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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經皆史”是章學誠史學思想體系中的一個重要命題，他在《文史通義》開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經皆史也”的論斷。在書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論“六經皆史”的觀點。可見，“六經皆史”實為把握章氏學術思想和史學思想的關鍵。
可是，對於章學誠的這一學術見解，學術界長期以來眾說紛紜，歧見迭出。對此，不少學者專門進行過辨析，並提出了自己對“六經皆史”的理解。[1]我們說，章氏在封建社會後期史學發展的過程中提出“六經皆史”論，所包涵的內容異常豐富，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可能會有不同的理解，分歧與爭議在所難免。但是，我們要看到，章學誠一生致力於史學研究，並自負於此。他撰《文史通義》，縱論史學，“為千古史學辟其蓁蕪”。[2]（P82）說明章學誠思考問題，都是緊緊圍繞史學這一中心而進行的。他還說：“吾于史學，蓋有天授，自信發凡起例，多為後世開山。”[1]（P92）說明章學誠研究史學，具有探索史學發展出路的特徵，目的是為了變革史學。他的“六經皆史”論，實際上是在為他的史學變革主張提供理論依據。
一
吳懷祺先生在談到“六經”與“史”的關係時曾指出，說“經”是“史”，或者說“經”是後世“史”的淵源，“這主要不是從歷史編纂學上說，也不是著重從史料學上說，應當從歷史意識上，從史學思想上來理解這個問題。中國的史學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尋到《六經》那裏。”[3]（P15）這是極富啟發的論斷。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首先就探討了經與史在精神本質上的一致性。
章學誠論“六經皆史”，主要依據有：“六經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謂經，乃三代盛時，典章法度見於政教行事之實，而非聖人有意作為文字以傳後世”。[2](P8)“三代以前《詩》、《書》六藝，未嘗不以教人，非如後世尊奉《六經》，別為儒學一門而聲稱為載道之書者”。[2](P11)“三代學術，知有史而不知有經，切人事也”。[2](P15)在章氏看來，古代沒有什麼經史之別，後世所謂經，在古代都是史，是先王之政典，記載那些有關政教行事的典章法度，是切于民生日用的學問。
從《六經》是史出發，章學誠指出，研究《六經》應從《六經》的具體事實記載中去領會其精神本質，《六經》不是空言，要從《六經》中學習其“切於人倫日用”的史學精神，他說：“若夫《六經》，皆先王得位行道，經緯世宙之跡，而非托於空言”，[2](P1)“但切入於人倫之所日用，即聖人之道也”。[2](P2)又說：“故無志於學則已，君苟有志於學，則必求當代典章，以切於人倫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於經術精微，則學為實事，而文非空言，所謂有體必有用也”，“舍人倫日用而求學問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義者也”。[2](P41)章學誠認為，孔子刪訂《六經》，目的在於“明道”、“訓世”，讓後人從先王政典中得知治國平天下的道理。“先聖先王之道不可見，《六經》即其器之可見者也。後人不見先王，當據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見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與夫官司典守所示人”。[2](P11)由此，章學誠指出，史學的根本宗旨與六經是一致的。他說：“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則史氏之宗旨也。”[2]（P29）失卻了這一宗旨，也就失卻了史學的精神。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闡發治經治史宗旨一致的史學思想，是有學術背景的。作為浙東史學的殿軍，章學誠繼承了自黃宗羲以來治學打破門戶的思想，對宋學的空談和漢學的繁瑣都進行了批評。在經史關係上，他同樣打破畛域，貫通經史，從精神本質上找尋二者的一致之處，所謂“古人之于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有門戶之見也”。[2](P315)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論，從古代學術的源頭說起，指出《六經》皆古代經世致用之作，是切合時事，記載時事，用於時事的史，其中所蘊含的“切合人事”的“明道”、“經世”精神，正是史學的精神。可以說，在章學誠的史學理論體系中，“六經皆史”是他在精神本質上融通經史，衝破長期以來經與史、事與道相互隔離的學術局面而做的全新嘗試，其命題的用意，與前人的“六經皆史”說有很大的差異。
