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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當代著名史學家白壽彝先生曾經指出：“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以前，我國的史學界不可能對歷史本身進行唯物史觀的分析，也缺乏明顯的、系統的唯心史觀的理論體系。但在唯心主義思想支配下的各種歷史觀點，是存在的。在觀察歷史問題時的唯物主義因素，也是存在的。”[①]白先生的論斷，對我們發掘中國古代史學的優秀理論遺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深刻歷史意識和史學意識的民族，歷代史家和思想家在考察歷史和評論史學的實踐中得出了深刻的思想認識，總結出內涵豐富的社會歷史發展理論和史學自身發展理論與方法論。在這些史家中，清代乾嘉時期的章學誠具有代表性。章學誠對歷史與史學的認識以及對史學批評原則的認識，包含著鮮明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楬櫫章學誠史學遺產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有助於對章學誠史學的理論和方法論做深入研究、全面認識和正確評價。
一、歷史認識中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
（一）關於社會歷史進步的思想。中國古代史家和思想家對歷史發展變化的認識，起始甚早。戰國時期的諸子百家，把這個問題作為學術爭鳴的主要問題之一。自西漢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形成以後，歷代史家自覺探究歷史演變的形式及其法則，形成綿延不絕的史學傳統。在中國古代史家對歷史的認識中，儘管出現過歷史倒退觀念、歷史不變觀念、歷史迴圈觀念等各種錯誤認識，然而最有理論價值的則是歷史進步觀念。章學誠批判地繼承了前人的理論遺產，在關於社會歷史演變的認識上表現出明確的歷史進步觀念。
第一，章學誠客觀地考察了人類歷史的進程，認為人類社會的形成和演變有一個自然發展過程，初步揭示出歷史發展的形式及其演變法則。
章學誠論述人類社會的形成，明確指出“人之生也，自有其道。……道者非聖人智力之所能為，皆其事勢自然，漸形漸著”[②]。這就說明人類社會的產生並不是某些聖人偶然設想出來的，而是按照自身的法則發展變化，是人類生活的需要，揭示出人類社會的產生具有歷史必然性。章學誠進而探討人類社會演變的法則，認為社會物質文明的進步乃是歷史的自然發展。他說：“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③]這說明人類社會歷史不斷發展變化，而人類社會的各種制度也在不斷積累和進步。他對此具體論證說：“周公集羲、軒、堯、舜以來之大成，周公固學於曆聖而集之；無曆聖之道法，則固無以成其周公也。”[④]闡明了人類社會制度不斷發展和進步，有一個不斷積累與完善的過程，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章學誠提出的“後聖法前聖，非法前聖也，法其道之漸形而漸著者也”的觀點，以前的史家還很少有人能夠上升到這樣高度的認識。其理論意義在於揭示出這樣一條歷史法則：社會制度的發展演變是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人類不能違背其自然法則行事；後世社會的人們不能單純效法前人的成規，而應當效法前代社會“道之漸形而漸著”，即效法前人適應歷史發展法則而行事的經驗，促進社會文明程度不斷進步和完善，推動社會歷史向更高層次發展。既然社會政治制度的產生與發展，有其自然變化的過程，而不是聖人的主觀創制，那麼如何解釋周公創制推動社會進步這種偶然現象呢？章學誠認為，“創制顯庸之聖，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獨也”，這是歷史發展的偶然性；同時又認識到“周公固天縱生知之聖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時會使然也”，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兩者相互關係在於，偶然性建築在必然性基礎之上，因而“周公以天縱生知之聖，而適當積古流傳，道法大備之時，是以經綸製作，集千古之大成”；必然性則寓於偶然性之中，所以“自古聖人皆學于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周公又遍閱于自古聖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⑤]章學誠這種認識已經觸及歷史發展偶然性與必然性相互關係的理論，在中國古代史學思想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第二，章學誠繼承和發展了唐代思想家柳宗元和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等人重“勢”的歷史觀念，更加強調“時勢”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進一步深入探討歷史發展的動因。
