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學派，于“乾隆、嘉慶兩朝，漢學思想正達于最高潮，學術界全部幾乎都被他佔領”1。它不僅是清朝學術思潮的主流，也是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大學術流派，在中國學術思想發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響。這裏僅就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及歷史局限作初步論述。 

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 

根據乾嘉學派治學內容、治學方法上的特點，其學術成就可概括如下幾方面： 

1．集歷代特別是明末清初考據之大成，把中國古代考據學推向高峰，形成獨具特點的考據學派。人們一談到考據，即聯想到清代或乾嘉時期，似乎只有清代才有考據。其實，這是種錯覺。考據作為一種治學的基本方法，為歷代學者整理歷史文獻時所普遍使用，並非清代所獨有。應該說早在古代有了文獻資料，有了學術活動，就有一定形態的考證。如《論語·八佾篇》記載：“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孔子所謂文獻不足，故杞、宋之事不足徵，必然是經過對文獻資料的檢索考證而後得出的結論。因此，可以說在孔子時代就有了考證。特別是相傳刪定《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經，已是正規的古籍文獻整理。所以，乾嘉考據大師段玉裁曾云：“校書何放(仿)乎?放(仿)乎孔子。”2俞樾亦云：“讀書必須逐對，亦孔氏之家法也。”3可見，孔子也是搞考據的鼻祖。考據方法更加正規的運用於整理歷史文獻，當自漢代始。因漢繼秦火之後，文獻典籍或篇章亡佚，或字句訛誤，或真偽可疑，都需要一定的考據，方可弄清真相。劉向、劉歆父子奉詔校書秘閣運用了比勘文字、辨別真偽、厘定篇次、分類編目等方法和程式，這些都是基本的考據工作。東漢時期古文經學盛行，對經書的訓詁注疏大盛，涌現了鄭玄等訓詁學大師，確立了漢儒經師的權威地位。因此，清代乾嘉學派，以“鄭學”為旗幟，以“漢學”相標榜。唐代孔穎達撰《五經正義》，頗重字句訓詁與名物考證。而且，此時注史之風甚熾，如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張守節的《史記正義》、顏師古的《漢書注》等，或明音義，或正史事，或詳典制，均開史學考據之風。至宋代，雖然程朱理學盛行，但考據方法仍然不輟。諸如晁公武、陳振孫之考訂圖書陽修、趙明誠考錄金石，鄭樵、王應麟考證文獻，都取得突出成就。朱熹作為擅講義理的大理學家，也並非不重視考據。他在校勘古籍，辨訂群書方面，都有著述，特別是辨偽古文尚書，對後來的學術思想發展有較大影響。明代雖然有王陽明的心性之學氾濫，但仍不乏考據方面的學者和著述。如楊慎開啟明代考據風，梅鷟、胡應麟考辨偽書，焦竑、陳第研究文字、考訂古音，方以智考訂方言俗語和官制。這些學者的考據成果和考據方法直接開啟了清初的經世實證學風。清初顧炎武等學者繼承了明代學者的考據成果，並有鑒於明末以來的空疏學風，強調認真讀書，重視考察和博求實證的樸實學風，以這樣的方法研究經學、文字音韻學和歷史地理學，為此後清代的考據學在研究內容和研究方法上開了先路，成為乾嘉學派的“不祧祖先”。繼顧炎武之後，康熙時期又有閻若璩著《尚書古文疏證》、《四書釋地》；胡渭著《易圖明辨》、《禹貢錐旨》；毛奇齡著《四書改錯》；顧祖禹著《讀史方輿紀要》；姚際恒著《古今偽書考》，又有王錫闡、梅文鼎等關於天文曆算之作。他們都專力於考據並分別在訓詁經書、考釋歷史地理、考辨文獻和天文曆算方面做出成績，成為乾嘉學派的直接先驅。乾嘉學派正是在繼承和發展了歷代特別是清初學者的考據成果與考據方法的基礎上，把考據學發展為獨立的學派。從學術思想史發展的歷程看，任何一個自成體系、別立門戶的學術派別，都要有自己的學術宗旨、治學方法、研究重點及學術風格，而這些則需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至乾隆中葉後，正是經過長期的積累之後，考據學作為一個獨立學派的條件完全具備，以考據為特點的乾嘉學派才正式出現和形成。當時“許(慎)鄭(玄)之學大明，治宋學者已□ ，說經皆主實證，不空談義理，是為專門漢學”4。首先打出漢學旗幟的是惠棟，以惠棟為首形成了乾嘉學派中的吳派。稍晚于惠棟，又有戴震創立了乾嘉學派中的皖派。在吳、皖兩派周圍，湧現了一大批考據學家，諸如余肖客、沈彤、江聲、王鳴盛、錢大昕、盧文弨、江永、洪榜、程瑤田、汪中、焦循、段玉裁、王念孫、阮元、王引之等。真是學者輩出，著述如林，一時間呈現出“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爛然如日中天”的盛況。乾嘉學派的出現，使得考據內容更為廣泛，考據方法也更為嚴密，考據成果更為充實和豐富。雖然，自從有了歷史文獻與學術活動，就有考據。但考據學成為獨立的學派則是清代所特有的，而乾嘉學派可謂集歷代考據之大成，把中國古代考據學推到高峰，引向極至。 

