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時期是中國史學史上私家修史的第四次高峰期，這次高潮持續時間長，形成史書多，且史家群體別具特色。以清初而言，私史領域的主流和中堅力量是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這一知識份子群體把明朝統治的解體作為政治理想失敗的象徵，他們一方面力圖在政治上有所建樹，拯救明政權，另一方面則醉心于文化事業，把纂修史書作為政治理想破滅後的文化歸宿。據粗略統計，清初（指順治康熙兩朝）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約133人，分佈於全國各地，其中以江蘇省最多，為43人，浙江省次之，為20人，其餘依次分佈於安徽、上海、福建、廣東、湖南、江西、北京、山東、湖北、河北、山西、廣西、雲南等地。 

一、史家群體構成情況
　　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的特點是忠於明朝，具有反滿，或者說反清思想，且該思想意識在清初保持不變，並通過纂修史書的形式加以表現和發揮。從政治傾向性來說，這一史家群體主要由明遺民構成；就學術研究領域和社會經歷而言，則有專門史家、名流學者和抗清殉明志士及其後裔的分別。 

1.專門史家。修史為他們所擅長的文化活動。早在明朝末年，這些史家就已經對當時史學界史家專業水準不高，史書濫而不實則居多的弊端有所體察，並在此基礎上積極籌備私家修史工作，如談遷、張岱等。鑒於明代修史事業不夠繁盛，修成的史書品質不夠上乘，早在明朝末年就已經開始憑藉私人之力修史。談遷的《國榷》始修于明熹宗天啟元年（1621），到天啟六年（1626）時已經寫成初稿，只是由於順治四年（1647）手稿被盜，才不得不重修。張岱的《石匱藏書》早在崇禎元年（1628）即開始修纂，“十有七年而遽遭國變，攜其副本，屏跡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張岱：《石匱藏書》《自序》）。這些史家繼承了明代以來私修史書的成果，其史書在明代末年已經初具規模，但受到明末清初歷史動盪的影響和限制，推遲到清初才得以問世。不可否認，這些史書都留有了明清變革的時代痕跡。 

2.名流學者。對於這一類史家來說，在學術研究領域他們另有所長，修史並非其專長。他們是詩人、文學家，或者是經學家、子學家等等，在明朝滅亡之前，還不曾在史學領域深入研究探索有所建樹。但是，他們具有良好的學術基礎，對於修史以及史書有過一些基礎性的研究。在明朝滅亡後他們大多隱居不仕，除了窮心於所擅長的學術領域之外，深受時世的影響，把修史作為人生的目標之一，這使得他們在清初私家修史領域也成為頗具影響的學者，如顧炎武、王夫之等人。顧炎武是以經學名家的著名學者，在清初的歷史大背景下，他也有史書問世，如《聖安本紀》，同時，兼具史書和地理書特點的《天下郡國利病書》和《肇域志》也是為史學界所稱道的上品。王夫之以哲學思想而著稱於學術界，但他修纂的《永曆實錄》在清初私家修史領域確有其獨到之處。這一類史家並不以史學而著稱，史書並非其學術代表作，但是由於他們是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並曾經詳細探究考察歷史事件的原委，因此，他們的史書不僅反映歷史真實，而且頗具思想性。 

3.抗清殉明志士及其後裔。抗清殉明志士在明朝滅亡之後，把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了反清複明的鬥爭之中，並最終死於明清之際的戰火，他們是利用戰事的餘暇纂修史書，如張煌言、夏允彝等人。張煌言利用作戰的間隙修纂了《北征紀略》，而夏允彝的《倖存錄》更是在戰事非常緊迫的時期完成的，修成《倖存錄》後不久就死於清軍之手。此外，抗清將領和殉明志士的後裔也成為一支私修史書的隊伍，如夏允彝之子夏完淳繼承父親的遺志修《續倖存錄》，錢肅樂的族人錢肅潤著《南忠記》，吳應箕之子吳孟堅著《南都記略》，蘇觀生之子蘇國祐著《易簀遺言》，瞿式耜的族人瞿共美著《天南逸史》，楊嗣昌之子楊山松著《孤兒籲天錄》等。他們繼承了父輩對明朝的拳拳之心，修纂史書，來表明自己忠於明朝的政治立場。同時，通過修纂史書，他們也衷心地表彰自己的祖輩父輩在明清之際歷史變革時期的高風亮節。 

