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降，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廣泛傳播，“科學”(或稱“格致”)在時人的言說中，已成為一個流行詞。人們最初沿襲明末清初時的觀念，以“格致”來稱呼這種西來的知識，而後引進日語辭彙“科學”取代“格致”。近年以來，國內外關於清末民初國人“科學”觀念的研究，已有多種論著發表，如樊洪業《從“格致”到“科學”》[1]，艾爾曼《從前現代的格致學到現代的科學》[2]等文，但其中仍有未發之覆，特別是對清末國人科學觀演化的具體過程少有論及。本文通過檢索清末學者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學”幾個漢語辭彙的具體內涵，辨析國人對西文“science”之譯從“格致”到“科學”的演變過程，藉以揭示清末國人“科學”觀念的重要變化。 

一、中西“格致”之別 

明末清初，西方傳教士東來，攜來了有關數學、天文、地理、力學等自然科學知識。這些自然科學知識對中國人來說是陌生的。當時中文裏沒有意義對等的詞來稱呼它，利瑪竇、徐光啟等最初的西方科學傳人就借用前人使用的“格致”一詞來稱呼它。傳教士利瑪竇在《幾何原本序》中首先使用:“夫儒者之學，亟致其知，致其知當由明達物理耳。……吾西陬國雖褊小，而其庠校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為獨備焉。”然後，徐光啟在介紹利瑪竇時說:“顧惟先生之學，略有三種: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窮理，物理之一端別為象數。”[3](徐光啟《刻幾何原本序》) 

到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時期，清人基本沿用前人的這一辭彙來稱呼西來的自然科學。馮桂芬指出西學中“如算學、重學、視學、光學、化學等，皆得格致至理，輿地書備列百國山川厄塞，風土物產，多中人所不及”[4](Ｐ209)。1861年偉烈亞力、傅蘭雅與李善蘭合作，將牛頓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譯作《數理格致》。1866年美國傳教士丁韙良編譯了一本《格物入門》，全書分為力學、水學、氣學、火學、電學、化學、測算舉隅等7卷。直到1874年徐壽等人創辦“格致書院”時，述其辦學宗旨是“意欲令中國便於考究西國格致之學，工藝之法，製造之理”[5](下冊，Ｐ169)。美國傳教士傅蘭雅于1874年編輯出版《格致彙編》，登載聲、光、電、化及製造文章，目的是“意欲將格致之學問並製造工藝之理法廣為傳佈”[6]。皆將“格致”或“格物”與西文“science”(科學)對譯。 

以傳統辭彙翻譯西方來的新名詞，本是國人常用的作法，也是國人用以理解和詮釋一種新知識的工具。正如葛兆光所言:當西學東來時，“面對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識的衝擊，人們總是要反身尋找理解和解釋的資源，一種新知識的理解，與一種新語言的翻譯並沒有什麼兩樣”，“語言的翻閱需要用自己本土原有的詞語去一一對應，對於新知識的理解，也需要喚起歷史記憶、傳統知識和原有的想像空間，來充當再度理解和詮釋的‘思想資源’”[7](Ｐ21)。以中國傳統辭彙“格致”來“格義”西方自然科學，直接的效果就是，為西方科學技術在傳統中國的傳播打開了方便之門，但作為西方自然科學名稱的“science”與中國注重個人道德修養的“格致”畢竟存在差別。 

“格致”一詞，是從儒家經典《大學》中“格物致知”而來，在漢語辭彙中主要是指一種道德修養工夫，是和“正心、誠意”相關聯的“修身”、“明德”的方法，其旨歸則是“治國平天下”，屬於儒家的“外王之學”。後來，朱熹將其中“格物”與“窮理”聯繫起來，但朱子的“格物致知”還是重在其道德修養方法，提出:“《大學》物格知至處便是凡聖之關。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須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聖賢之域。”[8](Ｐ298)講的還是通過對事物的探究，達到修身、正心，以進入“聖賢之域”的境界。 

晚清國人在沿用明末清初以來以“格致”一詞指稱自然科學時，已注意到中西“格致”之差別。化學家徐壽在《擬創建格致書院論》中指出:“惟是設教之法，古今各異，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學則一。就中國之所謂格致，所以誠正治平也;外國之所謂格致，所以變化製造也。中國之格致，功近於虛，虛則偽;外國之格致，功征諸實，實則皆真也。”[9]1887年春、1889年春，許星台、李鴻章曾兩次就“中西格致之學異同”問題考校格致書院的學生，在答卷中，王佐才指出:(儒家之格致)“乃義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國重道輕藝，凡綱常法度、禮樂教化，無不闡發精微，不留餘蘊，雖聖人複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誠有相形見絀也。”以講“義理”與談“物理”區分中西“格致”。鐘天緯則從“形上之道”與“形下之器”角度，區分中西格致的差別，“格致之學，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則中國先儒闡發已無餘蘊;自形而下者言之，則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窮。蓋中國重道而輕藝，故其格致專以義理為重;西國重藝而輕道，故其格致偏於物理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10](第4冊，Ｐ15)可見，中西“格致”的不同已成為晚清人的共識。在晚清人的認知中，西學“格致”與傳統儒家所言不同，以中國傳統“道、器”觀念來看，它是側重於“技藝之術”的形下之器。1896年陝西設崇實書院(格致實學書院)，張樹聲說:“伏惟泰西之學，覃精銳思，獨辟啟牖，然究其本旨，不過相求以實際，而不相騖于虛文。格物致知，中國求諸理，西人求諸事;考工利索，中國委諸匠，西人出諸儒。求諸理者，形而上而坐論易涉空言……”[5](下冊，Ｐ358)批評中國格致學入於虛理，不切實際，提倡西方格致“實學”。人傳授科學知識的格致書院後，大發議論:“大學之言格致，所以為道也，非所以為器也，……自西洋各國以富強稱，論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抵，乃謂富強實由製造，於是慕西學者如蟻慕膻，建書院以藏機器，而以‘格致’名之，殆假大學條目以美其號。”[11](Ｐ50)所謂“西學”，“蓋工匠技藝之事也”;要求改格致書院為“藝林堂”，以示與傳統的格致之義相區分。 

