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錫光是晚清政壇經歷較為複雜的封建官僚，政聲、業績雖不能和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中興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著述頗豐，代表作有《東方兵事紀略》、《東瀛學校舉概》、《籌藏芻議》、《籌蒙芻議》、《姚錫光日記》、《姚錫光文稿》等，這些著作對軍事、教育、民族問題都有不俗的見解。可惜，學術界鮮有人對其做專門研究[i]，有關的人物傳記上也沒有其生平、經歷的介紹，甚至其家鄉《丹徒縣誌》關於其生平的介紹也是錯訛百出[ii]。本文擬對姚錫光的生平交往做初步的梳理，並對姚錫光在地方事務、民族關係、軍事理論方面作出的成就逐一分析、闡明。 

一、姚錫光的生平行實 

晚清是 “三千年未有之歷史大變局”時代。“時勢造英雄”，面對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機和社會危機，許多有識之士勇敢地承載了時代賦予的歷史使命。姚錫光就是其中一個頗有遠見、思想敏銳的政治人物。可惜，學術界鮮有人對其做專門研究，有關的人物傳記上也沒有其生平、經歷的介紹，甚至其家鄉《丹徒縣誌》關於其生平的介紹也是錯訛百出。鑒於此，在論述其成就之前，有必要對其生平做簡要考證。 

姚錫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蘇丹徒人，從丹徒名人周伯義先生學習經、史和天文、地理、兵法等[iii]。周伯義的學識和品質，對姚錫光的成長影響很大。周伯義培育學生“以植品為基，恭行為本”[iv]，先對學生品質薰陶，再傳授經、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姚錫光對老師的性情學識極為推崇，稱讚他“不事孤高，不矯情”，“知命樂天，不攖憂戚，古所謂知道君子者也。”[v]姚錫光繼承了老師儒士任俠的精神，在清末急劇變動的社會背景下，走上一條以儒生而關心社會、關心軍事的軍事家和民族理論家。 

1878年，作為首任駐日公使何如漳的隨從，成為駐日本外交隨員。[vi] (p1)出使日本的經歷，使姚錫光的眼界大開，他親身體驗明治維新以來日本在各方面的變化，思想上深受影響，由此和日本結下深厚的機緣。回國後，受到李鴻章的賞識和重用。1886年，經前北洋大臣李鴻章檄請充北洋武備學堂教習，成為李鴻章幕府中重要一員。在李鴻章幕府中，姚錫光恪盡職守，多次向李鴻章建言獻策，陳述朝鮮問題的重要性，委婉地批評李鴻章的中日戰爭策略。1893年正月，與北洋海軍出力5年，按例經北洋大臣李鴻章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1894年12月，經前山東巡撫李秉衡調赴山東，檄充前敵行營文案，兼幫辦營務處。 

張之洞是姚錫光的知遇之人，是姚錫光進入權力集團的引路人 ，他給姚錫光提供了充分發揮才能的政治舞臺。甲午戰敗後，張之洞積極籌畫長江下游防務，時姚錫光自萊州戎幕辭歸，張對姚的軍事才識十分賞識，遂委以督府幕僚。1896年正月，經湖廣總督張調赴湖北，派充武備學堂提調，兼自強學堂總稽查。1898年，張之洞派姚錫光到日本考察學制。他要求姚錫光將各種學校選材授課之法，以及武備學分槍、炮、圖繪、乘馬各種課程，或隨時筆記，或購章程齎歸，務詳勿略，籍資考鏡。[vii] (p3560)姚錫光在日本對陸軍省和文部省各種學校進行了全面考察，回國後向張之洞作了彙報。姚錫光關於日本的軍事教育、實業教育、女子教育等對張之洞影響很大。 

