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從20世紀80年代初至今，船山學的研究在海內外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不僅在文本上出版了《船山全書》十六冊，為研究者提供了最系統最權威的珍貴資料，而且在理論上發表了一大批具有真知灼見的學術論文和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專著，並在海內外舉辦了多次有廣泛影響的學術會議。王船山的名字為世界各國人民所知，船山學已成為一門“顯學”，正在走向世界。 

當步入21世紀後，我們所考慮的不只是對過去輝煌成果的讚美，而是如何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把船山學研究推向更高水準，讓它綻放出更加絢麗的花朵。要推進船山學研究，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就必須在思想觀念上完成兩個轉變：一是從舊的研究範式轉變成新的研究範式，二是船山學研究如何更加貼近現實、貼近生活，把船山學中富有生命的哲學智慧，轉變成推動社會發展的真正動力，完成從學術殿堂走向社會、走向大眾的轉變。 

二 

在過去船山學的研究中，通常採取的研究範式，一是理學研究範式，二是“兩軍對壘”研究範式。這兩種研究範式，雖然對船山學研究有一定的歷史價值，但從現代學術眼光看，在總體上已不再適用，應當及時地代之以新的研究範式。 

所謂理學研究範式，是指一百多年來，學者多根據程朱理學的理論架構，依據他的文本依傍    和學術淵源，將船山學理學化。至今，仍有學者認為船山與程朱之異，“是理學內部之異，即理學內部的批判者，而不是反理學者”，王船山“沒有實現核心話題的轉換”，根本不承認王船山所創立的氣學思想體系在宋明學術史上的獨立地位。在20多年的中國實學研究中，我發現宋元明清時期學術發展並不是程朱理學與陸王心學“兩足並行”的格局，即是程朱與陸王互相辯難、互相消張、並行發展的格局，而是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和張（載）王（船山）氣學“三足鼎立”的格局。它們之間既相互對立、辯難，又相互依存、轉化，描繪著豐富多彩的學術畫卷。他們在形而上方面，雖引進了佛、老的“本體”範疇，但都不同意佛、老把宇宙本體說成是虛無之體，肯定宇宙本體是“實體”而非“虛體”。在批判佛、老的“空寂寡實之學”上，儒家各派的觀點是相同的。而當進一步探討與回答宇宙“實體”是什麼的時候，他們就在這一“核心話語”上發生了分岐。程朱“以理為本”，陸、王“以心為本”，張、王“以氣為本”，他們按照各自的致思心路完成了時代“核心話語”的轉換，成為相對獨立的哲學流派。這就是我近年提出的“一源（儒學）三流（理學、心學、氣學）”說。只有按照“一源三流”的理論架構，才能把船山學從理學研究範式中解脫出來，正確地把握與評價船山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與作用。 

王船山作為中國古典哲學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體系龐大而複雜，學術淵源也是來自多方面的。他在批評程朱、陸王的同時，也改造、吸取了他們思想體系中的合理成分。但是，從王船山的“核心話語”來看，他繼承和發揮的不是程朱“理學”，而是張載的“氣學”。王船山公開聲稱自己“以橫渠為宗”。在自撰的墓誌銘上寫道：“希張橫渠之正學而力不能企”。在《張子正蒙注·序論》中， 對“張子正學”倍加讚揚：“張子正學，上承孔、孟之志，下救來茲之失，如皎日麗天，無幽不燭，聖人複起，未有能易焉者也。”把張載的氣學說成是“立天、立地、立人”的“往聖之傳”，可謂“功之正也”。在張載與程朱發生分岐的地方，王船山往往認為“橫渠之說”比“程子之說”“尤為著名”。（《讀四書大全說》卷10）在本體論上，王船山發揮張載的“氣本論”思想，提出了“天地之蘊，一氣而已”（《讀四書大全說》卷10）的命題，認為“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氣上說。若無氣處，則俱無也。”（《讀四書大全說·孟子·盡心上篇》）既反對程朱的“以理為本”，也不同意陸王的“以心為本”。在道器觀上，王夫之針對程朱的“道體器用”、“道本器末”論，提出了“形而上而不離乎形，道與器不相離”（《周易內傳》卷5）的觀點，肯定“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之道之器”。在理氣關係上，王船山依據“氣上見理”，“理依於氣”的氣本論思想，批評朱熹的“理本氣末”、“理先氣後”之說。在人性論上，王船山根據“氣日生故性亦日生”（《讀四書大全說》卷7）的觀點，極力批駁程朱的性二元論，指出“氣質中之性，而非本然之性以外，則有一氣質之性也”（《讀四書大全說》卷7），肯定本然之性即在氣質之性中。在天理人欲關係上，王船山針對程朱的“存天理，滅人欲”的觀點，提出天理“必寓於人欲以見”的論點，並且肯定天理與人欲皆是人性的有機組成部分。王船山在同程朱、陸王的辯論中，完成了“核心話語”的轉換，建構了一個龐大的氣學思想體系，形成與程朱、陸王相對立的“三足鼎立”的格局。 

