氏出於自身政治鬥爭的需要，對清儒作政治化或道德化的評價，有失公允。
與此同時，劉氏對清儒中具有樸素反封建民主思想的學者作了全面整理，把它作為清學的一部分，加以表彰，這無疑有利於人們更加全面認識清學的方方面面，而不致於以偏概全。劉氏曾著有《中國民約精義》，凸顯了中國源遠流長的“民權”思想。在該書第三篇《近世》部分，所開列的清儒：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唐甄、李塨、呂留良、胡石莊、全祖望、戴震、王昶、魏源、龔自珍、章學誠、戴望等十三位[41]，均被後世所公認的具有“民主”思想的學者，都被他囊括在此書中。他以盧梭《民約論》為基礎，對他們的“民主”思想作了全新的詮釋，雖不免有牽強之處，但它在晚清批判封建專制主義、宣傳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方面具有啟蒙意義，其學術價值同樣也不可忽視[42]。
四、整理與研究揚州學派
劉氏作為晚清揚州地域學術的後起之秀，這是不爭的事實。他本人也意識到自己的學術使命，對於先輩的學術崇敬有加，以此勉勵自己，“未冠即耽思著述，服膺漢學，以紹述先業，昌洋揚州學派自任”[43]。由於學術上的親緣關係，倍增劉氏追述其學術先哲的興味。在劉氏相關清學史論著中，沒有專門論述過揚州學派，即使在那部未完著作《近儒學案》，根據《近儒學案序目》的“目錄”所提供的線索來分析，他也沒有計劃專門立有“揚州學案”，而只立以朱澤沄、王懋竑、劉台拱為代表的“寶應學案”，把後世學者公認為揚州學派中堅的阮元、焦循、淩廷堪、汪中、王念孫納入“東原學案”。這固然說明了揚州學人師承複雜，難以劃分，但更重要的還在於人們沒有充分認識到揚州學人作為一地域性學術群體，在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的地位。章太炎討論清代學術時，也只提吳、皖兩派，而把揚州學者分別于兩派之中，如焦循、王念孫、王引之入皖派，李惇等則歸入吳派[44]。劉氏之所以沒有專立“揚州學案”，可能受到章氏的影響。儘管如此，劉氏還是一直致力於光大揚州學術為自任，寫了不少關於揚州學人的傳記、題跋等，整理與研究揚州學人的生平事蹟、學術成就、治學方法，凸顯揚州學術在清學史中的地位，作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可以這樣說，劉氏是研究揚州學派的先驅者，正因為他的努力，才使揚州學派引起了研究清學史學者的重視。
揚州學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學派，因其學派主要成員都系揚州府籍而得名，其空間涵蓋面包括乾嘉時期揚州府所管轄各州縣學者，但是當時著名學者都出在揚州府治所在的甘泉和江都二縣，及其北邊的高郵州、寶應縣，以及南邊的儀征縣。乾嘉之際，揚州是江南最為繁華的商業城市。經濟的繁榮帶來了文化的繁榮，一時著名學者，如戴震、惠棟都聚會於揚州，著述講學，使揚州之地形成了開放、相容的治學風格，既有皖派弟子也有吳派弟子，和平共處，相互影響。“戴氏弟子，舍金壇段氏外，以揚州為最盛”[45]，王念孫、王引之、任大椿、阮元、淩廷堪、焦循，都是戴震之學的嫡系。劉氏還指出，“自阮氏以學古躋顯位，風聲所樹，專門並興。揚州以經學鳴者凡七八家，是為江氏之再傳”[46]。揚州學派雖然吸取吳、皖兩派的治學門徑，不囿於一家之學，但是更多傾向於皖派，與戴震之學一脈相傳，“戴先生之學，……惟揚州之儒得其傳”[47]，基本上沿著皖派的治學路徑而發展形成的。揚州經學之所以興盛，導源于揚州學者的學術寬容學風，“焦、阮二公力持學術之平，不主門戶之見”[48]。吳、皖兩派學者都可以在揚州講學，而且與古文學不兩立的今文學也有立足之地，江都淩曙治《公羊》，“魏源、包世臣，亦從游江淮間，士承其風，間言經世”[49]。所以南桂馨才這樣說道，“揚州諸師實系天下樸學之一線，主古文者有之，主今文者有之，風雨晦明，彼此推挹，各自成其述作，而家法井然不淆，初不謂有此即可以無彼也，文達之教然也。”[50]劉氏對揚州學派反對墨守、學主會通的學風，可以說“心領神會”，多次說到要做“通儒”，鄙斥“僅通一經，確守家法者，小儒之學也”，認為“旁通諸經兼取其長者”，才是真正的“通儒”。[51]