對於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來說，修史的意義已經超出了史學價值和學術價值本身，而昇華為一種生命的動力、鬥爭的武器、人生的追求，因此他們的史書代表了時代史學的特色，表現出時世對史學的影響。 

二、修史動機 

作為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私修史書的主要動機是為了達到經世致用的最終目的，具體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記載明清之際死節之士的事蹟，以儆當世之人，愧苟活之人。明清之際為了維護明王朝的利益而獻身的英雄人物是這一類史家群體所尊敬和仰慕的對象，他們認為自己與這些死節之士一樣從事的是反清複明的大業，只是由於時世所逼，或私人原因，沒能跟隨先帝於地下，為明王朝流血犧牲，但他們內心的深處卻深切嚮往這種人生境界，因此，在史書中，為明朝死節之士立傳，使之傳為不朽，並成為現實世界的一種獨特的教材，是他們修纂史書的重要原因之一。黃宗羲所謂的孤臣遺老，“心懸落日，血濺鯨波，其魂魄不肯蕩為冷風野馬者”（黃宗羲：《行朝錄》《自序》，《黃宗羲全集》第二冊），成為這類史家衷心表彰的人物，這些英雄人物的傳記佔據了史書的大部分篇幅。如高宇泰在《雪交亭正氣錄》的序言中很明確地指出，“予正取夫可規避，就而不規□，□而不計者，於冥頑城中，孤行一意，百人愚之，能無一人憐之乎！十人憐之，能無一人愧之乎！得憐且愧者於億萬人之中，人心所繇而不泯，故曰一脈張，不可謂絕，一目存，不可謂土崩，此之謂也”（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自序》）。存正氣，正人心，以明末仁人志士的事蹟教育當世之人，是這一類史家群體修史的主要用意之一。 

2.總結明朝滅亡以及南明政權相繼滅亡的歷史經驗教訓。痛定思痛，探究明朝滅亡的原因是許多史家修史的重要內容。比如查繼佐在《罪惟錄》中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指出，明朝的興盛與滅亡是相輔相成的，其興是因其超越前代五事，“一、崇學；一、優外戚，不事事；一、母后無垂簾之聽；一、掛印權歸樞部；一、禁官妓。”其亡則是由於五事長期因襲，不加變通，遂形成“外戚優逸，坐致困窮，共權過操，專閫不力，則開國時計所以善後，而積之為貧與弱”（查繼佐：《罪惟錄》卷一，《帝紀總論》）的局面。史家們視角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查繼佐是從朝政因循守舊的角度來總結明朝滅亡的原因，吳殳則認為，“夫唐之亡也，指大於臂，威令不行；宋之亡也，奸蠹盈廷，橫挑強敵，一二正人不得立朝行政；明則不然，賊無尺土之基，不同于藩鎮女真，苟非朝廷事事左計以脛之翼之，豈能肆哉！”（吳殳：《懷陵流寇始終錄》《序言》）根據吳殳的看法，明朝政府對農民軍征剿不利是造成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戴笠的評價又有不同，他“尋索久之，而後知國之致亡，祖功宗德，天時人事均有之，非盡流賊之罪，賊歲凶狡絕人，亦藉成就者之力也”（戴笠：《懷陵流寇始終錄》《自序》）。其他還有很多看法，在此不一一列舉。 

