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方纂修《明史》，是史學界多有研究和普遍關注的問題。幾年前， 筆者曾經撰寫《〈明史〉的纂修與清朝官方的明史學》一文［1］，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近來，筆者讀到香港大學何冠彪博士的兩篇專題論文，對清順治朝和康熙四年纂修《明史》的問題發表了值得注意的觀點，且涉及筆者的某些論述，因而重新予以檢討、審視和研究，並撰成此文。一方面，這是對筆者前此的某些表述略加修訂補充；另一方面，也是對何冠彪博士的主要見解提出商榷。 

一、清順治朝命修《明史》的動機與結果 

清朝入主中原之後，轉年即順治二年（1645年）四月癸亥（十一日），禦史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注：趙繼鼎奏請纂修《明史》的記載，見於《清世祖實錄》卷15，何冠彪《順治朝〈明史〉編纂考》一文首揭此事。但清廷何時決議纂修，尚無確切史料證實。清代官書中亦不見有關纂修《明史》的詔令，《清世祖實錄》中僅見幾位總裁于順治二年五月癸未的上奏，其中言，“臣等欽奉聖諭，總裁《明史》”，並提出副總裁及纂修人員名單。這種“欽奉聖諭”，很可能僅是早朝時的口頭指示而已。以往論著稱順治二年五月“詔修《明史》”，表述確實有所不當，準確言之為：順治二年五月，清廷組成《明史》的纂修人員。），得到了清廷認可。其後，大學士馮銓、李建泰、範文程、剛林、祁充格為總裁，操辦此事。是年五月，由總裁提名副總裁和纂修官，並設收掌官七員，滿字謄錄十員，漢字謄錄三十六員［2］（P141）， 揭開了清朝官方纂修《明史》的序幕。這種具有定員、定額和明確纂修人選的組織方式，應當視為正式組成了明史館（注：《清史列傳·朱之錫傳》載其順治十二年上疏稱，“自國家定鼎以來，開館纂修《明史》”云云，是當時組建了明史館，但其獨立行使修史任務的權力甚小，有關事務多依靠於內三院。）。 

然而，當時各地的抗清鬥爭仍然十分熾烈，戰爭未息，經濟凋敝，並不具備纂修大型史書的條件。清廷所以這樣匆忙地準備纂修《明史》，是另有政治目的的。清軍佔領北京之後，便面臨一個很迫切的問題，即如何將清廷顯示為一個替代明朝的正統政權，這對於消減漢人反清情緒，對於佔領全國的戰略目標都是頗為必要的。為此，清統治者實施了與歷史、史學相關聯的兩大舉措：一是繼順治元年（1644年）六月將明太祖牌位移入歷代帝王廟、祭文中明確宣佈明朝已經滅亡之後，順治二年三月又定議祭祀歷代帝王［2］（P130）； 二是同年五月開館纂修《明史》。 

中國古代自唐朝之後，向有新建王朝纂修勝朝一代之史的慣例。清廷隨祭祀歷代帝王之後，緊接著纂修《明史》，等於再次強化明朝已經滅亡的宣傳聲勢，並使自身具備繼明朝而興的新王朝形象。祭祀歷代帝王和下令纂修《明史》，都具有配合清廷戰略目標的政治輿論性作用，其影響雖不及“薙發令”或其他鎮壓措施迅猛，但卻沒有激化民族矛盾的後果。而纂修《明史》，更能抓住漢族士人傳統的心理素質，便於懷柔、籠絡與安排已經歸附清廷的漢族文官。至於當時是否具備纂修《明史》的條件，對清廷來說是次要的問題。 