2、對我國兩千多年以來的文獻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總結，使豐富的文化遺產賴以保存，並為後人閱讀、利用和整理提供了方便，奠定了基礎。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文化典籍豐富的國家，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延綿不斷，流傳下來浩瀚的歷史文獻典籍是研究古代歷史文化的珍貴史料。但在輾轉相傳中，大量的文獻典籍或由戰亂、或因水火、或被風蝕蟲蠹，不少亡失殘缺，顛倒訛誤，真假錯亂。或由於年代久遠，字形音義變化，艱澀難解，使人無法卒讀。以考據為特長的乾嘉學派，在吸收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通過訓詁箋釋、版本鑒定、文字校勘、辨偽輯佚等方法和手段，對兩千多年來流傳下來的文化典籍，進行了大規模的、認真系統的整理和總結，做出了可貴的貢獻和成績，湧現了更多的學者和著述。在經學、小學、歷史、地理、金石、考古，以及工具書、叢書、類書的研究和編纂方面，都留下可資借鑒的寶貴成果。梁啟超在其《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用一半以上的篇幅，綜述“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分“經學、小學及音韻學”，“校注古籍、輯佚書、辨偽書”，“史學、方志學、地理及譜牒學”，“曆算學及其它科學、樂曲學”等四部分，詳細具體地總結了清代學者在整理古籍方面的成績和貢獻。雖然梁氏是就整個清代學者的成績而言，但其中大部分成績乃乾嘉時期所取得，讀者仍可從中瞭解乾嘉學派在這方面的學術成就。 

中國的傳統文化以儒家為核心，而儒家的思想又集中反映在其幾部主要的經典上。由於乾嘉學派的治學範圍內乃以經學為中心，其學術成就也較多反映在對儒家經典的整理上。乾嘉學派幾乎把儒家所有的經典，都重新加以訓詁和箋釋，如《易》、《書》、《詩》、《禮》、《春秋》、《論語》、《孟子》、《爾雅》等，都有新注新疏。惠棟的《易漢學》、《周易述)、《易例》，焦循的《雕菰樓易學三書》，閻若璩的《尚書古文疏證》，王鳴盛的《尚書後案》，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陳奐的《詩毛氏傳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秦蕙田的《五禮通考》，劉寶楠的《論語正義》，郝懿行的《爾雅義疏》……都是乾嘉學派訓釋儒家經書的著名考據之作。後來，阮元和王先謙彙編清代學者訓釋儒家經書的成果編成《皇清經解》與《續皇清經解》，收錄經學著述194家、389種，達3000卷之多，足以反映清代學者特別是乾嘉學派治經方面的成就。我國老一輩史學家範文瀾先生曾指出“新漢學系經學從考據方面的發展，古代制度文物，經考據學者的研究，艱澀難解的古書，大體可以閱讀。因此，新漢學系經學堆積起巨大的考古材料，把封建統治工具的經學，改變成科學的古代社會史、古代哲學史原料看，它自有很高的價值存在”5，實事求是地肯定了乾嘉學派整理儒家經學的成就與價值。 