劉氏不僅對當時已經很出名的揚州學者師承關係、治學方法了然於心，而且還挖掘出了一批被後人所遺忘的揚州籍學人，這無疑有助於人們更加全面認識揚州學派的整體面貌。劉氏一一為他們立傳，如《劉永澄傳》、《梁於涘》、《孫蘭傳》、《徐石麒傳》、《蔡廷治傳》、《王玉藻傳》、《廣陵三奇士傳》、《朱澤沄傳》、《田寶臣傳》，《揚州前哲畫像記》等，對他們的生平事蹟、學術成就等方面作了介紹。劉氏對立傳人物的選擇，反映了他個人的學術取向、價值判斷。這些傳記大多寫於1903年至1908年間，當時他還熱衷於排滿革命，需要挖掘忠義節烈之士，以激發民族感情，這也是他“以學論政”的一貫做法。劉氏在《孫蘭傳》中提出“學術之界可以泯，種族之界不可忘”的評價標準，認為孫蘭師從湯若望，而不事清廷，就體現了這個標準。而楊光先力詆西學，直聲著於明廷，但仕籍複標于清史，這種“彼斤斤於學術之間衡量夷夏，而出處大節則轉舍夏就夷”，實應被後人所唾棄。因此劉氏表彰“明于君子小人之辨”的劉永澄；大力歌頌“從容就義，不欲與亡臣降子共偷一日之生”的梁於涘；讚揚“不欲以所學媚異姓”的徐石麒；更欽佩有“夷齊恥食周粟之心”的王玉藻。劉氏不是僅僅從民族氣節方面肯定揚州學人，還從學術角度，總結這些人的學術成就，劉永澄精于理學，其孫劉抬拱及朱澤沄、王懋竑傳其學；孫蘭精于數學；徐石麒專於詞律之學；蔡廷治精治《易》學；田寶臣明於聲音訓詁之學[52]。
在整理研究被淹沒的揚州學人方面，劉氏付出了大量心血，目的在於“以彰吾郡學術之盛”。他曾經“三遊海陵，諮詢田氏學”；為瞭解王玉藻的生平事蹟及尋找佚失的詩文，遍閱浙西諸志，最後“特網羅故鄉文獻，別為傳文一通，以補謝山之缺”；為考證蔡廷治學術源流，“征考鄉邦文獻得廷治事，兼讀其遺著數篇，知廷治之學出於雲莊”[53]。這些工作對保存學術文獻具有重要價值，為後人研究揚州學派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學術資料。由於劉氏的努力，揚州學派作為一個地域性學術群體，逐漸引起了學者注意，“揚州學派盛于乾隆中葉，任、顧、賈、汪、王、劉開之，焦、阮、鐘、李、汪、黃繼之，淩曙、劉文淇後起，而劉出於淩，師培晚出，席三世傳經之業，門風之勝，與吳中三惠九錢相望，而淵綜廣博，實龍有吳、皖兩派之長，著述之盛，並世所罕見也”[54]。張舜徽在五十年代末撰寫的《清代揚州學記》，實為第一部系統研究揚州學派的專論，但是劉氏卻開研究揚州學派之先導。
五、清代諸學派及學者的評價
清學歷史上存在兩次大的學派爭論：漢學與宋學、古文學與今文學。清初諸大儒一般不分漢學與宋學，漢宋兼采，不標榜家派門戶壁壘。迄乾嘉之際，惠、戴崛起，漢學如日中天；而當時以方苞、姚鼐、劉大櫆為首的桐城派也異軍突起，不僅尊宋學，還以孔孟道統自居。桐城派早與漢學家結怨，尤其姚鼐欲拜戴震為“夫子”而遭戴氏的委婉拒絕，在學林大失面子，終身切齒。及江藩作《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站在漢學立場上，把桐城派排斥在宋學之外。這引起了桐城派弟子的極大不滿，方東樹針鋒相對作《漢學商兌》，對漢學批判不遺餘力，從此漢宋之爭愈演愈烈[55]。
劉氏討論清學之時，不可能不涉及對學派的評價。劉氏並不同意江藩的做法，把桐城派排除在清代學術史之外，準備在《近儒學案》中立“桐城學案”，說明他還是肯定桐城派在清代學術史上應有它的一席之地，至於對桐城派作何評價那是另一問題。劉氏認為，“桐城方氏，精熟三禮，著述斐然，與偽儒之學稍異”，方氏學術雖然與清代理學有所不同，但是與漢學相比，“然皆無足重也”[56]，可見他對桐城方氏的學術評價是很低的。同樣他也沒有充分認識到桐城派在清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影響，“桐城之學，自成風氣，疏於考古，工於呼應頓挫之文，篤信程朱有如帝天，至於今不衰”[57]；“桐城方苞，善為歸氏古文，明於呼應頓挫之法，又雜治宋學，以為名高，然行偽而堅，色厲內荏。姚鼐傳之，兼飾經訓以自輔。下逮二方，猶奉為圭臬。東樹硜硜，尚類弋名；宗誠卑卑，行不副言”[58]；“望溪方氏，摹仿歐、曾，明於呼應頓挫之法，以空議相演，又敍事貴簡，或本末不具，舍事實而就空文”。[59]這些都足以表明劉氏對桐城派缺乏應有的歷史分析，過於武斷，仍難脫門戶之見，有明顯的“揚漢抑宋”傾向。
