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學術史上，歷代學者對“道”作了各種探索，不斷賦予它新的含義，使之具備了非常豐富的內涵。且不說先秦諸子“各道其所道”的闡發，僅以漢代以後最主要的思潮而論，就有唐宋古文學家提出的“文以載道”，宋明理學家提出的“義理明道”和清代樸學家提出的“訓詁明道”等不同命題。《六經》為“道”之載體，所以求“道”必于經學入手，這大概是漢代以後歷代儒家的共識。到清代乾嘉時期，浙東學派史家章學誠主張“《六經》皆史”，明確提出“以史明道”的思想。對於章學誠的“以史明道”觀念，前賢亦有研究，但大多認為僅僅是針對清儒“訓詁明道”觀念而發。錢穆指出：“經學家最大理論，莫若謂道在《六經》，通經所以明道，此自亭林唱‘經學即理學’之說以來，迄東原無變，實齋始對此持異議。”[1](P421)余英時也認為：“我們試以實齋之‘道’與當時考證家由分疏六經中之名物、制度、字義等所得之‘道’作一比較，即可見兩者不但迥異，抑且適處於相反的地位。……綜觀實齋‘六經皆史’之說，實為針對東原‘道在六經’的基本假定而發，同時也是對顧亭林以來所謂‘經學即理學’的中心理論作一種最有系統的反挑戰。”[2](P56-59)這種看法當然不錯，但是如果我們全面考察章學誠“以史明道”觀念，就會發現他不僅不完全贊同清代經學家標榜“訓詁明道”的觀念，而且也反對唐宋古文學家片面強調“文以載道”的觀念，更反對宋明理學家枵腹侈談“義理明道”的觀念，其“以史明道”的內涵表現為根絕辭章、義理和考證三者紛爭，避免三家各執一端而矜炫得“道”的弊端，具有獨特的明“道”方法與觀念。 

一 

章學誠認為，宋明理學家主張“義理明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最終架空了經學致用的功能。 

按照傳統儒家的看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來所傳的道統，至孔子刪述《六經》而見諸文字，是以後人求“道”必於《六經》，漢唐諸儒皆如此。至唐宋以後，理學興起，學者開始離開具體的歷史事實而紛紛深究《六經》的義理和孔子的微言大義，試圖找到超越特定時代和具體事物而永恆存在的“道”。其實，孔子未嘗離事而言理，更沒有為後世空懸《六經》之道。章學誠指出：“夫子曰：我觀夏道，杞不足征，吾得夏時焉。我觀殷道，宋不足征，吾得乾坤焉。夫夏時，《夏正》書也；乾坤，《易》類也。夫子憾夏商之文獻無所征矣，而乾坤乃與《夏正》之書同為觀于夏商之所得，則其所以厚民生與利民用者，蓋與治曆明時同為一代之法憲，而非聖人一己之心思，離事物而特著一書，以謂明道也。”[3]（《易教上》）既然孔子沒有以《六經》存“道”的意識，那麼後人盲目推崇《六經》，以為“道”盡在此，導致空言說經論道的空疏學風。章學誠指出：“道不離器，猶影不離形。後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經》，以謂《六經》載道之書也，而不知《六經》皆器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為是特載道之書耳。夫天下豈有離器言道，離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倫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則固不可與言夫道矣。”[3]（《原道中》）倘若輕視學問文章、經濟事功與人倫日用，汲汲于探求儒家義理，以為只此可以明“道”，乃是捨本逐末之舉。宋明理學求“道”的局限，恰恰是以為上古聖人之“道”超然於人類社會之外而獨立存在，最終陷入理障。章學誠認為：“世儒言道，不知即事物而求所以然，故誦法聖人之言，以謂聖人別有一道，在我輩日用事為之外耳。故宋人譏韓昌黎氏，以謂因文見道，不知韓子未至於孔、孟者，義方敬直之功，存心養性之學，不能無間然耳。若以因文見道為韓子之弊，是離學問文章以言道，恐韓子所不屑也。”[4]（《與邵二雲論學》）在章學誠看來，唐代韓愈所提倡的“因文見道”、“文以載道”之說在學理上有沒有錯誤是一個問題，而韓愈能不能夠達到明“道”的境界是另一個問題。因為“文，虛器也；道，實指也。文欲其工，猶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禦寇，亦可以為寇，非關弓矢之良與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關文之工與不工也。……然則徒善文辭，而無當於道，譬彼舟車之良，洵便於乘者矣，適燕與粵，未可知也。”[3]（《言公中》）由此可見，韓愈以文為載體而明“道”在學理上本不錯，但是文章既可以使“道”顯明，也可以使“道”隱晦，關鍵在於作者如何運用。宋代理學家不探討“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之度的問題，而從學理上籠統反對“因文見道”、“文以載道”的觀念，不但不能證明韓愈錯誤，反而暴露出自身思想與方法的貧乏和空疏。 

