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典志體史書是在西方入侵，中國開始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況下相繼撰成的。同傳統典志體史書的著者觀察問題受正統觀、皇朝觀影響不同，晚清史家為救亡圖強的憂患意識和愛國熱情所激發，開始自覺地以新的視角考察中國以外的世界，同時又從世界範圍和中外關係來考察中國，在歷史觀上形成了近代意義的盛衰觀、民族觀和時局觀。[i] 

一、歷史盛衰觀的變異 

歷史盛衰觀是史學家考察歷史運動的重要的規律。早在先秦時期，各派思想家對歷史盛衰提出了自己的觀點。西漢時期，司馬遷著《史記》提出了“物盛而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盛衰的相互轉變是自然規律，歷史就是在不斷變化中向前發展的。如他對歷史上經濟現象的考察後，提出這樣的認識：“農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龜貝金錢刀布之弊興焉。……是以物盛則衰，時極而轉，一質一文，終始之變也。”[ii]司馬遷用這樣的命題考察歷史發展的規律，具有樸素的辨證思想。 

清初的思想家對歷史盛衰的探討進入了新的階段。他們突出強調了“時勢”乃是歷史進程的直接動因，並且試圖用“氣運”歷史觀來解釋歷代皇朝的更迭。他們認為“氣運”是一種抽象的社會深層力量，對社會歷史進程有較大的影響。  

鴉片戰爭時期，魏源運用公羊哲學思想考察西方列強入侵使中華民族生存面臨嚴重危機的新局勢，明確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魏源認為社會發展的原因是由於“氣運”、“遞嬗”所致，“氣運無一息不變”，“三皇以後，秦以前，一氣運焉；漢以後，元以前，一氣運焉……”[iii]。他說人類的產生也與“氣運”有關，“惟天陽之氣流，行於大地之中，二人物生也”。他從“氣運”變化的歷史變易觀點出發，指出過去東西方各國不通音訊的狀態已經結束，世界各國不可避免地捲入相互聯繫的運動趨勢中。所以，他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豈天地之氣，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在“氣運”歷史觀的指導下，魏源分析了英國稱雄世界的原因。魏源認為英國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敵人，而且也是歐洲最強盛、最有“長技”的國家。所以，只有真正地“知其形”、“知其情”，才能找到戰勝它的辦法。魏源認為英國的強盛首先在於“不務行教而行賈”，“佐行賈以行兵”，是“兵賈相資”的結果。他說：“自義大利裂為數國，教雖存而富不竟，於是佛郎機、英吉利代興，而英吉利猶熾，不務行教而專行賈，且佐賈以行兵，兵賈相資，遂雄。”[iv]這裏，魏源主要是從工商業角度立論，說明英國迅速富強的原因。英國是世界歷史上第一個建立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發展工商業是英國迅速走向富強的原因之一，魏源的立論一定程度上觸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實質。其次，魏源還認為英國之所以富強，與它對殖民地國家的殘酷剝削和掠奪密切相關。他說：“英吉利敻然三島，不過西海一卷石，揆其幅員，與面廣之臺灣、瓊州相若，即使盡為沃土，而地力產能幾何？所以驟然致富強，縱橫于數萬裏外者，由於西得亞墨利加，東得印度諸部也。”[v]魏源對富強地認識，已經突破了傳統的“王道”、“仁政”的範疇。同姚瑩一樣，魏源也認為“無不富強之王道”，“無既弱且貧之王道也，顧謂富強非王道之一事也。”[vi]真正的富強只有國用定，民富強，軍事力量強大。因此，中國要想改變落後挨打的局面，必須要學習英國成功的經驗，這樣國家和人民才能“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才能在競爭中立於不敗之地。魏源“盛衰觀”的變化，反映出樸素的世界意識和開放意識。它要求人們必須意識到改變過去與世界隔絕的狀態，睜眼看世界，正確認識中國在世界的地位，中國與各國的具體情況。 