1899年2月，請咨赴選。5月2日，帶領引見，本日奉旨：安徽石棣縣知縣，著姚錫光補授。9月30日，到石棣縣任。1900年6月21日，調署懷寧縣事，經安徽巡撫王之春檄兼武備學堂提調。1901年3月16日，調署和州直隸州知州，兼充下游皖軍營務處總辦[viii]。在皖充任地方官期間，姚錫光積極整頓吏治，加強地方政府的權力，妥善地解決社會問題，捐資創辦近代最早的皖省藏書樓[ix]。由於在皖治理有方，政績突出，經管學大臣奏留京師，充大學堂副總辦。5月，經北洋大臣袁世凱檄委發審公所監督。7月，兼充北洋大學堂總辦。8月，經練兵處王大臣派署軍政使副使，從此進入清朝中央權力機關[x]。進入中央權力機關後，姚錫光在民族關係和海軍建設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許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05年5月，奉檄前赴東部蒙古卓索圖盟一帶，考察墾牧、蒙鹽各等情形。7月5日，經練兵處王大臣鐵良奏補軍政使副使缺。12月，經肅親王善耆奏請，隨同考察東西盟蒙古事件。回處後，將考察心得寫成《籌蒙芻議》。1906年9月23日，經陸軍部憲堂派充練兵處提調。1908年，陸軍部左侍郎壽勳丁憂，姚錫光改署陸軍部左侍郎。在此期間，著《籌海軍別錄》，擬制海軍規劃。1909年，任殖邊學堂監督，蔭昌2月遷，姚錫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xi] (p4576)1911年，曾參與組織帝國憲政實進會。辛亥革命後，曾參加國民黨。袁世凱篡權後，姚錫光作為清朝遺老受到袁世凱的重用，任蒙藏事務局總裁、口北宣撫使、查撫津保被災商民專使等。1912年6月至12月，為民國中央政府遣藏勸慰使，因受英印當局阻撓，滯留印度。[xii] 1914年5月，被袁世凱任命為參政院參政。1916年，任弼德院顧問大臣。此後，在民國政爭中，逐漸淡出政治舞臺。確切卒年不詳，但可以推測應該在1924年以後。  

從以上生平介紹中，不難看出姚錫光的一生有四個比較重要的關節點：（1）首先是師從周伯義學習儒學經典，並受到周伯義“任俠”精神的影響。（2）入李鴻章幕府，以幕僚的身份參與軍事，逐漸成為小有名氣的軍事家。（3）入張之洞幕府，受張之洞提攜和點撥，開始登上政治舞臺，在軍事、教育等領域顯露出非凡的才能。（4）1908年，朝廷任命姚錫光為陸軍部左侍郎，達到個人政治生涯的頂峰。因此，在論述其成就之前，有必要考證他同周、李、張等人的關係。 

二、為政皖江，殫精竭慮 

中下層官紳歷來是封建統治階級中的重要階層。他們雖不是國家政策的決策者，但其政治實踐對於維護封建統治卻是相當重要的。考察他們的政治活動，不僅有助於理解和認識中下層官紳的本質，而且對於地方行政研究不無裨益。姚錫光自1899年9月30日到安徽石棣縣任縣令，到 1901年3月16日調署和州直隸州知州，在安徽地方治理上採取了不少可行的措施，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一）妥善解決民教衝突，發展農業生產。對於民教衝突的原因，姚錫光認為，主要是外國傳教士在中國的種種不端行為引起的。姚錫光指出，以前石棣縣民風朴淳，守法畏官，從來沒有仇教生釁諸事，“而近今之大患，則不在民之仇教，而在教堂之勒罰，及教民之索詐也。不平則鳴，顧爾生忿，恐終必釀成仇教生釁而後止。”[xiii]經過多年的戰爭，石棣縣遭受重創，到光緒二十六年未墾之地尚有十分之四，他在該縣設勸農局，專辦開墾荒田事務，促進農業生產的恢復，同時“惠施耕牛籽種，發放農具”[xiv]。 