劉氏是一位駢文的正宗論者，以駢文為“文”，以散文為“筆”，讚揚他的同鄉先賢阮元與汪中，自己也偏愛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因為阮元早就重提“文筆之辨”，為駢文張目，有汪中以駢文著稱於世，所以他才敢於打出“天下文章在揚州”[60]的旗幟，要與桐城派爭天下第一[61]。事實上，“天下文章在揚州”，只不過是劉氏個人的一廂情願罷了[62]。駢文在清代雖然得到了一些發展，但是學界的主流還是桐城派的散文占主導地位，駢文無法與散文相比肩。由於要爭坐文章“天下第一”的緣故，劉氏對桐城派的評價要持客觀的態度就顯得有點困難了，那麼對於他的“揚漢抑宋”立場、對桐城派存有學術偏見，我們就有了更為深刻的體認。
常州今文經學發端于莊存與，後有劉逢祿、宋祥鳳，均治今文學，而至龔自珍、魏源發揚光大之，到康有為則集大成。常州今文學的興起，有它學術本身自在的原因，梁啟超以“復古為解放”來解釋常州今文學的出現，有相當的道理，當然也是道、鹹以來社會政治變動使然。應該說，劉氏認識到了今文學出現有它的學術必然性，是對漢學末流瑣碎無用的反撥，“江南學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學，……然輾轉稗販，語無歸宿，甚至輕易古書，因溈襲謬，而顛倒減省，離析合併，一憑臆斷；且累言數百，易蹈辭費之譏，碎細卑狹，文采黯然。承學之士，漸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學”[63]。但他把常州今文學歸入“虛誣派”，而且對今文經學批評近似苛刻，“考其所學，大抵以空言相演，繼以博辯。其說頗返於懷疑，然運之於虛，而不能證之以實；或言之成理，而不能持之有故。于學術合於今文者，莫不穿鑿其詞，曲說附會。于學術異於今文者，莫不巧加詆毀，以誣前儒。甚至顛倒群經，以伸己見，其擇術則至高，而成書則至易。外托致用之名，中蹈揣摩之習，經術支離，以茲為甚”[64]。出身古文經學世家的劉氏對古文經學情有獨鐘，在所難免，當然對今文經學就存有門戶之見了，所以他對今文經學與近代疑古思潮的興起以及晚清的政治變革具有密不可分的聯繫，都沒有清楚的認識。
劉氏早年寫過不少關於清代學者的傳記，顏元是較早被他所關注的一位學者，著有《習齋學案序》、《幽薊顏門學案序》、《並青雍豫顏門學案序》、《顏李二先生傳》。他說：“自宋儒區分體用，政學以岐，講學之儒，漸舍實功。惟習齋先生以用為體，力追三代教學成法，冠昏喪祭，必遵古制。從遊之士，肄力六藝，旁及水火、兵農諸學。倡教漳南，于文事經史外，兼習武備藝能各科，較之安定、橫渠固有進矣。”他對顏元學術評價很高，“先生以用為體，即以用為學，身體力行，一矯講學空虛之習。至先生論學，惟存性一編，辟宋儒氣質之說，實開東原學派之先”。對於詆毀顏元之學的桐城方氏、武進湯氏，劉氏認為這種行為無異於蜉蝣撼大樹，“亦何損于先生之萬一哉”[65]。同時他認為顏元之學受到西學的影響，“習齋先生生長博野，地邇燕京，吾意先生壯年必親炙西士之門，備聞緒論”[66]。顏元之所以較早進入劉氏的學術視野，在於顏元之學重“實學”、倡經世之用，與他前期學術旨趣暗合的緣故。
