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大昕，字曉薇，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他是清代漢學大師，也是乾嘉年間主流派學術的重要代表人物。錢大昕的治學，既有“義理”的支撐，同時也充滿著熱切的“現實關照”，從中實可反映出乾嘉考據學者的一般治學傾向來。 

一 

在清儒中，錢大昕不僅學問一流，而且人品極佳。盧文弨稱他“謙德厚道”，“品如金玉，學如淵海，國之儀錶，士之楷模”。[1]（卷十九）“方今學博而行醇，蓋未有出閣下者。”[1]（卷十九）段玉裁說他：“其氣和，故貌不矜張，辯論而無叫囂攘袂之習。”[2]（P.2）這並不是盧文弨、段玉裁的諛辭，而是曉薇人品的真確寫照。曉薇待人有敦厚之心，無刻薄之意。如所周知，戴震的成名就直接得益於曉薇的提攜。戴初入京時潦倒窮愁，時曉薇初中進士正是春風得意之際。但曉薇亦窮微出身，他入贅王鳴盛家（娶王鳴盛妹），這種在舊時代被視為寄人籬下的境遇，當時他深知其中的苦楚，因而對於靠個人奮鬥爭取前程的艱辛與不易心有戚戚。在位卑言輕的戴震面前曉薇沒有一點新科進士的架子。聽說戴震的學問佳，他們主動造訪，並在秦蕙田前替戴美言，戴由是得以躋身士林，“聲重京師，名公卿爭相訪焉”。[3]（p.460）相比之下，戴震的學問雖然也好，但他的鋪張揚厲，鋒芒畢露，自以為學問天下第一，而將曉薇排在第二，總讓人覺得咄咄逼人的過分，則視曉薇之溫柔滋潤，謙遜收斂，戴自要差卻了一層。王鳴盛的學問不錯，但他盛氣淩人，動輒詆苛前嫌，《十七史商榷》中此類話頭甚多。對此，曉薇曾作《答王西莊書》批評王鳴盛。[2]（p.636）曉薇這封信的口氣很重,這在他的信劄中極為少見。因為相知甚深,也因為王鳴盛譏評前人太過分,錢對王遂直言不諱。江永是戴震的老師,戴震推崇江永的推步學[4],曉徵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江永的推步學不及宣城梅文鼎。指出,江永所撰《翼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伸之”,不比梅氏,“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為西人所用而已”。他謂戴震“當今學通天下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于江而特為之延譽耶?”曉徵對江永的批評,基於學術為天下公器之理念,話說得光明磊落,坦坦蕩蕩,不避嫌疑,直書胸臆。但在江永死後,錢為之作傳,卻是美言有加。[2](卷三十九)人死不能複言。因亡人無語,因此對故人的評價尤應慎重。曉徵惟念存人之美,寧肯在江永生前把話擺到桌面上來說,而蓋棺定論時對江不作詬病之譏。章學誠與戴震不合,戴震剛死,章便作《朱陸篇》厲相詆訶。較之曉徵的人品,實齋自然要略遜一籌了。文人好自重,且每每相輕,曉徵對此最為不屑,並以之為“立言者”之“戒”。對於做學問和“做人”的關係,錢大昕有深刻的認識。《潛研堂文集》卷十七有《文箴》一篇,類同於座右銘。[2](ｐ．268)這一段話點明了曉徵以“貫道”、“匡時”為宗旨的治學旨趣。“文依於行,若木有枝”是全段的要害。做學問應以做人為根底。人品不行,“心術”(章學誠以“心術”為“史德”的代名詞)不正,學問也就做不好。顧及到了做人的學問家,應當是“孱守”而“博”,“湛思”而“默”的,也就是應當謙虛謹慎、戒驕戒躁的。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曉徵專立“文人勿相輕”條,這一條,又是針對王鳴盛的。王鳴盛《十七史商榷》卷八十七有“裴行儉論王勃等”條。《新唐書·裴行儉傳》記載了裴行儉對於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唐初“四傑”的評價,認為四人均“浮躁銜露,豈享爵祿”,四人中除楊炯外“餘皆不得其死”。王鳴盛不同意裴行儉此評,他舉出王勃追慕諸葛亮;盧照鄰不肯屈節殉俗;楊炯的父兄隨徐敬業起兵,楊炯因受此正義之舉而被牽連貶謫;以及駱賓王討伐武氏所作檄文的“凜凜有生氣”這樣一些實例來反駁裴行儉,王鳴盛之論亦頗中肯綮。但因裴說唐初四傑“皆不得其死”,王於是反唇相譏,厲詆裴行儉“可鄙甚矣”,又將裴的後人當了奄宦養子這樣的事都歸罪到裴行儉的身上,認為這是他裴氏“家法之醜”的報應所致,[5](ｐ．469)這就不免因激而逾分了。同樣是論唐初四傑,錢大昕也不認可裴行儉之評。但他並不對裴進行人身攻擊,而是轉以杜甫為據,專從“詩風”的角度發議論,指出：杜甫所以詩高千古,是因為杜甫“不薄今人愛古人”。“王、楊、盧、駱之體,子美能為而不屑為,然猶護惜之”,不妄加訾議。[6](ｐ．435)這種批評,比較王鳴盛所論更加貼近了問題的實質。杜詩有雲：“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為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曉徵最為欣賞。他引用杜甫的“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意謂“輕薄為文”的時人之評,在歷史的長河中本微不足道,因此只能身名俱滅,而初唐四傑卻如江河不廢,萬古流芳。這其中對於王鳴盛的批評是含蓄而深刻的;放大了來看,曉徵的警策,對於當今的學術界來說更是難能可貴的箴言。 