章學誠極力反對宋明理學家標榜的只有通過探究天人性命之理才能明“道”的排他理論，闡明“道”無所不在，而天人性命之理不過是“道”體之一端，遠不是“道”的全部內涵。他說：“學問之事，非以為名，經經史緯，出入百家，途轍不同，同期於明道也。道非必襲天人性命、誠正治平，如宋人之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學術無有大小，皆期於道，若區學術於道外，而別以道學為名，始謂之道，則是有道而無器矣。”[4]（《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宋明理學“義理明道”的觀念割裂了“道”“器”合一的關係，離開具體的事物而言“道”，只能是抽象空洞的“道”，而對學術與社會價值不大。章學誠認為：“宋儒之學，自是三代以後講求誠、正、治、平正路，第其流弊，則于學問文章、經濟事功之外，別見有所謂道耳。以道名學，而外輕經濟事功，內輕學問文章，則守陋自是，枵腹空談性天，無怪通儒恥言宋學矣。”[4]（《家書五》）理學空言義理以明“道”的方法，造成了元明以來學術的空疏，逐漸受到世人鄙棄，也就不足為怪了。章學誠一針見血地指出：“義理不可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哉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3]（《原道下》）所以，他提出“論理之文常欲使與敍事之文相間為之，則遣言不易，而虛理、實事得以互相證發，是又道不虛行之明驗也。”[4]（《跋香泉讀書記》）這表明空談義理的學問沒有實用價值，不能達到對“道”的正確認識。 

二 

章學誠認為，清代樸學家主張“訓詁明道”具有很大的封閉性，最終淡化了經學致用的功能。 

自晚明以來，學者鑒於宋明理學空疏不實學風給學術界帶來的弊病，開始力矯其弊，治學逐漸轉向征實的發展方向。明末清初學者顧炎武提出“經學即理學”，開始把空疏玄虛的理學返歸到通經服古的經學之路，形成了治學注重征實的實學思潮。到清代的乾隆年間，邵晉涵、周永年“以宿望被薦，與休甯戴震等特徵修四庫書，授官翰林，一時學者稱榮譽。而戴以訓詁治經，紹明絕學，世士疑信者半。二君者皆以博洽貫通，為時推許。於是四方才略之士，挾策來京師者，莫不斐然有天祿、石渠，勾《墳》抉《索》之思；而投卷於公卿間者，多易其詩賦舉子藝業，而為名物考訂，與夫聲音文字之標，蓋駸駸乎移風俗矣。”[4]（《周書昌別傳》）人們徹底厭棄宋明學者恃胸臆解經的風氣，提倡通音韻訓詁解釋儒家經典，形成與宋明理學路數截然相反的“訓詁明道”觀念。以音韻訓詁通經釋“道”，不失為理解儒家經典的一種有效的方法，然而一些人卻不恰當地誇大這種方法，大言標榜明“道”只能通音韻訓詁，舍此別無他途，陷入了很深的門戶之見，並在很大程度上誤導一些學者只顧埋頭考據而不談學術致用，把經學研究引上了自我封閉而最終走向死亡之路。 