二次鴉片戰爭的洗禮對國人的衝擊很大，他們的思想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們驚呼這是“三千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在“變局”歷史觀的指導下，他們對中國所處的地位，中國強弱變化之“道”，中國如何向西方學習，如何在世界歷史座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等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王韜在記敍法國歷史時，把探索法國興衰之道和富強之由以為中國資鑒，作為法國史研究的重要內容。 他在本書的《原敘》、《凡例》、《重訂法國志略·序言》中反復聲明“以法為鑒”的撰述旨趣，他說：“二經法都，覽其宮室之雄麗，廛市之雄闐，人民之富庶，兵甲之強盛，未嘗不歎其外觀之好耀也；及徐而察其風俗之奢靡，習尚之誇詐，官吏之驕惰，上下之猜疑，亦慮其國不可以為國，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vii]法國表面上十分富庶強大，但實際上早已種下致弱的禍根。在王韜這裏，“強”和“弱”是相對的、變化的，“或謂有國家者，弱即強之機，強即弱之漸，此乃迴圈之道然也。”王韜就是要從法國由強變弱的過程中，總結經驗教訓以為具有相同歷史境遇的中國“殷鑒”。  

《法國志略》卷一至卷十，重點記敍了法國的歷史沿革、王朝戰爭與復辟，直到近代的法國大革命和法國國會的種種政策，記事明晰，詳今略古。首卷“開國紀原”，記法國野番部落的地理位置和種別，以及羅馬愷撒大帝恃其軍事勢力，將法國併入羅馬版圖，法人由是漸入文明之域。佛朗人哥盧味通過一系列兼併戰爭，最終統一法國，國號法蘭西。從第一卷到第四卷“ 後加頒的氏紀”為法國古代史，記載古代法國的王朝戰爭和十字軍東征，以及英國侵略法國等重大事件。從第五卷“波旁氏紀”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為法國近代史，重點記敍了法國大革命的發生、發展，拿破崙第一帝國的建立，以及對外發生的一系列戰爭，還記載關乎法國盛衰的“朋黨之爭”和普法戰爭。通過對法國歷史的記載，特別是轉折時期重大歷史事件的記載，王韜分析了法國由盛而衰的原因。  

第一、 過分崇信宗教。法國自古以來政教不分，天主教徒操縱國家機器，把持文化命脈，控制國家經濟，而統治階級為取得天主教的支援，同他們結為奧援，因此教會勢力日益猖獗。王韜認為天主教盛行是法國迅速敗亡的原因之一，他說：“然則主教曾何益人家國哉？況乎國中教堂相望，教士如林，習教傳徒，遺人四出民間，歲糜金貲钜億萬,此法削弱之由來也。奈何法猶不自知也？法不自知，而尚欲強行之於他國，不亦值乎？”[viii]王韜一方面揭露天主教削弱了法國的根基，另一方面對法國布教於他國，特別是中國，表示反感。對此，王韜提出應該政教分開，方可收治世之效，即“政教不相統而適相成，此世之所以治也。”  

第二、 統治者實行窮兵黷武的武力擴張政策，造成國勢阽危，民生塗炭。作者說：“法為歐洲強國，雖壤土不廣，而勇悍好戰，爭地爭城,素為列邦所懾。”法仗恃在歐洲執牛耳的地位，拿破崙時代發動了一系列對外兼併戰爭，整個歐洲幾乎成為它的附庸。但長期的戰爭對國計民生影響很大，招致國內反對派和歐洲被征服國家的聯合進攻，拿破崙帝國解體。拿破崙第三並沒有吸取其祖父的教訓，仍然窮兵黷武，竊位遜位，以致身為俘虜。拿破崙第一、第三相同的歷史命運，正是法國由盛而衰的縮影 ，是他們“威兵力則以懾人”的結果。  

