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術史上，所謂漢學、宋學之分，始自清代。對此，劉師培曾有精闢論述。[1](P1535-1542)漢學的學術特點是注重訓詁文字，考訂名物制度，務實求真，不尚空談。宋學的學術特點是重視闡發儒家經典蘊含的義理，褒貶議論，旨在發揮。二者的目的都是為了達知聖人本旨，殊途同歸。這一點，學界也有比較一致的看法。但是，“殊途”所導致的必然是學術路徑與學術旨趣的差異。這種差異就必然要導致各個時期學術風貌的不同。有清一代，漢學和宋學交互作用，影響著這一時期史學思想的發展。對此，筆者在所著《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清代卷》中已有論述。[2](P5-18)但是，清代畢竟是漢學占學術上風的時代，漢學在各個學術領域的滲透，使得宋學不得不以一種萎縮了的方式存在著。特別是在史學領域，以“天理”談歷史盛衰，以《春秋》褒貶筆法著史，以正統論解釋王朝更迭等史學觀念，[3]除了在清代官修史書中有所表現外，在其他方面影響不大，不是清代史學思想的主流。可以這樣講，宋明時期那種占主導地位的講褒貶、重史法的理學化史學，在清代已走上絕路。清代史學思想的主流是在漢學影響下形成的，具有與宋明理學化史學風格迥異的風貌。 

清代漢學對史學的影響，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漢學對宋明理學空疏學風的批評，導致了史學領域重考證、輕議論的治史風格的形成。自顧炎武對宋明理學空疏學風進行批評，提倡健實學風以後，乾嘉漢學，由此推衍，進一步批評宋儒“舍故訓而憑胸臆”。他們指出，宋儒釋經，連經書中的文字句讀、名物典制都沒有搞清楚，甚至連經書的真偽都沒有考察，就猜度臆說，以言心言性之空言而取代聖經之本意，空發議論而於世無補，學風虛浮而沒有根柢，所謂“自晉代尚空談，宋賢喜頓悟，笑問學為支離，棄注疏為糟粕，談經之家，師心自用，乃以俚俗之言詮說經典”，[4]（P377） “學者空談名理，不復從事訓詁，制度象數，張口茫如”。[4]（P411）於是人們紛紛舍義理而沉迷於名物訓詁，主張以考文知音之功夫治經，以治經之功夫明道，“訓故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聖人之理義明”，[5](P505) 要下一番切實的考證功夫，將字、詞、句的本意搞清楚，才有可能正確理解經義。漢學這種反對空發義理，重視文字名物之訓詁的思想，直接導致了史學思想上的反對任情褒貶，馳騁議論，主張考證求實。經學上反對空言義理，主張訓詁明而義理明，與史學上反對橫生議論，主張史實真而是非見，在思維模式上是一樣的，遵循的是相同的法則。對此，王鳴盛的一段話頗有說服力：“經以明道，而求道者不必空執義理以求之也，但當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則義理自見，而道在其中矣。……讀史者不必以議論求法戒，而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不必以褒貶為與奪，而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亦猶是也。”[6](自序)義理不可憑虛而得，必須經考據實證而得，影響到史學，那就是注重考典制事蹟之實，反對未考史實便馳騁議論、任情褒貶。在此之下，清代史家對受理學影響的宋明史學注重發揮義理而不甚關注史實的做法進行了批評。認為他們褒貶議論是“顛倒是非，頗亦熒聽”。並反其道而行之，張揚重考證、輕議論的史學觀念：“大抵史家所記典制，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制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瞭若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蹟則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與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蹟之實，俾年經月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之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6]（自序）這樣的治史觀念在乾嘉時期被學界認可，史家治史不輕發宏論，而醉心于古史之考訂辨證，在考史的基礎上論史，言必有據，無征不信，學風敦實。 

