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歷史典籍極大發展的時期，紀事本末體史書在這一時期也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同晚清特定的歷史背景相契合，紀事本末體史書出現了一些與傳統史書截然不同的趨勢和特點。本文擬用 “通識”的眼光，對晚清紀事本末體史書演變、發展的軌跡，編纂的特色，作一初步的梳理。不妥之處，敬祈指正。  

一、晚清紀事本末體興起的緣由 

紀事本末體史書受到晚清史家的青睞，並不是偶然的。首先，紀事本末體史書在反映歷史事件上具有其他史書無法替代的優點，它具有“因事命篇，不為常格”和“文省于紀傳，事豁於編年，決斷去取，體圓而用神”的優點，因而成為晚清史家記載戰爭史的首選體裁。其次，晚清客觀變動的歷史形勢要求史家及時、準確地記錄所發生的重大歷史事件，時代的呼喚推動了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繁榮。 

（一）章學誠“辨析體例”對晚清史家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史書體例主要有編年體、紀傳體和紀事本末體三大體例。乾嘉時期的著名史家章學誠著重指出，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儘管在發展中不斷完善，產生了神奇的效果；但同時也逐漸產生了流弊，章學誠認為：“遷書所創紀傳之法，本自圓神，後世襲用紀傳成法，不知變通，而史才、史識、史學轉為史例所拘，愈襲愈舛，以致圓不可神，方不可智。”[i]紀傳體由司馬遷發凡其例，紀表書傳諸體配合，具有很大的包容量，本是編年體後的良體。但是後世的修史者不知根據需要變通，“斤斤如守科舉之程式，如胥吏之薄書，繁不可刪。”紀傳體發展到《宋史》、《元史》等集眾修成的史書，史學成一家之言的傳統廢絕，“紀傳體之最鄙者，如宋元之史，人雜體蝟，不可究詰，或一事而數見，或一人而兩傳，人至千名，卷盈數百”，“潰敗決裂，不可挽救，實為史學之河、淮、洪澤，逆河入海之會，於此而不為會狂障隳之功，則滔滔者何所底止！”[ii]紀傳體史書在發展中出現的流弊，要求史家必須因時變通，以紀事本末體補紀傳體之不足。 

在深入辨析體例的基礎上，章學誠提出改革史書編撰的方向是“今仍紀傳之體而參本末之法，增圖譜之例而刪書志之名。”他採取的辦法有二種：一種辦法是採用“紀”“傳”、“圖”、“表”四體配合，用紀事本末體來改造紀傳體。這樣改造既保留原來紀傳體中“本紀”的作用，又規避了“紀傳之書，類例易求而大勢難貫”的弊端。另一種辦法是採用“別錄”，即在全書前面標列出一個時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下將書中有關的篇名注明，以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章學誠對紀事本末體史書優點的分析以及改革史書編撰方向的設想，對近代史家歷史體裁的選擇上影響很大。陳其泰先生說：“章學誠的見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書反映歷史的主線清楚，又使它能囊括豐富的內容。[3](p239)魏源就是受到章學誠的影響，因而比較推崇紀事本末體裁。他說：“紀事之文貴從實，所以垂法戒也。”他認為紀事本末體史書的重要目的就是探索歷史發展的因果嬗變之跡，通過對歷史事件的聯繫來考察史學的宗旨。他著的《聖武記》貫穿的中心思想，就是通過研究清前期的歷史事件，總結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以為統治者借鑒為目的。魏源還對方略這種紀事本末體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方略之體例，至乾隆而盡善。若康熙中館臣所撰《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專載上諭，不載奏疏，既於情形不悉。且聖祖兩征準噶爾，一捷於烏蘭布通，再捷于昭莫多。今方略從第二次親征起，而初次烏蘭布通之役不復追敍，既於事無根。至第二次昭莫多，亦不載費揚古捷奏，則兩創准夷之功安在？若乾隆中修，平定準噶爾方略》，則以前編補述雍正西師始末，正編掃蕩准部、回部，且章奏文報燦然指掌。蓋館臣稟承睿裁，故體例明備。[4]陳黻宸十分重視史書體例，1902年著《獨史》一文，闡明了他對史書體例的見解，其中對紀事本末體尤為推崇，他說：“而《紀事本末又病《通鑒》之合，而分之以事，史例亦頗詳矣。然讀其書者，或能明理亂興衰之故，而不能知筆削斷制之意。要之，紀傳編年與紀事本末二者，理各有當，義取旁通，博采兼收，史裁乃出。而必欲於二者中擇其一焉，則宜以紀事本末為准，此故讀史者所易得而從事者。[5]這裏，陳黻宸主要強調了紀事本末體在文字表述上“簡約”的特點，讀史者易於把握歷史發展的線索和脈絡，因而受到讀者的歡迎。梁啟超認為：紀事本末體史書的問世，“于史界別辟一蹊徑焉。蓋紀傳體以人為主，編年體以人為主，而紀事本末體以事為主。夫欲求史跡之原因結果以為鑒往知來之用，非以事為主不可。”聯繫到晚清的歷史現實，他特別指出：“故紀事本末體，與吾儕之理想的新史學最為相近，抑舊史學進化之極軌。[6]梁啟超對紀事本末體的評價，強調了它在增加人們歷史智慧方面的價值，認為這種史體同新史學重視事件的發展方向使一致的。 