所謂“兩軍對壘”研究範式，是指從20世紀50年代以來，按照前蘇聯日丹諾夫關於哲學史的定義，把一部中國哲學史視為唯物論與唯心論、辯證法與形而上學兩軍對壘史，並把每一位哲學家的思想體系，不加區別地分成宇宙觀、認識論、方法論和社會歷史觀四大塊。這就是“二條線四大塊”的研究範式。按照這種蘇式研究範式，中國多數學者都認為他是一位偉大的唯物主義者和辯證法大師，予以充分肯定。這固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從總體說，它亦不再適用了。依照西方某種哲學研究範式去詮釋船山學，雖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但船山學是在明清之際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明清實學思潮影響下，而逐步建構起來的，屬於與西方哲學研究範式不同的哲學體系。它的“核心話語”及其所反映的時代精神，根本上不同於西方哲學。所以，依照“兩軍對壘”的範式，解讀船山學，只能把船山學變成西方哲學的附庸，完全失去了它的獨立品格。實踐證明，這是一條走不通的道路。 

因此，只有將船山學研究範式，從理學範式和“兩軍對壘” 範式轉換成“以氣為本”的實學的研究範式，方可從理論層面進一步加深與拓寬船山學的研究，恢復王船山作為實學大家的本來面貌，從而正確地評價船山學在中國學術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三 

我們所以提出轉換船山學研究範式，恢復他在中國實學發展史上的巨匠地位，目的是為了通過學者將他的實學思想精華轉化成民眾的智慧，從而推動中國經濟發展和人類精神文明建設。而要完成這一從理論到實踐的轉化工作，採用“經典現代詮釋法”是必可少的。 

探討船山學的現代價值，使之貼近現實，貼近生活，就必須站在時代精神的高度，從推動中國現代化需要出發，去重新審視、檢驗船山學，並在實踐中判定船山學中何者是精華，何者是糟粕，以便過濾出它的合理價值。中國現代社會實踐，既是檢驗船山學的精華與糟粕的客觀標準，又是推動船山學向前發展的真正動力。船山學的歷史命運，主要是依它滿足于中國現代社會需要程度如何而定，並不是由少數學者所決定的。我們必須直面時代的呼喚和挑戰，如生態環保、道德滑坡、戰爭與和平等問題，從船山學中選擇與此有關的、有生命的東西，放在突出的地位加以研究和闡述，使現代人從中得到智慧與教益。離開社會需要和時代精神，是無從將船山學走向社會走向民眾的。 

揭示船山學的社會價值，還必須把著眼點放在發掘和弘揚它的積極因素上。在王船山的實學思想體系中，固然有其不可忽視的消極的東西，但是我們更應把著眼點，放在它的積極因素上。即使船山學中的積極因素，我們也不能直接地拿來使用。既不能將它庸俗化和商業化，把船山學變成商業廣告和賺錢“明星”，更不能將船山學現代化，我們必須堅持哲學史中嚴格的歷史性。發掘和弘揚船山學中的珍貴文化資源，絕不是簡單地從《船山全書》中尋章摘句，而是以研究者多年的人生閱歷去解讀船山之書，體悟和驗證它的真理性，並進一步根據社會需要，加以現代詮釋，賦予它以新的時代精神，努力尋求船山學與現代社會的結合點和生長點，把“古”與“今”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開啟現代人的智慧之海，以推動社會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這就是我近年來提倡的“經典現代詮釋法”。 