其二，漢學治經的方法被運用到史學上，豐富了治史方法。考據作為一種治史的基本方法，並非始自清代，但很明顯地是，清代考史方法的縝密完備和豐富多彩，卻非僅僅依靠史學方法自身的積累，它主要淵源于漢學治經的方法。清初，經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等人的提倡和實踐，考證方法日趨完備，尤其是顧炎武“博學于文”，閻若璩“一物不知，以為深恥”等觀念的提出，人們開始將治經的一套方法擴展到各個學科領域，史學便是重要陣地。乾嘉學者，多數兼通經史，以治經方法治史，事屬必然。張之洞曾說：“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7]（P258）就點出了清代史家取得成績的途徑和方法以及由此在其他領域的擴展。經學家治經著重文字訓詁，反對主觀武斷發明經義，以小學為工具，進行校勘，以究典制名物。從小學入手以治經，是清代漢學的首要法門，這種正文字、辨音讀、釋訓詁、通傳注的方法運用到史學上，就是究版本、校文字、闡釋字句、洞察事蹟，考證天文、地理、職官、名物等問題，在專門和精深上做文章，形成了一套可以操作的、涉及文字、音韻、訓詁、版本、校勘、辨偽等眾多學科的龐大的方法體系，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他們運用這些方法，考證文獻，克服了以往史家依靠個人的學識主觀先驗地憑事理推測、鑒別史料方法的局限，構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操作程式，對於史學的科學化、客觀化起了推動作用。 

另外，漢學研究中常用的通例歸納法也被運用到史學研究上。清人治經，特別認識到讀書必明其例的重要性，將其視為治學的重要方法之一，他們認為“讀古人書，必先尋其義例，乃能辨其句讀，非可妄議。”[4]（P173）戴震對《水經注》通例之歸納，盧文弓召對古書行款版式通例之歸納，段玉裁對漢儒舊注通例之歸納，淩廷堪對《儀禮》通例之歸納，王念孫、王引之對發疑致誤之歸納等等。都是當時以通例歸納治經的顯例。這種方法波及史學，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人均不同程度地在治史過程中運用義例歸納法，取得了顯著成就。 

其三，在歷史編纂學上，史家反對《春秋》筆法，反對以正統論著史，也是受了漢學的影響。《春秋》筆法是對傳統史學影響很深的一種觀念。宋代理學家對《春秋》研究、解說，形成《春秋》學。這種研究又滲透到史學中，在治史中形成了重《春秋》褒貶，重正統論，重《春秋》義例的現象。[3]清代漢學家一反宋儒重心性義理，好闡發議論的作風，變而為重文字訓詁，好考證求實，張揚“實事求是”的學術個性。在史學上，則是輕史義，重史實，反對只重褒貶大義，而於史實卻不甚理會的作史態度。尤其反對在歷史編纂上搞《春秋》筆法，辨正統、閏統。錢大昕通過歸納、剖析《春秋》義例，指出《春秋》從不在文字上搞褒貶，而是“直書其事，使人之善惡無所隱而已”。[4]（P17）他批評歐陽修編纂《新唐書》、朱熹編纂《紫陽綱目》使用《春秋》筆法的做法，認為二人之書既掩蓋了歷史的真實，又褒貶不當，給讀史者造成極大困難，因此他提出：“史家紀事，唯在不虛美，不掩惡，據事直書，是非自見。若各出新意，掉弄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8]（P350）與錢大昕一樣，王鳴盛也反對治史模仿《春秋》筆法，認為“《春秋》書法，去聖久遠，難以揣測，學者但當闕疑，不必強解，唯考其事實可耳。……究之是非，千載炳著，原無須書生筆底予奪，若因弄筆，反令事實不明，豈不兩失之”。[6]（卷71）他同樣批評《新唐書》和《通鑒綱目》意主褒貶的著史宗旨，認為記載事實乃史之天職，妄加予奪，實不可取。《四庫全書總目》批評歐陽修以《春秋》筆法著史，於“事實不其經意”，“傳聞多謬”。[9](P411)總之，以《春秋》褒貶大義治史的觀念受到了批判。宋人由重義理而重《春秋》筆法，清人由重考實而反對《春秋》筆法，反映了宋清間史學由重闡發向重事實的轉變。 