整個順治朝在纂修《明史》的史料問題上，僅僅關注《明實錄》，而其中卻出現意外的損失，即發現明天啟四年（1624年）的明代實錄缺失。於是，人們傳聞是原在明朝曾投靠宦官魏忠賢、此時當上清朝明史館總裁的馮銓搗鬼，懷疑他得見天啟四年《明實錄》多記有他本人的劣跡，於是竊取銷毀［3］（卷5）。順治五年（1648年）九月，清廷諭內三院：“今纂修《明史》，缺天啟四年、七年實錄及崇禎元年以後事蹟，著在內六部、都察院等衙門，在外督、撫、鎮、按及都、布、按三司等衙門，將所缺年分內一應上下文移有關政事者，作速開送禮部，匯送內院以備纂修。”［2］（P321）後來，又多次有大臣提議徵求該年份的文獻史料，但均屬了無結果。順治朝纂修《明史》的史料工作並未取得顯著成效，只局限於官方已掌握的範圍之內，而且主要是原存于宮中的明代實錄而已。但是，這一階段畢竟使清廷形成重視官方歷史資料的意識。上引順治五年九月的諭旨清楚地表明，對實錄缺失部分有著急切彌補的要求。所以，明代實錄除最初遺失者外，後來都得到了妥善的保存。 

順治朝在《明史》纂修工作上，不過是令纂修官按年分段抓鬮，各依抓得之年抄略《明實錄》。例如，順治九年（1652年）入明史館的傅維鱗，即抓鬮得二十餘年時限，館中規定“止采實錄，嚴禁旁搜”，大有“事既簡靜，偃息多閑”和“悲歲月之流邁”的感觸［4］（《敘傳二》）。看來，《明史》纂修人員十分悠閒，無所事事，其成效可想而知。乾隆初，史官楊椿曾追述順治朝的明史館，其成績不過是“仿《通鑒》體僅成數帙”［5］（卷2）。這種所謂的“仿《通鑒》體”明史文稿，實際乃如纂修官傅維鱗所說，“止類編實錄”［4］（《敘傳二》），即僅僅抄略《明實錄》“數帙”以敷衍了事而已。 

整個順治朝在《明史》纂修上之所以無成績可言，除了客觀條件所限之外，清廷對此並不重視是很重要的原因。順治二年開設明史館，是出於政治目的做做姿態，對於應採取怎樣的體例、如何處理一些重大的史事，官方並未予以討論和研究。清廷對《明史》的體例問題，實際上處於無意識、不考慮的狀態，根本沒有指望它纂修有成。就是這種做做姿態，也是多爾袞掌政時所為。在多爾袞逝世之後，清世祖對《明史》纂修之事更為消極、漠不關心。例如，順治八年閏二月癸醜日剛林上奏、十六年五月己卯日折庫納上奏，皆要求徵求《明實錄》所缺年份的文獻史料，清廷對此則一是“下所司知之”，二是“報可”［2］（P426，977），實際無任何舉措。期間，要求纂修《明史》的奏請者尚多， 無須一一列舉，因為都是奏請後再無下文。在順治朝晚期，不僅沒有了纂修《明史》的活動，而且明史館本身也處於或存或亡之間。請看《清世祖實錄》順治十六年（1659年）閏三月壬午日的記載：“陝西道禦史姜圖南疏言：‘《明史》一書，雖事屬前代，而纂修之典，則在本朝。請發金匱藏書，敕內閣翰林諸臣，開館編摹，廣搜會訂，以成信史。’疏下所司。”其中竟然有“開館編摹”的要求，直似當時已無明史館的存在，而清廷仍是“疏下所司”，淡然處置。 

明代歷史紛紜複雜，史料史籍混亂歧異，清理考訂十分繁難，清順治朝確實尚不具備纂修一部高品質《明史》的條件；但更值得注意的是：清廷當時並無修成正史的決心，開設明史館，只是出於政治目的，而不是基於傳統的史學意識。這是分析順治朝官方在纂修《明史》問題上的種種現象之時，不可忘記的一個總的前提。大凡出於狹隘、短視政治目的的官方學術文化事業，一旦政治效用過時不顯，其事就可能逐漸廢弛。 