戴震在清代學術思想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這種地位的確立與近代學者對其的闡揚分不開。錢穆、侯外廬都認為章太炎有首倡之功[67]。章氏確是最早闡發戴震之學的近代學者，不過未及深論，只是開論戴震之學的先聲。比較全面系統地評價戴震學術的應該是劉氏。劉氏最推崇戴震，自承“予束發受書，即服膺東原之訓”[68]，曾撰有《東原學案序》、《戴震傳》、《南北考證學不同論》、《近儒學術統系論》等論著。他對戴震學術定位極高，“探賾索隱，提要鉤玄，鄭、朱以還，一人而已”[69]，“戴氏之學，先立科條，以慎思明辨為歸。凡治一學立一說，必參互考驗，曲證旁通，以辨物正名為基，以同條共貫為緯。論曆算則淹貫中西，論音韻則精窮聲紐，論地輿則考訂山川，鹹為前人所未發。而研求古籍，複能提要鉤玄，心知其意。凡古學之湮沒者，必發揮光大，使絕學複明。凡古義之鉤棘者，必反復研尋，使疑文冰釋。”[70]對戴震之學評價至高，當然桐城派對戴震的批評，在劉氏看來不過是“鄙儒之說，何損于東原萬一哉”[71]。劉氏不僅認同于戴震的“考證”之學，而且也充分肯定其“義理”之學，對戴震以《孟子字義疏證》為代表的義理之學推崇有加，並且他本人還仿《孟子字義疏證》作《理學字義通釋》。
劉氏在其未完的《近儒學案》中，專立有“東原學案”，而把吳派開山大師惠棟納入東原學案的“別出”部分，顯然他認為惠棟之學不能與戴震相提並論，所以《近儒學案》沒有準備專門立有“惠氏學案”，似乎從中可以看出劉氏個人的學術偏見了[72]。由於章太炎、劉師培等國粹派對戴震學術的挖掘與推崇，戴震的學術價值才引起了後來學者的普遍重視。戴震之學的紅火，固然得力于章氏的開啟之功以及20世紀20年代胡適的闡揚之力，但是我們不應該忽視了劉氏的“承前啟後”的重要學術貢獻。梁啟超的《近世之學術》（1904）與《清代學術概論》（1920）對戴震評價前後迥然不同[73]，及胡適著《戴東原的哲學》，應該說均受劉氏之影響。
戴望則是劉氏關注的另一位學者，他作《戴望傳》，視戴望為晚清學術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人物。浙江德清戴望，中年好顏李之學，著有《顏李學記》，所以劉氏把戴望歸入“習齋學案”[74]，認為戴望學術與顏李之學一脈相傳。戴望是晚清著名的今文經學家，但是出身古文經學傳統的劉氏卻對戴望的學術另眼相看，“德清戴望，受業宋氏之門，祖述劉、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證《論語》，作《論語注》二十卷，欲以《論語》統群經，精詣深造，與不純師法者不同。”[75]《戴望傳》還指出：“自西漢經師以經術飾吏治，致政學合一，西京以降，舊學久湮。晚近諸儒，振茲遺緒，其能特立，成一家言者，一為實用學，顏習齋、李剛主啟之；一為微言大義學，莊方耕、劉申受啟之。然僅得漢學之一體。惟先生獨窺其全。故自先生之學行，而治經之儒得以窺六藝家法，不復以章句名物為學。凡經義晦蝕者，皆一一發其指趣，不可謂非先生學派啟之也。況複明華夏之防，……蟄居雒誦，不欲以曲學進身，亮節高風，上躋顏李，豈若近儒詁麟經者，飾大同之說，以逞其曲學阿時之技哉。”[76]戴望闡發今文經學的經義，還洞曉華夷之辨，劉氏認為不能與“曲學阿時”的康有為相提並論。
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劉氏清學史研究應該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他的清學史研究以章氏《清儒》為起點，還是其論學具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我們都不應該忽視他在研究清學史領域中的諸多創獲，對清代學術演變作了獨特的闡述，提出並實踐了新的學術命題，開拓了清學史研究的新領域，突顯揚州學派的學術地位，這些都是章太炎所不及的。劉氏討論清學史之時，注意到了對同一個物件作多角度分析，往往從“變遷”、“不同”、“得失”視角論述清學，認識到學術不僅存在空間上的差異，而且還存在時間上的區別。在清學史研究方面的學術觀點都比較平實，少有激進之論，也正因為如此，劉師培在晚清學林贏得了不同學派傾向學者的認同，對梁啟超、胡適、錢穆的清學史研究均有直接或間接的影響。可以這樣說，他在近代中國學術史上的影響是深遠的，否認劉氏在清學史研究領域的先驅者、開拓者地位，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