章學誠把人類歷史的發展變化看作是一個自然運動過程，突出強調了“時勢”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他批評那些盲目頌揚周公制禮作樂的學者，論證人類社會發展乃“時勢”相激的自然運動。他指出：“周公何能作也？鑒於夏、殷，而折衷于時之所宜，蓋有不得不然者也。夏、殷之鑒唐、虞，唐、虞之鑒羲、農、黃帝，亦若是也，亦各有其不得不然者也。故曰：道之大源出於天也。”[⑥]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演變過程，並不是後人本質上比前人聖明的結果，而是歷史發展趨勢造成的。即使歷史上的傑出人物，也只能順應歷史發展，而不能以主觀意志創造歷史。他說：“君師分而治教不能合於一，氣數之出於天者也。周公集治統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極，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聖人故欲如是，以求異於前人，此道法之出於天者也。”[⑦]章學誠認識到社會政治制度的發展是由“事理”決定的，並不是出於聖人的主觀意志。古代傑出人物創法立制，促進了社會的文明程度，推動了歷史的發展。但這並非他們主觀上想刻意超過前人，建功立業；而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促使他們必須這樣做，是順應歷史的結果。章學誠特別指出上古聖人並非故意求異於人：“天下有公是，成於眾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聖人莫能異也。”[⑧]古代聖賢從事的發明創造，不論是科技成果，還是社會制度、禮儀風俗，都是順應社會發展趨勢的產物。既然如此，那麼傑出人物的行事也只能順應客觀歷史形勢。任何社會的傑出人物都不能逆歷史潮流而動，不能違背歷史發展的客觀趨勢，而必須審時度勢，只能在歷史提供的舞臺上活動。章學誠從這種觀念出發，評論孔子的歷史作用說：“夫子生不得位，不能創制立法，以前民用。因見《周易》之于道法，美善無可複加，懼其久而失傳，故作《彖》、《象》、《文言》諸傳，以申其義蘊。所謂述而不作，非力有所不能，理勢固有所不可也。”[⑨]說明孔子的事業既適應時代的要求，又受到時代的制約。這種認識是對英雄史觀的有力批判，表現出破除迷信盲從，實事求是的態度。章學誠自覺地從“理”和“勢”兩方面考察社會歷史發展趨勢及其演變法則，形成了樸素的歷史主義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二）關於歷史與現實相互聯繫的思想。乾嘉時期的史家中不少人有佞古積癖，在治學過程中逐漸形成矜炫“博古”而昧于“知時”的流弊。章學誠從理論上總結了“博古”與“知時”的辯證關係，在關於古今歷史相互區別與聯繫的論述中包含著深刻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
第一，章學誠主張認識歷史應當確切把握古今關係，反對主觀割裂歷史的發展進程，強調史家應當正確認識歷史與現實的區別和聯繫。
章學誠指出，後人在認識歷史的時候，既要看到古今歷史的相互聯繫，同時又要注意古今時代的差異。如果把歷史和現實絕對割裂開來，就會陷入崇古論之中。必須考慮到古今時代的相互聯繫，不應在二者之間劃定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同時，也不能把歷史與現實等同起來，這樣就會陷入相對論之中。章學誠治史要求明確區分歷史與現實，然後分別做出考察，不能混淆二者界限。他非常注意考察歷史與現實的關係，認為不能混淆古今社會的性質：“《書》則言、事雜編，《詩》則風、雅分體，非《六藝》異指也。抒情本性，貴乎因地因時。別而擇之，斯為論世。《關雎》說周衰盛，則美刺旨殊；《子衿》言學興亡，則貞淫義異。貴耳而未嘗賤目，以目淆耳則愚；愛古而未嘗薄今，以古律今斯舛。”[⑩]他還以古今時代的差異，指出後人行事只要符合時代的事理，就不必拘泥于前人成轍。這就需要擺正古今關係，切忌因“好古”而“律今”，用古代的標準強求現實社會。章學誠在考察歷史發展的基礎上，得出了深刻的理論認識：“事有不師于古而因乎理勢之自然，有其舉而莫之廢者，君子之所共由，而不必執古以概今也。”[11]這是說當代社會的某些制度是根據現實形勢發展形成的，不一定要從古代社會中尋找理論根據，必須符合古代的制度。
章學誠同時又強調古今社會發展的相因相續，反對人為地割斷歷史的前後聯繫。他認為“後之視今，猶今視古也”[12]，後人之所以重視古代典章制度，正是由於借古鑒今的需要。這是因為“識今古之典章，……考古即以征今”[13]，人們學習歷史，就是要通過研究過往時代的歷程，認清未來社會的走向。他強調必須重視歷史與現實的相互聯繫，闡明“今之視昔，亦猶後之視今”[14]的道理，學者治學不能僅僅拘囿於特定時代的學術風氣，而應當考察古今歷史的發展變化趨勢，然後才能得出真知灼見。章學誠深刻地闡述了學者治學通古今之變的必要性：“後世之去唐、虞、三代則更遠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時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聖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當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於《詩》、《書》六藝之所垂。而學者昧于知時，動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蠶桑，講神農之樹藝，以謂可禦饑寒而不須衣食也。”[15]歷史與現實是相互聯繫的，古今典章制度也具有相通之處，後人之所以要重視和研究古代典制，正是要從它們的繼承與發展關係中領會其精神實質，與現實社會聯繫起來，更好地解決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章學誠認為“好古”應當學習古人的精神，但卻不能處處模仿古人；認識歷史是為了更好地理解當代社會,而不是為炫耀自己“博古”，也不是要著述流傳後世。他指出：“夫師古而得其意，固勝乎泥古而被其毒也。”[16]這種主張是著眼于現實社會，而不是一味地盲從古代，不知變通。章學誠從歷史和現實相互聯繫的角度看問題，主張由古代的禮法制度觀照當代社會的典章制度，達到對古今歷史的正確認識，這樣的見解是相當高明的。其難能可貴之處，在於對古今關係具有樸素歷史主義的認識。他說：“所謂好古者，非謂古之必勝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異同求其折衷也。”[17]他譏諷那些只知“好古”而昧于“知時”的人是忘記了自己所處的時代以及肩負的時代使命：“凡學古而得其貌同心異，皆但知有古，而忘己所處境者也。”[18]旗幟鮮明地表明治學應當著眼于現實時代，而不是僅僅為著作流傳後世。由此可以看出，章學誠的認識中閃爍著尊重傳統又不拘泥于傳統的光輝思想，對古今關係問題的認識達到了較高的理論層次。