二、康熙四年再修《明史》的背景與成效 

順治十八年（1661）正月，清世祖逝世，皇三子玄燁以八歲沖齡繼皇帝位，是為清聖祖。此時，朝政由索尼、鼇拜等四名輔政大臣執掌，一時保守復舊之風大熾。尤其罕見的是：守舊大臣擬定的所謂遺詔，竟然以“自責”的方式批評清世祖的十四項大的過錯，其中之一是“自親政以來，紀綱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漸習漢俗，于淳樸舊制，日有更張。以致國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2］（P1105）。於是，在“一切政務，思欲率循祖制，咸復舊章”［6］（P73）的口號下，順治後期的改制措施多被否定，如恢復遼太祖、金太祖、元太祖的歷代帝王祀典［6］（P50），裁撤內閣、翰林院，恢復“內三院”制度，等等。從順治十八年到康熙二年（1663年）的不足三年時間內，製造出“哭廟案”、“通海案”、“奏銷案”、“莊氏史獄”等多項慘烈大案，殘酷打擊漢人士紳。“莊氏史獄”于順治十八年十二月案發，因浙江富戶莊廷鑨欲借纂輯《明史》留名後世，病死後其父繼續雇人編纂，書稿刊印，載有努爾哈赤生平等為時所忌內容，且不避諱“夷寇”、“奴酋”等字樣，又採用南明年號紀年，被人告發，釀成大獄，株連列名參校、刻印、買書等人員甚廣。康熙二年結案，多人慘遭殺害，其中名士、文人、學者實際多未參與其事，乃莊氏私自列入者。因此，“莊氏史獄”既是一個殘暴的文字獄事件，其中又充滿冤案。 

這個案件事涉私修明史，辦案中搜繳出許多私修明史的文稿與史料。例如，罹難的青年史家吳炎、潘檉章，二人纂修明史的手稿及史料即被搜去，其中有顧炎武借與的書籍上千卷［7］（P116）。 民間學人積極私修明史的現象，對康熙初年的清廷統治者也有很大刺激，他們感到朝廷不能再對纂修《明史》毫無作為。於是，即有康熙四年（1665年）再次纂修《明史》之舉。是年八月，清廷對禮部下旨曰： 

前于順治五年九月內有旨：纂修《明史》，因缺少天啟甲子、丁卯兩年實錄，及戊辰年以後事蹟，令內外衙門，速查開送。至今未行查送。爾部即再行內外各衙門，將彼時所行事蹟及奏疏、諭旨、舊案，俱著察送。在內部院，委滿漢官員詳查；在外委該地方能幹官員詳查。如委之書吏、下役，仍前因循了事，不行詳查，被旁人出首，定行治罪。其官民之家，如有開載明季時事之書，亦著送來，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爾部即作速傳諭行［6］（P239）。十月，山東道禦史顧如華上疏雲： 

