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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翼是清代著名的文學家、史學家，他的史學代表作《廿二史劄記》(以下簡稱《劄記》)與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合稱乾嘉時期三大考史名著。但趙翼與錢、王二人不同，他並不局限於史料考證，還通過史料比較分析和綜合，考察歷代政治得失和治亂興衰。《劄記》全書36卷578條，其中考證160餘條，而史事綜合和評論400餘條，幾占全書的三分之二，構成《劄記》的主要內容和該書的一大特色。這些歷史和社會問題的評論，較為系統全面地反映了趙翼的歷史觀點。
一
乾嘉時期是考據學的極盛階段。當時文人學者大多從事考證，整個學術界幾乎全部納入考據的軌道。近人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稱，“夫無考證學則是無清學，故言清學必以此時為中堅”1。但在清代文化專制之下，當時學者們埋頭于古代文獻整理，從事繁瑣的考證，不敢涉及當世之務。與清初相比，雖有實學之風，卻無經世之旨，甚至完全脫離實際，為考據而考據。《劄記》雖受這一時代思潮的影響，但作者卻能從歷史考證中抽身出來，著眼於“古今風會之遞變，政事之屢更，有關於治亂興衰之故者”2，從事歷史上政治和社會問題的探討，並把清初學者宣導的“經世致用”思想貫穿于史事評論。
在《劄記》“小引”中，趙翼自稱“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清初顧炎武提倡實學，“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自言“所著《日知錄》三十余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3。趙翼謙言不敢比擬顧炎武《日知錄》，實際上正表明《劄記》仿效《日知錄》，以經世致用為己任。《劄記》刻成後，趙翼在《再題〈廿二史劄記〉》中寫道:“一事無成兩鬢霜，聊憑閱史遣年光。敢從棋譜論新局，略仿醫經載古方。千載文章寧汝數，十年辛苦為誰忙。只應紙上空談在，留享他時醬瓿香。”4在另一首《讀史》詩中，他也說，“歷歷興衰史冊陳，古方今病輒相陳。時當暇豫誰憂國，事到艱難已乏人。”5顯然作者要通過史事來發表議論，企圖以“古方”來醫治“今病”，向古代史書中探求安邦治國的“良方”，傳之後人;同時提醒統治者要居安思危，以史為鑒。
在《劄記》中，趙翼抓住了歷史上有關治亂興衰的重大問題，臚列眾多史實，加以評論，分析產生的原因，以及可以提供的教訓。如兩漢的外戚、宦官、黨禁、經學，魏晉南北朝的禪代、世族、選舉、清談，唐代的女禍、宦官、藩鎮、雜稅，五代的武人、濫刑，宋代的弊政、議和，遼、金、元的制度和風習，明代刑獄、朋黨、吏治、“流賊”等重大問題，《劄記》都作了分析和評論。談到東漢宦官，作者認為“先害民而及于國”，“由是流毒遍天下”，張角等人“遂因民之怨起兵為逆矣”6。在談到兩漢外戚之禍時，指出“兩漢以外戚輔政，國家既受其禍，而外戚之禍亦莫如兩漢者”7。對於唐代宦官專橫，趙翼認為其原因在於宦官“掌禁兵”及“外使監軍”8;而藩鎮跋扈，“推原禍始，皆由於節度使掌兵民之權故也”。因此，他肯定宋代“以文臣知州事”，實行強幹弱枝，從而“消患於未萌”9。對於宋代弊政，《劄記》有多條加以論述，指責兩宋加恩官吏太濫，造成冗官冗費，並增加了農民負擔，進而指出，“恩逮於百官者惟恐其不足，財取于萬民者不留其有餘，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對明代礦使稅監橫徵暴斂，騷擾天下，不斷激起反抗之事，作者指出，“明之亡，不亡於崇禎而亡于萬曆”10。趙翼這些評論，意在引起統治者的警惕，避免重蹈覆轍。所以，錢大昕稱之為“洵儒者有體有用之學”11。