第二，章學誠認為社會歷史發展是前後賡續而來，當代社會乃是這個發展過程的頂峰。他關於“禮時為大”的明確主張，是關於歷史與現實相互聯繫的又一個重要認識。
章學誠認識到社會歷史是不斷發展變化的，因而“古今時異而理勢亦殊也”[19]。社會歷史的發展在不同階段呈現出不同特徵，古今歷史發展面貌是不相同的。居今之世，尤其應當注重現實，史家可以“好古”，但不可“泥古”，應該重點關注當代的典章制度，研究歷史為現實社會服務。人們認識歷史，就是要認識其不同發展階段的不同特點，從而找到社會歷史演變的法則。他認為：“天時人事，今古不可強同，非人智力所能為也。”[20]古今歷史發展的不同特點客觀存在，並不是人們可以隨意改變的。既然古今歷史發展形勢不同，那麼古今社會必然有很大差別。章學誠認為後世必然勝過前代，反對世人盲目崇拜前人和“是古非今”的做法。他強調說：“古今時異，周、孔複生，亦必不盡強今以服古也。……是則先王制禮，有必不可易者，亦有必不能仍者。如井田、封建、宗法，堯、舜不能複行於後世。”[21]章學誠主張根據客觀形勢制定政策，反對把古人的制度和措施搬用到後世社會，哪怕是古代完美的制度和行之有效的措施，由於時代不同，也不能簡單地照搬。他明確指出：“夫三王不襲禮，五帝不沿樂。不知禮時為大，而動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22]這是因為現實的政治制度淵源於古代政治制度，不能割斷歷史的繼承和聯繫。然而古代典章制度保存在傳世的文獻中，人們考求古代文獻，目的在於更深刻理解當代典制：“制度之經，時王之法，一道同風，不必皆以經名。而禮時為大，既為當代臣民，固當率由而不越。即服膺《六藝》，亦出遵王制之一端也。”[23]章學誠認為現實社會的禮法制度才是人們應當關注的重心，考證歷史的終極歸宿是要更好地瞭解和遵循當代典制，而不是要發思古之幽情。他指出：“學者但誦先聖遺言，而不達時王之制度，是以文為鞶帨絺繡之玩，而學為鬥奇射覆之資，不復計其實用也。”[24]遵時王之制，最終目的還是為現實社會服務。由此可以看出，在章學誠的思想中，注重當代典章制度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章學誠關於“禮時為大”的思想，貫穿著厚今但不薄古的社會歷史發展觀，表現為一種進步的歷史主義思想。
二、史學認識中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
（一）關於護惜“先正苦心”的思想。章學誠從學術有關世道的觀念出發，強烈抨擊某些史家蔑棄歷史，抹殺前人功績的做法，闡述了後人應當尊重並繼承前人的史學成果，不應“輕忽先正苦心”，人為地割斷學術文化的發展與聯繫。
章學誠在治史實踐中自覺堅持尊重前人的史學成果，闡明了樸素歷史主義的認識原則。他主張“後人述前人，而不廢前人之舊也。以為並存於天壤，而是非得失，自聽知者之別擇，乃其所以為公也”[25]。他鄭重申明：“區區可自信者，能駁古人尺寸之非，而不敢並忽其尋丈之善。”[26]後人評價前人既要指出他們的不足，又不可抹殺他們的功績。他批評清代某些學者“輕議古人，是庸妄之尤，即未必無尺寸之得，而不足償其尋丈之失也”[27]。但凡心存求勝古人之心的人，雖然攻駁前人不無某些可取之處，但在主要方面卻走向謬誤，實屬得不償失之舉，對於整個學術事業的發展沒有促進作用。章學誠指出，尊重前人的學術成果，在史學領域中尤為重要。他評價宋代史學說：“夫宋儒之言，豈非末流良藥石哉！然藥石所以攻臟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見疾在臟腑，遂欲並臟腑而去之。將求性天，乃薄記誦而厭辭章，何以異乎？”[28]宋代義理史學的錯誤在於矯枉過正，在抨擊漢儒煩瑣注疏“即器而忘道”的錯誤方法，強調探究儒學“義理”重要性的同時，把漢代史學中注重征實的合理內核一併拋棄，就像潑洗澡水時連同澡盆中的嬰兒也一起倒掉，結果走向了事物發展的反面。針對毛奇齡、戴震等學者對宋明理學的攻擊和否定，章學誠認為這是“心術未醇”的忘本行為。他說：“夫空談性理，孤陋寡聞，一無所知，乃是宋學末流之大弊。然通經服古，由博反約，即是朱子之教。”戴震等人的學術繼承朱學而來，“而痛斥朱學，此飲水而忘其源也”[29]。章學誠既肯定戴震等學者矯正宋學失誤的成績，同時也批評他們割裂歷代學術聯繫，全盤抹殺宋人成就的錯誤，實事求是地評價了他們的功過。他主張必須歷史主義地對待前人學術：“曆象之學，後人必勝前人，勢使然也。因後人之密而貶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遺法也。今承朱氏數傳之後，所見出於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遺緒，是以後曆而貶羲、和也。”[30]章學誠承認歷代學術是不斷發展進步的，而這種發展和進步正是建立在前人學術成就基礎之上，如果對這種繼承關係視而不見，反而輕視前人，顯然是不正確的。在今天看來，清代的學術乃是繼承宋代學術而來，它不可能跨越這一歷史階段，必然要繼承宋代學術的合理內核。清代某些學者標榜自己的學術是直接繼承漢代學術，諱言與宋學的關係，違背了歷史地看待前人學術的原則，因而是非歷史主義的錯誤認識。