第三、 法國政治渾濁的結果。王韜在《序言》中說：法“千餘年來，以強國著稱於歐洲，乃自近今數十年來，政令傾頹，紀綱壞亂，國人分黨，互相仇視，誅戮橫加，叛者接踵。”統治者之間的權力之爭引起黨派林立，各黨為攘奪利權聚訟紛紜。法國的“朋黨之禍”就是法國政治渾濁的縮影。拿破崙第一帝國解體後，拿破崙黨人、波旁党人、阿良黨人各恢私見，莫衷一是。拿破崙党人、阿良党人主民政，波旁党人主王政，三黨之間的鬥爭既微妙又複雜，導致法國政壇擾攘不寧。王韜對“朋黨之禍”的惡劣影響竭盡批評：“始而曲折亂朝章，繼而干戈擾宇內，終而賢奸混史冊，大固釀朝廷之毒，小亦幹天地之和。……縱橫數萬里，上下數前年，其不誤於黨禍者，蓋幾希矣。法党人之盛，能不為法國憂乎？”[ix]法國黨人爭鋒，造成權力中樞相互摯肘，行政效率低下，在普法戰爭期間表現相當明顯。普法一役，其失在“君臣之間相互猜忌”，政府行政效率低下。  

第四、法國沒有處理好國際關係。拿破崙第一、第三時期，法憑藉在歐洲的盟主地位，對外推行強硬的軍事擴張政策，招致歐洲其他國家的怨謗。王韜認為處理外交關係貴在“ 審勢”--“不獨審彼勢而亦以審我勢”，根據世界形勢的變化來制定相應的外交策略。拿破崙氏在外交上的失敗就是過於相信軍事實力，忽視同他國講信修睦的重要性。正如王韜對拿破崙失敗原因的分析：“拿破崙之敗，諸國之兵力全萃於一法，合謀並力，於法為難，非仇法也，籍以自得也。逮乎拿破崙第三用兵，雖能繩其祖武，而非結英以為援，亦不能縱橫跋扈也。試觀普法之役，英一不預其間，而法遽敗，此其明驗也。嗣是而後，列國無複定盟於巴黎斯，而法不能高執牛耳矣。即于歐之事，亦但作壁上觀。”[x] 其分析可謂至論，切中了法國敗亡的命脈。  

第五、法國重兵不重民也是其敗亡的原因之一。“民為邦本”，民心向背關係國家的穩定和戰爭的得失。然法在歷史轉折關頭，忽視人民的願望和要求，故其敗實是歷史的必然。正如王韜所說：“蓋必先得民心，然後能得土地。未有民心不向，而能常有其土地者也。嗚呼！法於此不又當憬然醒悟，而翻然亟思變計也哉？”[xi]通過對法國失敗原因的總結，王韜認為法國的失敗非一朝一夕之故，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積漸使然。歷史之盛衰有天道和人事二個因素，“天道迴圈，物極必反”，這是自然界運行的規律，但人卻可以補天道之失，在衰勢未成之前奮力以挽。上述法國敗亡的五個原因，幾乎都是人事所為。王韜探討法國歷史，意在告戒國人要奮發有為，向西方學習，避免重蹈法國的覆轍。  

歷史盛衰是史家考察歷史運動規律的重要途徑，傳統史家總結歷史盛衰往往擺脫不了“一治一亂”的模式，而且由於“大一統”觀念的影響，他們對歷史盛衰的總結，眼光是狹隘的，不可能超越時代條件的限制，把中國歷史和世界歷史結合起來考察。魏源和王韜在《海國圖志》和《法國志略》表現出的歷史盛衰卻濡染了鮮明的近代色彩。首先，他們的歷史盛衰意識具有鮮明的世界史眼光。他們都把總結歷史盛衰以為中國“殷鑒”作為他撰寫歷史的重要目的，改變了過去總結盛衰只從皇朝歷史範圍內考察的局限。其次，他們的歷史盛衰意識是建立在近代變易史觀基礎上，具有鮮明的近代色彩。再次，他們開始突破傳統史學只從歷史運動的表像上分析歷史盛衰的原因，試圖揭示歷史盛衰的規律。儘管由於時代和自身的局限，這一嘗試並沒有完成，但他們對歷史盛衰的分析，是從多層面、多角度進行的，有些是過去史家根本沒有涉獵的。如王韜對法國外交不當導致法國迅速敗亡的分析，就是從近代特定的國際關係出發，很有新意。總之，他們對歷史盛衰的總結具有鮮明的時代色彩，是傳統歷史盛衰意識在近代的發展。  