與《春秋》筆法相聯繫的是正統觀念。宋人著史重正統、閏位之辨，清人這一觀念比較淡漠。儘管在清代史學史上，由於宋學的不絕如縷，正統觀念也時隱時顯，但總的趨向是受到批評。清初，王夫之即對正統論作了反思，認為以正統解說歷史，真偽混淆，無法自圓其說，故而他評論歷史，“不言正統”。[10](P1106)乾嘉時期，錢大昕更對朱熹在《通鑒綱目》中虛引中宗年號以記載武氏事蹟，以明正統歸李唐的寫史方法表示不滿，指出“史者，紀實之書也。當時稱之，吾從而奪之，非實也。當時無之，吾強而名之，亦非實也”。從史以紀實的角度否定正閏之爭的不合理。這些，都可以看出漢學求實精神的滲透。 

其四，由於受漢學的影響，乾嘉時期的史家在解釋歷史的發展時，很少使用“天理”、“心性”這些宋儒慣常使用的概念，他們多數已不再執著“天理”這種封建綱常名分的標準評價歷史事物，議論歷史人物的功過，討論歷史的盛衰。而是就歷史事物本身發論，衝破先驗的“理”來評說歷史。如王鳴盛對王伾、王叔文“永貞革新”的評價，趙翼對武則天的評論等，都能衝破成規，得出新穎的結論。在思考歷史盛衰變動時，乾嘉學者在哲理上發明不多。趙翼用“地氣說”解釋歷史興盛衰亡的變動，認為政治興衰是因“地氣”轉移，這樣的解釋帶有神秘的色彩，但又是一種宏觀的歷史運動觀。崔述對社會歷史的變化也有自己的看法，且能貫通古今思考問題，以“勢”解釋歷史變動。[2]這些都是乾嘉時期較有價值的思想。但總起來看，由於受漢學名物訓詁、重文獻考實之風的影響，這一時期的史家在歷史哲學上沒有大的建樹，論史而蔽於理。倒是受公羊今文學影響的一批人，在歷史哲學上有一套巨集通的系統看法。 

總之，漢學對史學的影響，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從積極的一面看，它培養了中國史學的求實精神和理性精神，創造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考證辨析史料的方法，扭轉了長期以來史學著作資料選擇的主觀性和論點的直覺性。從消極的一面講，由於漢學過分強調考證辨偽為“實”，分析評論為“虛”，從而嚴重限制了史家宏觀把握歷史的能力，他們對歷史的盛衰運動、歷史運動的支配力量等歷史哲學問題思考甚少，無法對歷史進程、歷史運動這一歷史客觀性的問題做出系統解釋，他們缺乏自己的哲學體系。又由於漢學崇古，有愈往前古，愈得其真的儒學求本化思想，影響到史學，“博古”現象嚴重。我們不能說乾嘉學者都博古而不通今，但“博古”思想影響到他們上下貫穿的通識眼光，也是事實。 

由於漢學對史學的影響主要在治史態度、研究方法以及歷史編纂等史學客觀性這一層面上，無法對歷史進程、歷史運動這一歷史客觀性的問題做出系統解釋。因此，當外部社會發生動盪，需要人們預見歷史發展趨勢時，漢學就無能為力了。而注重哲理思辨的宋學就有可能抬頭，站出來論證歷史之發展變化。但宋學的過分虛妄也使人生厭，於是有人就試圖將漢學的求真務實與宋學的思辨議論結合起來，匯合漢、宋，摒棄漢學的瑣細和宋學的虛妄，在史學上做到事實真和義理明，以便更好地適應社會的發展，這也是為什麼晚清以後史學逐步擺脫經學束縛而獨樹一幟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劉師培. 劉申叔遺書[M].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2]王記錄. 中國史學思想通史（清代卷）[M]. 合肥: 黃山書社,2002. 

[3]吳懷祺. 宋代史學思想史[M]. 合肥: 黃山書社,1992. 

[4]錢大昕. 潛研堂文集[M].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5]戴  震. 戴震全書（六）[M]. 合肥: 黃山書社,1995. 

[6]王鳴盛. 十七史商榷[M]. 北京: 中國書店,1987. 

[7]張之洞撰. 范希曾補正. 書目答問補正[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8]錢大昕. 十駕齋養新錄[M]. 南京: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9]永  瑢. 四庫全書總目[M]. 北京: 中華書局,1965. 

[10]王夫之. 讀通鑒論[M]. 北京: 中華書局,1975. 

（資料來源：《河南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