不僅如此，作者在評論史事時，還借古喻今，抨擊時弊。他在談到《新五代史》時說，“歐史紀、傳各贊，皆有深意”，歐陽修在評論史事之時，“警切時事”，諷喻宋代政事12。《漢時以經義斷事》條在列舉若干事實後，借題發揮，稱“後世有一事即有一例，自亦無庸援古證今，第條例過多，竟成一吏胥之天下，而經義盡為虛設耳”。《後魏刑殺太過》條在論及北魏族誅之慘時，憤憤不平地指出，“一人有罪，害及無辜，秦、漢以來，以此法枉殺者不知其幾!”在《齊梁台使之害》條論及台使催征賦稅，“公私勞擾”時，指出:“後代欽差之弊，往往類此!”像這些都是面對現實有感而發的。鑒於清廷屢興文字之獄，鎮壓異端，趙翼對歷史上以文字賈禍史事詳加揭露，如《秦檜文字之禍》條說，“秦檜贊成和議，自以為功，惟恐人議己，遂起文字之獄，以傾陷善類。因而附勢幹進之徒承望風旨，但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者，無不爭先告訐，於是流毒遍天下”。在列舉以上事實後，趙翼感歎:“其威焰之酷，真可畏哉!”這實際上是針對當時文化專制的黑暗統治而言的。類似這樣的專題如《明初文字之禍》、《明初文人多不仕》等均列舉了統治者迫害知識份子的事實。
當然，在清廷的高壓統治下，趙翼雖能突破考證的框框，發表史論，但他始終不敢明確指責清朝的弊政，對於一些敏感的社會問題也極力回避。在《和議》條中，把明末抗清看作“書生誤國”，指責抗清志士為“不識大體”。對於清人所修《明史》也極力推崇而不敢指其瑕疵。而且，《劄記》還有多處有意借古頌今，如《元代以江南田賜臣下》條在談及元、明官田賦重害民時，極力吹捧清廷屢減官賦，“此外無橫征之賦，民之生於今者，何其幸也。”《明鄉官虐民之害》條在揭露鄉紳虐民暴行後，卻稱“由斯觀之，民之生於我朝者，何其幸也”。從作者不敢明確指斥當代，到美化清朝統治，可以看出他的經世思想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
趙翼從基本史實出發，進行綜合評論分析，揭露了歷代封建統治者兇橫、貪殘和腐朽，對民眾疾苦寄予廣泛的同情和關注，反映了作者的重民思想。
《劄記》在《宋子孫屠戮之慘》、《齊明帝殺高武子孫》、《隋文帝殺宇文氏子孫》、《武后之忍》、《五代諸帝多無後》、《胡藍之獄》等條，大膽地揭露了歷代統治者為了爭權奪利，大肆屠殺的兇殘行徑。《漢諸王荒亂》、《宋齊多荒主》、《海陵荒淫》、《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等條，列舉了統治者的荒淫腐朽。《武帝時刑罰之濫》、《後魏刑殺太過》、《五代濫刑》等條抨擊了封建帝王濫施酷刑、草菅人命。從趙翼評論史事的大量言論中，我們發現，他對古代政治幾乎沒有肯定，多半是揭露和指責。
《劄記》還對民眾的遭遇表示關注和同情。對於漢武帝時刑罰之濫，“廷尉及中都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又十有餘萬”，作者發出“民之生於是時，何不幸哉”的感歎。在《五代幕僚之禍》條，作者指出，“士之生於是時者，縶手絆足，動觸羅網，不知何以全生也”。對五代濫刑，也指出，“民之生於是時，不知如何措手足也”。對於歷代橫徵暴斂和鄉紳為害地方，趙翼也進行了揭露。在《五代鹽曲之禁》條指出當時“橫征無藝”，上至朝廷，下至州縣官吏“峻法專利，民已不堪命，況賦役繁重，橫征百出，加以藩鎮之私斂，如趙在禮之拔丁錢，每戶一千，劉銖之加派秋苗，每畝率錢三千，夏苗畝二千。民之生於是時者，可勝慨哉!”在《南宋取民無藝》條，指出南宋大肆榨取，“於是民力既竭，國亦隨亡。統觀南宋之取民，蓋不減于唐之旬輸月送。民之生於是時者，不知何以為生也。”《明萬曆礦稅之害》條亦指出，礦使稅監“所至肆虐，民不聊生，隨地生變。迨(萬曆)帝崩，始用遺詔罷之，而毒癰已遍天下矣”。他對民眾疾苦表示同情，《明末遼餉剿餉練餉》條指出三餉加派，“民窮財盡，困於催科”。
趙翼看到了民心與民力的作用，注意到民心向背與政治成敗的關係。在《王莽之敗》和《王莽時起兵者皆稱漢後》等條指出，王莽政策“召怨於中國”，並“肆其毒癰，結怨中外”，從而導致了滅亡。在分析漢光武帝取得天下的原因時說，“是時人心思漢，舉天下不謀而同，是以光武得天下之易，故起兵不三年遂登帝位，自古未有如此之速者。因民心之所願，故易為力也。”又認為歷代亡國之君都是因為失民心而失天下的。《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條指出，“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第汴京，工役甫畢，又興此大眾，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在《明祖不嗜殺得天下》條指出，朱元璋正是因為不嗜殺人，民心歸附，從而戰勝群雄，成就帝業。他說，“是時群雄並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靈，獨明祖以救世安天下為心，故仁聲義聞，所至降附，省攻戰之力大半”。而明末礦使稅監，導致“民不聊生，隨地生變”，終至亡國。這種民心向背的成敗論，是值得肯定的。