將船山學貼近現實，貼近生活，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們僅以王船山的“天人和諧論”為例，加以說明之。天與人的關係是中國哲學的永恆主題，也是中國哲學的基本問題。王船山在荀子的“明於天人之分”、王充的“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預”的思想基礎上，進一步發揮劉禹錫的“天人交相勝”、張載的“天與人，有交勝之理”的觀點，提出了充滿辯證法思想的“天人和諧”的著名論點。王船山的“天人和諧”論，主要內容有兩點：一是對“天”與“人”的內涵作出了新的界說。他認為“天”既不是“意志之天”，也不是“義理之天”，而是無意志，無道德意識的“自然之天”。指出：太和之氣“升降飛揚，莫之為而為，萬物之資始者”即是天，陰陽五行“合著便叫做天.”。天是太和之氣和陰陽五行的總名。他認為“勢”與“理”二者“合而名之曰天。”“天”是用以標誌客觀事物發展趨勢（“勢”）及其規律性（“理”）的概念。在王船山的心目中，人不是“任天”之人，而是“相天”之人，即人不是消極地聽任自然安排的動物，而是具有智慧和愛心的人。這樣，王船山就把“天”與“人”的關係歸結為客觀事物規律性和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關係。二是在對“天”與“人”界定的基礎上，他辯證地回答了天人關係。他在《周易外傳·系辭上》篇指出：“以天治人而知者不憂，以人造天而仁者能愛，而後有功於天地之事畢矣。”在這裏，王船山把“以天治人”與“以人造天”結合起來，既肯定客觀事物及其規律性對人的制約作用，又承認人對自然及其規律的能動作用，“以天治人”與“以人造天”雖是矛盾的，但在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協調下，又是可以構建天與人的和諧關係的。當著“天”按照客觀規律運行時，往往會給人類造成各種災害（如水旱災、地震、風災等等），人在自然災害面前，並不是無所作為的，而是能夠認識自然、改造自然的知者，可以“以天之理為理”，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 ，“天之所死，猶將生之；天之所愚，猶將哲之；天之所無，猶將有之；天之所亂，猶將治之。”可與天相爭勝。比如，人為了禦寒可以“緝裘以代毛”，人為了自衛可以“銷兵以代角”。（《尚書引義·洪範一》）不但“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夫也可以“造命”。（《讀通鑒論》卷24）命運是掌握在人類自己手中，並非是一切聽任自然擺佈。正因為人是具有智慧的高級動物，所以“知者不憂”。但是，在“以人造命”過程中，如果人類為了滿足膨脹了的私欲，只顧眼前利益，無限制地向大自然爭權，無節制地亂伐森林，過度地使用地力和牧場，過度地捕撈水產，過度開採礦藏和地下水體，過度施放工業、生活污染物（如廢水、廢氣、廢渣等），以及人類自身的過度生育等，都是造成現代生態環境污染的重要根源。不管是孟子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的命題，張載提倡的“民胞物與”思想，還是王陽明主張的“天地萬物一體”之說，以及王船山在此基礎上，提出的“仁者能愛”生態倫理思想，都是試圖通過擴展人的愛心，去遏止人的私欲，以便建構天人和諧的境界。王船山的“天人和諧”論，是中國古代天人關係論的最高理論形態。如果我們根據時代精神，將這一天人模式注入現代科學精神和法制觀念，克服其時代局限性，它也可以成為建構現代“天人和諧”關係的哲學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從貼近現實、貼近生活層面，多角度、多層次地探討和揭示船山學的現代價值，雖然是一件不易之事，但它對於拓寬船山學研究領域，將它植根于中國人的心理結構之中，把它變成具有現代生命活力的哲學，鑄造中華民族之魂，有著不可估量的現實主義。我們必須在崎嶇的道路上，勇於探索，敢於創新，這是時代賦予我們的不可推禦的歷史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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