伏讀上諭，禮部廣搜前明天啟以後事蹟，以備纂修《明史》，誠盛典也。查《明史》舊有刊本，尚非欽定之書。且天啟以後，文籍殘毀，苟非廣搜稗史，何以考訂無疑？如《三朝要典》、《同時尚論錄》、《樵史》、《兩朝崇信錄》、《頌天臚筆》及世族大家之紀錄，高年逸叟之傳聞，俱宜採訪，以備考訂。至於開設史局，尤宜擇詞臣博雅者，兼廣征海內弘通之士，同事纂輯，然後上之滿漢總裁，以決去取，纂成全書，進呈御覽，以成一代信史［6］（P248）。這個奏請中“廣搜稗史”的建議，與清廷諭旨基本相符；“開設史局”，語氣中表明當為清廷已經決定之事，這裏乃建言人員的選擇。但“廣征海內弘通之士同事纂輯”，絕非當時清廷所能應允。因此，現有史料顯示，康熙四年的徵集明季史料，是在全國範圍內進行，而設明史館纂修，則僅委任朝官，秉承清廷旨意閉門造車而已。這次徵集史料，雖表明是承接順治五年的舉措，但責任明確，督催嚴厲，不僅徵集明朝公文案牘，而且將徵集範圍擴大到明季史籍，申明不避忌諱之書，因而成績顯然。今檔案文獻中尚存有《各衙門交收明季天啟、崇禎事蹟清單》［8］一件，此檔後有進呈者簽名，日期為“十二月十五日”，簽收者署名有大學士車克、巴哈納、巴泰、伊圖、魏裔介、李霨及學士常（額）、章（雲鷺）、蔡（毓榮），等等。朱希祖在上述“清單”的跋文中，據《清史稿》的《內閣大臣年表》（按：似應為《大學士年表》）指出，此數人同為大學士是在康熙三年至五年。何冠彪進一步考訂，上述常額、章雲鷺、蔡毓榮等分別於康熙五年四月、五月、九月調離學士之職。因此，這個清單所署“十二月十五日”，只能為康熙四年［9］。這些考訂是確鑿可信的。總之，康熙四年八月諭令徵集明史史料後，迅速取得成效，清單內開載的檔案檔與書籍數量相當可觀。例如，兵部徵集的明天啟年間案卷有1742件，崇禎案卷21761件，簿冊156本；禮部徵集案卷1042件，簿冊32本；內務府徵集天啟、崇禎事蹟書籍717本，奏疏73件。此外，尚有工部、太僕寺、弘臚寺等徵集的文獻（注：筆者《清朝官方史學研究》一書第180頁， 論到這個清單載徵集所得之“案卷、簿冊、奏議、書籍數量相當可觀”，但未列舉數字。而何冠彪《〈明史〉編纂雜考》列舉其總數曰“天啟朝史料154件， 崇禎朝史料1826件，兩朝共合1980件”，數量差誤極大，未知何故。這裏，不得不列舉部分數位以正之。）。這只是少數部院衙門徵集史料一次呈交的清單。可以想見，當時全國範圍的徵集所得史料文獻總量應當是很大的。 

如果我們聯繫“莊氏史獄”來分析清廷這次比較認真的徵集明史史料活動，不難悟出其政治目的：即通過這個舉措，使官員和學人進一步明瞭纂修《明史》應是官方之事，朝廷要掌握明史史料而扼制私修明史的勢頭；同時，規定徵集圖書“雖有忌諱之語，亦不治罪”，以緩和“莊氏史獄”造成的恐怖氣氛。這樣，清康熙四年在搜集明史史料上比順治時期前進了一步。但是，在同樣狹隘、短視的政治目的之下，實際對《明史》纂修並未比此前有絲毫的起色。雍正、乾隆年間參修《明史》的官員楊椿追述說：“康熙四年，史館複開，以國書譯《明實錄》，未數十卷，會修《世祖章皇帝實錄》，遂罷。”［5］（卷2）據此，康熙四年不僅徵集史料，還開設了明史館，但以滿文翻譯《明實錄》的做法，十分怪異，在順治時期也無此舉。無論如何，這反映了執政滿洲貴族的狹隘復舊思想，只能將《明史》的纂修帶進無法進行的死胡同。按楊椿所言，此次纂修《明史》，僅維持兩年左右即再次停輟（注：康熙四年開設明史館，應在十月顧如華上疏之稍後。纂修《清世祖實錄》始於康熙六年七月，是年九月組成實錄館。中間間隔兩年左右時間。），是完全可以據信的。康熙四年的再修《明史》，是在政治復舊氣氛中進行的，其成效僅在於史料的搜集有所進展，纂修工作比順治朝更加低劣，維持的時間也比順治朝更短。 