[1]參見《訄書·清儒第十二》（重訂本），三聯書店1998年6月。
[2]錢穆所著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主張“繼承說”，“言漢學淵源者，必溯諸晚明諸遺老。然其時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菴、習齋，一世魁儒耆碩，靡不寢饋于宋學。繼此而降，如恕穀、望溪、穆堂、謝山乃至慎修諸人，皆于宋學有甚深契詣。而于時已及乾隆。漢學之名，始稍稍起。而漢學諸家之高下淺深，亦住住視其所得于宋學之高下淺深以為判。”（見《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上冊，商務印書館1997年8月，第1頁。）梁啟超卻主張“反動說”，說：“晚明學風之敝，流為狂禪，滿街皆是聖人，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猖幻至此，勢固不得不有所因革。”（見《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月，第101頁。）1920年在其《清代學術概論》進一步申說：“清學之出發點，在對於宋明理學一大反動”，“晚明王學極盛而敝之後，學者習于‘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理學家不復能系社會之信仰。炎武等乃起而矯之，大倡‘舍經學無理學’之說，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經。而若璩辨偽經，喚起‘求真’觀念；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見《清代學術概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第7頁、第4頁。）
[3]《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P555上。
[4]《國學發微》，P501下-P502上。
[5]“明之中葉，以博洽著稱者楊慎，……次則焦竑，亦喜考證，……惟以智崛起崇禎中，考據精核，迥出其上。風氣既開，國初顧炎武、閻若璩、朱彝尊等沿波而起，始一掃懸揣之空談。”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119，《子部·雜家類三》方以智“通雅”條，中華書局1995年4月，第1028頁。
[6]蒙文通曾說：“廖師之論清代經學，別之曰順康派，雍乾派、嘉道派、鹹同派。劉氏之論清代經學，則別之曰懷疑派、征實派、叢綴派、虛誣派。劉、廖之見不同，故抑揚有異，諡名遂殊，然於內容之分析則無大異。”（見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6月，第146頁。）兩者是否有學術淵源關係，待考。
[7]參見《近代漢學變遷論》，《遺書·左庵外集》卷九。
[8]“譬之治國。懷疑學派，在於除舊佈新，舊國既亡，而新邦普建，故科條未備，而銳氣方新。若征實學派，是猶守成之主，百廢俱興，綜核名實，威令嚴明。而叢掇學派，又如郅治既隆，舍大綱而營末節，其經營創設，不過繁文褥禮之微。虛誣學派，則猶國力既虛，強自支厲，欲假富強之虛聲，以熒黎庶，然根本既傾，則危亡之禍兆。此道、鹹以還，漢學所由不振也。悲夫！”見《近代漢學變遷論》P1542上。
[9]參見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的“論時代思潮”，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6月。