二 

乾隆年間最為引人矚目的學術現象無疑當屬漢、宋之爭。在評價清代漢宋之爭的公案時學界往往以家派門戶之爭看待之。這種說法雖不無道理,但失之於簡單化、一般化。清代漢、宋學之歧異,在家派門戶之爭的表像背後實隱藏著深刻的學理矛盾。易言之,清代的漢宋之爭有其深遠的歷史淵源。倘若看不到這一點,對於清代的學術流變就很難有深刻的體悟;對清代某些重要的學術表現形式也很難作出合理的解釋。① 

我們曾經指出,宋儒援“二氏”尤其是援佛入儒,將傳統儒學建立在了“哲學”的基礎上,使理學形而上學化了。陽明後學“師心自用”,對於明代後期意識形態領域內氾濫起來的“異端”思潮給予了思維方法論方面的理論支撐。陽明學“玄而又玄”,專就“道”、“器”、“心”、“性”等概念之探討向“精緻”“細微”的一邊走,此種“形而上”的帶有學術本體意義的治學傾向,也越出了傳統的“學以致用”實乃“資治”,即學術服務于政治的治學目的論所能夠容忍的範圍。下曆嘉靖、萬曆,政治局勢的惡化,迫使東林士子在王學內部樹立起了批判的旗幟。他們對陽明尤其是陽明後學援佛入儒的嚴厲批判未嘗稍假辭色。東林士子摒棄形上思辨學風,主張尊孔讀經,提倡“實學”、“實踐”,這就非將學風逼向那棄“虛”蹈“實”之路而不可止。在東林士子那裏,資治—辟二氏—尊孔讀經—棄虛蹈實,這是一個具有內在邏輯的一以貫之的學術發展“理路”。因此,東林士子對王學的初步清算,實為理學向清學折捩,將學風初步引上實學之路的一至關重要之樞機。明亡清興,國鼎他移,這一歷史的大變故,對於廣大飽受“夷夏大防”觀念浸染的晚明士大夫來說是一個不能接受卻又不得不接受的事實。痛定思痛,在群起探討明亡的歷史經驗與教訓時,陽明心學的“空言誤國”遂成了清初一代士子共同口誅筆伐的物件。追根溯源,清初學界又無不對陽明心學的援佛、老“二氏”入儒痛加批駁,他們秉承東林遺風,在清初掀起了一股理清算浪潮。宋學的學風因此轉上了漢學的路徑,並同時種下了漢宋之爭的胎苗。下至於乾隆年間,漢宋之爭遂而起。戴震有《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主張通過音韻訓詁、典章制度的考據來“求道”亦即來探求經書蘊涵之“義理”。[3](ｐ．214)這種治學理念,在清儒中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它顯現出了清代漢學與宋學在學風上的重要差別。錢大昕對於宋明儒的批評,他明確揭櫫“六經皆以明道”的治學宗旨,而謂“未有不通訓詁而能知‘道’者”,可見,他所遵循的治學路徑與戴震無異。[2](卷三十三) 

在漢宋之爭的一系列關鍵問題上,錢大昕都有所涉及。他對於宋學的批評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批評宋儒學風輕浮,不讀注疏,論無根底;[6](ｐ．67)二是批評由宋儒開啟端緒的“六經注我”之風。《十駕齋養新錄》專列有“六經注我”條,批評陸九淵。[6](ｐ．426)三是批評宋儒學風之“虛”、“空”。錢大昕指出,宋學的“空疏”學風形成於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在《十駕齋養新錄》中,曉徵濃筆重墨批評王安石,指出,自《三經新義》出,宋代士子趨之若鶩,遂將“宋初儒者,皆遵守古訓,不敢妄作聰明”的學風徹底破壞。他引用王應麟的論斷,描述了自漢至宋學風衍變的軌跡,認為：自漢儒至於宋代慶曆間,治經者守訓詁而不鑿。自《七經小傳》出,學人“稍尚新奇”。“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從此儒者“以意說經,詆毀先儒,略無忌憚。而輕薄之徒,聞風效尤,競為詭異之解”。[6](ｐ．426)宋代士子受《三經新義》之影響,“輕薄”為學竟至于不屑治史。如殿中侍御史李彥章即認為,“秦漢隋唐之史”為“流俗之學”,甚至主張將科舉考試中的時務策問、以史論“今”一項罷黜。錢大昕皆以此歸為王安石之影響,斥之為“王安石之學,其弊至於妄誕無忌憚若此”。[6](ｐ．165)甚至於宋代的積貧積弱,錢大昕也認為王安石不得辭其咎。指出,《新經義》鼓動了類似于晉代的“清談”之風。“神京陸沈,其禍與晉等。趙鼎言安石以虛無之學敗壞人才,今人但知新法之害百姓,不知新經取士之害士習。”[6](ｐ．434)又指出,“王安石以本朝制度為流俗,謂祖宗之法不足守,口談堯舜,躬行商韓,此宋所以亡也”。[6](ｐ．428) 

北宋以後,正統儒學對於王安石的評價歷來不高。王安石因為變法及其失敗,擔待了太多的歷史罪名。實際上,宋代對於“形上之思”,也就是對於錢大昕所指責的“過高之論”的關注和興趣,早在“宋初三先生”石介、孫複、胡瑗時已開其端緒。②我們知道,王安石變法始于神宗熙寧二年(1069年),王安石置“經義局”頒佈《三經新義》則在熙寧六年91(1073年),而石介(1045年卒)、孫複(1057年卒)、胡瑗(1059年卒)均死於王安石變法或安石置“經義局”以前二三十年,對宋代“空疏”學風的成型,責任並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