二、近代意義的民族觀 

夷夏觀是具有強烈的主體意識和排他意識的民族觀，是大漢族思想在民族關係中的集中表現。早在春秋時期，孔子就說過：“內諸夏外夷狄”，孟子也提出：“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xii]《左傳》所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xiii]這些都是關於“夷夏大防”的最初源頭。 

自春秋戰國到晚清，夷夏觀念隨著中華文化受到外夷的挑戰不斷變更它的內涵。春秋戰國時期，“尊王攘夷”的觀念佔據主導地位。魏南晉南北朝時期，由於正統儒學的沒落和玄學的流行淡化了“夷”與“夏”之間的區別，當時的士大夫夷夏觀念並不強烈。隋唐時期，無論從民族還是從文化上看，都是夷夏融合的產物，因此華夷之變逐漸為史家所反對。隋唐之際，李大師不滿於“南書謂北為‘索虜’，北書指南為‘島夷’”的修史情況甚為不滿，提出“編年以備南北”的著述思想。[xiv]劉知幾也指出：“戎羯稱制，各有國家，實同王者。”批判晉人“黨附君親，嫉彼亂華，比諸群盜”[xv]的做法，不是從歷史事實出發嚴肅地看待各民族關係。宋元時期，由於周邊民族內犯頻仍，民族關係相對緊張，這時期的夷夏觀念空前活躍。北宋著名史學家蘇軾主張用“羈縻”政策籠絡夷狄：“夫以戎狄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于邊鄙，則已幸也。”[xvi]明清之際，夷夏之辯思想發展到極端，為接受外來文化從理論上設置了障礙。如明清之際的王夫之力倡“夷夏之防”。他說：“天下之大防有二：中國夷狄也，君子小人也。”“夷狄之與華夏，所生異地。其地異，其氣異矣，氣異則習異，習異而所知所行蔑不異也。”[xvii] 

鴉片戰爭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利用其堅船炮利打開了中國閉鎖的大門，少數先進的士大夫從保衛國家、反抗侵略的鬥爭出發，開始從思想觀念上改變傳統的夷夏觀念，走上洞悉夷情的道路，晚清典志體史書就有關於這方面的記載。 

傳統的夷夏觀一般認為居於中原地區的“夏”，從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優越於處於蠻荒之地的“夷”，因而不肯放下虛驕的民族自大心理。鴉片戰爭失敗帶來的喪權辱國的結局，對先進的中國人觸動很大。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明確提出中國要克服“天朝上國”思想，虛心學習西方，“師夷長技以制夷”。他指出，“欲制夷患，必籌夷情”，“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譯館。”[xviii]對於當時頑固派抱著傳統的夷夏觀不放，反對“師夷長技”的說法，魏源徵引歷史予以駁斥：“而睽渙取諸易象，射禦登諸六藝，其火輪、火器不等於射禦乎？指南制自周公，挈壺創自《周禮》，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風力、水力、火力，奪造化，通神明，無非竭耳目心思之力。因其所長而用之，即因之所長而制之，風氣日開，智慧日出，方見東海之民，猶西海之民……故知國以人興，功無悻成，惟勵精淬志者，能足國足兵。”[xix]由此可以看出，魏源有關師夷長技的論述表明他開始用世界意識觀察中國問題，這對於傳統的夷夏觀有了實質性突破。  