（二）建立地方軍事組織。姚錫光雖是一介書生，但由於經常和李鴻章、張之洞等軍事實力人物接觸，又奉命考察過日本的軍事教育，對軍事問題有著較為深刻的認識。因此，在簡任安徽和州知州後不久，就著力改造和州地方軍事組織。姚錫光將傳統的保甲改為團練，其名目有戶團、鄉團、練團三種。城廂設戶團，以十家為一牌，每牌設牌長，十牌或十數牌為一坊。每坊設公所一區，團董兩人。鄉團仿照城坊戶團並變更而來，和州下轄四鄉，分八十甲。每十戶為一牌，設立一牌長，就其附近之處，聯為十牌，每夜輪流擊鼓巡更。每甲各設立團董，選擇適中之地設公所一區。每甲之村莊集鎮，進行歸併，設分所若干區。練團中招募練勇六十名，另外從八十甲中挑選八十名練勇，總共一百四十名。仿德國一哨操法，編為三排。練團由知州自行督帶，設幫帶兼正教習一名，副教習一名，正副排長十余名。號令整齊，約束謹嚴，部武而居，練以新法。同時，在團練管理上，姚錫光專門制定了詳細的《練章》，不僅對招募人員的資格有嚴格規定和審查，而且對開支、訓練也制定了一整套的辦法。經過姚錫光參照近代西方軍制對鄉勇的改革，和州的團練開始走向正規化、專業化，在處理地方事務和維護地方穩定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面對特大洪水，處理有方，措施得當。1901年，梅雨連綿導致安徽十八州縣遭受水災，受災人口達幾十萬。和州地勢最為低窪，受災更為嚴重。災情發生後，姚錫光大力宣傳人救不如自救，積極動員本地鄉紳多捐米糧，“延集有米紳商，官出印票借作糶米”，並保證還款時足額退還[xv]。在地方官吏完成各項清查之後，他還要派出委員對實施情況進行抽查、監督，防止地方紳士上下其手，虛報浮誇，來侵吞賑災款。在災後救濟過程中，姚錫光採取了果斷有理的措施，發揮了重要作用。（1）姚錫光在上任伊始就非常重視圩區的修護工作。他親自視察含山縣安豐、楊林等圩的防護情況，劄飭該縣縣令督飭圩長、農人等實力護圩。[xvi]在洪水來臨之初，他命令委員準備船隻，將被水圍困的圩民接渡高處；散給席片繩索，令其搭蓋新棚；並購買饅頭餌餅，按名發給，以解暫時之需。（2）積極向其他省告賑。“姚石泉直刺一面籌款平糶，一面函請上海各善士發款助之。”[xvii]，並派分省補用同知焦發昱、侯選通判姚錫康等人親往上海，求上海道和地方紳尚接濟。上海紳士“先兌賑災款三千圓，到和州應急。”[xviii]此後，和州地區又收到上海捐錢款二萬零五百圓。姚錫光還給皖北道馮觀察煦發去募賑函，希望其能設法籌措款項接濟和州災民。（3）嚴禁米糧出境，並到外地採購糧食。各級官員嚴查所轄地方，不許囤積居奇；並曉諭各糧商，不許代外商私賣；耐心勸說他們靜侯委員採買，以助平糶，只許在本地售賣糧食。規定除芝麻、麥子外，一切米麥、雜糧倘敢違禁私賣出境，將嚴懲不貸[xix]。此外，姚錫光“派人赴某處購米平糶。”[xx]（4）對於一些搶險不力的官員採取罰米代賑的辦法，督促他們踴躍救賑。此次水災沖毀圩堤一百數十處，總董彭子衡“不早防範，咎無可辭。”於是，升堂審理，罰彭子衡出米一百五十石，以備救災。次後，又罰張姓、李姓諸紳各出一百五十石，兵房書吏許某五百石。[xxi]（5）採取以工代賑，防止饑民外出逃荒，以保存本地勞動力。這次水災造成和州境內四十八圩同時淹沒，保大圩以北的大湯圩、五梁圩也被衝垮。災情發生後，姚錫光擔心災民因無糧食度日而成為流民給社會帶來不穩定因素，所以竭力勸說災民留在原籍，互相救助，疏浚河渠，補種晚稻；勸業主借貸，設法安撫佃客；並派人前往各地採購種子，待水退後，立即補種，不使田壟荒蕪。此外，姚錫光還向省倉協借糧食，作為災民出工的功夫糧，事後限定年份，按畝面對。以工代賑，既保證藩庫之款如數歸還，另外民間圩堤得以修復，災民不致流散，田畝不致荒蕪，可謂一舉數得。[xxii] 