但趙翼畢竟是封建史家，他同情民眾疾苦，看到民心與民力的作用，以及“官逼民反”的事實，但對於農民反抗官府是極端仇視的。他把農民起義領袖看成是“賊”，黃巢、李自成都是“流賊”，進行謾駡和詆毀。在《流賊偽官號》條譏諷明末起義農民，認為“草竊奸宄，橫行一時，隅負自雄，設官建職，適以自速其斃也”。而《明鄉官虐民之害》條，既斥責欺壓百姓的“勢家”豪民，又痛駡反抗者為“奸民”，要求最高統治者“禁勢家之欺淩，又懲奸民之兇悍，則兩得其平，不至滋矣”。這反映了作者立場站在統治階級的一邊，為統治者出謀劃策，亦見其重民思想的局限性。因此，《劄記》評論封建政治不可能觸及其本質問題。
三
對於歷史事件和社會現象的發生、發展和變化，趙翼試圖用“勢”來解釋。勢，包括時勢和事勢，在一般情況下可以理解為“發展的趨勢”或“變化的規律”，具有樸素的辯證法的內容。在趙翼看來，“勢”隱含在事物內部，決定歷史事件的發展方向和變化形態。在《漢儒重災異》條中，趙翼認為，上古時代，生產水準低下，人的認識能力不足，相信天命，敬天畏天;隨著社會進步，人事變動日益頻繁，天人關係日趨疏遠，事天不如事人，人在社會活動中的份量增加，這是發展規律。《漢初諸侯王自置官屬》條闡述西漢諸侯王從專制一方到“惟得食租衣稅，貧者或乘牛車”的權力變化過程，指出“法制先疏闊而後漸嚴，亦事勢之必然也”。《公主不諱私夫》條針對西漢董偃事件後，公主貴戚多有違背禮法行為，認為這是“上行下效，勢所必至也”。同樣，漢初諸侯王行為放縱，是由於分封過早，專制一方，失於教養，“沉溺放恣之中，居勢使然也”13。
趙翼從縱向發展過程來考察歷史事件，從而突破了就事論事的局限，而且對史事的評論往往具有客觀、辯證的效果。如《黨禁之起》條，分析東漢黨禁的起因和經過，並指出，“漢末黨禁，雖起于甘陵南北部及牢修、朱並之告訐，然其所由來已久，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九品中正制》條，通過縱向考察，認為初定制度時，承漢代察舉孝廉的鄉論遺風，重視才行而不涉及世爵門第，然日久弊生，中正之權操於士族之手，導致“計資定品”，形成“高門華閥有世及之榮，庶姓寒人無寸進之路”。究其原因，趙翼認為，“魏、晉及南北朝凡四百年，莫有能改之者，蓋當時執權者即中正高品之人，各自顧其門戶，固不肯變法，且習俗已久，自帝王以及士庶皆視為固然，而無可如何也”。他的分析，把九品中正制的利弊融入其本身的發展之中。
趙翼還注意到各時代風俗的殊異，並且力圖用“勢”來解釋。他認為“東漢尚名節”之風與其時選舉制度有關，“當時薦舉征辟，必采名譽，故凡可以得名者，必全力赴之，遂成風俗”14。同樣，六朝清談玄學也是“風氣所趨，積重難返，直至隋平陳之後，始掃除之。蓋關陝樸厚，本無此風，魏、周以來，初未漸染，陳人之遷于長安者，又已衰微不振，故不禁自消也”15。其他如《貞觀中直諫者不止魏征》、《五代藩帥劫財之習》、《元季風雅相尚》、《明言路風習先後不同》等條，都對當時的社會風氣從發展的角度進行評論，分析其淵源和產生的原因。
趙翼用時勢或事勢觀點對許多歷史事件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如對武則天，既論及其納諫知人、政治清明的一面，又指出其荒淫殘忍之處。同樣，對於宦官、王安石變法、金代考選官吏及推排物力之制、明代政治得失的評價也基本上符合實際。當然，僅用“勢之必然”來解釋複雜多變的歷史事件是不可能完整準確的，而且它雖能解釋某些具體問題，但對於整體的歷史考察和歷史規律的把握是無能為力的。在這方面，趙翼則陷入唯心主義的泥潭之中。
《劄記》對於整體歷史考察和無法解釋的歷史事件和政治變動，往往用不可名狀的“天”和“氣運”來解釋。他把“天”看成是冥冥中的主宰，是無形無質的。“天命”通過“氣”的運動即“氣運”來顯現，“氣運”是天所昭示，通過自然和社會的有形可覺的變動表現出來，所謂“興王之運，山川效靈”16即是其例。
