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的學術是一定社會發展的產物，總是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戊戌變法的失敗，反映到學術領域就是“采西學新說”以建構中國學術史的新體系，出現了象梁啟超著的《論中國學術史變遷之大勢》，劉師培的《週末學術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學隱》、《學變》等用新觀點、新方法寫成的學術史著作，開創了學術史研究的新境界。 

一、章節體學術史的溯源 

中國傳統學術史肇始于戰國後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子學研究。其中，尤其以《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為代表作。它們對先秦學術的總結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歷史發展的觀點總結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學術，考證學術流派的傳承關係；三是，採用概論體來總結前人的思想，重視對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評估。這種評估是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現實出發，具有鮮明的經世性。但這些篇章記載都很簡略，且議論多，分析少，缺乏系統記載一代學術的變遷軌跡，學術內部的構成及其傳承情況，且無固定的體例，因此只能算是學術史的發軔期。 

西漢中期至隋唐的學術史研究，以總結儒學和釋老之學為主要內容，以傳記體、書志體、類傳體為主要形式。司馬遷的《史記》首開正史為“儒林”立傳的先例，班固的《漢書》首開正史為“六藝”立志的先聲，它們的設立，旨在記儒家之流派，述經學之源流。從歷史編撰學的角度看，都具有獨創性。 

北宋至明的學術史以總結理學為主要內容，以學案體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學案體的開山之作，全書以二程為綱，按道統傳承的歷史線索編修而成，通過輯錄二程及二宋間與程氏學術有師友淵源的諸多學者的傳記資料，注重理學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統傳承的關係，同時注重學術內部師承關係的考證。它所開創的學案體，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先記傳主行狀，次記傳主言論和著述，末附學者對傳主的評論，兼有傳記體和燈錄體二種體例的特點，使記言和記行渾然一體。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和由它發凡其例草創的《宋元學案》，是清初總結性學術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學案》凡62卷，17個學案，記載了明代202名學者的生平、學行和思想，實為一部明代理學史。該書以明代理學的發展和演變為線索，記述了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及其明中後期王學的崛起和內部的分合。黃宗羲著述此書相容並包，不以王學定取捨，力求反映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學案》由黃宗羲發凡其例，其子黃伯家續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編訂，厘為百卷。這部書對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都有論析。 

從內容上來看，這二部《學案》系統地論述了宋明理學的全過程，系統清理了宋明理學家的思想脈絡，綜述了宋明理學史上的重大論爭，不愧為總結性學術史著作。就體例而言，《明儒學案》確立了總論、傳略、學術資料選編三段式的編纂結構，後經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加以發展，增加《附錄》一目，又於其後以學侶、同調、門人、私淑、續傳、別傳等目為類，用以表明附目中人與案主的學統師承關係，並以“序錄”說明學術傳授關係，起到全書總綱的作用。這樣，以理學家的傳、著述選輯為主體，又有附錄、序錄等相配合，構成一個整體，能夠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師承關係以及它們各自所處的地位，從而使學案體學術史臻于完善。 

中國傳統學術史經過近二千年的演變、發展，到本世紀初出現了轉型。轉型的原因在於傳統學術史歷史觀的落後以及編撰上的局限。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歷史觀是一種以“道”為體，以“史”為用的道統歷史觀。根據道統歷史觀，歷史是“聖道”的體現，是“聖道”傳承的統緒。在道統論看來，“聖道”是中國文化的血脈所系，它超越時空，貫穿古今，完全不受社會歷史條件的制約。用這種道統歷史觀來研究中國學術史，學術史勢必變成“聖道”傳承的歷史，學術史的任務必然局限於為歷代學術思想及其流派明統定位，確立“聖道”傳承的歷史統緒。[i]這種陳舊的歷史觀同進化論傳播帶來的進化史觀發生尖銳的衝突，它必然讓位于先進的歷史觀。 

二、近代學術史體系的建立 

作為傳統學術史編撰集大成的學案體“或人自為案，或諸家共編，某一學者或學術流派自身的傳承，抑或可以大致反映。然而，對於諸如這一學者或流派出現的背景，其學術的歷史地位，不同時期學術發展的基本特徵及趨勢，眾多學術門類的消長及交互影響，一代學術的橫向、縱向聯繫，尤其是蘊含於期間的規律如何把握”[ii]，則是傳統學案體史籍無法解決的。這足以表明學案體史書無法全面反映歷史發展的真實面貌。進入二十世紀後，隨著西方史學方法論的傳入，擺脫由紀傳體史書演化而來的學案束縛，編撰嶄新的章節體學術史，成為歷史編撰學的重要課題。  