3.感歎世事，敍述史家自身在戰亂環境中的慘痛經歷。一些史家在明朝滅亡後隱居不仕，修史成為他們生活的重要內容。“余（文秉）年來屏居深山，先世遺書，一散不可複返，日長如年，追憶家庭見聞，輒錄片紙投入甕中；至今春而甕且滿矣，因出己見，稍為次第”（文秉：《先撥志始》《自序》）。隱居山野的遺民生活愁苦無聊，漫長而乏味，追憶過往經歷並見諸於文字既可以打發時間，又可以寄託情懷，文秉對修史動機的自我認識，與其他史家不謀而合。黃宗羲在《海外慟哭記》的序言中說到清初南明的臣子中有多人作詩，除了以詩名家的學者之外，也有很多是以前不曾寫詩的，“愁苦之極，景物相觸，信筆成什”。為了說明當時士人的愁苦之狀，黃宗羲以杜甫作為比較的對象，杜甫是以感歎時世而著稱的詩人，而當時士人對於時世的感歎，“即起杜甫為之，亦未有以相過也。豈天下擾擾多杜甫哉，甫所遇之時，所曆之境，未有諸臣萬分之一，諸臣即才不及甫，而愁苦過之，適相當也”（黃宗羲：《海外慟哭記》《自序》）。清初這些為明朝守節的士人經歷著人生的痛苦，政治上失去憑藉，經濟上孤立無援，精神上慘遭打擊，他們的人生陷入進退失據的兩難境地。李遜之的描述極為生動，他長歎道，“嗚呼！今日而追溯昌啟與崇禎，正如白頭宮女談天寶遺事，又如桃花源中人重話先秦，不知其在龍漢劫前，有不令人長歎而深思者哉！”（李遜之：《三朝野記》《自序》）滄海桑田，世事變幻，許多史家對於時世的評論都是在記述個人的慘痛經歷的基礎上進行的。 

4.征實糾誤。史家們對野史流傳不實非常不滿，力求糾正野史的謬誤，展示歷史的真實狀況。如錢澄之看到了許多關於南明永曆的野史，不滿於野史記載的不確切和不完整，出於史家的責任感，遂私修史書《所知錄》，以澄清是非。錢澄之在永歷朝為官的時候就已經養成了良好的習慣，“略有見聞，隨即記錄”，再加上“平生好吟，每有感觸，輒托諸篇章”，所以對永曆事蹟多有記載。但是，“出嶺時頻遭兵掠，是編為小兒法祖藏諸敗絮中，乃得存歸而深匿之，將作井中史矣。兒沒十餘年，不忍發笥檢視，而偽說橫行，顛倒悖謬，無處置嘴，付之長歎而已。近見野史中亦見有傳信者，然皆得諸風聞，其中成敗是非，本末曲折未經親見，故不能深悉也”（錢澄之：《所知錄》《凡例》）。把糾正野史之非視為自己的責任，錢澄之以此為動力輯錄見聞，修成史書。吳炎與潘檉章相約修《明史記》也是鑒於對野史失實的義憤，“尤可恨者，東南鯫生輩，以傳奇小說之伎倆，自詡董狐，或竊得故人枕秘，從而敷衍。成其立言之旨，不過為目前一二有力之人雪謗地，不憚醜詆故君，移易日月以遷就之，縱能昧心，獨不畏鬼曮乎？”（吳炎，《今樂府序》）出於對野史的憤怒和不滿，很多史家拿起筆來，記述他們所知道的真實的歷史。 

5.存留有明一代的歷史，以免其湮沒不傳。“國可滅，史不可滅”（瞿共美：《東明聞見錄》《自序》），“國史既亡，則野史即國史也”（黃宗羲：《弘光實錄鈔》《自序》），在政治理想破滅之後，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把為明朝修史當成最後的人生目標，他們重視歷史材料的拾掇，積極投身于修史事業。據夏燮記載，“況自六等定案，西曹之獻墨未幹，東林之史筆成塚，凡科參廠疏片紙隻字之留，被明季諸遺老掇拾殆盡”（夏燮：《啟禎兩朝剝複錄》《序》）。明朝雖然滅亡了，但是明朝的歷史不能就此沉寂。《東林列傳》的作者陳鼎“懼史之失傳也，乃囊筆奔走海內，舟車所遇，足跡皆至，計二十餘年，兼訪死難死事忠臣義士，得四千六百餘人，節婦列女在外，擇其事實。作忠烈傳六十余卷”（陳鼎：《東林列傳》《自序》）。吳邦策在甲申國變的當日，“目擊心慟，恐變生倉促，若使一時鐵筆無傳，必致千秋信史失實，苦心搜訪，並吏部告示、名字私記，藏之發中”（吳邦策：《國變錄》《自序》）。姚宗典在《存是錄》的自序中說，“存是錄者，存其是而其非即附著焉。若國家大事之是非不明於天下，何以為殷鑒哉！況國既亡矣，萬曆以後，文獻不足征矣，百世而下，講究失實，宗典有隱痛焉”（姚宗典：《存是錄》《自序》）。因國史未就，史家們把對忠明愛明的赤誠之心寄託於史書，以史書抒發政治懷抱，以史書發洩對現實人生的不滿。 