章學誠指出，清代樸學家矯正宋明理學離事而言理的明“道”理路，主張通過訓詁歷代名物度數和典章制度明“道”，是一種正本清源的舉措。他說：“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論其道，而府史僅守其法。人之知識，有可使能與不可使能爾，非府史所守之外，別有先王之道也。……故道不可以空詮，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嘗以道名教，而道無不存者，無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嘗以文為著作，而文為後世不可及者，無空言也。”[3]（《史釋》）既然三代時期是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那麼通過訓詁三代名物度數，考訂三代典章制度而明“道”，當然就是非常恰當的途徑。章學誠評價戴震的學術，迥然超出同時代人的見解之上，並非僅僅簡單地把他視作考據學者，認為其所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諸篇空說義理，而是充分肯定其志存明“道”的功績，同時也指出了這種主張的偏頗之處。他說：“凡戴君所學，深通訓詁，究於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將以明道也。……其自尊所業，以謂學者不究于此，無由聞道。不知訓詁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學于文辭，求于義理，不由其說。如韓、歐、程、張諸儒，竟不許以聞道，則亦過矣。”[4]（《書朱陸篇後》）他指出清儒出於門戶之見而宣稱不通訓詁則無以明“道”，又從正確走向了錯誤，在學理上解釋不通，因為學者研究音韻訓詁只不過是學術的一個分支，而不是全部學術，既然如此，就不能排除音韻訓詁之外還有其他明“道”途徑。他說：“近日言學問者，戴東原氏實為之最，以其實有見於古人大體，非徒矜考訂而求博雅也。然戴氏之言又有過者。……馬、班之史，韓、柳之文，其與於道，猶馬、鄭之訓詁，賈、孔之疏義也，戴氏則謂彼皆藝而非道，此猶資舟楫以入都，而謂陸程非京路也。”[4]（《又與正甫論文》）章學誠批評某些人認為訓詁考訂可以窮盡天下道理，是犯了以偏概全的錯誤：“今之學者，以謂天下之道在乎較量名數之異同，辨別音訓之當否，如斯而已矣。是何異觀坐井之天，測坳堂之水，而遂欲窮六合之運度，量四海之波濤，以謂可盡哉！”[3]（《答客問下》）這種錯誤儘管在形式上和宋明理學空言義理明“道”有所不同，但在性質上卻沒有本質區別，都達不到對各種事物、學術乃至社會的正確認識。章學誠說：“道之不明久矣，《六經》皆史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孔子之作《春秋》也，蓋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然則典章事實，作者之所不敢忽，蓋將即器而明道耳。其書足以明道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君子不以是為瑣瑣也。道不明而爭於器，實不足而競于文，其弊與空言制勝、華辨傷理者，相去不能以寸焉，而世之溺者不察焉。”[3]（《答客問上》）章學誠由此進一步批評說：“近日學者多以考訂為功，考訂誠學問之要務，然于義理不甚求精，文辭置而不講，天質有優有劣，所成不能無偏可也。紛趨風氣，相與貶義理而薄文辭，是知徇一時之名，而不知三者皆分於道。”[4]（《與朱少白論文》）章學誠特別反對學者治學存在門戶相爭，指出這種態度無法求“道”。他說：“學者之于術業，不難於辨異，而難於辨同中之異。……惟同此術業，而同中有其殊異，為己身所未曆，於此而能深信異之不害於同，斯可以見道矣。蓋登泰山絕頂，則知千萬途徑之所通也。登者止擇一徑，而以他徑謂非登山之道，人皆知其不可。而學術之封己，往往似之。”[4]（《與周次列舉人論刻先集》）乾嘉朴學末流學者對主流學者的主張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既不能有創建豐富學術發展，又互爭門戶而加重了學術積弊，不但達不到對“道”的正確認識，而且治學故步自封，逐漸陷入僵化衰落的境地。 