學術史研究能否開新，取決於社會條件的變化和學術大師思想觀念的變革。二十世紀初年，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強烈的愛國主義和民族意識，構成進步知識份子研究傳統學術的指導思想。他們在嚴重的民族危機壓迫下，重新估價學術的重要作用，強調“天地間獨一無二之大勢力……曰智慧而已矣，學術而已矣。”[iii]熱切希望振興中國學術，並運用西方資產階級學術觀點對封建文化遏制下的“奴隸之學”進行批判。1902年，梁啟超在給康有為的信中說：“弟子以為救今日之中國，莫急於以新學術變其思想（歐洲之興全在此）。然初時不可不有所破壞。孔學之學不適於新世界者多矣。而更提倡保之，是北行南轅也。”[iv]梁啟超對儒學的正統地位進行了猛烈的衝擊。劉師培在對儒學和西方學術比較之後，批判儒學存在四點缺陷：“一曰信人事而不信天事也；……一曰重文科而不重實科也；……三曰有持論而無駁詰也；……四曰執己見而排異說也。”揭露了孔學的弊端。在這樣的思想觀念的支配下，學術史研究進入了新的階段。 

本世紀初，梁啟超突破傳統學術史的模式，於1902年發表了《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長篇學術論文，它是中國史學界運用進化論哲學觀點指導研究思想史第一次結出的碩果。 

同傳統學術史相比，這篇文章的創新之處表現在：其一，它提出了新的學術史分期法。以往的學術史分期，基本上是按朝代的先後為序，宋明以後則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梁啟超打破常規，提出以學術思想的內涵、性質及其發展變化作為學術史分期的標準，將中國學術史劃分為七個時期：一，春秋以前為“胚胎時代”；二，春秋末至戰國為“全盛時代”；三，二漢為“儒學一統時代”；四，魏晉為“老學時代”；五，南北朝迄隋唐為“佛學時代”；六，宋元明為“儒佛混合時代”；七，清代為“衰落時代”。梁氏之所以清晰地劃分出學術演變、發展的階段，同它運用西方進化史觀的指導密切相關。梁氏對達爾文進化論學術在思想領域和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十分重視，預言進化論學術“將磅礴充塞本世紀而未猶已也。”他希望借進化論學術激發國民發憤圖強，爭取民族光明的未來，為此他提出以進化論引起人類思想的一切革命：“是故凡人類智識所能見之現象，無一不可以進化之大理貫通之：政治、法制之變遷，進化也；宗教、道德之發達，進化也；風俗、習慣之移易，進化也。數千年之歷史，進化之歷史；數萬里之世界，進化之世界也。”[v]梁啟超對進化史觀的接受，為梁氏以新的標準劃分學術史奠定了基礎。 

其二，梁氏對學術思想發展的公理公例十分重視，力求對學術思想的發展作出新的解釋。梁啟超在《新史學》一文中指出：“歷史者，敍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認為歷史家應從人類活動總背景中求得人群進化的真相，總結出歷史進化的公理公例，使後人循歷史進化的公理公例，“以增幸福于無疆”。在《中國史敘論》一文中，梁氏強調近世史家的任務在於“必說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及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關係”。梁氏將新史學的理論主張貫徹到學術史的研究中，《論大勢》開宗明義即對“公理公例”表示了明確的認識：“生理學之公例，凡二異性相結合，其所得結果必加良……我中華當戰國之時，南北兩文明初相接觸，而古代學術思想達於全盛，及隋唐間與印度文明相接觸，而中世紀學術思想放大光明。”[vi]並將“公理公例”作為分析學術思想變遷的理論依據。 

梁啟超論述“胚胎時代”學術思想的變遷的原因時，指出：“綜觀此時代之學術思想，實為我民族一切道德、法律、制度、學藝之源泉。約而論之，約有三端：一曰天道；二曰人倫；三曰天人相與之際是也。而其所以能構成此思想者，亦有二因：一曰由於天然者，蓋其地理之現象，空界之狀態，能使初民對於上天而生出種種之觀念也；二曰由於人為者，蓋哲王先覺利導民族之特性，因而以天事比附民事，以為群利也。”[vii] 

在論述戰國時代學術思想時，他首先高度評價了這一時期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和世界歷史上的偉大意義，然後專門探討了“學術思想勃興之原因”，歸納為七項：一，由於前此學術思想蘊蓄之豐富；二，由於社會急劇變動的刺激；三，由於思想學術之自由；四，由於交通之頻繁；五，由於人材之見重；六，由於文字之趨簡；七，由於講學之風盛，學術思想得到有效的傳播。 