二
在探索史學發展出路時，有兩項內容是章學誠極為重視的，一是他重視“史義”，二是他重視“變通”。而這兩點，前者來源於《春秋》，後者來源於《周易》，都是發源于經書的。對此，以前研究章氏史學，注意的很少。而實際上，這一點在章氏史學思想中是至關重要的一部分，是章氏探索史學出路的重要一環。
“史義”即歷史理論和觀點，是貫穿章學誠史學思想始終的問題，在章學誠看來，史家作史“貴知其意”，“史義”是關係到“史氏之宗旨”的重要問題。他特別推崇孔子作《春秋》以“義”貫通之筆法，說：“孔子作《春秋》，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孔子自謂有取乎爾。夫事，即後世考據家之所尚也；文，即後世詞章家之所重也。然夫子所取，不在此而在彼，則史家著述之道，豈可不求義意所歸乎？”[2](P37)還說：“史所貴者，義也；而所具者，事也；所憑者，文也。”[2](P40)很顯然，章學誠重視史義，是從孔子修《春秋》而來。在他看來，史事和文采是反映一定歷史思想的途徑和形式，是存義的材料和工具，“史義”是史學研究中頭等重要的大事，代表史家的思想體系。對此，他有一個極為詳盡的說明：“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義昭乎筆削。筆削之義，不僅事具始末，文成規矩而已也。以夫子義則竊取之旨觀之，固將綱紀天人，推明大道，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秒忽之際有以獨斷于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2](P38)章學誠本孔子修《春秋》之“義”，加以發揮，指出“史義”的內涵是綱紀天人、推明大道、力主通變、重視獨創。在他看來，“史義”的消失，導致了史學的“放絕”。“史義”不能統領“史事”和“史文”，致使史學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失去了早期那種創造性的活力，各種弊端暴露出來，這突出表現在紀傳體史書的編纂上，他說：“紀傳之行千有餘年，學者相承，殆如夏葛冬裘，渴飲饑食，無更易矣。然無別識心裁，可以傳世行遠之具，而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不敢稍變，如治胥吏之薄書，繁不可刪。”[2](P4)後世史書缺乏思想，沒有一以貫之之“史義”，以所謂紀、表、志、傳各種史例去硬性剪裁材料，越雷池半步，便被視作為例不純，失去了思想上的生命力。可以說，章學誠敏銳地看到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史學問題的關鍵。這樣的史學狀況如果不加變革，傳統史學便沒有任何出路。
“史義”是章學誠變革史學的中心，而《周易》的變通思想，則是章學誠變革史學的理論依據。
章學誠在易學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過很多富有創見性的易學見解，不僅如此，章學誠的易學思想對其史學思想有重大影響，他以他的《易》學認識，論說了對於史學的獨到見解。[4]在改變史學僵化局面這一點上，章學誠就首先論說《周易》之精義在變易，然後提出“變通”史學的見解。他說：“孔仲達曰：夫《易》者，變化之總名，改換之殊稱。先儒之釋《易》義，未有明通若孔氏者也。得其說而進推之，《易》為王者改制之钜典，事與治曆明時相表裏，其義昭然若揭也。”[2](P1)章學誠認定“變”與“改”是《周易》的精髓，是他變通史學的根據，“《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紀傳實為三代以後之良法，而演習既久，先王之大經大法，轉為末世拘守之紀傳所蒙，曷可不思所以變通之道歟”？[2](P4)可見，章學誠吸納了《周易》的變通思想，並以此作為變革史學的理論依據，“思所以變通之道”。
章學誠除了論述《春秋》之“義”，《周易》之“變”之外，對《周禮》、《尚書》等經典中所蘊涵的史學價值也進行過探討。他認為，《周禮》表現最突出的是政教禮治的觀念，從史例角度講，它屬於記注，按一定的格式，彙集、排比資料，所謂“《官禮》制密，而後記注有成法，記注有成法，而後撰述可以無定名”，“至《官禮》廢，而記注不足備其全。”[2](P2)《尚書》中蘊含的最突出的史學思想則是總結歷史盛衰的意識，[5]從史書體例上講，它“因事命篇，本無成法”，有“體圓用神”，靈活多變的特點。所謂“《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2](P4)“六經”不僅在史學上各有側重，它們還不斷相互推移融合，向後世史學發展。