（四）捐資創辦近代最早的皖省藏書樓。1901年，何熙年建議皖（安徽）省開辦書樓， 
即為“備講求實學、轉移風氣之用。”當時清政府正推行“新政”，“風氣未開，規模甫創，是非之論，紛紛籍籍”[xxiii]，可見創辦阻力非常之大。當時，思想開明的前懷甯知縣姚錫光對於創辦新式藏書樓持贊成意見，和何熙年一起上書時任安徽巡撫王之春，闡述創辦皖省藏書樓的價值和意義，並捐出 4000圓作為創辦資金，從中可見他對公益事業的重視。1901年10月12日正式開館，日接待200餘人[xxiv]，足以表明人們對這種新興的社會公共圖書館的興趣，也反映了皖省圖書館的藏書和規模。 

三、建言獻計，規畫邊疆 

清末，中國近代社會處於急劇轉型的歷史時期。在內憂外患的時代背景下，邊疆問題顯得尤為突出。面對邊疆危機，姚錫光十分關心邊疆的安全和治理，積極建言獻計，條陳安邊方略，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建議設立川滇邊防大臣，加強經濟開發和建設。清廷尊重西藏的社會風俗本是無可非議的。但是，促進社會發展是國家的職責。清政府統治西藏，只求一種社會穩定的局面，對於經濟開發則注意不夠。由於對經濟開發不夠重視，姚錫光說；“我朝撫有藏衛垂三百年矣，自國初以來，統馭之意多，而充實之力少，官無所勸，民無所趨，故以乾隆全盛之威，兵戎數起，糜白金數千萬兩。僅撫養定之，延至今日，只巴里兩唐、拉薩都會尚具規模。”[xxv]清統治者未能處理好穩定局勢和開發西藏的關係，未能處理好挑戰和應戰的理念非常清楚。為了解決上述矛盾，姚錫光認為設立川滇邊防大臣可以加強對西藏的管理。西藏地方本來由駐藏大臣管理，但是駐藏大臣管理西藏“經馭之意多，而充實之力少”，難以有效地控制西藏地方行政，保護西藏地方的安全。1903年，印藏有違言，英遂以兵入拉薩劫盟，置我主權不顧，＊＊（智識編輯說明：此處兩字因空間攔截不能顯示，用“＊＊”代替）旋亦東走。在英國入侵的背景下，朝廷憂之，始議經營藏衛，固西圉于時。樞府以英事垂詢錫光，姚錫光遂提議設立川滇邊防大臣。姚錫光認為西藏距內地較遠，其間山川阻隔，洪荒未辟，孤軍遠擲，敗且無歸，非經營川藏之交不可，所以主張設立川滇邊防大臣，這樣既可以補駐藏大臣之不足，又可以強化對西藏地方的管理[xxvi]。而且，設立川滇邊防大臣，還可以擔負起經營藏衛的責任。（二）用漢族的郡縣制度代替封建制度，開墾蒙疆，移民實邊。清政府對蒙古草原推行了二項重大政策，一項是喇嘛教政策，醉生夢死的文化和由此引起的大量寄生人口造成發展動力的衰退，這是一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另一項政策也起到了弱化蒙古的效果，這就是旗界封閉制度。嚴格的遊牧界限強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態封閉性，而這一點恰恰與遊牧社會的生產力要求不相符合。這種趨勢在清王朝的蒙古政策下達到了極點，遊牧民與北面的俄羅斯社會和南面的漢農業社會缺少接觸。總之，正是分封蒙古和推崇喇嘛教弱化了蒙古，封閉了蒙古。但清政府在使蒙古失去了戰鬥力的同時，也使自已出現了問題。這一點，姚錫光看得很清楚，“我朝之禦蒙古，眾建以分其力，崇釋以治其生。一絕匈奴回紇之禍，其術可謂神矣。顧乃不思同化之方變，居國以嚴藩翰，逐至疆鄰交迫，肩臂孤寒”[xxvii]。姚錫光認為，在“ 疆鄰交迫”的歷史背景下，清統治者必須重新審視和檢討以前的蒙疆政策，用漢族的郡縣制度代替蒙古的封建制度。清代的內蒙古是以封建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社會，“蒙古各旗分建之初，純為封建制度……各旗之中有官地，有私產。官地及其本部箭丁，永為世襲紮薩克所管理。”可見，當時土地所有制度的複雜性。1905年，姚錫光在《蒙古部落處置議》中明確指出：“我朝撫綏蒙古，分封紮薩克、台吉、塔布襄，以掌旗務，畫疆分治，實即封建之制也。”“竊唯封建與郡縣，二者不能並存，而封建之法，尤不宜於今日之世界，勢分力薄，不相統一，不足捍禦外侮，其勢不能久存，自非易封建為郡縣不能為治。然欲易為郡縣制度，非收回各紮薩克土地、人民之權不可。”[xxviii]在他看來，用漢族的政治制度改造蒙古的政治體制，既符合時勢需要，也是保證蒙疆走向富強的必要前提。