章學誠批評歷代纂修地方誌和家譜的流弊說：“前人纂錄，具有苦心，後人襲其書，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僅存序跋，而不著前書之義例如何，則幾於飲水而忘源矣。”[31]其實後人修志不重視前代志書，並非前代方志皆無可取，多數情況下是有意掩蓋前人成績，擅自毀壞別人的著作，諱言前人和後人修史之間的繼承關係，這是非歷史主義的錯誤做法。章學誠曾經參與修訂畢沅主編的《續資治通鑒》，成就遠出陳桱、王宗沐、薛應旂、徐乾學諸家同類著作之上。對此，章學誠評價說：“今茲幸值右文盛治，四庫搜羅，典章大備，遺文秘冊，有數百年博學通儒所未得見，而今可借抄於館閣者，縱橫流覽，聞見廣於前人，亦藉時會乘便利有以致此。豈可以此輕忽先正苦心，恃其資取稍侈，憪然自喜，以謂道即在是！”[32]章學誠反對“輕忽先正苦心”，沒有貶低前人著作的創始之功，而是客觀地指出上述諸家著作的成就和不足，並且揭示出造成這種局面的社會原因。更重要的是，他沒有割裂學術之間的傳承關係，認識到自己的成績乃是以前人的成績為起點，對前人學術補偏救弊的結果，充分肯定了前人的成績，表現出深刻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
（二）關於創建史學學術史的思想。章學誠以明確的史學發展意識對歷代史學洞察利弊，指陳瑕疵，提出了史學革新的構想，其中主張在紀傳體史書裏設立《史官傳》，全面反映歷代史學發展源流，考察其利弊得失，最能夠表明他具有樸素歷史主義思想。
在中國古代史書中，《晉書》卷八二集中記載了兩晉的十余位史家，可以視為最早的史家列傳；明代李贄著《藏書》，也專門開闢了《史家傳》。這表明史家關注史學自身發展的意識不斷增強，同時也說明社會對史學作用的認識不斷提高。然而《晉書》和《藏書》雖然設立了《史家傳》，卻是以敍述史家生平事蹟為主，仍然屬於人物傳記的範疇。從這樣的史家傳記裏，看不到史學發展演變的軌跡和趨勢，更難以考察某一時期史學利弊得失的總體面貌。
章學誠認為應當改變過去史書為史家立人物傳的做法，主張集中設立《史官傳》。他明確指出：“列傳于《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33]章學誠進一步闡明了設立《史官傳》的重要性。他說：“夫作史而不論前史之是非得失，何由見其折中考定之所從？昔荀卿非十二子，莊周辨關尹、老聃、墨翟、慎到之流，諸子一家之書，猶皆低昂參互，衷其所以立言；況史裁囊括一世，前人成轍，豈可忽而置之！”[34]他強調設立此傳的目的主要有兩個：一是總結某一時代的史學成果，讓後人繼承和發揚史學家法。章學誠認為，司馬遷、班固等人是具有這種史學意識的史家，可惜這一傳統隨後中斷。他說：“史家著作成書，必取前人撰述匯而列之，所以辨家學之淵源，明折衷之有自也。……況史學之重，遠紹《春秋》，而後史不立專篇，乃令專門著述之業湮而莫考，豈非史家弗思之甚耶！[35]其結果造成人為地割斷史學發展的前後學術聯繫，倘若恢復這一優良傳統，專門設立《史家傳》，就能最大限度地繼承前人的學術成果。二是通過記載歷代史家及其學術流派，使後人能夠認識前代史學中的利弊得失，借鑒經驗，吸取教訓，評價其是非功過。章學誠列舉範曄撰《後漢書》，隱括劉珍、袁宏、華嶠、謝承、司馬彪諸家後漢史書而成；唐初撰修《晉書》，整齊王隱、虞預、何法盛、幹寶、臧榮緒等18家故事成書。但是，《後漢書》和《晉書》都沒有條別諸家史書體裁義例，論次群書得失。史家修史對前代史書內容“不為敍述討論，萃合一篇之內，何以得其折衷？此諸家流別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36]。尤其是唐宋以後史館集眾修史，更應該說明具體分工情況，標明某紀、某志編自何人，某表、某傳出自誰手。只有這樣，後人才能考察史書品質臧否，評論史家史識高下。如果“不為整齊綴合，各溯所由，未免一書之中優劣互見，而功過難知。此一書功力之必待專篇列傳而明者也。”[37]其實這並不困難，因為後代史家為前代史家作傳時，必然能夠看到他們的著述材料，明晰史實原委，足資考證；若把這些內容集為一編，或為一人單獨立傳，或為諸家集體立傳，便於後人考察其學術全貌。章學誠認為：“後人修史，不能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比如郢人善斫，質喪何求？夏禮能言，無征不信者也。他若聚眾修書，立監置紀，尤當考定篇章，覆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38]這些事蹟若不及時編錄，很快就會散失殆盡。由此看來，前史雖有《史家傳》，不免荒略太甚，無法適應史學發展的需要。
章學誠提出仿照學者記述經學師承的《學案》義例作《史官傳》，改變過去寫人物傳的做法，以史家著述為經，傳承流別為緯。例如後人作《司馬遷傳》，首先要敍述他撰《史記》時參考了《尚書》、《世本》、《國語》、《戰國策》、《楚漢春秋》等書，然後再敍述《史記》撰寫的經過，最後敍述楊惲傳佈其書，徐廣、裴駰等人為之作解。又如後人作《班固傳》，首先要敍述他參考了司馬遷、揚雄、劉歆、班彪等人的著作，再敍述撰《漢書》的過程，班昭、馬續等人補作情況，最後敍述服虔、應劭等人為之作注。“凡若此者，並可依類為編，申明家學，以書為主，不復以一人首尾名篇，則《春秋》經世，雖謂至今存焉可也。”[39]倘若某個史家事蹟較多，地位非常重要，則應在《史官傳》內載錄姓名，著明此人另有專傳。章學誠在闡述了《史官傳》的具體做法之後，又著重總結了設立《史官傳》在史學發展史上的重要意義。他說：“馬、班作史，家法既失，後代史官之事，縱或不能協其義例，何不可就當時纂述大凡，人文上下，論次為傳，以集一史之成乎！夫《儒林》治經，而《文苑》談藝，《史官》之業，介乎其間，亦編摩之不可不知所務者也。”[40]強調史家所從事的事業極為神聖，應當獨立于經學、文學之外，成為一門體系完整的專門學科，真正實現自司馬遷以來史學自成一家的目標。由此可見，章學誠設想的《史官傳》有利於全面反映史學學術思想發展，清晰地顯現出史學發展演變的源流。從《晉書》為史家集體立傳，僅敘史家生平事蹟；到章學誠主張《史官傳》敍述史家作史的學術源流與得失，不僅標誌著史家對史學自身認識的提高，而且反映出樸素歷史主義思想的不斷發展與深化，為中國史學史學科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三、史學批評中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