與整理經書相關聯，為了搞清經書的字義與音讀，乾嘉學者在文字學、音韻學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力。我國古代流傳下來的這方面的有關著作，如《爾雅》、《方言》、《廣雅》、《說文》、《廣韻》等，乾嘉學者也大都對之進行了整理、注釋和研究。在這方面產生了一批著名的學者和學術價值很高的著作。諸如戴震的《方言疏證》，邵晉涵的《爾雅正義》，王念孫的《廣雅疏證》，阮元的《經籍纂詁》，王引之的《經傳釋詞》，段玉裁的《說文解字注》等，在學術上均有很多創獲。這些著述，至今仍是研究文字、音韻、訓詁方面的重要參考著述。乾嘉學派在這方面的成就，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代。 

  除經學、文字學、音韻學而外，乾嘉學派用力甚勤的則是史學。乾嘉學派在史學方面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對史料的修補鑒別，考厘史籍的編著源流，考訂歷代史書記載的真偽異同，補訂各史表志，以及搜集辨證遺文佚事方面，史論方面則不突出。乾嘉考據史學的代表作，諸如錢大昕的《二十二史考異》，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及趙翼的《廿二史劄記》等。這三部類似的史書，亦各有特點。錢著詳於校勘文字，解釋訓詁名物；王著則偏重典章制度的考實；趙著則在考辨史實的同時又多發議論，均有助於後人閱讀瞭解古史。至於考訂補注各斷代史的史籍更是不勝枚舉。乾嘉學派在史學方面的成就，還表現在各類史表的編排與方志編纂方面。清代各省、府、州、縣均有創編和續訂之志書，而許多志書大都成于乾嘉學者之手。方志的編纂與義例的創立，成為清代史學的一大特色。 

乾嘉學派在古籍整理方面的成就，還突出表現在校勘、輯佚、辨偽方面。乾嘉學者運用校勘，把秦漢以來的大部分子書，諸如《荀》、《墨》、《老》、《莊》、《韓》、《管》、《晏子春秋》、《呂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太玄》、《法言》、《白虎通義》、《鹽鐵論》、《水經注》等，均予校訂，或厘審字句、或排比章節，使許多難讀的古書，文從字順，恢復了本來面目。盧文弨的《群書拾補》、王念孫的《讀書雜誌》、俞樾的《諸子評議》，都是有名的校勘著作。乾嘉學者還經過搜集鉤沉，把許多亡佚的文獻典籍，從幾部較大的類書或較古的典籍中輯佚出來。僅從《永樂大典》中，就輯出亡佚之書375種，4926卷。乾嘉時期著名的輯佚大家馬國翰的《玉函山房輯佚書》，即輯出經部書籍432種，史部8種，子部152種。從而使許多年久失傳的典籍重見天日。再者許多偽書，或作者、年代記載有誤的書籍，乾嘉學者也以嚴正的態度，加以辨證，確鑿證明某些書是偽書，避免了以訛傳訛，以假亂真。姚際恒的《古今偽書考》、崔述的《考信錄》等，都是著名的辨偽著作。 

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古籍，正是通過乾嘉學者的訓詁注疏、校勘、輯佚、辨偽等才正本清源，去偽存真，成為信讞。我們今天，能對先秦以來的大量典籍加以閱讀和利用，與經過乾嘉學者的認真整理研究密不可分。研究古代歷史文化，離不開文獻資料的搜集整理、閱讀和鑒別，乾嘉學派在這方面給後人創造了條件，提供了方便，其成就是不能抹煞的，其研究成果應予充分利用。正如當代史學大師郭沫若先生所指出的：“欲尚論古人或研討古史而不是考據，或利用清人成績，是舍路而不由。”6這也說明，乾嘉學派在整理、保存文化典籍方面的成就，理應給予充分肯定。 

3．乾嘉學派中有許多嚴肅的學者，在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上，嚴謹踏實，一絲不苟，而且還開近代實證學風之先河。乾嘉學派取得的學術成就與這樣的治學態度、方法密不可分，而這樣的態度和方法，也是其學術成就的一方面。乾嘉學者在治學中繼承和發展了清初顧炎武提倡的學風，強調認真讀書，重視實證，力戒空談，主張“無一事無出處，無一事無來歷”。花氣力，下工夫，窮年累月地搜集材料，整理材料，而後用形式邏輯的方法，進行歸納、排比，“究其異同，核其始末”，論必有據，據必可信，反對盲目蹈襲前人的舊說。致使他們得出的結論，往往有較高的學術價值。我們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科學工作者，“即使只是在一個單獨的歷史實例上發展唯物主義的觀點，也是一項要求多年冷靜鑽研的科學工作，因為很明顯，在這裏只說空話是無濟於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審查過的、充分地掌握了的歷史材料，才能解決這樣的任務”7當然，我們所要搜集掌握的材料，除文獻資料外，還有通過社會調查，歸納現實生活中的材料，而不只是從書本上抄錄的死材料。但從重視和認真搜集材料的角度，乾嘉學者那種認真讀書，重視實證，一絲不苟的治學態度和方法，確有值得效法和借鑒之處。 