趙翼看到漢初統治集團成員絕大部分來自社會下層，得出“漢初布衣將相之局”的結論。又指出西漢中葉，“三代世卿世祿之遺法，始蕩然淨盡，而成後世征辟、選舉、科目、雜流之天下”，認為“秦漢間為天地一大變局”。但他不能真正理解這一變化的根本原因，只好將它歸結為“天意”17。在《元世祖嗜利黷武》條中，列舉了元世祖窮兵黷武、嗜利貪財的若干史實後，指出“內用聚斂之臣，視民如土苴，外興無名之師，戕民命如草芥，有一於此即足亡國亡身”，但適逢“興王之運”，“故恣其所為，而不至傾覆”，由此趙翼得出結論:“三代之下，國之興亡，全系天命，非必有道者得天下，無道者失天下也。”
除用“天命”、“天意”來解釋重大政治事件和社會變動外，趙翼還以“氣運”作為其演變的動力。他把王莽代漢說成是漢家“運祚中衰，國統頻絕，故王莽得乘便竊位”18。在《東漢諸帝多不永年》條中，他聲稱，“國家當氣運隆盛時，人主大抵長壽，其生子亦必早且多”，把東漢君主早夭、嗣君年幼歸結為“氣運”衰竭所致。同樣，“晉南渡後多幼主嗣位，宋南渡亦多外藩入繼，皆氣運使然，非人力所能為也”。在《宋齊多荒主》、《周隋唐皆出自武川》、《元初用兵多有天助》等條，都以“氣運”來解釋歷史現象。他還專門搜集材料寫成《長安地氣》條目，把古代都城自西向東遷移，說成是“氣運”演化的結果。他看不到都城變遷過程中的政治、經濟乃至軍事方面的原因，而用“氣運”、“地氣”來解釋，這顯然是極不科學的。趙翼還搜集資料，寫成《誦經獲報》、《齊文宣帝能預知》、《遼金之祖皆能先知》等條，認為，“開天立極之君，天回旦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即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有異稟，與神為謀”。至於“因果報應”之說，《劄記》中更是屢屢出現，這些都反映了作者歷史觀方面的錯誤。
《劄記》著眼於“經世致用”，突破了狹義的考證，綜合和評論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和現象，在當時考據之風彌漫的時代可謂獨樹一幟，反映了作者卓越的才識。作者對於統治階級的兇殘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對於百姓的苦難深表同情，體現了作者的重民思想。作者還從發展的眼光，對於不少歷史事件進行了比較客觀公正的評價。當然作者畢竟是封建時代的史學家，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劄記》在譴責歷代暴政的同時，又對清朝的統治進行頌揚;在同情民眾疾苦時，又對農民反抗予以敵視;在用時勢和事勢的眼光看待歷史事件的變化時，又把無法解釋的歷史現象歸結為“天意”，這些都反映了作者的唯心主義歷史觀。
注釋:
1《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
2《廿二史劄記·劄記小引》，中華書局1962年版。
3《亭林文集》卷三《與友人論門人書》。
4趙翼:《甌北集》卷四十一，甌北全集本。
5《甌北集》卷四十二。
6《廿二史劄記》卷五《東漢宦官》、《宦官之害民》。
7《廿二史劄記》卷三《漢外戚輔政》。
8《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唐代宦官之禍》、《中官出使及監軍之弊》。
9《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唐節度使之禍》。
10《廿二史劄記》卷三十五《萬曆中礦稅之害》。
11《廿二史劄記》附錄《錢大昕序》。
12《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一《歐史傳贊不苟作》。
13《廿二史劄記》卷三《漢諸王荒亂》。
14《廿二史劄記》卷五《東漢尚名節》。
15《廿二史劄記》卷八《六朝清談之習》。
16《廿二史劄記》卷三十《元初用兵多有天助》。
17《廿二史劄記》卷二《漢初布衣將相之局》。
18《廿二史劄記》卷三《王莽時起兵皆稱漢》。
（資料來源：《浙江師大學報》2000年第1期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