[10]關於梁啟超的《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與劉師培的清學史著作存在學術采鑒關係，最早指出這一點的是周予同先生。他說：“梁氏兩書取之于章氏（章太炎）、劉氏（劉師培）的著作。”（見朱維錚編《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增訂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900頁。）
[11]參見《近儒學術統系論》，《遺書·左庵外集》卷九。
[12]《近儒學案序目》P1754下。
[13]《甲辰年自述詩》。
[14]馮自由：《劉光漢事略補述》，《革命逸史》第三集，中華書局1981年6月，第186頁。
[15]《中國歷史教科書·凡例》P2177下。
[16]“學以地殊”這一提法是筆者根據劉師培相關論述概括而成的。劉師培在論著中多處提到地理環境因素對學術分佈的影響，《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諸子學不同論》謂“學術因地而殊，益可見矣”（見《遺書》P549下）；《勸各省州縣編輯書籍志啟及凡例》謂“蓋周代之初，民無私學。東周以來，士尚私門撰述，而學派或因地而殊，郡國州邑有特殊之學，即有專門之書”（見《遺書》P1605上）；“蓋山川之隔，人情風俗之所由異也”（見《讀書隨筆·〈王制〉言地理中多精言》P1952上）。所以“學以地殊”這種概括應該合乎劉氏的本義。
[17]《貨殖列傳第六十九》，見《史記》卷129，中華書局1959年7月，第3267頁。
[18]周叔平、陳國慶點注，顧炎武著《日知錄》卷十三“南北學者之病”，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年11月，第628頁。
[19]“初，大湖之濱，蘇、常、松江、大倉諸邑，其民佚麗。自晚明以來，喜為文辭比興，飲食會同，以博依相問難，故好流覽而無紀綱，其流風遍江之南北。惠棟興，猶尚該洽百氏，樂文采者相與依違之。及戴震起休甯，休甯于江南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核而無溫藉，不便文士。”（見《訄書·清儒第十二》（重訂本），三聯書店1998年6月，第159頁。）
[20]《南北學派不同論·總論》P549上。
[21]參見《南北學派不同論·南北考證學不同論》。
[22]《江寧鄉土歷史教科書序》謂：“淮江之地，平原曠莽，民風強悍。淮南之地，溝瀆交通，民習於奢。”（《遺書》P1763下）這主要是由於受政治因素影響的緣故；《江蘇鄉土歷史教科書敘》謂：“近世其民日趨於怯弱，由是東南之民氣迥遜於西北，說者謂地勢使然。嗚呼！此亦未觀于蘇省之歷史矣。……而知古代吳民以尚武立國，而先賢學術亦與近世之所尚殊途”（《遺書》P1764下）；《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論研究文學不可為地理及時代之見所囿》：“有謂中國因南北地理不同，文體亦未可強同者。然就各家文集觀之，則殊不然。”（劉師培：《中古文學論著三種》，遼寧教育出版社1997年3月，第135頁。）
[23]見《遺書·左庵外集》卷十七中的《江寧鄉土地理教科書序》、《安徽鄉土歷史教科書序》、《安徽鄉土地理教科書序》等文。
[24]《訄書·清儒第十二》（重訂本），三聯書店1998年6月，第161頁。
[25]《清儒得失論》P1539下。
[26]章太炎把清代漢學治學方法歸納為六點：“審名實，一也；重佐證，二也；戒妄牽，三也；守凡例，四也；斷情感，五也；汰華辭，六也。六者不具，而能成經師者，天下無有。學者往往崇尊其師，而江、戴之徒，義有未安，彈射糾發，雖師亦無所避。”（《說林下》，《太炎文錄初編》文錄卷一，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