6.保存反清複明的鬥爭火種，宣傳志士仁人的鬥爭精神。清軍入關後，明王朝在實質上已經解體，雖然南方的殘明勢力舉起反清複明的大旗，集合志士仁人參與鬥爭，但南明政權的腐朽以及軍閥勢力的勾心鬥角都使得鬥爭的前途走向光明的反面。對於這些，史家們早就有所覺察，他們擔心反清複明大業就此沉寂，希望通過採集百姓呼聲，喚起世人對於明王朝的眷顧之情，激勵後世繼續鬥爭。如查繼佐修《東山國語》，“今之國語，有采風之志，志至而神從之，神從之而精歸之”（查繼佐：《東山國語》《自序》）。以修史作為宣傳鬥爭的工具，“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治史被作為准政治行為，私家史述成其為對抗官方政治的一種隱蔽的形式”[1]（P438），李世熊在《狗馬史記》中說，“昔之誤天下者，多以威權震主，神奸鬻國；今亦患得失，貪生怖死之鄙夫耳，遂使溫飽而破河山，壇社而陪璧，亦可哀哉。故整頓斯世者，必非斯世之人，洗沐舊汙者，斷非舊汙之士，傳畸人，思不世之才也”（李世熊：《狗馬史記》《自序》）。通過史書，史家們把反清複明的希望寄託在後人身上。 

三、史書特徵 

明王朝的維護者，這類史家修史以明朝和明以後相繼而起的南明政權為主體，有的完整地記述有明一代歷史，如《國榷》、《罪惟錄》、《石匱書》等；有的記述南明政權歷史，如《南渡錄》、《永曆實錄》等；有的記述明末黨社活動，如《複社紀略》、《東林本末》、《東林列傳》等；有的記述明末農民起義，如《懷陵流寇始終錄》、《荒書》等；有的記述明清鼎革之際的歷史，如《甲申傳信錄》、《國變錄》、《甲申核真略》等；另外還有記載抗清義師活動的史書，記載清初文字獄的史書。在內容上以當代史為主，也有一些史書以重修、增訂歷代史書為內容，但多借古人之酒杯，澆個人之塊壘。在史書記述的具體內容方面有如下特點： 

1.史書內容上相對的傾向性和真實性 

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所修史書內容上的“傾向性”包括兩方面的含義，其一指的是史書在內容上所傾向的主體，以明王朝及其活動有益於明王朝的人物作為史書的主要描述對象，其鑒別判斷史事和人物的標準以是否有利於明朝利益為前提；其二指的是史書在思想上所表揚的主體，這類史家所衷心表彰的人物群體也是以是否有利於明朝的國家利益為前提。 

在作者調查的133位維護明朝利益的史家中，絕大部分把明朝以及後來的南明政權的歷史作為修史的內容，並且在史書中，明朝以及南明政權在史書中是以主角的形象出現的。在《罪惟錄》、《國榷》、《石匱藏書》等記述有明一代歷史的史書中固然是如此，即便是在記述甲乙之際歷史的史書，如《甲申核真略》、《甲乙事案》等也是如此。甚至一些史家把南明政權作為明王朝的正統加以記述，光明正大地為南明修史。如王夫之的《永曆實錄》，借用實錄體裁之名，說明該史書是為永曆政權所寫，但是在具體的修纂上王夫之卻採用了紀傳體的體裁，以本紀和列傳作為史書的主體，明確表明了奉永曆為正統的思想。在史書的具體內容中，王夫之在書中以“常”作“嘗”，以“由”作“繇”，以“檢”作“剪”，對於光宗以下明朝皇帝的禦名都加以避諱，其不忘故國之心由此可知。李清的做法稍顯隱諱，但與王夫之相比，則有異曲同工之效。他潛心史學，曾經刪宋、齊、梁、陳及魏、北齊、周、隋八書合《南北史》而夾註其下，成《南北史合注》；又合陸游、馬令兩《南唐書》為《南唐書合訂》，以隱諱的方式表明其意在南而不在北。 