魏源夷夏觀的改變還表現在，他對西方各國態度的轉變。他認為西方各國不同於歷史上的所謂夷狄，對待外國人應該以禮相待。魏源在《海國圖志》中說：“夫蠻狄羌夷之名，專指殘虐性情之民，未知王化者言之。故曰先王之待夷狄，如禽獸然，以不治治之。非謂本國而外，凡有教化之國，皆謂之夷狄。……誠知夫遠客之中，有明禮行義，上通天象，下察地理，旁察物情，貫穿今古者。是瀛寰之士，域外之良友，尚可稱之為夷狄乎？”[xx]魏源認為外國人並非夷狄，他們是“瀛寰之奇士，域外之良友”。從“夷”、“狄”到“良友”、“奇士”可以說是對傳統“夷夏觀”的反動。正是有這樣的觀念，魏源才能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海國圖志》才能成為“睜眼看世界”的史地名篇。1844年，徐繼畬撰寫《瀛環考略》時，還抱住傳統的“夷夏觀”不放，在敍述西方時仍用“夷”來稱呼。隨著同西方人和西方文化接觸的不斷增加，他開始摒棄那種將外國人稱為“蠻”、“夷”的虛妄做法，1848年《瀛環志略》定本中，已基本上不用“夷‘來稱呼。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後，隨著人們對世界情況瞭解的增加，人們對“夷夏之變”的觀念進行了反思。如撰著《法國志略》的王韜認為：“自世有內華外夷之說，而中國之外通謂之夷，此大謬不然者也。”[xxi]因此，他撰著《法國志略》決定摒棄過去的“四裔”、“外國列傳”的舊體例，按照法國的紀年編寫法國史，探討法國盛衰的經驗教訓，促使國人自奮自立。其後，黃遵憲編撰《日本國志》也把這種編撰思想寫進《凡例》中。他說：“自儒者以筆削說《春秋》，謂杞降為之，貶荊為人，所以示書法，是謬悠之譚也；自史臣以內辭尊本國，謂北稱索奴，南號島夷，所崇國體，是狹陋之見也。”[xxii]他認為中國應該徹底拋棄“用夏變夷”的迂腐見解，以清醒的態度對待現實世界。他指出：“弓矢不可以敵大炮，漿櫓不可敵輪船，惡西法者亦當知之。”西方國家在科學文化上的先進性應該得到承認，守舊派的病根是“特不知今日時勢之不同，古人‘用夏變夷’之說深入其中！”[xxiii]中國應該以日本為師，發憤學習西方，才能“收效無窮”，達到“遠駕其上”的目的。這些情況表明他們已經比較徹底地放棄夷夏觀念。  

綜上所述，近代意義的夷夏觀就是要勇於承認“夷”在某些方面有超越華夏的地方，我們應該虛心學習他們的長處；同時應該以世界的眼光看待西方國家的東來，摒棄將外國人稱為夷狄的虛妄做法。同傳統夷夏觀相比，一些先進的中國人在認識世界上開始從無知向有知轉變，從排拒西方向學習西方轉變。  

三、時局觀的轉變 

時局觀亦稱“變局觀”，是中華民族危機意識在觀念上的表現。鴉片戰爭前，在中國中心觀的影響下，人們認為中國就是世界，世界也就是中國，因此沒有必要瞭解外部形勢。鴉片戰爭後，這種思想意識開始有所轉變。 

包世臣在《殲夷論》中指出，英軍兵臨南京，用無力強迫中國簽訂《南京條約》，索賠之苛刻是空前的，“而其所欲無不遂，所請無不得，英夷之福，中華之禍，蓋俱極於此也。”[xxiv]他認為這樣的歷史變局是從來沒有的。魏源、徐繼佘等人通過研究世界地理，也感受到時局的變化，發出“變局”的驚呼。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寫到：“地氣天時變，聞禽鳥者知之；天氣自西而東，驗海渡者知之。”[xxv] “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圜體，其自西而東乎？”[xxvi] “其天地氣運自西北而東南，將中外一家歟!”[xxvii]徐繼佘也在《瀛環志略·凡例》中指出：“南洋諸島國，葦杭閩粵，五印度近連西藏，漢以後明以前皆弱小藩部，朝貢時通，今則胥變為歐羅巴國埔頭。此古今一大變局。”[xxviii]在《瀛環考略》中，他指出：“天地之氣，或而旁推交通，混為一體，倘亦運會使然耶？使天下從此多事也。”雖然他們仍然用“氣運”、“運會”等傳統概念來描述形勢的變化，但他們確實對西方文化東來的浪潮深表憂慮。 

