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徐世昌先生主持編纂《清儒學案》，以山西理學名儒範鄗鼎列於該書卷28，題名《婁山學案》。徐先生謂：“三晉理學，最稱敬軒，複元辛氏，實衍其緒。婁山祖父，皆游辛門，淵源既有所自，複能 顓精壹意，講學不倦，巍然為清代山右儒宗。《理學備考》一書，亦夏峰《宗傳》之亞也。述《婁山學案》。”[1] 徐先生以范鄗鼎彪西為清代山右儒學開派宗師，名副其實，洵稱公論。以下，謹將范先生學行及三種《理學備考》大要稍事梳理，敬請方家大雅賜教。 

範鄗鼎學行述略 

範鄗鼎，字漢銘，號彪西，學者稱婁山先生，山西洪洞人。生於明天啟六年（1626），卒於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享年80歲。 

山右為理學之邦。明初，薛瑄倡學河東，悃愊無華，篤守朱子，影響有明一代理學甚巨。當明末季，辛全崛起晉中，近承薛瑄，遠紹朱子，以所著《養心錄》而作育一方人才。鄗鼎祖弘嗣，字竹溪，父芸茂，字丹虹，俱及辛氏之門受學，理學傳家，祖孫接武。芸茂孝友誠篤，尤能力行辛氏所教執敬之學，明亡不出，卒於家。鄗鼎自幼秉承庭訓，服膺辛氏學說，步趨父祖，讀《毛詩》，好《左傳》，兼擅五經。順治二年（1645），以五經應試，翌年即名列副榜，八年（1651），舉鄉試。十八年（1661）春，在京應禮部試，本已中士，未待放榜，“抱病先歸”[2] 。康熙三年（1664），因病未赴殿試。六年（1667），成進士，名列三甲，歸班候選。十三年（1674），以母老奏請終養，奉旨允行。從此養母不仕，承歡菽水，不異孺慕。 

鄗鼎蟄居鄉里，閉戶不入城市，承父祖遺志，留意鄉邦文獻，輯刻嘉言懿行。早在順治十二年（1655），鄗鼎讀其祖所輯《三晉正學編》，即已漸悟：“人不為理學，將為何如人？文不為理學，將為何如文？”於是由辛氏學入門，進而究心濂、洛、關、閩諸先生學，“知淡八股而嗜理學”，“知主河津而輔余姚”。[3]終養之後，先以五經書院，繼建希賢書院，設講堂，置學田，聚徒授業，“合舉業、理學而一之”[4]，以轉移一方風氣。 

自康熙十四年（1675）十一月起，范鄗鼎振興一方儒學的努力引起山西地方當局重視。十七年正月，清廷詔舉博學鴻儒，鄗鼎因之而列名薦牘。一如先前告養，此番仍以高堂色養，堅不就征，三上呈詞，重申“既列終養，不宜出仕”，斷不可“破終養之例，行欺罔之私”，以“鼎一人而玷國典”[5]。一時儒林，取鄗鼎與陝西李顒、江西魏禧、浙江應撝謙並稱，有“商山四皓”之比。 

康熙十七年以後，為表示對清廷崇儒重道國策的擁戴，順應開館纂修《明史》的需要，鄗鼎開始結撰《明儒理學備考》，以表彰明代理學諸儒學行。訖於康熙四十年，主要精力多用於《明儒理學備考》、《廣明儒理學備考》的纂輯之中。二書告成，自康熙四十一年起，又致力清初理學諸儒學行的表彰。其間，輯刻鄉邦賢哲著述，董理大儒嘉言懿行，則始終如一，盡心盡力。據康熙三十八年夏《五經堂既刻書目》記，截止是年，鄗鼎輯刻圖書計有《禦制勸善要言》、《三晉語錄》、《重訂晉國垂棘》、《三晉詩選》、《薛文清讀書全錄》、《辛複元四書說》等，凡30餘種，數以百卷之多。 