基於上述史實，筆者曾將康熙四年採取的纂修《明史》舉措，與順治年間的舉措同歸於清朝纂修《明史》的第一階段。此階段未能取得修史的實際成果，狹隘、短視的政治目的窒息了編纂方法、編纂行為的發揮。但是，清廷至少在以下幾點取得了定識或進展：第一，清廷應當組織人員纂修《明史》，這是責無旁貸、早晚必須完成的事業。第二，清官方纂修《明史》，是站在繼起政權的立場上，而不是敵對立場，這是清廷推崇明太祖等明帝，寬容評價崇禎帝，以及宣稱清取天下得自“流賊”之手所必定導致的結果。第三，為修《明史》而重視《明實錄》等官方文獻。康熙初已認識到應當參考其他史籍，在搜集史料方面也有所作為且取得成效。第四，順治年間，湯斌等眾多臣僚還曾提出相當中肯的纂修方法與纂修立意，清廷未採納也未加否定，這對於清廷《明史》纂修的認識是有影響的。所以，順治朝與康熙初對《明史》的纂修不是毫無意義的，而是在觀念、認識與史料問題上，都做了一定的準備，是整個纂修《明史》過程的準備階段。 

三、對何冠彪論點的幾處辨正 

1999年前後，何冠彪博士發表了關於清朝纂修《明史》的兩篇論文：《順治朝〈明史〉編纂考》（下文簡稱《編纂考》）［10］與《〈明史〉編纂雜考》（下文簡稱《雜考》）［9］，發掘出許多細微史料， 考辨史事也十分認真，對於進一步清理《明史》纂修的詳細情節甚有裨益。但是，在有關評價順治朝和康熙初《明史》纂修的較大問題上，何文卻提出一些偏頗的新論點，影響對清朝纂修《明史》整個過程的敍述和評論，有必要予以討論和辨正。 

（一）順治朝是否曾修成編年體《明史》 

何冠彪《編纂考》一文根據談遷《北遊錄》中“《明史》成，止編年。範文程閱‘二十一史’，謂編年未盡，仍另撰”［11］（卷8 ）等記述，認為至順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編年體《明史》已經成書或接近成書”。這種看法是缺乏說服力的。第一，從順治到乾隆年間，清朝官方以及眾多參與《明史》纂修的人員，無一人講過有所謂編年體《明史》修成之言。第二，“《明史》成”字樣僅僅出現于《北游錄·紀聞》下，而這樣孤立的、不明來源的傳聞之言，根本不足采信。第三，順治朝即使纂修簡略的編年體《明史》，也不可能完成。因為缺乏明天啟間部分年份和崇禎朝實錄，又未曾搜采其他史料，根本無法編輯成書。 

為了給談遷《北遊錄》中的“《明史》成，止編年”之語尋求可信的理由，何文稱：“上述記載，乃談遷在順治十年十月至十三年正月間于北京朱之錫記室時的見聞。朱之錫在這兩年間由弘文院編修轉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少詹事兼國史院侍講學士、詹事兼秘書院侍讀學士等官。因此，作為朱之錫記室，談遷的記載理應可信。”這裏羅列朱之錫的“詞臣”官職，強調談遷為朱之錫的記室，其實對其論點毫無補益，卻適得其反。因為談遷將之寫在《紀聞》，即說明來自于局外傳聞，而不是得自朱之錫等文官。朱之錫于順治十二年二月上疏，奏請廣泛徵集與購求明季檔案文獻和史書，提到此前纂修《明史》，“因天啟、崇禎年間事實散佚，參考無憑，遂致停擱”［12］（《朱之錫傳》），表明朱之錫決無“《明史》成”之類的說法。 