忠於明朝皇帝，不遺餘力地讚揚崇禎以及南明的幾個君主是史家們的共識。比如文秉在專門記錄崇禎事蹟的編年體史書《烈皇小識》中高度讚揚崇禎皇帝，“烈皇昔繇藩邸入繼大統，毒霧迷空，荊棘滿地，以孑身出入刀鋒劍芒之中，不動聲色，巨奸立掃，真所謂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耶！儀鑒於殷，盡撤諸內奄，政事俱歸於外庭，誠千載一時也”（文秉：《烈皇小識》《自序》）。 

在歌頌英雄人物方面，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也達成一致，視忠義、節烈之士為熱情歌頌和表彰的對象。如張岱著《古今義烈傳》，“其書雖不盡記明季史事，而實為明季義烈激發而作”[2]（P725）。徐開任做《明名臣言行錄》收錄的原則是，“大略不出於事功、節義二者，其間事功有大小，節義有勇怯，亦視其本領之闊狹，有盡有不盡耳，要不可謂無與於此者，以是求之，顧未嘗不嚴也”（黃宗羲：《明名臣言行錄》《序》）。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在史書創作上的傾向性既造成史書內容以當代史為主的局面，同時也造成了史學界較為罕見的當代人記錄當代史的可喜局面。 

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本著認真負責的精神，要求真實地再現歷史。明代學者陳繼儒曾指出，“文人之才在善用虛，史官之才在善用實”，而清初史家葉鉁則認為不然，他認為，史官亦文人也，“史官之才在善用實，未嘗不於處處討論，以辯真偽所由來。大抵秉心貴虛，不虛恐流於偏黨；執簡貴實，不實恐亂其是非，故文人與史官皆宜崇實。實者誠也，直也，惟誠惟直，則天地且孚焉，豈止後世人心信之哉！”（葉鉁：《明紀編遺》《自序》）史家自身正心誠意，剛直不阿才能確保史書的真實性。張岱修史，態度極為嚴肅認真，他認為自己能夠保證有一個公正的立場，是因為他沒有做官，不會因為個人的私利而對歷史事實有所偏袒，“興餘不入仕版，既鮮恩仇，不顧世情，複無忌諱，事必求真，語必務確，五易其稿，九正其訛，稍有未核，甯闕勿書”（張岱：《石匱藏書》《自序》）。談遷在這一點上也是殫精竭慮，他說，“橫木水上曰榷，漢武帝榷商稅，今以榷史，義無所短長也。事辭道法，句權而字衡之，大抵寧潔勿靡，寧塞勿猥，寧裁勿贅”（談遷：《國榷》《義例》）。 

要想保證史書的真實性，就必須在史料上下功夫。明王朝的維護者大都會花費大量時間爬梳歷史資料，訪求歷史事件的當事人，以求能真實地再現歷史。如前所舉徐開任，對於晚明殉難諸臣的事蹟進行審慎的考訂，為持平之論，不做偏私之見，足成信史。被稱為清初學術開山的顧炎武，注重邸報的實證性，他在寫給外甥的信中說道，“竊意此番纂述，止可以邸報為本，粗具草稿，以待後人”（顧炎武：《與其甥徐公書》）。李遜之在《三朝野記》的自序中，也談到了對於史料甄別上應該採取仔細認真的態度，“予不敢僭為全書，但就邸報傳鈔與耳目睹記及諸家文集所載，摘其切要，據事直書。間或旁托稗官，雜綴小品，要於勿偏勿徇，勿偽勿訛，若夫傳疑未確者，甯闕而不錄，庶幾竊附識小議，存一代之軼事乎”（李遜之：《三朝野記》《自序》）。對於史料能夠詳細甄別，對於歷史事蹟，能夠親自進行調查研究，加之很多史家親身經歷歷史事件的發生，因此，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所修史書多能夠保存歷史的真實狀況。並且他們在明朝滅亡之後多採取了與清朝不合作的態度，確保史書在內容上不受新王朝的掣肘，也增添了史書的真實性。 