康熙四十二年（1703），聖祖西巡，十一月初四日，在洪洞召見鄗鼎，鄗鼎進呈《明儒理學備考》、《明儒廣理學備考》，並奏正結撰《國朝理學備考》，行將刻竣。聖祖為之欣然，賜手書“山林雲鶴”四大字。年屆耄耋，抱病著述，最終將鄗鼎晚年心血耗盡。四十三年歲杪，補輯《國朝理學備考》費密學行資料擱筆，即於翌年溘然長逝。 

范鄗鼎一生，以振興三晉儒學為職志，“不別宗派，不分異同”[6]，光大理學，鞠躬盡瘁。故世之後，門人私諡文介先生，從祀鄉賢。所著序記、書劄、傳狀等，輯為《五經堂文集》刊行。《明儒理學備考》、《廣明儒理學備考》及《國朝理學備考》，則不脛而走，流傳有清一代，至今猶為董理理學史學人所重。 

兩部《明儒理學備考》 

鄗鼎著《明儒理學備考》，肇始於康熙十七年正月。關於是書之撰述緣起，卷端《凡例》首條言之甚明：“聞喜朱小晉（諱裴）先生，序小刻《紀略》曰：‘予向在台中上封事，有請修《明史》一疏，奉有諭旨。同官顧西巘（□□）先生，有請增從祀一疏，部複可其議。’鼎觀近日，又有命禮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經》之典，私喜昭代崇儒重道，留心理學，非一日矣”[7]。綜觀此條所言，鄗鼎修書之舉，緣由主要有三：一是廷臣開館纂修《明史》的呼聲，二是朝中新增從祀大儒之議，三是清廷崇儒重道，留心理學決策的日趨明朗。 

緣起既明，如何將撰述宗旨付諸實施，便成一關鍵問題。在這個問題上，鄗鼎有一始終恪守的信念，即“學問只怕差，不怕異”[8]。也就是說，學問只怕背離正道，出現偏差，而不怕存在認識的不同。具體到有明一代從祀孔廟的四大儒而言，鄗鼎認為，薛瑄 、胡居仁之學為一類，王守仁、陳獻章之學為另一類。若再加細分，則四家之學皆可各為一類。然而儘管路數不同，卻未可軒輊，四家實是相輔相成。鄗鼎的結論是：“薛胡之學，參以王、陳而薛、胡明；而王、陳之學，亦因薛、胡而益明也。”[9]秉持此一宗旨，鄗鼎於明清之際諸多理學史著述的偏頗提出批評，指出：“近人匯輯理學，必曰孰為甲，孰為乙，孰為宗派，孰為支流，孰為正統，孰為閏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當乎？多見其不知量也。”[10]因此，《明儒理學備考》一反其道，“書名《備考》，待人以恕”，“不敢雲宗，聊以備考焉耳”[11]。 

由康熙十七年正月始撰，至十九年十月第二篇序文脫稿，《明儒理學備考》初步編成。二十年，是書首次付梓。書凡16卷，卷1至6系輯錄辛全《理學名臣錄》而成，卷7至10為孫奇逢《理學宗傳》之傳記摘編，卷11至16乃鄗鼎本辛、孫二家意，博采諸家傳記所作續補。據著者自述，所徵引諸書依次為《聖朝明世考》、《名臣言行錄》、《仕國人文》、《道學正統》、《道學羽翼》、《聖學宗傳》、《京省人物志》及諸家文集等。 

康熙二十八年春，鄗鼎得熊賜履著《學統》、張夏著《洛閩源流錄》，複取二家所錄理學諸儒傳記，將《明儒理學備考》增補為20卷。二十九年冬，黃宗羲弟子仇兆鼇，將黃著《明儒學案》總目寄鄗鼎。三十三年二月，兆鼇複遣專人送新刻《明儒學案》至洪洞。於是鄗鼎再取張、黃二書，續輯《明儒理學備考》為34卷。至此，《明儒理學備考》終成34卷定本。 