談遷的《北遊錄》是筆記雜錄之書，內容有紀程、紀郵、紀聞、紀詠、紀文等五類。紀程是旅途中的日記，其中多親眼所見社會民生狀況；紀郵為留居北京等地時的日記，其中多簡略記錄與當時人士的交往；紀詠、紀文，乃這一時期所作詩文；惟紀聞是關於清初的傳聞軼事，其中多道聼塗説，隨手記錄，而不論其真偽。談遷在《北游錄·紀聞》的自序中感慨自己身份低下，難得機會與貴人、碩儒談說時事，“餘則垣壁桯杌之是徇，餘之憒憒，不其甚乎。然幸于燕而聞其略也，若錮我荒籬之下，禽籟蟲吟，聊足入耳，能傾隃糜之殘沈乎哉？”這段自序主旨是說他幸而到北方一遊，才聽得許多傳聞，但同時也透露出這些傳聞多得自“垣壁桯杌”之間，即市井、鄉間的閒談。朱之錫《北遊錄序》讚揚談遷勤於記述，其文曰：“或途聽壁窺，軼事緒聞，殘楮圮碣，就耳目所及無遺者，其勤至矣。”這種勤於記述的筆記，當然是過而存之，不遑辨別真偽的。談遷的其他筆記之作，也是這種風格。如《棗林雜俎》，明人高弘圖為之寫序，稱其“時于坐聆塗聽，稍可涉筆者，無一輕置也”［13］。筆記乃是有聞必錄，不同於認真的歷史著述，談遷寫于《北游錄·紀聞》中的傳聞，他自己也並非都予以相信。如果缺乏其他史料的有效配合，把這樣的筆記傳聞當成立論依據，實在有失于嚴謹。 

《編纂考》一文還引述了雍正、乾隆時史官楊椿的追述，但卻做了手腳。楊椿原文為：“《明史》之初修也，在順治二年，時……仿《通鑒》體僅成數帙。”［5］（卷2）何博士引文先是砍去“僅成數帙”四字，以突出“仿《通鑒》體”即編年體；後文又硬說順治時修成編年體《明史》，但“無論如何，這部《明史》‘僅成數帙’，篇幅不多”［10］。明眼人一看即知：楊椿原意是說順治年間《明史》纂修成績很小，更談不上編纂成書。而經過何博士這樣腰斬史料，兩處包裝，不但所謂“編年體”似乎有了著落，就連“僅成數帙”也解釋成《明史》修成，只是“篇幅不多”。然而，《明史》如果真的修成，怎麼會僅僅“數帙”呢！為了自己的一個立論，竟然如此舞弄筆端，似乎不大值得。 

在《明史》未完成定稿之前，順治、康熙時期的纂修文稿應當如數保存於明史館；楊椿作為雍正年間參修《明史》的史官，應當看得到官方此前的纂修文稿。因此，楊椿所說的“僅成數帙”是可以確信的。但“仿《通鑒》體”的說法，不過是楊椿翻閱“數帙”遺稿而產生的主觀印象。順治二年開設明史館後，沒有任何史料表明官方曾經議論和規定過體例問題，說順治時纂修《明史》採用“編年體”、“《通鑒》體”或別的什麼體式，都是沒有根據的。當時的《明史》纂修官傅維鱗，自稱他“所纂不過二十餘年，止類編實錄，不旁采，工無庸多”［4 ］（《敘傳二》），反映了明史館內敷衍拖遝的情態。這種不下工夫、隨意抄略的“類編實錄”，只能是史料不像史料、撰述不似撰述的廢品。按順治初的政治背景，史館中滿洲掌權官僚並不關心《明史》的實際纂修，降清的漢官惴惴不安，惟恐觸及忌諱，“止類編實錄”乃明史館的敷衍塞責、拖延觀望之策，雖外形類若編年，實際並無體例可言。因此，順治朝不僅沒有修成編年體《明史》，而且根本沒有採用“編年體”的意念和規定。 