中國古代史學中曾經出現過各種非歷史主義的史學批評方法，不同程度地造成了史學批評的失實。章學誠借鑒了前代史家在史學批評方法上的經驗和教訓，對史學批評方法論做了深入探討，形成了樸素歷史主義史學批評思想。
（一）史學批評必須結合特定時代，不能混淆時空概念。章學誠在史學批評中反對以古律今或以今度古的非歷史主義批評方法，突出強調了從實際出發的史學批評方法。
中國古代某些史家在考察史學發展的源流時，出現過一些不正確的史學批評觀點。關於上古史書的記言和記事問題，只不過說明商周時期中國的歷史記載比較簡略，主要是記言和記事兩種形式。然而漢代以後的史家卻把《尚書》看作記言體裁史籍，把《春秋》看作記事體裁史籍。劉知幾根據這一標準，指出《尚書》中《堯典》和《舜典》記載人事,《禹貢》記載地理,《洪範》記載災異，《顧命》記載禮儀，與屬於記言體裁的《誓》、《誥》、《訓》《謨》諸篇體例不合，存在為例不純的缺陷。這是用後世史書體裁發展到完善程度的標準去衡量上古史學著作，而不顧及上古書籍根本不存在這樣明確的分類標準，上古史家也沒有形成這樣自覺的史學意識。章學誠不贊同前人絕對割裂記言、記事的做法，對這個問題做了歷史地考察，指出上古記言與記事沒有明顯的分別，歷史記載言、事合一；後來學術發展，分類日趨嚴密，才出現記言與記事分書的體例。他認為：“古人事見於言，言以為事，未嘗分事、言為二物也。劉知幾以二《典》、《貢》、《范》諸篇之錯出，轉譏《尚書》義例之不純，毋乃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乎！”[41]在他看來，劉知幾這種史學批評方法，是犯了以後例前的錯誤。因為古人記載歷史時，尚沒有區分記言和記事的概念，所以《尚書》和《春秋》都是記言與記事並存。倘若把後世形成的標準強加于古人身上，在史學批評方法上顯然不正確。劉知幾用後世形成的標準評論古代史籍，不但得不出正確結論，而且評價方法也失之偏頗。
章學誠也不贊同前人所謂編年體裁取法《左傳》，紀傳體裁取法《尚書》的觀點。劉知幾考察編年體史書的源流，認為荀悅“依《左傳》著《漢紀》三十篇。自是每代國史，皆有斯作。……雖名各異，大抵皆依《左傳》以為的准焉”[42]，斷言後世的編年體裁史書源于《左傳》。清初閻若璩則以為後世的紀傳體裁史書源于《尚書》：“史之有本紀，為一史之綱維，猶《書》之有帝《典》，體以謹嚴為主。故今二《典》所載，皆用人行政大者。若他節目細事，如設官、居方，別生分類，則散見《汩作》諸篇，蓋即後代志與傳所從出也。近作史者，舉凡志、傳所不勝載之瑣事冗語，悉羅而入于本紀，尚得謂諳史家體要哉？”[43]應該說他批評史家把一些瑣事冗語載入本紀不合史法，這個意見是對的。但是他從《尚書》各篇的記事中尋找理論根據，認為乃後世史書紀、傳所取法，又從正確走向錯誤。章學誠採用以其矛刺其盾的辦法，認為“此又閻氏之錯解也，以後世紀、傳之密，擬《尚書》大經之要略，則禹、湯、文、武，亦當補作《典》矣”[44]。如果按照閻若璩的說法考察古代史學流變，那麼後代帝王均有本紀，而《尚書》中僅有《堯典》和《舜典》，是否也應該給堯、舜以外的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補作帝《典》呢？章學誠認為編年體和紀傳體同出《春秋》：“馬遷紹法《春秋》，而刪潤典、謨以入紀、傳；班固承遷有作，而《禹貢》取冠《地理》，《洪範》特志《五行》。而《書》與《春秋》，不得不合為一矣。後儒不察，又謂紀傳法《尚書》，而編年法《春秋》，是與左言右事之強分流別，又何以異哉！”[45]在他看來，所謂編年體裁取法《左傳》，紀傳體裁取法《尚書》的說法，和強分《尚書》、《春秋》為記言、記事一樣，是後人因缺乏歷史意識，以後概前而造成的失誤。
（二）史學批評必須繼承多聞闕疑的傳統，不可鑿空立論。章學誠認為後人對遠古史學源頭的認識應當遵循多聞闕疑的原則，前代史家無法說清楚的問題，後人若無新材料證實只能存疑，不應該鑿空立論，形成了重要的史學批評方法論。
歷史上某些事件因年代久遠，後人已經無法搞清楚，遇到這類問題只能存疑。如果爭名求勝，一定要超過古人，就不免穿鑿附會。中國古代史家大多能夠發揚多聞闕疑的傳統，並以此作為史學批評的標準。然而有些史家卻背離了這一傳統，治史穿鑿附會，以致史學批評中出現許多錯誤結論。章學誠以後人對《三墳》《五典》聚訟紛紜為例，認為“左氏之所謂《三墳》、《五典》，或其概而名之，或又別為一說，未可知也。必欲確指如何為三皇之《墳》，如何為五帝之《典》，則鑿矣”[46]。後人把它們視為上古文獻，大致是不會錯的，如果一定要確定《三墳》是哪三皇之書，《五典》是哪五帝之籍，只能是穿鑿附會，得不到正確的認識。他還批評歷代學者對前人之書穿鑿附會之風說：“夫書為象數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數求也；其書初不關乎象數者，必求象數以實之，則鑿矣。”[47]尖刻地諷刺了那些評論《史記》的人不能因文獻不足而缺所不知，謹慎議論，而以象數妄意附會司馬遷著書篇數，結果在史學批評方法上陷入穿鑿附會的誤區。