《廣明儒理學備考》為《明儒理學備考》之姊妹篇。《備考》系明代理學諸儒傳記彙編，以人存學，《廣備考》則專輯諸家語錄、詩文，以言見人，先行後言，相得益彰。兩書間的這一關係，《備考》卷首《凡例》有專條說明，鄗鼎謂：“辛集止載本傳，不載語錄。孫集于本傳之後，有語錄者，或載十餘節，或數十余節，言行俱存，誠為完書。余於語錄盡刪，竊取吾夫子躬行心得之意。或曰，六經皆聖賢之言，此何居？余曰，續有《廣理學備考》一書，皆聖賢之言也。在後世視聖賢，非言莫傳，而聖賢在當日，先行為急。餘所以分本傳與語錄而二之也，善讀者自能一貫。”[12]可見《明儒理學備考》結撰之初，著者即有纂修《廣明儒理學備考》的計畫。 

康熙十九年十月，《明儒理學備考》初成，鄗鼎便著手《廣明儒理學備考》的結撰。至二十三年九月，《廣明儒理學備考》初編告竣，著者于《凡例》首條重申：“前刻《理學備考》，有傳者止錄一傳，無傳者節取序志，其於嘉言善行，尚多掛漏。餘下愚終未得門而入也，此廣之不容已也。且前刻綱也，茲刻目也，前刻經也，茲刻緯也，合而讀之，理學之事備矣。” [13] 

一如《備考》，《廣備考》亦以薛、胡、王、陳四家冠於書首，領袖群儒。凡于著錄諸家，不分門戶，無意軒輊，旨在一致百慮，殊途同歸。鄗鼎於此有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一陰一陽，一柔一剛，一動一靜，一語一默，處處皆有，物物皆然，何獨至於理學而疑之？他不具論，宋有考亭，即有象山，明有薛、胡，即有王、陳。鹿伯順解由堯舜至湯一章，有曰：‘見知都得兩人，政為怕拘一人之見，或見不全也……人知朱、陸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陸未嘗不同’。鹿公之言如此。生安勉強，殊途同歸，德行文章，百慮一致，我思鹿公，實獲我心。”[14] 

《廣明儒理學備考》的結撰，“見一集乃廣一人”[15]，續得續刻，多歷年所。康熙二十七年正月，重訂再刻。三十一年九月，三訂三刻。爾後再經增補，於三十三年夏，終成48卷完書，著錄一代理學諸儒凡80家。 

關於《國朝理學備考》 

鄗鼎一生精力，幾乎皆在兩部《明儒理學備考》的纂輯之中，用力勤苦，用心深遠。然而于當朝理學，其態度若何？康熙二十九年二月，同年廷臣許三禮有書自京中來，稱道鄗鼎董理有明一代理學之功。鄗鼎欣然複書雲：“蕪刻兩《備考》，原不欲使一代正學湮沒。今史館纂修《明史》，其中自有文章巨公，弟不敢望其項背。然論三十餘年搜求之苦，刊刻之費，性情在此，寤寐在此者，弟亦不敢多讓也。”書末且告三禮，擬于日後將許氏《政學合一》諸書錄入《本朝理學》[16]。其實早在之前四年，前輩重臣魏象樞來信，即已詢及“本朝之講理學有著作者，”準備如何處理的問題。鄗鼎就此答雲：“本朝理學，有志未逮，俟明儒草草就緒，然後可漸舉也。”[17]可見，在致力表彰明代理學諸儒學行的過程中，鄗鼎已對當朝理學的梳理有過考慮。 