三 

在整個中國學術發展史上，不論是“文以載道”，還是“義理明道”，抑或是“訓詁明道”，開始宣導其學術觀念者都是針對學術中存在的積弊有為而發，對豐富“道”的內涵作出了積極貢獻。但是，社會上追隨風氣而騖於功名的末流學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加重了各種學術思潮的偏頗，最後走向了反面，與開創學術思潮的初衷背道而馳，結果阻斷了探索“道”的正確路徑，反而造成“道”晦而不明。章學誠指出：“學博者長於考索，豈非道中之實積？而騖於博者，終身敝精勞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屬文，豈非道體之發揮？而擅于文者，終身苦心焦思以構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義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義理虛懸而無薄，則義理亦無當於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3]（《原學下》）由此可見，章學誠並非僅僅針對清代樸學“訓詁明道”的局限和偏狹提出批評，而是全面考察中國學術發展的歷史，抨擊歷代學者各自尊崇辭章、考訂、義理明“道”而分畛域，相互軒輊攻擊的錯誤做法，在此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明“道”主張。他說：“所謂學者，果何物哉？學於道也。道混沌而難分，故須義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憑，故須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須文辭以達之，三者不可有偏廢也。義理必須探索，名數必須考訂，文辭必須閑習，皆學也，皆求道之資，而非可執一端謂盡道也。君子學以致其道，亦從事於三者，皆無所忽而已矣。”[4]（《與朱少白論文》）這就說明，學者如果具有明確的意識和正確的方法，訓詁名物制度可以充實“道”的內涵，著文闡發道理可以豐富“道”的形式，探究事物義理可以提高“道”的層次，三者交相為功，就會大大促進人們對“道”的探索進程，亦即對事物的真理和社會的規律的正確認識。 

章學誠對“道”的闡述，最突出的特點就是結合社會歷史的發展，具有歷史的性質。他反對學者僅僅局限于通過《六經》明“道”的偏見，力倡“以史明道”的觀念，對“道”的認識達到了古代史家最全面的程度，極大地豐富了傳統史學功用的理論。 

首先，章學誠超越了歷代儒家僅僅從《六經》中求“道”的局限，考察《六經》以前“道”的存在方式。他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固諄諄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則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猶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別班分，而道著矣。仁義忠孝之名，刑政禮樂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3]（《原道上》）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是說“道”是隨著事物的產生、發展而自然形成的，即如人類社會中仁義忠孝、禮樂刑政之“道”，也是隨著人類的形成、繁衍以及社會分工的出現而逐步形成，表現出一個由低級到高級、由簡單到複雜的過程。隨後，章學誠又探討了“道”的含義：“《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於人，而理附於氣。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道者，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也。人可得而見者，則其當然而已矣。”[3]（《原道上》）他在這裏徹底揭開了歷代儒家編織的所謂聖人之“道”的神秘面紗，把“道”看成是宇宙萬事萬物自身存在的東西，對其內涵作了唯物的解釋。他認為“道”是“萬事萬物之所以然，而非萬事萬物之當然”，承認“道”是物質背後起作用的內在規律或法則，世間的萬事萬物是“道”相互作用的結果。這種解釋已經非常接近了對真理的科學認識。既然“道”不能“形其形而名其名”，所以三代以前之人皆于一陰一陽之跡而見“道”，也就是在事物自然發展過程中求“道”。章學誠說：“聖人求道，道無可見，即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聖人所藉以見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陰一陽之跡也。學于聖人，斯為賢人；學于賢人，斯為君子；學于眾人，斯為聖人。非眾可學也，求道必于一陰一陽之跡也。”[3]（《原道上》）由此可知，上古社會之“道”皆合於人倫日用，以明治教之極。“道”亦無定名，更不屬於某家私器。所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本不存在後世儒家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以貫之之“道”，更沒有聖人以《六經》為後世垂法的事情。 

