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官方易學主要指順康時期清廷組織編寫的易學三書，即《易經通注》、《日講易經解義》、《周易折中》。清廷為何在這短短幾十年間前後多次編纂《易經》？應該說有其深刻地社會背景及用心。 

清廷以武力問鼎中原不久就開始著手儒學建設，因為他們深知尊奉儒學可以起到武力達不到的作用。順治八年（1651年），順治帝親政後就對儒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翌年，“臨雍釋奠”典禮隆重舉行。他勉勵太學師生篤守“聖人之道”，“講究服膺，用資治理。”（《清世祖實錄》卷六十八）不久頒諭禮部，把“崇儒重道”定為一項基本國策，以此籠絡漢族士大夫。十二年（1655年），再諭禮部：“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經術為本。”（《清世祖實錄》卷九十一）兩年以後，舉行清代歷史上首次經筵盛典，又初開日講，祭告孔子於弘德殿。經筵也好，日講也罷，必須要有適合統治者需要的經書，而編纂經典即成當務之急。《易經通注》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纂修而成。此書由傅以漸、曹本榮編著，成於十五年（1658年），共九卷，卷首有清世祖撰《敕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一篇，另有傅曹兩人所撰《表》、《序》，卷末有曹本榮撰《後序》。此書編纂伊始，清世祖就道出其用心及宗旨，希望對明永樂年間儒臣編纂《周易大全》以來近三百年易學成果給予總結，編出一部簡明扼要的解《易》著作，以期“使羲經奧旨，炳若日星，以稱聯闡明四聖作述至意。”（《敕大學士傅以漸日講官曹本榮》）傅曹兩人秉承旨意，“輒參取漢魏唐宋元明諸家刻本，涉獵商訂”，“要終原始，獨探至理之要歸。”在版本上緊守王弼以來以傳附經矩矱，參采眾家，融會貫通，一以己意闡發義理，期以通經致用，初步反映清初官方的易學觀，開清廷編纂《周易》之先河。 

康熙六年（1667年），清聖祖康熙帝親政後，繼續遵循“崇儒重道”的政策。八年（1669年），康熙帝親臨太學釋奠孔子。翌年，康熙帝又頒諭禮部，提出以“文教是先”為核心的十六條治國綱領，把順治朝確立的“崇儒重道”國策具體化。康熙帝還下令修理聖廟，以舉行“臨雍釋奠大典”。他十分重視經筵，認為設立經筵，表明帝王留心學問，勤求治理之意。十年（1671年）二月，經筵正式舉行。四月日講開始。經筵、日講促使康熙帝系統學習儒學，而且把所學用於經世。後來清廷平定三藩之亂、統一臺灣等舉措，從某種意義上說是通經致用的表現。成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的《日講易經解義》，既是日講的產物，也是經世的總結。此書根據康熙帝旨意編纂，由康熙帝親定，朱鈕等纂，共十八卷。據卷首所列參修人員，凡七十五人，其中不乏徐乾學、高士奇等名儒重臣。書前列“筮儀”以明筮者占筮的過程，又列朱子圖說，以示尊奉之意，但仍採取以傳附經模式。朱鈕等編纂此書是希望皇上“體天德以行建，觀人文而化成”，“明天道，察民故”（《日講易經解義進呈疏》）。康熙帝也自稱“惟帝王道法載在六經，而極天人窮性命，開物前民，通變盡利，則其理莫詳于《易》”，“聯夙興夜寐，惟日孜孜勤求治理，思古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經學，嘗博綜簡編，玩索清蘊。至於《大易》，尤極研求”，“以經學為治法之意”（《日講易經解義序》）。“以經學為治法”一語明白標出他治《易》重在實用，為經世服務，也就是說通過研讀《周易》提高執政水準。檢視全書，其經世之心躍然紙上。此書反映康熙前期官方易學的成果。 

康熙後期，國力逐漸增強，社會日趨穩定，官方學術愈來愈趨向尊奉朱熹，清廷先後以禦纂名義，編纂多種朱子著作。五十一年（1712年），康熙帝表彰朱子，稱其“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纂之書，皆明白精確，歸於大中至正。經今五百餘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後，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清聖祖實錄》卷二百四十九）。隨即頒諭，將朱熹從祀孔廟的地位升格，由東廡先賢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周易折中》正是在這種條件下修成的。此書始作於五十二年（1713年），成於五十四年（1715年），康熙帝禦纂、李光地總裁，共二十二卷。卷首有禦制《序》以及《凡例》、《義例》等。從所列“職名”看，參與纂修共五十人。康熙帝為此書定下基條，認為《周易》在“秦漢而後無複得其精微”，明代《周易大全》“駁雜，奈非專經之純熟”，因此要“上律河洛之本末，下及從儒之考定，與通經之不可易者，折中而取之。”（《周易折中序》）所謂“折中”是指“以朱子為主，故列《本義》於先，而經傳次第，則亦悉依《本義》”，即採取經傳分離的模式，恢復古本《易》。《凡例》明確以朱熹易學為宗旨，這與清廷尊朱的學術路向相適應。清廷之所以尊朱，不過是把它當成統治工具。另外，此書廣采眾家注疏，網羅歷代易學家二百一十八人，“上自漢晉，下迄元明，使二千年易道淵源，皆可覽見”，可謂清初官方集大成之作。 

縱觀清初官方易學有以下特點：其一，在版本上，由費直、王弼以來的今本《易》轉向古本《易》，即以經傳分離取代以傳附經。其二，《易經通注》雖對前人成果融會貫通，闡發己意，但過於簡略，屬草創之作。《日講易經解義》側重在發揮易理，通經致用。二書都缺乏對前人之說別裁，未能全面總結二千年來易學史的成果。而《周易折中》則是對已往易學的總結，可以說是集官方易學大成之作。其三，以義理為主，以通經致用為目的，並逐漸轉向尊朱熹，這與清初學術尊朱並把它當成統治工具的大趨勢相埒。其四，清廷通過編纂《周易》等經典，深化了其所推行的崇儒重道政策，成功地籠絡漢族士大夫人心，促進滿漢文化合流，對鞏固自己的政權有積極意義。 

（轉自智識學術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