章學誠指出，違背多聞闕疑的史學批評原則必然會導致兩種錯誤結局。其一，史學批評必須堅持多聞闕疑的原則，否則其結論不是忽視歷史事實的存在，就是虛構歷史事實的存在，結果都不會符合歷史的真實情況。他說：“古人著書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說者不求篇內之義理，而過求篇外之標題，則於義為鑿也。”[48]這種史學批評方法，很容易誤導世人治學出現偏差，形成不知而妄作的風氣。章學誠批評明清之際學者費密所謂其學出於子夏七十二傳和孔子以來七十子傳人具在的說法，指出“此二事皆費氏之大謬戾者，其故出於不甚學，而喜穿鑿也”[49]。所以，必須屏棄鑿空立論的錯誤史學批評方法，確立多聞闕疑的正確史學批評方法，才有利於史學的良性發展。章學誠認為“讀史闕疑，姑存以質智者”[50]，這不失為一種明智之舉，可以有效地避免因無知而議論不實。他還指出：“闕疑之說，不特詁義為然，論文亦當如此理也。”[51]強調評論經史之文應當特別慎重，必須採用多聞闕疑的方法。其二，史學批評應當審慎之至，如果鑿空立論，必然會虛構史學批評的標準，或強人以所難行，或責人以所難受，造成誤解古人的惡果。章學誠批評有些學者解經論史穿鑿附會，褒貶議論無當於事實。他指出清代經學家汪中所謂墨學出於《伊尹》、《太公》、《尹佚》等六家之書，墨子誣孔與孟子攻墨等於諸子之相非的觀點，皆屬穿鑿附會之論，在史學批評方面沒有價值。因為春秋以前尚無諸子著書之事，“蓋道家有稱太公、伊尹之言，後人誤為即太公、伊尹之書；墨家有稱尹佚之言，後人誤為即尹佚之書。……而汪中敘六家為墨氏淵源，不其傎乎！”[52]針對當時的經學家孫星衍關於墨家文化出於夏禮的觀點，章學誠評論說：“夏、商典禮，其損益者已入《周官》，譬如伊、洛已入河流，固無從分其源派；其未嘗損益者守在子孫，故孔子之于夏、殷禮，不求之于《周官》而求于杞、宋之文獻也。孔子既曰杞、宋文獻不足證矣，生孔子後者又能學于夏禮，是誣世也。”[53]孔子距離夏商兩代很近，尚且因為文獻不足而無法認識其禮樂制度，孫星衍又遠在孔子之後，更不可能考證清楚墨家文化中哪些內容是夏禮，哪些內容是商禮。章學誠說：“《墨子》之書，謂出夏禮，說似奇創，實無所本。”[54]孫星衍評論上古三代與後世學術發展的淵源關係，結論完全是通過比附牽強得出的，並沒有多少事實根據，不僅結論不正確，而且史學批評方法也存在失誤。
（三）史學批評必須做到知人論世，不應苛求古人。《孟子·萬章下》提出“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這是對知人論世原則最早的表述，後世史家都自覺或不自覺地有所遵循，但從理論上發展了這個原則的是章學誠。章學誠認識到各種非歷史主義史學批評方法給中國史學帶來的嚴重危害，強調認識史學必須運用正確方法，給史學批評注入了理性因素，形成了知人論世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
章學誠從史學批評方法論的高度對知人論世的內涵做了系統闡述，指出史學批評的一個重要原則就是“知世”而“論人”，強調必須瞭解古人所處的歷史時代和社會環境。他認為：“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論古人文辭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處，亦不可以遽論其文也。身之所處，固有榮辱隱顯，屈伸憂樂之不齊；而言之有所為而言者，雖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謂，況生千古以後乎？”[55]人是社會歷史發展的產物，社會是人類存在的唯一方式。歷史的進程是由許多“時”與“位”的鏈條環節組成的，它們反過來又對史家的認識起著制約作用。史學批評必須考慮到這兩個方面的影響，這是知人論世方法的基本內涵和跟本原則。
第一，所謂瞭解“古人之世”，就是要充分考慮到不同時代的人處在不同的社會環境,具有不同的思想與認識水準。章學誠指出：“人不幸而為古人，不能閱後世之窮變通久，而有未見之事與理；又不能一言一動處處自作注解，以使後人之不疑；又不能留其口舌以待後生掎摭之時出而與之質辨，惟有升天入地一聽後起之魏伯起爾。然百年之後，吾輩亦古人也，設身處地，又當何如？”[56]只有把被認識的物件置於該時代去做評價,才不會出現史學批評的誣枉,苛求古人。如果“學者能讀前人之書，不能設身處境，而論前人之得失，則其說未易得當也”[57]，說明“知世”而“論人”方法在史學批評中極為重要。章學誠按照這個標準考察了古今學術發展的不同面貌，對古人和後人的治學特點做出批評，指出由於時世不同，處在不同時代的人們行事也必然不同，史學批評必須充分考慮到這種關係，才可以做到知人論世。所以章學誠說：“故必明乎調劑盈虛之說，然後可以知人而論世也。”[58]他在具體的史學批評中，自覺堅持這一原則。如評論司馬遷撰史說：“才之長短不可掩，而時之今古不可強。司馬遷述《尚書》、《左》、《國》之文，孑孑而不足；述《戰國》、《楚漢》之文，恢恢而有餘。非特限於才，抑亦拘于時也。”[59]從歷史時代的遠近和遺留史料的多寡評價了司馬遷《史記》詳近略遠的修史義例，做出知人論世的評價。章學誠還從時代特點評價了歷代史家對魏蜀正統的不同看法：“昔者陳壽《三國志》紀魏而傳吳、蜀，習鑿齒為《漢晉春秋》，正其統矣。司馬《通鑒》仍陳氏之說，朱子《綱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應陳氏誤於先，而司馬再誤於其後，而習氏與朱子之識力偏居於優也。而古今之譏《國志》與《通鑒》者，殆於肆口而罵詈，則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耶？陳氏生於西晉，司馬生於北宋，苟黜曹魏之禪讓，將置君父于何地？而習與朱子，則固江東、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爭天統也。諸賢異地則皆然，未必識遜今之學究也。”[60]陳壽、司馬光尊魏和習鑿齒、朱熹尊蜀，完全是因為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並非存在史識上的優劣。這種設身處地評價前人的做法，不僅避免了因不察時代而空論正統的不良風氣，而且揭示出特定時代對史家觀念的影響，闡明了各個時代史學的性質和特徵。在關於東魏和西魏孰為正統的問題上，章學誠也做出同樣的批評：“魏澹撰《魏書》，自道武及恭帝為十三《紀》，是以西魏為正統。而收《書》乃以孝靜帝武定八年高洋篡位為魏之亡，是以東魏為正統矣。蓋魏收北齊人，不能不稱東魏，為高氏爭國統也。澹則入周，自不容不尊西魏矣。古人著書，當為設身處地。”[61]充分考慮到各自時代政治環境對兩位史家歷史觀念的影響，做出了知人論世的評價。這種評價方法是把史學著作與著書者所處的時代結合起來，從時代所能夠提供的社會條件和學術條件評價其史學成就，最大限度地尊重歷史事實，做出樸素歷史主義的評價。