其次，章學誠認為依據《六經》只能考察三代社會之“道”。春秋戰國之際，學在官府地位被突破，開始出現私家治學局面。諸子百家為闡揚自己的學說，紛紛揭明治學宗旨，“道”始因人而定名。儒家為宣揚自己的學說，與諸子百家相抗衡，標榜自己繼承了堯、舜以來的道統，而以《六經》作為載“道”之書。章學誠指出：“大道之隱也，不隱於庸愚，而隱于賢智之倫者紛紛有見也。蓋官師治教合，而天下聰明范於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無越思；官師治教分，而聰明才智不入於範圍，則一陰一陽入於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見為固然，亦勢也。……夫道因器而顯，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謂道者，而道始因人而異其名矣，仁見謂仁，智見謂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據而有也。自人各謂其道，而各行其所謂，而道始得為人所有矣。”[3]（《原道中》）三代“道”寓於“器”，所以“道”不虛懸，而皆有實指。“道”乃天下之公器，而沒有私為某家之“道”。後世“道”因人而名，人各私據，則“道”無定體，虛懸不實。章學誠說：“道亦公共之名，即人以名其道，亦始《春秋》。如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悅周公、仲尼之道。蓋因有他道，而始別其名也。如曰許子之道，墨者以薄為其道。誠如韓子所謂道其所道是也。”[4]（《雜說》）因此，學者聚訟紛紜，為標榜自己知“道”，各逞其能，結果推求過深，反而把原本簡單的問題搞得支離破碎，莫衷一是。章學誠認為：“君子學以致其道。道者，自然而已。見為卑者擴而高之，見為淺者鑿而深之，見為小者恢而大之，皆不可為道也。”[4]（《禮教》）後世距離上古三代日遠，要探究其社會發展進程及其法則，只能從歷史事實中考究，而不能主觀穿鑿附會求“道”。他說：“學術當然，皆下學之器也，中有所以然者，皆上達之道也。器拘於跡，而不能相通，惟道無所不通。是故君子即器以明道，將以立乎其大也。”[4]（《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闡明正確的途徑是即“器”以明“道”，而《六經》又是記載三代社會歷史事實的史書，乃是載“道”之“器”，故明三代之“道”必由《六經》。章學誠指出：“夫《六藝》為文字之權輿，《論語》為聖言之薈粹，創新述故，未嘗有所庸心，蓋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聖作明述，未嘗分居立言之功也。”[3]（《言公上》）既然孔子沒有分居立言之功，那麼試圖通過闡發孔子微言大義以求“道”和通過訓詁孔子言論以求“道”，都達不到對“道”的正確認識。 