但由於“自強”“求富”的需要，作為“形下之器”的“格致”在晚清也取得了較高的地位，被作為可以經世的“實學”受到重視。1879年上海格致書院招生啟:“本書院創設滬上，專為招收生徒究心實學。”[5](下冊，Ｐ179)於是又有中、西“格致”的“虛”、“實”之別。薛福成於光緒十六年(1890年)序《格致彙編》中說:“格致之學，在中國為治平之始基，在西國為富強之先導。”《皇朝經世文三編》言:“《大學》之格致窮事物之原，西學之格致究事物之委;《大學》所謂事物，物即事也;西學所謂事物，則事自事、物自物。《大學》究事物之虛理，以人之應物處事而言，故曰終始曰本末;西學究事物之實道，以事物之本體而言，故不曰終始、本末，而總名之曰消長氣為之也。”可見，無論是贊成者還是反對者，對中西“格致”學的區別都有大致相同的認識，贊同者將之等同於“實學”，反對者稱為“技藝”，說明時人對西方“格致”的認同皆在其技術而非其學說、理論方面。 

二、“格致”與“格物”之分 

晚清洋務運動中，洋務派知識份子已經注意區分西學“格致”與中國傳統注重人生道德修養的“格物致知”的差異，並從二者的比較中將西學“格致”定位於“實學”上，注重的是聲、光、化、電、農、礦、工、商，側重於“技術”方面。但隨著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的介紹、翻譯，人們對科學的瞭解更深一層，認識到西學“格致”中不只有實用的“技術”，且存在高深的“學理”。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晚清人的科學觀念中又有了“格致”與“格物”的區分。 

國人所言“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簡稱，其基本含義應包括對事物的探究過程，以及因此而獲得的相關事物的知識;而“格物”只是指對事物的探究過程。二者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其實，“格致”與“格物”的這一區別，在《禮記·大學篇》中即見端倪:“古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致。”及至明清人將西方科學技術統稱為“格致”以來，人們不再注意二者的區別，特別是鴉片戰爭後開始形成的以“器、技”為特徵的科學觀，更是將“格致”等同於“格物”。 

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廣泛傳播，清末人們已注意到，在引進的西方“格致”學中，不僅有技藝，也包括其學理。王韜就曾指出:“竊謂近今一切西法無不從格致中出，製造機器皆由格致為之根柢，非格致無以發明其理而宣洩其奧。以是言之，格致顧不重哉!”[6]丙辰年序已經指出西學“格致”中包括了相關的知識、學理。奕訁斤曾指出:“洋人製造機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軍，無一不自天文算學中來。”並針對時人“或謂製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為之”的說法，指出當時提倡西方格致之學的目的，在於明事物之“理”，而與匠人只講習“事”是有區別的，“蓋匠人習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學，學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並非強學士大夫以親執藝事，又何疑乎?”[5](上冊，Ｐ150)故清末人言“格致”時，有改稱為“理科”、“理學”者。 

由於認識到“格致”之學的“理學”性質，於是清末人觀念中便有了“格致”與“格物”的區別。1888年京師同文館設立“格物館”，以傳授西方科學技術及理論知識。後發現以“格物”名其所教內容，不能包括其中的理論、知識，遂於1895年改名為“格致館”。為此次改名，皇帝還鄭重其事地發佈了一個上諭:“據總教習呈稱‘致知必由格物，同文館設立格物館時，未能顧名思義。請將格物館改為格致館，庶於致知格物不至偏’等語。該總教習所呈，不為無見，嗣後格物館即改名為格致館，以符名實。此諭。”[5](上冊，Ｐ139)從中可見，時人已經意識到:“格物”與“格致”存在“技藝”與“理論”的差別。 

隨著西方科學技術書籍的介紹、翻譯，人們逐漸認識到西學“格致”中不僅有實用的技術，而且存在高深的學理。晚清人意識到“格物”與“格致”的區別，這一區別是導致從“格致”到“科學”概念轉化的一個重要環節。而“科學”一詞中包含的“學”字，正切合于時人對西學格致中“理學”的認識，“科學”取代“格致”便順理成章了。 

三、從“格致”到“科學” 

在康有為、嚴複引入“科學”①一詞後，從1897年至1912年，“科學”與“格致”同時並用。從“格致”到“科學”的變化，其意義不僅在於文字的變化，而有更重要的觀念的變化。正如王國維在《論新學語之輸入》中指出:“言語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輸入，即新言語輸入之意味也。”[12](Ｐ117)“格致”一詞容易被理解為技藝之術，而作為現代概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