由上可知，晚清史家之所以重視紀事本末體，同它的優點密切相關。紀事本末體史書，因事立目，獨立城篇，較少受到體例上的局限，有廣闊的容量容納眾多的史事，使形式和內容更協調一致；同時，它以事件為綱，著意於敍述每一件重大史事的發展過程、因果關係和產生的影響。    

（二）變動的時代呼喚紀事本末體的繁榮晚清變化的時代，需要有一種“宜疏不宜密 

的新史體來重寫歷史。而編年體和紀傳體都過密，不適應於近代形勢的需要，“惟記事一體，雖于史法中最疏，而求以當前之急用最宜。然惟其法之疏，乃更貴于作者之能別出心裁，或取或舍，或詳或略，皆有憑于作者密運其心，獨抒己見，而後可以不為舊史成規所束縛，而成為一部人人易讀之史。[7](P173)從中我們不難看出真正促成晚清紀事本末體史書迅速發展還是鴉片戰爭時期急劇變動的時代條件。 

　　鴉片戰爭標誌著中國歷史的急劇轉折，中國以往的歷史階段從沒有象晚清這樣的“巨變”，這樣的“變局”，這樣的歷史資訊的高度濃縮。1840年英國對華發動的侵略戰爭，是西方列強以武力的方式征服中國的開始，其後，中國又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中法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等戰爭中飽受淩辱，被迫簽訂了一個又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日益加深，民族危機日益加重。西方國家用強力的手段打開了中國閉鎖的大門，打斷了中國社會文化按照它自己的規則演進的進程，史學的發展也必須適應時代條件進行改革。魏源面對千古未有的歷史變局，發出了“天地之氣，其至明而一變乎？滄海之運，隨地環體，其自西而東乎？地氣天時變，史書體例亦因時而變。[8]陳黻宸也認為晚清的歷史形勢要求史家敢於創新體例撰寫歷史：“況今日之史尤有不得不然者，五洲通道，各帝一方，例無高卑，義殊華狄，史固不能詳中而略外，為年月以統之。[9]紀事本末體史書因民族救亡鬥爭而突放異彩，產生了一批反映反侵略戰爭和國內戰爭的紀事本末史書，具體情況參見下文。面對紛繁複雜的戰爭，作者用紀事本末體撰寫，就可以選擇最能表達愛國主義思想的歷史事件，對於某些同戰爭沒有密切聯繫的小事，或者個人就可以略去不寫。比如，姚錫光的《東方兵事紀略》設立篇目的依據就是要能反映“明恥教戰，以雪國恥”的愛國思想。《東方兵事紀略》是作者在甲午戰爭失敗後，割地賠款“痛深創劇”的打擊下，為“明恥”而作的富有愛國思想的紀事本末體史書。該書于光緒丁酉（1897年）刊于武昌，共6卷12篇，主要篇目為：釁始篇第一；援朝篇第二；奉東篇第三；金旅篇第四；遼東篇第五；山東篇第六；海軍篇第七；議款篇第八；臺灣篇上第九；臺灣篇下第十；表第十一（未刊）；圖第十二（未刊）。這些篇目記載了甲午戰爭發生、發展到失敗的全過程。由於採用紀事本末體來寫，因而它的價值凸現出來。邵循正主編的《甲午戰爭》說：“首篇《東方兵事紀略》雖不是第一手史料，但它的敍述系統相當清楚，對瞭解中日戰爭實況幫助不小，故將它全部採錄。[10](P2) 

晚清社會處於轉型時期，這時期的史學的根本任務就是關注現實社會的迫切需要。為了從戰爭中總結經驗教訓，反映各階層浴血奮戰的鬥爭，進行愛國主義歷史教育，選擇最能反映作者思想，又便於傳播歷史智慧的紀事本末體，確是時代的召喚，晚清紀事本末體史書的繁榮證明了這一點。 

二、晚清紀事本末體史書發展趨勢 

晚清是紀事本末體史書迅速發展的歷史時期，這時期的紀事本末體史書主要用來記載戰爭。為了比較清楚地瞭解晚清紀事本末體史書發展的概況，編者依據孫殿起《販書偶記續編》和王紹曾主編的《清史稿遺文志拾遺》為主要資料，將晚清的紀事本末史書列表如次，目的是提供一個宏觀的背景，再在此基礎上進行具體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