在政治體制改革的基礎上，姚錫光參酌儒家的“農本”思想，提出蒙疆開發的方略。他說：“天下大利，首在興農，邊塞要區，允宜開土。蓋土開則民聚，民聚則勢強，此實邊之要道，興利之良法。” “內外蒙古，地質膏腴，民俗勁悍，此尤根本之根本。……當經營內外蒙古荒地，宜及時采東西殖之策，用晃錯實邊之謀，……招民墾種……昭烏達、哲裏木二盟之巴林、達爾汗各旗，未墾荒地縱橫方數千里，……尚可開地數十萬頃。”並且預言：“誠使國家獎勵得法，提倡得人，不出五年，漠南諸部，凡可墾之地，可全數放墾。”姚錫光提出的蒙疆開發政策，對開發西部草原，加速內蒙古地區的封建化進程，提高其經濟水準，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清末中央政府的財政危機；但是，由於他從漢族立場出發，所以他提出的蒙疆政策具有強烈的大漢族主義色彩，引起少數民族統治者和下層民眾的不滿，造成民族矛盾的尖銳化。 （三）建議在內外蒙古設立行省制度。姚錫光對開發蒙疆頗有識見，他以為：“遊牧者，宜於封建而非可以大一統之治治之者也；耕種者，宜於郡縣而可集權於中央以治之者也。”[xxix]在蒙地開墾的過程中，清政府仿照內地行政建置，在墾區陸續設立府、廳、州、縣，試圖將原來近似於封建制的劄薩克統治制度變為郡縣制的統治制度。隨著蒙地的不斷開墾，蒙古社會漸由遊牧進于農耕，蒙疆建行省的呼聲於是漸起。 日俄戰爭以後，北部邊疆危機更亟。清政府為了加強對蒙疆地區的統治，特派肅親王善耆到內蒙古東部地區考察，一來撫慰蒙古王公，二來籌畫治蒙之策。1905年8月，姚錫光在隨肅親王善耆到內蒙古東部各蒙旗實地考察後，著《實邊條議》，明確提出“應如新疆開設行省之法”，內外蒙古建5省的建議：內蒙古分為東、西2省，以直隸邊外承德、朝陽2府6州縣及口北3廳、東4盟蒙古、察哈爾左半部為東省，以山西、陝西、甘肅邊外諸部，察哈爾右半部、土默特蒙古、西2盟蒙古、新設口外各廳、阿拉善厄魯特蒙古為西省；外蒙古分為東、西、北3省，車臣、土謝圖2部為東省，賽因諾顏、劄薩克圖2部為西省，科布多、唐努烏梁海為北省[xxx]。這是第一個較為系統的蒙疆建省方案。姚錫光的《實邊條議》是送呈練兵處王大臣的考察報告的一部分，結果沒有下文。同年十月，給事中左紹佐奏稱：“西北空虛，擬請設立行省”，清廷交政務處議奏。隨即，政務處奏請飭直隸總督、山西巡撫及熱河、察哈爾都統“體察情形，通盤籌畫”。他的設想未免脫離實際，但卻如實地反映了當時一部分疆丞的心情。而他的“先謀內二省，以保漠南，再建北三省，以制北檄”的策略思想，對晚清蒙古新政的制定和實施產生了重要影響[xxxi]。（四）加強工業生產，增加財政收入。姚錫光主張，由國家和地方官來興辦或從內地招商興辦蒙古工業，增加財政收入。他提出把鹽業作為國家專賣品，即以次作為“東部內蒙古入手地步，立腳根基。”[xxxii]其經營辦法為設督運局、總店、分店於鹽業生產、經營、銷售各個環節，利於百姓購買。他對鹽業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認識：“惟財政大宗，當以蒙鹽專賣為第一入款……應將蒙鹽一節專賣，提出督辦，為東道練兵專款，期百度權輿，方有措手地步。”[xxxiii]另外，姚錫光還提出，利用蒙古物產，建立各種工廠的建議，他說：“查蒙古物產，有可資實業者數事，境產葡萄，可釀葡萄酒；……皆應設學堂工廠，指授造作，化天生物為人工物，運出銷售，則蒙古地方，必增絕大生計。”[xxxiv]（五）開啟民智，興辦學堂。姚錫光認為，蒙古地區要發展，首要在於開啟民智，興辦教育。姚錫光指出：“蒙古地方遼闊，風氣不同，欲興教育，自當由近及遠，逐漸推廣，方有著手之處。”[xxxv]主張：“自應專設蒙古師範學堂，以為蒙古地方教育基礎，是尤為機關中之機關。”可見他對師範教育的重視。姚錫光認為：“教育宗旨所在，視國家利害方向所在以為轉移。此五洲萬國，前古後今，興學設教，一定不易之理也。”他明確強調當今蒙古教育最好的宗旨，就是“與漢族同化”的思想，他說：“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滿漢同化之一法”[xxxvi]並進一步指出：“此（指蒙漢同化）于國家有利無害，于蒙古有利無害，于漢民有利無害，似蒙漢同化之教育定，而教育之宗旨即定。”[xxxvii] 