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後，“華夷混一”既成事實，中國被侵略者瓜分的力度進一步加大。隨著民族危機的加深，“變局”認識更加強烈。1860年，郭嵩燾首先指出：“夷人之變，為曠古所未有。”[xxix]1864年，王韜在《代上蘇撫李宮保書》中提出“變局論”，他說：“當今光氣大開，遠方畢至，海舶估艘，羽集麟萃……合地球東西南朔九萬里之遙，胥聚於我一中國之中，此古今之創事，天地之變局。”[xxx]曾紀澤也指出：“西洋諸國，越海無量由旬，以與吾華交接，此亙古未有之奇局。”李鴻章也說：“歐洲諸國百數十年來，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東北，闖入中國邊界腹地，凡前史之未載，亙古之所未通，無不款關而求互市……此三千年一大變局也。” 

王韜的《法國志略》和黃遵憲的《日本國志》就是在這種變局意識指導下撰寫的。如黃遵憲在《日本國志》中憤慨于當時中國士大夫對於時局的無知：“中國士夫，好談古義，足已自封，於外事不加措意。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昔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及；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he之外，荒誕不可論議也。可不謂狹隘歟？！”[xxxii]因此，黃遵憲撰寫《日本國志》，就是為了給人們提供正確的時局觀，探索日本興衰之道，給處於嚴重民族危機的祖國開一劑良藥。他說：“檢昨日之曆以用之今日則妄，執古方以藥今病則謬，故俊傑貴識時；不出戶庭而論天下事則浮，坐雲霧以觀人國則暗，故兵家貴知彼。”[xxxiii]他所說的“時”，就是要清醒地認識世界大勢，振作思變，維新求強。他說：“輓近之世弱肉強食，彼以力服人者乃不取其土地，不貪其人民，威迫勢劫 ，與之立約，但求取他人之財，以供我用，如狐媚蠱人，口吸其精血。……既經明驗大效者，印度則亡矣，埃及則弱矣、土耳其則危矣。”[xxxiv] 黃遵憲認為當時的世界大勢是一個“弱肉強食”的時代，在這樣民族危機嚴重的時代，他希望通過介紹日本由弱變強的經驗，尋找一條挽救民族危亡、實行民族振興的道路。 

正如薛福成為黃遵憲《日本國志》作序所說：“咸豐、同治以來，日本迫於外患，廓清然更張，廢群候，尊一主，斥幕府，聯外交，百務並修，氣象一新；慕效西法，罔遺餘力。雖其改正朔，易服色，不免為天下譏笑，然富強之機，轉移頗捷，循此不輟，當有可以與西國爭衡之勢，其創制立法，亦頗炳焉可觀。”[xxxv]黃遵憲認為日本最大的歷史變局，就是“創制立法”，即廢除幕府統治，走上議會民主制道路。他在書中對此有明確的概括：“日本今日之興，始僕幕府，終立國會，因天時人事，相生相激，相摩相蕩，而後成此局也。”[xxxvi]  

晚清典志體史書所表現出來的歷史觀念上的新認識，都是中國史學上的重大進步。這些進步表明，在歷史觀念上，中國史學應有近代意識和世界意識的滋生而發生深刻的變化。同時，這些進步還表明，這時期的史學家們大都意在關心國家盛衰，關注時局變化，是一些勇敢地站在時代潮流前頭的人。 

 [i] 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84－787頁有關論述。 

 [ii] 司馬遷：《史記·平准書》，中華書局1959年點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