再次，章學誠突出強調根據後世社會歷史發展探究歷史演變之“道”。他認識到僅僅提倡以《六經》明“道”具有無法克服的缺陷，因為《六經》既可為明“道”之資，亦可為晦“道”之具，這取決於學者對“道”的體認。章學誠說：“天下無全功，聖人無全用。……知體道者，諸家皆可存。《六經》、三史，學術之淵源也，吾見不善治者之瘴厲矣。”[3]（《說林》）所謂不善治《六經》、三史者，是指宋明理學末流“舍器而言道”與清代樸學末流“即器而忘道”兩種情況。更主要的是，既然《六經》所包只是三代社會歷史之“道”，那麼欲明秦漢以後歷史發展之“道”自然不能局限於《六經》。然而宋明理學家認為《六經》所載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社會有盛衰，可是天理卻永恆不變。這種見解顯然不符合歷史發展的實際，故而缺乏說服力。清代樸學家則只對上古三代歷史感興趣，而不關心後世社會歷史發展法則。可見主張以《六經》明“道”具有較大的局限性，不能解釋秦漢以下中國歷史的進程。章學誠對這個問題具有明確認識：“夫道備於《六經》，義蘊之匿於前者，章句訓詁足以發明之；事變之出於後者，《六經》不能言，固貴約《六經》之旨，而隨時撰述，以究大道也。”[3]（《原道下》）這就清楚地說明，後世歷史的發展以及所出現的新生事物，是《六經》無法包括的，顯然不能從《六經》裏去探討，而只能根據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來說明。章學誠明確指出：“史家書志之原，本於《官禮》。……夫一朝制度，經緯天人，莫不具於載籍，守於官司。故建官制典，決非私意可以創造，歷代必有沿革，厥初必有淵源，溯而上之，可見先王不得已而製作之心，初非勉強，所謂道之大源出於天也。”[4]（《禮教》）章學誠提出“以史明道”的主張，從根本上彌補了前人的缺陷，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他說：“經史者，古人所以求道之資，而非所以明其學也。經師傳授，史學世家，亦必因其資之所習近，而勉其力之所能為，殫畢生之精力而成書，於道必有當矣。”[4]（《與朱滄湄中翰論學書》）由歷代典章制度可以明“道”，而《六經》又是記錄先王典章制度的史書，所以由史可以明“道”。章學誠自稱：“小子不避狂簡，妄謂史學不明，經師即伏、孔、賈、鄭，只是得半之道。”[4]（《上朱中堂世叔》）因為經學如果沒有史學作基礎，很容易流入空洞虛無，陷入空言天人性命之理的誤區；或者流為支離解經，陷入煩瑣考據的誤區。章學誠說：“向病諸子言道，率多破碎；儒者又尊道太過，不免推而遠之。……無怪前人詆文史之儒不足與議於道矣。余僅能議文史耳，非知道者也；然議文史而自拒文史於道外，則文史亦不成其為文史矣。”[4]（《姑孰夏課甲編小引》）所以，他明確指出：“史家之書，非徒紀事，亦以明道也。”[3]（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可見章學誠提倡“以史明道”，只是對前人輕視史學的矯正，而不是效法心存門戶之見的學者那樣，試圖以史學取代經學，認為舍史無以明“道”，走上前人排斥異己的迴圈怪圈。他明確指出：“古人之于經史，何嘗有彼疆此界，妄分孰輕孰重哉？……《通義》所爭，但求古人大體，初不知有經史門戶之見也。”[4]（《上朱中堂世叔》）強調了史學與經學一樣，都具有明“道”以經世致用的性質。這樣史學就進一步擺脫了依附于經學的地位，真正達到了自覺程度，可以與經學並駕齊驅，真正實現了自司馬遷以來歷代史家追求史學“成一家之言”的目標，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具有重大意義。 

四 

綜上所述，可見章學誠關於“以史明道”觀念乃是要全面扭轉“文以載道”、“義理明道”和“訓詁明道”各標獨得、互爭門戶的不良學術風氣，主張全面揭示社會歷史演變之“道”和學術文化發展之“道”。章學誠極力反對治學存在門戶之見，認為“學者不可無宗主，而必不可有門戶”。[3]（《浙東學術》）他在《文史通義》中撰《原道》三篇，時人不明宗旨，皆不以為然。邵晉涵描繪當時的情況說：“是篇初出，傳稿京師，同人素愛章氏文者，皆不滿意，謂蹈宋人語錄習氣，不免陳腐取憎，與其平日為文不類，至有依書相規誡者。”[3]（《原道下》）章學誠自己解釋說：“鄙著《原道》之作，蓋為三家之分畛域設也。篇名為前人疊見之餘，其所發明，實從古未鑿之竇。”[4]（《與陳鑒亭論學》）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經師互詆，文人相輕；而性理諸儒，又有朱、陸之同異，從朱、從陸者之交攻；而言學問與文章者，又逐風氣而不悟。莊生所謂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3]（《原道下》）另外又撰《原學》篇，專門批評因門戶之見而造成“道”體支離難全。這篇文章的宗旨，正如章學誠所說：“《原學》之篇，即申《原道》未盡之意。”[4]（《與陳鑒亭論學》）同樣表明反對治學各分畛域而相互攻擊的風氣。至此，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章學誠“以史明道”的要旨，一是主張在社會歷史與學術文化發展演變過程之中考察“道”的內涵；二是主張在全面總結辭章、義理和訓詁明“道”成就的基礎上對“道”作出整體把握，全面考察其內涵，標誌著中國古代學者明“道”觀念所能達到的最高層次和最高成就。 

[參考文獻] 

[1]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2]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0. 

[3]葉瑛.文史通義校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5. 

[4]章學誠.章學誠遺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資料來源：《甘肅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