康熙三十三年，兩部《明儒理學備考》最終完成。適逢是年閏五月初六，清聖祖以《理學真偽論》為題，在瀛台考試翰林院眾臣。試畢，命大學士張英傳旨：“你們做《理學論》，哪知江南總督于成龍是個真理學。”又明示諸臣：“理學原是躬行實踐。”[18]鄗鼎得悉此一重要消息，至為鼓舞。因為一則康熙二十五年秋，他曾就于成龍入祀太原三立祠一事，數度呈書山西地方當局，且於翌年春喜獲如願。再則兩部《明儒理學備考》的刊行，根本宗旨與三立祠立德、立功、立言之意，名異而實同。第三是在康熙二十五年七月，于答魏象樞書中，闡述過如下理學觀：“小刻《廣理學》，仍以理學為主。竊謂理學二字，必得文章、事功、節義，而學始實，而理始著，始可見之行事，而非托之空言矣。”[19]因此，鄗鼎“私喜腐儒迂見，不悖於聖訓如此”[20]。於是經過數年的搜集資料，《國朝理學備考》的纂修，遂於康熙四十一年秋開始。 

《國朝理學備考》為鄗鼎晚年的重大編纂勞作。一如前刻兩部《明儒理學備考》，著者開宗明義，即揭出本書之撰述宗旨。一是“愚論理學，但以躬行為主，非此族也，不列集中”。二是“論學歸宗，論學歸善也，雖謂前後三《備考》，同一迂見可也”。三是“但有一言一行，一念一事，合天理、順人情者，即登於冊”。四是“予之為《備考》也，內而自考，外而考人，既望之《備考》者，並望之讀《備考》者。”五是“隨得隨錄，意無軒輊”。[21] 

全書所錄凡26家，依次為許三禮、熊賜履、陸隴其、党成、湯斌、魏象樞、于成龍、李 顒 、李生光、劉芳喆、王士禎、李鎧、曹續祖、王端、趙侶台、費密、施閏章、陶世征、  繆彤、趙世麟、彭瓏、施璜、吳肅公、汪佑、竇克勤等。書不分卷，一人一編，若人自為卷，則可視作26卷。各編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為熊賜履，凡二冊，可視作上下二卷，最少則趙侶台，僅語錄數條，寥寥兩頁。 

是書編纂體例，與前二《備考》略異，系合著錄理學諸儒言行為一。所錄各家，有已定、未定之別。何謂已定、未定？鄗鼎於卷首《凡例》釋雲：“昔刻兩種《明儒備考》，愚意既見《凡例》中。茲刻愚意同前，而小異者，有已定、未定之別。於已定者，或行狀，或志傳，或節取名篇，或妄自杜撰，謹成一篇，而並錄其著作。此其同也。於未定者，或台閣奏疏，或山林撰述，或詩歌語錄，或論序書柬，或長篇，或短劄，總錄其著作，而狀傳姑俟之他日。此其異也。”[22]若于成龍、魏象樞、陸隴其、湯斌、許三禮諸家，即屬作古論定者。其他各家，或人尚健在，或所錄資料不全，則多屬未定。 

凡所著錄諸儒，大體先為生平簡歷，並附鄗鼎按語，隨後則是學術資料彙編。所錄資料凡分四類，一為語錄，二為文集，三為詩詞，四為諸儒評論。 

鄗鼎將《國朝理學備考》付梓 ，已屆77歲高齡。雖抱病山中，潛心編纂，無奈風燭殘年，不堪重荷，未待全書編成，即告賚志而歿。因此《國朝理學備考》實為鄗鼎未完之書，故而字裏行間，每每可見其子  所作續補。也唯其如此，全書所錄各家，未及以年輩先後為序，頗多參差不齊。與前刻兩《備考》不同，前二書流播有年，已成定本，朝野名臣序跋，比肩接踵，同調共鳴。此書則匆匆問世，璞玉待琢，除卷首《自序》、《凡例》之外，別無其他序、跋。儘管如此，因為書中所錄均系得自各家近刻，或手自抄錄，多具文獻價值。尤其是諸儒與著者往還之若干書劄，多涉一時學術消息，於知人論世彌足珍貴。他如諸家傳狀之輯錄，見聞真切，亦可補官修史書之闕略。因此，考論清初理學，鄗鼎所著依然不失獨具之學術價值。 

（資料來源：《清史論叢2007年號——商鴻逵先生百年誕辰紀念專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