但是，必須說明，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所修史書的真實性是相對而言的，由於他們對歷史人物以及歷史事件有明顯的政治傾向性，導致其史書不可能完全公正真實地再現歷史事實。在史書中對於在政治上贊同的人物就給予褒揚，而對於他們本人在政治上反對的派別和人物，就給予攻擊和批評。如著名的史家王夫之，他修《永曆實錄》，“是書卷一為本紀，卷二以下為列傳，于桂王一朝人物事蹟，臚列頗備，其死節、佞悻、宦者等傳，尤他書所未詳，足補史乘之闕。惟其進退予奪，則與舊說有大相徑庭者。姑以內閣諸臣言之，其所推重者，瞿式耜外，惟嚴起恒，故以二人同傳。若何騰蛟即屢著微詞，吳炳、朱天麟、吳貞毓、郭之奇輩，有詆諆不遺餘力”（傅以禮：《華延年室題跋》）。顧誠先生曾經這樣評價，“永曆政權內部黨爭非常激烈，王夫之是追隨楚黨的。與他氣味相投的人，他就儘量往好的方向寫，甚至打了敗仗說成是打了勝仗；與他的派系有矛盾的，不要說農民軍，就是南明朝廷的大臣、將領，他就竭力挖苦、謾駡，甚至不惜歪曲事實”[3]。政治傾向性使得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所修史書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徵，但同時也危及到史書的真實性。 

2.史書體裁的靈活運用 

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對於修史的舊規多有改革，敢於創新。首先，在史書的名稱方面，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在確定史書名稱時往往不宥於書名的舊規，具有很強的靈活性。劉知幾曾經總結過去史書名稱的規律，“上古之書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其次有春秋、尚書、檮杌、志乘。自漢以下，其流漸繁，大抵史名多以書、記、紀、略為主。後生祖述，各從所好，沿革相因迴圈遞習。蓋區域有限，莫逾於此焉”（劉知幾：《史通》卷四《題目第十一》）。歷來史家修史基本上沿襲這一規律，往往通過史書的名稱體現史書的內容以及體裁。但是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所修史書，在書名上靈活大膽，擅於變通，單純根據史書名稱已經不能分辨其真實的體裁和內容。如王夫之的《永曆實錄》，名為實錄，但有名而無實，實際上是記述南明永曆政權歷史的紀傳體史書；再如張岱的《石匱書》，根據書名，無法判斷就是有關明代的紀傳體史書。這些史書在名稱上還保留了一些史書命名的規律，如“實錄”和“書”、“史記”等字樣，表明該書的性質為史書。而另外一些史書則完全擺脫了書名的限制，單純根據書名，甚至不能判斷其為史書。如談遷的《國榷》、查繼佐的《罪惟錄》、文秉的《先撥志始》、《烈皇小識》等。 

其次，在史書體裁體例方面，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纂修史書勇於衝破正史所界定的史學規範。比如夏燮總結吳應箕修史的凡例時認為，吳本人對於史書體例有獨特的認識，他說，“正史自有體例，不妨略其所可略，而是編專記本事，固宜詳其所必詳”[2]（P109）。又如李世熊認為，修史之法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應是常變常新的。他說，“史之有例也，自釋春秋者始也，是將為例乎？曰：何為其無也？人形有志，哲謀有傳，名士畸人有傳，排難報怨有傳，前乎史者未聞也，是亦例乎？曰：變也。世變則例變，以義起也，以悲起也，以恥起也”（李世熊：《狗馬史記》《自序下篇》）。李世熊認為，明末清初的歷史情況與歷朝歷代都有所不同，所謂的“義”、“悲”、“恥”和“天”是清初的時代特點，應根據這些時代特點對史書的體例加以變更。因此，李世熊的史書中出現了弄臣、直報、排難、畸人等列傳，雖不見於古代的史書，但卻體現了時代的特點。 

維護明王朝的史家群體不拘守成規，大膽革新，為史書體例進一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作出了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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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張越.顧誠教授訪問記[J].史學史研究，1995，（2）.顧誠先生舉何吾騶和郭之奇為例。對這樣兩個值得肯定的人物王夫之卻因競爭爾意氣用事，在史書中予以謾駡和指責，可見，這類史家在評論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時候，往往會先入為主，具有強烈的傾向性。 

（資料來源：《遼寧大學學報》哲社版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