在論述“儒學統一”時代儒學之獨尊時，他不僅考察其歷史，而且分析其原因和結果。梁氏在分析儒學統一的原因時，首先肯定了競爭的作用，他說：“夫進化之與競爭相緣者也。競爭絕則進化亦將與之俱絕，中國政治之所以不進化，惟共主一統故；中國學術所以不進化，曰惟宗師一統故。而其運旨起于秦漢之交，秦漢之交，實中國數千年一大關鍵也。”[viii]然後將儒學統一時代的學術與泰西學術相對比，指出泰西學術的進步源于“自力”，儒學一統時代的退步由於“它力”，此實學術發展的“公理公例”。梁氏以此“公例”分析了儒學統一形成的原因：一是，專制君主之提倡，學術建設的主動力，“非由學者，而由帝王也”，“故凡專制之世，必禁言論思想之自由”；二是，儒學較之其他諸子學術更能適應專制政治之需要，“其道可久，其法易行”，“教競君擇，適者生存”，符合“天演學公例”；其三，儒學在“自動力”上，以“用世為目的，以革君為手段”，“實與帝王相依附而不可離者”，其思想體系具有包容性，故“諸道中絕，而惟此為倡也。”對於儒學統一的結果，梁啟超列舉了“四端”：“一曰名節盛而風俗美”，“二曰民志定而國小康”，“三曰民權狹而政本不立”，“四曰一尊定而進化停滯”。梁氏以學術發展的內因（主動力）、外因（它動力），來分析儒學統一的歷史背景，這是“采西學新說”——因果論以“綜論中國古今學術思想變遷之跡”的最初嘗試，在學術方法上具有近代文化的特色。他對儒學統一後果的分析，富有唯物傾向和辨正因素，既對“其結果之良者”加以論述，對其不良者亦條分縷析，力圖全面展示其對古代社會的影響。 

其三，深入地論述了學術思想和社會條件的關係，論述不同學派和學者間的互相影響和推動，第一次生動地呈現出學術變遷動態的格局。[ix]關於戰國時代學術勃興的社會條件，梁氏從由於社會急劇變動，思想學術出現自由局面等項進行分析。他指出：“獲麟之後，迄于秦始，實為中國社會變動最劇之時代，上自國土政治，下及人心風俗，皆與前此截然劃一鴻溝。而其變動之影響，一一皆波及於學術思想界。蓋閥閱之階級一破，前此由貴族世家所壟斷之學問，一舉而散諸民間，遂有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觀。周室之勢既微，其所余之虛文儀式之陳言，不足以範圍一世之人心，遂有河出伏流一瀉千里之概。”[x]從中可看出時代的急劇變動，造成了學術思想由“學在官府”到出現“百家爭鳴”的巨大變化，其論深入中肯，極具見識。再如對明末清初學術風氣演變的論述，也緊緊抓住時代條件的影響，梁啟超曰：“嗚呼！吾論次中國學術史，見夫明末可以變為清初，清初可以變為乾嘉，乾嘉可以變為今日，而歎時勢之影響于人心者正鋸且創也，而又信乎人事與時勢迭相左右也。自明中葉，姚江學派，披靡而下，一代氣節，蔚為史光，理想繽紛，度越千古。顧其敝也，摭拾口頭禪，轉相獎借，談恭說有，與實際運用益相遠，橫流恣肆，非直無益于國，而且無以自淑。逮晚明劉蕺山等人一派，已幾于王學革命矣，及明之既亡，而學風亦因以一變。”[xi]這裏，明確指出了學術變遷的格局同社會變動之間的關係。    

其四，敘某家學術，須將其特點提挈出來，令讀者有很明晰的觀念。如他對佛學特色的敍述就很精采：“美哉！我中國不受外學則已，苟受矣，則必能發揮光大，而自現一種特色……中國之佛學，乃中國之佛學，非純然印度之佛學也。不觀日本乎？日本受佛學於我，而其學至今無一毫能出我範圍者。……中國之佛學，其特色有四：第一，自唐以後，印度無佛學，其傳皆在中國；第二，諸國所傳佛學皆小乘，惟中國獨傳大乘；第三，中國之諸宗派，多由中國自創，非襲印度之吐餘者。第四，中國之佛學，以宗教而兼有哲學之長。”[xii]  