對此，章學誠也從不同的側面進行過論述，他說：“《周官》之法廢而《書》亡，《書》亡而後《春秋》作，”又說：“《六藝》並立，《樂》亡而入於《詩》、《禮》，《書》亡而入於《春秋》，皆天時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2](P2)還說：“《尚書》、《春秋》皆聖人之典也。《尚書》無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故《書》之支裔，折入《春秋》，而《書》無嗣音。”[2](P4)等等。這種推移融合，對後世史學產生了很大影響。司馬遷作《史記》，班固作《漢書》，都先後吸納了其中合理的成分，“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2](P2)二者都融《尚書》、《春秋》於一體，進行了新的創造。“遷書體圓用神，多得《尚書》之遺，班氏體方用智，多得《官禮》之意。”[2](P4)總之，後世史學的發展變化，都不同程度地從“六經”中承受了很多東西。從編纂形式上講，有的體例靈活，體現了《尚書》“圓而神”的特點，如司馬遷的《史記》。有的體例規整，體現了《周官》“方以智”的特點，如班固的《漢書》等。
總之，六經在史學變革上的意義是多方面的，章學誠以崇經的心態探索史學的出路，以經為標準論述史學的發展狀況，在復古的旗幟下創新，富有特色。
三
在具體的史學變革上，章學誠提出“師《尚書》之意”，也即效法《尚書》體圓用神、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的撰述形式來變革史體。章學誠對《尚書》“圓而神”的撰述形式及其在史學上的地位，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尚書》圓而神，其于史也，可謂天之至矣。”[2](P4)又說《尚書》“因事命篇，本無成法，不得如後史之方圓求備，拘于一定之名義者也。”[2](P2)由於內容不受形式限制，體例較為靈活，所以《尚書》可以比較自如地表達見解，比如《尚書》中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就是通過這種靈活的著述形式體現出來，“典、謨、訓、誥、貢、範、官、刑之屬，詳略去取，惟意所命，不必著為一定之例焉，斯《尚書》之所以經世也”。[2](P2)隨著歷史的發展，《尚書》這種撰述形式雖然被融合到其他史體中了，但它“體圓用神”、“因事命篇”的撰述精神卻一直對後世史學產生巨大影響。史學史上有創見性的史學著作，都吸納了這一點。《尚書》“折入左氏，而又合流于馬、班”，司馬遷將上古史著融會貫通，首創紀傳體通史《史記》，“體圓用神，猶有《尚書》之遺”。其後，“司馬《通鑒》病紀傳之分，而合之以編年”，作了變通。接著“袁樞《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類”，又作了變通。袁樞作《通鑒紀事本末》，首創紀事本末體，“因事命篇，不為常格”，同樣是吸取了《尚書》的精神，“文省于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用神，斯真《尚書》之遺也”。[2](P4)由此，章學誠提出了變革史學的一個總的原則，那就是：“夫史為記事之書，事萬變而不齊，史文屈曲而適如其事，則必因事命篇，不為常例所拘。”[2](P4)對於紀傳體史書，當“斟酌古今之史，而定文質之中，則師《尚書》之意，而以遷史義例，通左氏之裁制焉。所以救紀傳之極弊，非好為更張也”。[2](P4)恢復古代史學以“史義”為中心，以“圓神”為準則的創作精神，是章學誠變革史學的目標。
章學誠認為，如果以《尚書》之義改造史體，就沒有必要象《史記》那樣強分列傳、世家和書志。實際上，列傳是傳，世家和書志也同樣是傳，“或考典章製作，或敘人事終始，或究一人之行，或合同類之事，或錄一時之言，或著一代之文，因事命篇，以緯本紀”。[2](P4)由此他提出“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本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2](P81)這樣處理史書編纂，其優點是“較之左氏翼經，可無局於年月日先後之累；較之遷史之分列，可無歧出互見之煩。文省而事益加明，例簡而義益加精，豈非文質之適宜，古今之中道歟”？除此之外，書中還應有表與圖，“人名事類，難於稽檢，則別編為表，以經緯之；天象地形，輿服儀器，非可本末該之，且亦難以文字著者，別繪為圖，以表明之”。[2](P4)他之所以重視新史體中要有圖表，是因為在他看來，“圖像為無言之史，譜牒為無文之書，相輔而行，雖闕一而不可者也”。[6](P635)章學誠以《周易》變通思想為依據，本著《尚書》“圓而神”的原則，試圖將紀傳體與紀事本末體糅合在一起，帶有探索新綜合體的特點。他曾自負地講，“蓋通《尚書》、《春秋》之本原，而拯馬《史》、班《書》之流弊，其道莫過於此”。[2](P4)點明了自己探索新體裁是與《六經》有密切關係的。對於章學誠在史書編纂上的這些有價值的探索，章氏好友邵晉涵曾評價說：“紀傳史裁，參仿袁樞，是貌同心異。以之上接《尚書》家言，是貌異心同。是篇（即《書教下》）所推，於《六藝》為支子，于史學為大宗，于前史為中流砥柱，於後學為蠶叢開山。”[2](P4)也指出章學誠是從“六經”引發出史體的創新。
