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以“新史學”為題的書，還未讀時不禁疑問先起：這會是怎樣的一種新史學？歷史學又將有何新的變化？想到此，先要來回顧一下百年來各種“新史學”的變遷。  

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撰文倡議“新史學”，縱論史學之性質，批判中國封建舊史學，由此發動了“史學革命”。從此，“新史學”一詞便成為歷史學推陳革故、求變創新的代名詞，以“新史學”為題的論著也往往在歷史學潮流變換的關頭應運而生。在海外同樣如此，1911年美國人詹姆斯·魯賓遜也發表了一部《新史學》，拉開了20世紀西方新史學的序幕。它以西方史學由傳統向現代的轉換為題，針對以蘭克史學為代表的西方傳統史學，也提出了改進研究方法、推動史學進步、進行歷史學革命的主張。中國學界對魯氏《新史學》的譯介又轉而成為中國“史學革命”的巨大助力，早在20年代何炳松先生便翻譯了該書；60年代齊思和先生又執筆重譯，該譯本在坊間、學界都流傳極廣。 

70年代，一批年輕的法國史家再次重提“新史學”。當時的法國史學，布羅代爾為代表的第二代年鑒歷史學正如日中天，這一次的“新史學”要反對的是歷史學的過分社會科學化，它是前一次新史學的繼續和進一步深化。其編者和作者多為年鑒學派第三、第四代重要成員，它反映了70年代後法國年鑒學派、乃至西方史學更具開放性和多元化的特點。該書在80年代被編譯為中文，亦定名為《新史學》，是新時期裏關於法國年鑒派史學最重要的譯著之一。  

新世紀裏，又一本《新史學》被翻譯出版了。不同於以前種種以“新史學”為題的論著，它至少有兩個新的特點。特點之一，是體裁的變化。一本書裏同時集中了九位當今歐美最重要的歷史學家，編者巴西女歷史學家帕拉蕾絲－伯克以訪談的形式，讓這九個人物敞開心扉，娓娓講述各自的生活和研究工作。訪談的形式，不僅讓讀者瞭解到許多從他們論著中無法獲得的鮮活而生動的思想、經驗和感受，也使這些歷史學家用一種更加直接和簡潔的方式對其歷史認識做了說明。作為採訪者的帕拉蕾絲－伯克一人兼有多重的身份，也為這部訪談添色不少：首先她也是一位歷史學家，並專長于文化史的研究；其次，作為一名女性學者，編者觀察敏銳又為人親和，性格細膩又擅長提問，因此被訪者往往能夠毫無顧忌和掩飾地傾腸而訴；第三，帕拉蕾絲－伯克來自巴西，而被訪問的歷史學家都是具有世界影響的歐美史家，所以這些訪談不僅是採訪者與被訪者、歷史學家與歷史學家之間的對話，還是一次跨文化的學術交流，而且這些訪談最初基本上都先以葡萄牙文發表于巴西，編者和讀者有著非歐美的文化背景，這一點令中國讀者在閱讀中更易產生親近之感；最後，她還是書中的一位被訪者——彼得·伯克的夫人，伯克是蜚聲國際的著名文化史家，因了這一層關係，帕拉蕾絲－伯克在學術交往上有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特點之二是書名中所標榜的“新史學”。此新史學已非彼新史學也！這一點從九位被訪歷史學家的學術背景中也不難看出：傑克·古迪由人類學跨越到歷史學，主張這兩個學科的融合和相互借鑒，其研究涉及文化史的多個領域；阿薩·布裏格斯屬於六七十年代英國左翼社會史家中的一員，但他很早便涉足到了物質文化史的研究中；納塔莉·澤蒙·大衛斯不僅在法國史、婦女史領域建樹卓著，更從70年代起便率先嘗試結合歷史學和人類學進行研究，是社會文化史最早的開拓者之一；凱斯·湯瑪斯所研究的也是社會文化史或歷史人類學，他早在70年代便在對宗教和巫術的文化史解釋上做出了探索性的貢獻；丹尼爾·羅什是法國年鑒學派第三代的代表之一，他主要從事物質文化史的研究，內容涉及書籍、服飾和日常用品等；彼得·伯克是當今最活躍的文化史家之一，他興趣廣泛、著述豐富，對社會文化史（或新文化史）的歷史實踐和理論總結都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貢獻；羅伯特·達恩頓借助年鑒學派的心態史和吉爾茨的人類學開闢了文化史和思想史研究一個獨特領域——閱讀史；卡羅·金茲堡是義大利微觀史學的代表人物，他對巫術等大眾文化史的研究已成為了文化史的經典；昆廷·斯金納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巧妙地結合了政治史和思想史兩個領域，開拓了一個獨特的思想史學派。綜上所及，以上的九位歷史學家共同代表了一種新的歷史研究取向，它是70年代末法國年鑒第三代史家所開始的“新史學”在世界範圍內的新發展，是受“語言學轉向”或“文化轉向”影響的歷史學由社會史向新文化史（或社會文化史）發生轉折的一個結果。  

無獨有偶，幾部同以“新史學”為題的史學論著竟為我們串起了20世紀歷史學演變發展的一條線索，也同樣期待這一部《新史學》的譯著可以為中國的歷史學研究及其進步提供有益的借鑒和參考。 

《新史學：自白與對話》，[英]瑪利亞·露西婭·帕拉蕾絲－伯克編，彭剛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  

（文章來源：《中華讀書報》2007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