第二，所謂瞭解“古人之身處”，就是認識到由於客觀環境的不同，個人的遭遇和旨趣也不相同，只有弄清楚被認識的物件所處的具體環境，才能做到恰如其分地評價。章學誠指出：“讀古人之書，不能會通其旨，而徒執其疑似之說，以爭勝於一隅，則一隅之言不可勝用也。”[62]如果不清楚古人立言宗旨，而僅就其枝節做評價，自然不能得其要領。那麼，怎樣才能把握古人立言宗旨呢？章學誠說：“夫人之所以謂知者，非知其姓與名也，亦非知其聲容之與笑貌也。讀其書，知其言，知其所以為言而已矣。”[63]讀書明瞭古人言論中說的是什麼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必須搞清古人為什麼這樣說。在知道古人言論是為說明什麼宗旨之後，還需要瞭解他們是在什麼情況下這樣說。因為“凡有推獎於人，不難屈己；凡欲求知於人，不嫌炫己，人之情也。有所為而言之，不必遽為定論，聖人所不免也。”[64]如果不弄清古人是在什麼情況下而言和針對什麼而言，僅從字面上理解就輕易下結論，往往會導致評價失實。評價古人的學術思想必須考察其具體背景，結合其立言的針對性，然後才能得到正確認識，而不是得出似是而非的結論，歪曲古人的思想。章學誠反對“今之泥文辭者,不察立言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批評他們不顧前人所處時世，不察前人立言宗旨的做法，強調應當避免“不察古人之所謂，而遽斷其是非也”[65]，闡明知人論世方法的重要性。他特別指出“代聖賢以立言，所貴設身處地，非如論說之惟我欲言也”[66]，告戒從事史學批評者“論古之深患”[67]在於對前人言論先入為主，因人而異，欲貶其人則諱言其創始之功，欲褒其人則附會其言而求之過深，而不考察立論寓意的深淺，然後給予恰如其分的評價，所以導致偏頗認識。章學誠指出前人史學批評的缺陷，非常注重考察其史學批評方法是否恰當，具有極其重要的樸素歷史主義方法論價值。
四、結語
綜括以上三方面內容，可以得出如下結論：18世紀中國史家章學誠的史學遺產蘊涵著極其鮮明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為中國古代史學的理論與方法論寶庫增添了寶貴的財富。如果我們把章學誠和中國古代另一位史學理論家劉知幾相比，就會發現章學誠並非以靜態方法孤立地考察和評價史學問題，而是用動態方法歷史地考察中國古代史學演變的軌跡，揭示出史學發展、繼承與創新的關係，具有非常明顯的樸素歷史主義特徵。歸納起來，章學誠樸素歷史主義思想的內涵及其貢獻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章學誠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表現在其歷史認識與史學認識中，就是把人類社會的歷史和史學自身的歷史看作一個連續不斷的發展過程，而且認為它們在這個過程中不斷進步和完善。他看待歷史進程具有明確的“今昔互視”意識，承認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一個相互連接的發展鏈條，任何人都無法割斷這一歷史的聯繫，表現出鮮明的歷史進步觀念。他看待史學進程，主張生活在當代社會中的學者評價前人的功過是非，必須要考慮到自己的認識與成績是建築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不能採取歷史虛無主義態度，諱言對前人的繼承關係，這樣就會導致思想偏激，同樣給後人留下批評自己的口實。學者在治學過程中只有力戒褊急偏頗，不去互爭門戶，才能促進學術思想正常發展，從而推動社會歷史發展進步。他提出為史家立傳，全面反映歷代史學學術史內容，主張考察和記載各個時期史學發展的源流，深入評價其利弊得失，為後代史學發展提供借鑒，其史學認識中閃爍著鮮明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的光輝。
第二，章學誠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表現在其史學批評方法和原則認識中，就是主張必須歷史地評價前人史學的成就和不足，避免主觀臆度、穿鑿附會、憑空虛擬和以後證前等各種非歷史主義方法。他不僅指出了前人在具體史學批評中的失誤，而且從方法論的高度揭示出正確的史學批評原則，為中國古代史學批評方法論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章學誠史學批評反對“因後世之空言，而疑古人之實事”的認識包含著兩層含義，既反對古代無其事而後人以為有，又反對古代有其事而後人以為無，這兩種做法都屬於以後例前的錯誤，是史學批評上最容易導致失誤的方法。史學批評不能主觀割裂史學的發展進程，用後世發展變化了的標準掩蓋古人缺陷或者抹殺前賢的功績，應當正確認識史學繼承和發展的相互關係，確立從實際出發看待前代史家功過的思想觀念。他還強調史家考察前人的學術思想或史學成就，不能輕易鑿空立論，必須尊重歷史事實，做出有充分事實根據的評價。他提出史家評價歷史人物功績或失誤的原則是不僅要看到歷史人物所受的時代局限，而且還要注意到他們比前人的進步之處；不僅要認識歷史人物的思想，還必須考察他們所處的客觀條件，進一步揭示其思想認識產生的根源，恰當地評價他們的功過與得失，闡明了史學批評中的知人論世原則。章學誠在史學批評中所表現出的樸素歷史主義思想，是中國古代史學批評理論與方法論中極其寶貴的內容，為近代科學歷史主義思想的產生奠定了理論基礎。