四
章學誠以“六經皆史”論為理論基礎來探討史學出路，其變革創新意識頗引人注意。但是，我們也不能不看到，章學誠的這種史學變革理論實際上又陷入一種兩難境地。
一方面，章學誠看到傳統史學的不足，要為史學開新風，是有自己的一套理論見解的。在他看來，“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行漸著，不得已而出之”。[6]（P119）他認為所有的制度都是隨時而創，即隨著時勢的變化而產生新的“製作”，“有所需而後從而給之，有所郁而後從而宣之，有所弊而後從而救之”。[6]（P120）他在《文史通義•原道上》中多次提到“時會”，認為一切變革，都是“時會”使然，聖人也是隨“時會”而“創制”，從而達到“窮變通久”的境界。章學誠認為聖人之道，當隨時勢的變化而加以損益，這樣才能解決所出現的新問題以應變於無窮。他的這一思想見解，就使得他一再強調，研究學問要遵循“禮，時為大”的原則，要“貴時王之制度”，反對“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6]（P231）故而他在論述史學問題時，彰揚“史義”，注重探索僵化的傳統史學在新的“時會”下的創新，其“六經皆史”的理論正是“隨時而變”思想的產物。
另一方面，章學誠所說的“隨時而創制”，又是以儒家六經為準則的。他在《文史通義•原道中》中雖然也認為孔子所述六經之理，不能不隨“時會”、“事變”而加以補充，但其歷代相傳的儒家的“所守先王之道”的根本原則是不能改易的。“時會”不同，“事變”出現，也只有沿襲歷代儒家的正統學術的基本原則去加以變更。“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6]（P139）“隨時撰述”的前提是“貴約六經之旨”。章學誠下面的一段話更能體現他在創新與因襲之間的矛盾，他說：“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李斯請禁《詩》、《書》，以謂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後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亂民也，故夫子惡之。若夫殷因夏禮，百世可知。損益雖曰隨時，未有薄堯、舜而詆斥禹、湯、文、武、周公而可以為治者。李斯請禁《詩》、《書》，君子以謂愚之首也。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6]（P232）從這段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章學誠主張隨時制藝，但不可越出《詩》、《書》六藝所垂于後世的義理之外。古今損益，道有可通，“知時”而能“通古”，尊經而又有所變通，是章學誠的一貫思想。這樣，章學誠的史學創新也是以“六經”為依據的，其“六經皆史”既體現了他試圖創新的意圖，又陷於“六經”而不能自拔，使得他的理論價值大打折扣。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斷言，章學誠的“六經皆史”說與他的史學變革論是聯繫在一起的。他以《周易》的通變的思想為理論依據，探討了《尚書》、《春秋》、《周禮》“圓神”、“方智”的狀況，分析了它們相互融匯推移的過程，最後以《尚書》“體圓用神”的撰述精神為準則，重新構想新的史書編纂形式。但同時，他也在這一點上陷入矛盾，使自己的史學變革處於兩難之境，他試圖改變長期以來史學“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的局面，但又無法找到新的理論依據。章學誠通過對“六經”的理解，闡發史學通變的思想，別具一格，自有蹊徑，雖無法走出傳統史學的藩籬，但卻反映了封建社會末期史學求新的特點。
參考文獻：
[1]參見周予同、湯志鈞《章學誠六經皆史說初探》，載于《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柴德賡《試論章學誠的學術思想》，載於《光明日報》1963年5月8日；倉修良《也談章學誠六經皆史》，載于《史學月刊》1981年第2期；余英時《戴震與章學誠》，三聯書店2000年版。
[2]章學誠.章學誠遺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吳懷祺.中國史學思想史[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
[4]吳懷祺.章學誠的易學和史學[J].史學史研究1997（1）.
[5]王記錄.《尚書》史學價值再認識[J].四川師範學院學報1996（1）.
[6]葉瑛.文史通義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轉自智識學術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