姚錫光提出的鞏固邊疆的措施，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方面，對於鞏固邊防、抵禦外侮，發展邊疆經濟文化，鞏固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其民族思想含有濃厚的大漢族主義色彩。 

辛亥革命後，姚錫光憑藉在處理民族事務方面積累的經驗，受到袁世凱當局的青睞，被袁世凱任命為總統府邊事顧問。1912年5月12日“五族國民合進會”在北京成立，選舉總統府邊事顧問姚錫光為會長，漢人趙秉鈞、滿人志鈞、蒙人熙淩阿、回人王寬、藏人薩倫為副會長。黃興、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詒、段祺瑞、袁克定等民國要員，以及滿、蒙、藏、回等族數十名人或參與發起，或列名表示贊成。不僅聲勢較大，而且真正稱得上是名副其實的五族聯合組織。1912年7月29日，袁世凱任命姚錫光為蒙藏事務局副總裁，並暫兼署總裁。[xxxviii]可見，辛亥革命後，姚錫光雖然不再撰著作品，闡發民族思想，但積極融入到民族事務的管理中，為鞏固邊疆發揮了應有的作用。 

四、指點軍事，激揚文字 

姚錫光雖然是一介書生，但他早在入李鴻章幕府的時候就對軍事問題發表過獨到的見解。當時，日本欲侵佔朝鮮，以朝鮮為跳板侵略中國。為此，姚錫光數上說帖，建議李鴻章採取以下的策略對付日本：（一）“行軍宜舍短而用長，中國長技在陸而不在海”，“我軍宜以陸路為正兵，海軍為奇兵，陸路為戰兵，海道為遊兵.”，強調以陸軍為主，海戰為輔，以取得戰爭的主動權，這一戰略是在當時敵我雙方形勢判斷的基礎上作出的較為科學的策略。（二）採取積極進攻的海防策略：“我戰艦不必以入口為攻，而於朝鮮外海遊弋，以取遠勢，截日朝海道往來之路，阻其歸途，擾其接濟，斯渡朝之倭人勢將狼顧。……不然，我不彼往，彼將我來。與其使彼擾我海疆，不若我先搗彼巢窟。先人者奪人，斯我當能致彼而不為彼所致也”[xxxix]。這裏，姚錫光提出的“守外海”、“取遠勢”思想，具有奪取制海權的傾向，可以說他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制海權的軍事思想家，這種識見在當時是非常可貴的。（三）重視後勤保障的軍事思想。後勤保障是影響戰爭勝負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歷來為有遠見的軍事家所重視。姚錫光認為：“水陸各軍以轉運為急務。誠恐戰事一開，海道多梗，轉運不易。軍火子藥之需，海陸各軍所共；外此則陸以糧為急，海以煤為急，借宜先事預籌。”[xl]並提出了一系列後勤保障的具體辦法。（四）持久戰思想。姚錫光認為：“日人性情囂動，宜持久以老其師。”他提出通過持久戰，拖垮日本的國民經濟，使它“駐朝日久，勢必不支。”[xli]同時水陸並用，採取陸路“扼其腹地，據險自顧，不與浪戰，以老彼師，乘間出奇，攻其不備”的辦法，輔之以海路牽制的辦法，將日本拖入持久戰的泥沼裏，最終取得戰爭的勝利。上述軍事建議，初步展現了姚錫光在軍事領域的素養和才華，也是他以一介布衣最後作到了兵部侍郎的逐步。