（二）順治朝是否有過紀傳體《明史》的議修和編纂 

《編纂考》一文還斷言，順治朝“紀傳體《明史》的編纂，不可能遲于順治十二年才開始”［10］；《雜考》一文也如斯寫道：“順治二年（1645年）開館纂修《明史》。但初時編纂僅系編年，及成書後，才改用紀傳體重新編纂。”［9 ］這其實也是從《北游錄·紀聞》下“《明史》成，止編年。範文程閱《二十一史》，謂編年未盡，仍另撰”的後半句發揮出來的。該文首先利用順治十二年朱之錫的上疏當做旁證。這件上疏，筆者上文已經提到，主要是請求清廷著手搜集明季史料，理由是當初“開館纂修《明史》，因天啟、崇禎年間事實散佚，參考無憑，遂致停擱”，這對何冠彪的論點本無説明。但是，其《編纂考》中卻解釋說：“疏中所謂纂修《明史》‘停擱’，相信指的是編年體《明史》完成而至紀傳體《明史》未編纂的時候。”［10］這不但是巧文曲解，而且將己意強加于古人。請問：朱之錫既然明白指出“事實散佚，參考無憑”，又怎能修成編年體《明史》？因此，“停擱”只能理解為半途而廢，無成書可言。與朱之錫同時上疏請修《明史》者還有湯斌。誠如《編纂考》一文所引，湯斌在申述《明史》編修方法時，確是按紀傳體的思路展開的。但是，這件奏疏能否當做順治朝纂修紀傳體《明史》的證據，至少還必須認真解決兩個問題：第一，朱、湯二人的上疏是在什麼背景下出現的？第二，奏疏引起了什麼反響，其結果如何？ 

順治十二年正月，清世祖鑒於“水旱相仍，干戈未息”、“災變未弭，時艱莫救”，發出“廣開言路，博詢化理”的諭旨，令群臣上疏進言，並聲稱，“一切啟迪朕躬，匡弼國政者，所言果是，即與採用；如有未當，必不加罪。毋得浮泛塞責，負朕求言至意。”［2］（P693）於是引發約三個月間群臣紛紛奏事，涉及時政甚廣，諸如吏治、軍務、國計民生、擢用人才等等，無不有所進言，甚至提出修改投充法、減輕“逃人”處置、恢復多爾袞王爵等極其敏感的建議，也有提出纂修兩朝聖訓、設立起居注制度之類的奏請，這些在《清世祖實錄》有詳細記載。朱之錫、湯斌關於纂修《明史》的上疏亦在此種背景下“應詔陳言”［12］（《湯斌傳》），並非清廷專有一項議修《明史》的舉動。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湯斌去世之後，汪琬為之撰《墓誌銘》，提到這次上疏時寫有“時方議修《明史》”字樣，乃是事隔三十多年後的模糊、影附之詞；其他記述湯斌生平之文若有相同字樣，亦屬於轉相抄錄，其致誤來源如一，皆不足為據。然而，為何這個訛誤不被時人察覺？思忖其因，是康熙十九年之後出現朝野議論《明史》義例的熱烈情景，深入汪琬等文人學者之心，他們又不瞭解湯斌上疏的真正起因，遂無意中造成聯想性筆誤。何冠彪明知順治十二年清廷的舉動是“廣開言路，博詢化理”，但卻接連突出地強調“‘方議修’的《明史》”、“順治十二年所議修的《明史》”是一部“紀傳體《明史》”，此乃將朱之錫、湯斌個人的“議修”行為，偷運到了清朝官方的頭上。 

順治十二年，清廷根本沒有“議修《明史》”的旨意，朱之錫、湯斌等少數人關於編纂《明史》的奏議當然也就沒有任何反響與結果。這個問題不必深辨，何文亦承認清廷對之毫不採納。既然如此，又哪里會有什麼“改用紀傳體重新編纂”之事呢！清世祖親掌朝政後，對纂修《明史》的有關奏議一概不予理睬，包括不對奏議中的違礙言辭作出處罰，這是他很有定見的一貫做法，其定見就是使《明史》處於既無纂修行動、又不明言廢止的狀態。因此，所謂修成編年體《明史》和改用紀傳體纂修，都是絕對的子虛烏有。何冠彪《編纂考》的全文其實就是對《北游錄·紀聞》下中一句傳聞之語的推演，引用史料雖多，但對其論點而言皆屬於牽強附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