乾嘉學派在治學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乾嘉學者如王念孫、王引之、阮元等人，已將傳統的學術研究方法，大大推向前進，使自己的學術研究方法，已具有某些近代氣息。如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在訓詁和詞語研究中，已具有近代文法觀念，以致當代語言學家呂叔湘在其《文言虛字》一書的序言中，認為自己在這方面的工作是王引之《經傳釋詞》一書的繼續。同時，王引之的學術著作，論證嚴密，邏輯性強，有純熟的歸納、演繹技巧，已是系統的學術論著，而不像顧炎武、閻若璩的《日知錄》、《潛丘劄記》等零金碎玉式的劄記之作，開啟了近代學術論著的論證之風。再如阮元在自己的學術著作中，已運用統計方法，對事物進行歸納，具有類的觀念和發展的觀念，已突破了傳統的研究方法。阮元在表述問題時，運用的一些辭彙如“實事”、“西學”、“西法”等等，也都是近代學者常用的詞語。總之，從這些學者的研究方法、研究用語中，已可嗅到近代學術研究的氣息，這正是學術研究反映歷史轉折時期時代特點的表現。那種所謂乾嘉漢學把“中國學術進到近代之路隔斷了”的說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 

以上概略地論述了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這不足以括其全，卻足以說明該學派並非從研究內容到研究方法都一無可取之處。乾嘉學派，也不僅僅只是整理古籍方面有些貢獻，它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中國學術發展史上有著重要地位和影響。 

乾嘉學派的歷史局限 

當然，我們肯定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只是肯定它在其所處時代達到的學術高度和水準，尊重歷史的辯證法的發展，給予其一定的歷史地位，而不是盲目的頌古非今，更不是讚揚任何封建毒素。因而，我們在肯定乾嘉學派學術成就的同時，還必須清醒地看到該學派的弊端及其歷史局限。總的看來，乾嘉學派的歷史局限和弊端，主要有如下幾點： 

1．乾嘉學派作為乾嘉時期占支配地位的學術流派，是歷史遺留下來的封建社會的封建文化遺產。從總體上看，其治學宗旨和治學內容仍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服務的封建文化，這就註定了其不可克服的歷史局限。它的治學宗旨和特點，決定其治學內容主要是儒家經典和其他封建文化典籍，它研究考證的問題，幾乎全是書本上的問題，缺乏新鮮的、現實的實際內容，確有脫離實際的傾向。再者，由於該學派產生于清代“太平盛世”，與盛世相適應，它在政治穩定、經濟繁榮的基地上，才有可能獲取豐富的養料而蓬勃生長，並作為盛世的點綴，尚可發揮一定的歷史作用，諸如參與纂修《四庫全書》等許多大部頭的叢書和類書。然而，一旦時過境遷，社會轉向衰敗，矛盾加深，出現危機，它也就失去了存在和發展的條件。正如當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近世言漢學者，喜搜古義，一字聚訟，動輒數幹言，幾如秦近君之說《尚書》。當天下無事時，文章爾雅，以之潤色太平可矣，及其有事，欲以口耳之學，當天下之變，宜其束手無策。”8到嘉慶時期，社會呈現了經濟衰敗，政治腐朽，思想沉寂的殘破景象，不僅國內階級矛盾尖銳，而且世界資本主義各國加緊了對中國的侵略。面對形勢的急速變化和深刻的社會危機，歷史的進程要求學者和思想家，把視線從古代典籍轉移到現實鬥爭，從學術思想的角度，對社會變革及其發展趨勢，作出必要的解釋和論證，乾嘉學派則捉襟見肘，無能為力。它既不能滿足統治階級的需要，也不能適應社會動盪的局面。因此，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乾嘉學派如同“康乾盛世”成為過眼的煙雲一樣，也迅速走向沒落。被龔自珍、魏源為代表的以今文經學為形式的新的經世致用思潮所代替，這是乾嘉學派本身的局限導致的歷史必然。 