[①]白壽彝：《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冊，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03頁。
[②]《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③]《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④]《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⑤]《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⑥]《文史通義》內篇一《禮教》。
[⑦]《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上》。
[⑧]《文史通義》內篇三《砭異》。
[⑨]《文史通義》內篇一《易教上》。
[⑩]《章氏遺書》卷二七《湖北通志檢存稿·文征丁集裒錄近人詩文論》。
[11]《章氏遺書》卷二三《家譜雜議》。
[12]《章學誠遺書·佚篇·與朱少白書》，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13]《章氏遺書》卷一四《為畢秋帆制府撰常德府志序》。
[14]《章學誠遺書·佚篇·與錢獻之書》。
[15]《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16]《文史通義》內篇六《同居》。
[17]《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18]《章氏遺書》補遺《與邵二雲論文》。
[19]《文史通義》內篇一《詩教下》。
[20]《文史通義》內篇二《博約下》。
[21]《文史通義》外篇一《述學駁文》。
[22]《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23]《文史通義》內篇一《經解中》。
[24]《文史通義》內篇五《史釋》。
[25]《文史通義》內篇四《言公中》。
[26]《章學誠遺書·佚篇·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27]《文史通義》內篇六《答問》。
[28]《文史通義》內篇二《原道下》。
[29]《章氏遺書》補遺《又與朱少白書》。
[30]《文史通義》內篇二《朱陸》。
[31]《校讎通義》外篇《高郵沈氏家譜敘例》。
[32]《文史通義》外篇三《為畢制軍與錢辛楣宮詹論續鑒書》。
[33]《文史通義》外篇三《家書六》。
[34]《章氏遺書》卷二七《湖北通志檢存稿·前志傳序例》。
[35]《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二《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
[36]《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二《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
[37]《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二《永清縣誌前志列傳序例》。
[38]《章氏遺書》外編卷一八《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39]《章氏遺書》外編卷一八《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40]《章氏遺書》外編卷一八《和州志前志列傳序例》。
[41]《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上》。
[42]《史通·六家》。
[43]《尚書古文疏證》卷五上。
[44]《文史通義》外篇一《淮南子洪保辨》。
[45]《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上》。
[46]《文史通義》內篇一《書教中》。
[47]《文史通義》內篇三《匡謬》。
[48]《文史通義》內篇三《匡謬》。
[49]《文史通義》外篇二《書貫道堂文集後》。
[50]《章氏遺書》外編卷三《丙辰劄記》。
[51]《章氏遺書》外編卷三《丙辰劄記》。
[52]《文史通義》外篇一《述學駁文》。
[53]《文史通義》外篇一《述學駁文》。
[54]《章學誠遺書·佚篇·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55]《文史通義》內篇二《文德》。
[56]《章學誠遺書·佚篇·與孫淵如觀察論學十規》。
[57]《章氏遺書》卷二一《劉忠介公年譜敘》。
[58]《章氏遺書》補遺《答吳胥石書》。
[59]《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60]《文史通義》內篇二《文德》。
[61]《章氏遺書》外編卷一《信摭》。
[62]《文史通義》內篇四《答客問中》。
[63]《文史通義》內篇四《知難》。
[64]《文史通義》外篇二《讀史通》。
[65]《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66]《章氏遺書》補遺《論課蒙學文法》。
[67]《文史通義》內篇四《說林》。
（資料來源：《蘭州大學學報》2005年第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