甲午戰爭後，姚錫光憑藉曾經在李鴻章、李秉衡幕府的有利條件搜集材料，僅用2年時間撰著《東方兵事紀略》一書，比較真實、客觀地記錄了甲午戰爭發生、發展的過程，體現了作者鮮明的愛國主義思想，反映了作者在軍事理論方面的才能。入張之洞幕府後，他奉命陪同德國的軍事專家雷諾和萊春石泰等巡視沿江炮臺和防務，不久又赴日本考察軍事教育。這些經歷，使他既熟悉中國軍隊的現狀，又對日本的軍事思想、軍事近代化有比較深刻的瞭解，由此奠定了他在清末籌建近代海軍的過程中重要的地位。 

1900年，馬漢的海權思想傳入中國後，對中國軍界和文化界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種影響突出地表現在將海權論運用于研究中國海軍的作戰和建設問題上。1907年，練兵處提調姚錫光奉命擬制海軍規劃，經過一段時期的工作，姚錫光完成了三個文件，即《擬就現有兵輪暫編經制艦隊說帖》、《擬興辦海軍經費五千萬兩作十年計畫說帖》、《擬興辦海軍經費一萬二千萬兩作十二年計畫說帖》。姚錫光提出的三個說帖對海軍統一建制作了系統的論述，計畫周全，規模宏大，為清朝政府規劃了海軍建設的美好願景，在中國海防思想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1）克服畛域之見，全國建立統一的海軍。他提出，將全國海軍編成巡洋、巡江兩支艦隊，設立海軍提督統一事權，統一指揮。（2）制海權思想。 1907年，清政府命令姚錫光擬制海軍復興規劃時，就充滿了海權思想。他在《籌海軍芻議》序中說：“今天下一海軍爭競劇烈之場耳。古稱有海防而無海戰，今環球既達，不能長驅遠海，即無能控扼近洋。蓋海權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雖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軍？”[xlii] “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戰而能內守者哉？！”這裏，姚錫光的一個重要思想：如果沒有海權，不但遠洋無法控制，即使近海權益也難保證。這對士大夫強調海口防禦是一劑清醒針。他在《擬就現有兵輪暫編經制艦隊說帖》中說：“海軍與陸軍相為表裏，我國海疆袤延七省，苟無海軍控制，則海權盡失，將陸軍亦運調不靈。”[xliii]姚錫光在為海軍擬制規劃時，海權思想是他一個重要指導思想。在他制訂的2個分年規劃中，他將中國海軍裝備建設重點集中在具有巨大遠洋作戰能力的遠洋戰力艦上；姚錫光的規劃中，還有一個空前的建議，即在海軍中成立一個海軍研究所。這個研究所的任務，不是研究駕駛、管輪，而是研究軍事技術，他說：“海軍研究所為中下軍官討論學術之地，期擴新知，不封固步。”[xliv]晚清海軍建設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軍軍事學術的研究機構，姚錫光能夠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張，實在難能可貴。（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