2．乾嘉學派觀察和思考問題的角度是向後看的而不是向前看，論證問題的過程和方法也過於機械和煩瑣，這是其最突出的弊端。由於乾嘉學派的治學內容是以儒家經典為中心，其治學方法是以考據為特點，一些乾嘉學者認為儒家典籍越古越真，越符合經書的本來面目。甚至認為對儒家典籍的注疏，也是唐勝於宋，漢必勝于唐。這種觀點使他們觀察和思考問題時，走上復古、佞古傾向。特別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者，抱著“凡古必真，凡漢皆好”的態度，具有明顯的復古，泥古毛病。所以《四庫提要》批評惠棟“其長在古，其短亦在於泥古”。王引之甚至批評惠棟“見異於今者則從之，大都不論是非”。在惠棟這種復古、泥古思想影響下，一些乾嘉學者幾乎是嗜古成癖，譬如江聲，生平竟不作楷書，與人通信也寫古代的篆字，看他的書信如觀天書符錄。不少乾嘉學者也有泥古不化的怪癖。其次，由於乾嘉學者強調博證，進而走向嗜博煩瑣之一途。本來，旁徵博引應以研究論證問題的需要為轉移。但在博證風的影響下，有些乾嘉學者，為考證而考證，賣弄博洽，故弄玄虛。往往“繁稱千言，始曉一形一聲之故”，致使考據學愈益走向煩瑣。恩格斯在批判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時指出：“形而上學的思維方式，雖然在相當廣泛的，各依附物件的性質大小不同的領域中是正當的，甚至是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遲早要達到一個界限，一超過這個界限，它就要變成片面的、狹隘的、抽象的，並且陷入不可解決的矛盾。因為，它看到一個一個的事物，忘記了他們互相間的聯繫；看到它們的存在，忘記了他們的產生和消失；看到它們的靜止，忘記了他們的運動。因為它只見樹木，不見森林。”9而絕大多數乾嘉學者，正是這種形而上學的思維方法，他們雖然對個別問題和事例，通過音訓考據，能得出接近正確的解釋，但從總體上說，卻具有孤立、片面、狹隘的觀點，他們不能用運動、發展、變化的觀點，去研究考察問題，不能從事物的相互聯繫中，分析事物的發展趨勢，尤其是對重大的歷史事變，不能作出應有的說明。煩瑣、泥古、形而上學可以說是乾嘉學派的根本弊端。 