其五，梁啟超對學術史的考察，並未局限在傳統學案體的舊框架內，而是依據學術發展本身的特點，在材料組織上對舊體學術史著作進行了改造和發展。舊體學術史敍事全按學派立案，雖便於對各家學派作細微考察，但也易於使各學派之間相互孤立，難以看清其間的前後演變和相互影響。梁啟超此書，首創章節體的學術史新體裁，其主要特點是：以章節為綱，按所要論述的問題性質分章立節，以“論”說“史”，以“史”證“論”，史論結合。例如，他將中國學術思想的歷史進程分為七個時期，按時期分章，每章又根據內容不同立如幹節，如原因、派別、歷史、結果等等，章與節之間聯繫緊密，脈絡分明。再如，他對史論十分重視。全文之首冠以“總論”，表達梁氏對學術思想在世界史和中國史上重要性的認識，表明梁氏撰述學術史意在激勵國民的愛國熱情，論述了對於傳統學術思想的態度。每一章之前，梁氏簡要地論述這一時期學術思想變遷的大勢，以及這一時代思想的主要特點、成就和不足，並簡要地分析產生這些特點的遠因和近因。在每一節中，在“述”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作者的觀點。因此，讀者于其史論中可以明晰梁氏對於學術思想發展的基本框架和思路。梁氏在編撰上的創新，更能展示學術史新體系的思想特色。同時，梁啟超還突破舊史學術史著的狹隘格局，擴大了學術的考察面。傳統的學術史對儒學以外的學派論述較少。梁啟超認為：“敘一個時代的學術，須把那時代重要各學派全數網羅，不可以愛憎為去取。”學術史的任務應是反映各時代有代表性的各種學術發展情況。在《論大勢》一文中，梁啟超力戒門戶之見，試圖把各家學術展現給讀者。在《全盛時代》中，特立《論諸家之派別》，作者說：“先秦之學，既稱極盛，則其派別自千條萬緒，非易論定，今請先述古籍分類異同之說，而別以鄙見損益之。”[xiii]把先秦時期重要的派別都羅列出來，然後加以分析、評述。 

梁啟超的這篇文章系統地提出了對中國學術思想發展歷程的看法，對當時的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胡適在《四十自述》裏評價到：“《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闢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以外還有中國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七個時代，現在看這個階段，也許不能滿意。……但在二十五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歷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xiv]它為梁啟超以後撰寫《清代學術概論》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為中國史學的發展確立了新的路標，對於史學近代化具有理論和實踐的奠基意義。 

較之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同時代的章太炎、劉師培、鄧實等人也寫出了有關學術史的論著。如劉師培的《週末學術史》也是一部比較有代表性的學術史論著。在著述體例上，他打破了以人物學派為中心的舊體例，提出“以學為主”的新的分類方法，將先秦諸子百家納入近代學科分類框架中。他開列的學科有心理學、倫理學、論理學、社會學、宗教學、政法學、哲理學、文字學、文章學、計學等十六科。在著述體例上，將傳統的學術史向前推進了一步。 

再如章太炎的《訄書》（重訂本）對中國學術史的清理，雖然篇幅不多，但內涵豐富。從現代學術史的意義說，《清儒》是《訄書》中最有分量的文章。章太炎對清儒在訓詁考證方面的成績評價很高。他認為清代小學、經學繁榮的原因主要由於統治者對思想的禁錮，他說：“清世理學之言，竭而無餘畢；多忌，故歌詩文史枯；愚民，故經世先王之志衰。家有智慧，大湊於說經，亦以紓死，而其術近工眇踔善矣”[xv]。章太炎承繼乾嘉遺風，猛烈批判宋明理學。章太炎還注意到地理民風對學術風氣產生的不同影響。清代今古文的分野，與學者所處的地理位置有密切關係。清代學術的主流是古文學派，對於其特色，章太炎概括為：“不以經術明治亂，故短於風議；不以陰陽斷人事，故長於求是。”[xvi]《學變》，具體分析了西漢以後五百年的學術演變過程，說明了各種學術、思潮的五變“各從其世”，即取決於當時政治鬥爭的形勢。他首先提出“漢晉間，學術則五變”。章太炎總結思想領域的鬥爭根源，認為“凡此五變，各從其世”[xvii]。他深刻地揭示了學術思想的重大變化與時代變化之間的密切關係。但相比之下，這些著作往往僅詳一代，沒有對整個學術做通貫的分析，或者雖有分析，但卻太簡略；著述體例上，有的還是按照傳統的學案體來寫，有的雖然在體例上有所改進，但是在內容上和結構上存在問題。故本文主要以梁啟超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作為重點考察學術發展的情況。 

 [i] 盧鐘鋒：《中國傳統學術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3頁。 

 [ii] 陳祖武：《關於中國學案史研究》，《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6年第1期，第51頁。 

 [iii]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6，第110頁。 

 [iv] 梁啟超：《與夫子大人書》，《梁啟超年譜長編》，第279頁。 

 [v] 梁啟超：《論學術之勢力左右世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 

 [v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頁。 

 [v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6頁。 

 [vi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頁。 

 [ix] 陳其泰：《梁啟超與中國史學近代化》，引自《史學與民族精神》，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492頁。 

 [x]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2頁。 

 [x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7頁。 

 [x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73-76頁。 

 [xiii] 梁啟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15頁。 

 [xiv] 胡適：《四十自述》，海天出版社1992年版，第105頁。 

 [xv] 章太炎：《訄書·清儒》，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58頁 

 [xvi] 章太炎：《訄書·清儒》，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版，第161頁。 

 [xvii] 章太炎：《訄書·學變》。 

（轉自智識學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