3．黨同伐異、壁壘森嚴的門戶之見，這是乾嘉學派的另一突出弊端。在古往今來的學術研究中，都鼓勵提倡各個學派具有自己的特色。而一個有特色的學派也應該旗幟鮮明，敢於標新立異。也只有這樣，才能百花齊放，才能促進學術事業的前進和發展。但是，任何一個具有特色並能取得巨大成就的學派，必然是相容並蓄，吸收各家之長，而不能抱殘守缺，抱門戶之見，排斥其他學派。然而，乾嘉學派，公開打出漢學的旗幟後，以恢復漢學為己任，而排斥宋學。在清代堅持宋學立場的，也不屑與漢學家為伍。在整個有清一代漢、宋學之爭，此伏彼起，一直不絕如縷。在漢、宋兩派的對立鬥爭中，無論是漢學和宋學，都有很深的門戶之見。其中江藩撰寫的《國朝漢學師承記》與方東樹撰寫的《漢學商兌》，可以說是各自站在漢、宋學立場上，宣揚自己、排斥對方，頑固擴張門戶的典型代表。江藩在《國朝漢學師承記》中，大張漢學，記述漢學源流，為每個漢學家樹碑立傳，認為清代漢學“使漢學昌明，千載沉霾，一朝復旦”。然而，卻把清代最有影響的大思想家、大學問家顧炎武、黃宗羲附於卷末，理由是此“兩家之學，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漢學為不可廢耳，多騎牆之見，依違之言，豈真知灼見者哉!”10江藩為大張漢學門戶，甚至不惜削足適履，篡改史料。而方東樹則站在宋學立場上，在其撰寫的《漢學商兌》中，把清代漢學家，從顧炎武、閻若璩，到惠棟、戴震，一一抨擊，指責漢學家“離經叛道”，乃“幾千年未有之異端邪說”，痛恨“近世為漢學考證者”，“著書以辟宋儒攻朱子為本首”，甚至破口大駡漢學如“鴆酒毒脯，烈腸洞胃”，如“洪水猛獸，橫波蕩流”10。在漢、宋兩派各持門戶之見的影響下，不少漢學家都有很深的門戶成見，特別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者，門戶之見尤深。早在乾嘉當時，一些有思想的進步學者就已指出乾嘉學派的這種弊端，如焦循就曾指出“循嘗怪為學之士，自立一考據之名，以時代言，則唐必勝宋，漢必勝唐，以先儒言則賈孔必勝程朱，許鄭必勝賈孫，凡鄭許一言一字皆奉為圭璧，而不敢少加疑詞。竊謂此風日熾，非失之愚則失之偽，……循每欲芟此考據之名目，以絕門戶聲氣之習”11。焦循已清楚地看到乾嘉考據學，固守門戶之見而造成的不良後果，而決心“消除門戶聲氣之習”。多數漢學家之所以堅持門戶之見，其思想方法則是把漢、宋之學絕對對立起來，認為漢學重名物訓詁；宋學則只講心性義理。其實，這只是就一般趨向而言，並不是絕對的。盡人皆知朱熹是理學的集大成者，可謂典型的宋學家，卻有許多名物訓詁之作。同樣，戴震是乾嘉漢學的集大成者，又何曾不談義理。所以，鴉片戰爭前夕龔自珍在其《與江子屏箋》中，就明確指出：“若以漢學與宋學為對峙，尤非大方之言，漢人何嘗不談性道，宋人何嘗不談名物訓詁。”而且，無論是漢學或者是宋學，在各自的思想學說中，都是精華與糟粕雜陳。只有排除門戶之見，才能吸其精華，去其糟粕。否則，像有些漢學家那樣，堅守門戶，惟漢是從，必然會視糟粕為精華，良莠不分，結果不僅使本學派缺乏生命力，也影響整個學術事業的發展。 

愈到後來，乾嘉學派的上述局限與弊端，暴露得愈加充分，到了鴉片戰爭前夕，一些對社會危機有深切感受，要求改變現狀的進步思想家，痛感終日將時間精力消磨在名物考據之中，對於時事政治，國計民生不聞不問的乾嘉漢學，成為解決現實的障礙，大聲疾呼要求改變學術風氣。正如魏源所指出的：“自乾隆中葉後，海內士大夫興漢學”，只“知爭治詁訓音聲，瓜剖釽析”，“罔知朝章國故為何物”，也“罔知漕、鹽、河、兵得失何在，有奮志講求抱負宏遠之人，人群笑為迂闊”，其惡果是“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於無用之一途”13所以，嘉道之際，乾嘉學派便走向衰敗和沒落，此後，雖然還有少數學者循著乾嘉學派的治學門徑，在學術上仍做出可觀的成績，但作為一種學術思潮，乾嘉學派卻成為歷史的陳跡。 

歷史的、恰如其分的分析論述乾嘉學派的學術成就與歷史局限，自然就會看清其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和影響，進而對其作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注釋： 

1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梁啟超論清學史二種》，第115頁。 

2  段玉裁：《經韻樓集》卷8，《經義雜識序》。 

3  俞樾：《春在堂雜文》六編卷7。 

4  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複盛時代》，第341頁。 

5 範文瀾：《中國經學史的演變》，《範文瀾歷史論文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299頁。 

6  郭沫若：《讀隨園詩話劄記》，《郭沫若全集·文學集》第16卷，第344一395頁。 

7  恩格斯：《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18頁。 

8  張瑛：《知退齋稿》卷1，《談毛詩傳》。 

9  恩格斯：《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8—419頁。 

10  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卷8附語。 

11  方東樹：《漢學商兌》，《序例》及卷上。 

12  焦循：《與王引之書》，見《焦裏堂先生年譜》。 

13  魏源：《武進李申耆先生傳》，《魏源集》，中華書局1976年版，第359頁。 

（資料來源：《清代學術探研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