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了名的“戲窩子” 

順治五年八月十九日（1648年10月5日），清初統治者以順治皇帝的名議頒佈了一道強制居住在內城的漢族官民盡遷南城的諭旨，全文如下： 

“諭戶部等衙門，京城漢官漢民，原與滿洲共處，近聞爭端日起，劫殺搶奪，而滿漢人等，彼此推諉，竟無已時。似此何日清寧？此實參居雜處之所致也。朕反復思維，遷移雖勞一時，然滿漢各安，不相擾害，實為永便。除八旗投充漢人不令遷移外，凡漢官及商民人等，盡徙南城居住；其原房或拆去另蓋，或貿賣取價，各從其便；朕重念遷徙累民，著戶工二部，詳察房屋間數，每間給銀四兩，此銀不可發與該管官員人等給散，令各親身赴戶部衙門，當堂領取，務使遷徙之人，得蒙實惠；六部、都察院、翰林院、順天府，及大小各衙門，書辦吏役人等，若系看守倉庫，原住衙門內者，勿動，另住者盡行搬移；寺院廟宇居住僧道，勿動，寺廟外居住者，盡行搬移；若俗人焚香往來，日間不禁，不許留宿過夜，如有違犯，其該寺廟僧道，量事輕重問罪，著禮部詳細稽查；凡應遷徙之人，先給賞銀，聽其擇便，定限來歲歲終搬盡。著該部傳諭通知。”[①] 

筆者根據已查閱的王（先謙）氏《十朝東華錄》，蔣氏（良騏）《東華錄》，清內閣大庫舊藏《多爾袞攝政日記》等相關史著得知，上引史料是清初統治者強制搬遷內城漢族官民人等的最詳盡的“上諭”，它將本次搬遷漢族官民的原因、目的、拆遷過程中將會遇到的問題及其解決辦法一一記錄在案。可是，人們不禁要問：這種明顯帶有種族歧視和民族壓迫的政令對於“上諭”中“每間給銀四兩”等善後措施又能兌現多少呢？同時，這道諭旨距清軍入京已經四年又三個月，顯然，這不是多爾袞等人強遷漢族官民最早的命令。 

實際上，滿族統治者自入關之初，為了他們的自身利益就已經迫不急待地圈佔京師東中西城漢族人居住的大量房屋，並在相關記載中露出了馬腳。 

順治元年六月初十日（1644年7月13日），多爾袞諭曰：“京城內官民房屋被圈者，皆免三年賦稅。其中有與被圈房屋之人同居者，亦免一年賦稅。”[②] 

關於這件事的原由始末，《實錄》等官書未載。但是，在同年十月初十日順治帝的即位詔書強調“緬維峻命不易，創業尤艱，當改革之初、更屬變通之會”的同時，[③]明確提出了“合行條例”五十五款，其中，上引之事專列一款，足見其事態的嚴重性,其文曰：“京都兵民，分城居住，原取兩便，實不得已，其東中西三城官民，已經遷徙者，所有田地，應納租賦，不拘坐落何處，概准蠲免三年，以順治三年十二月終為止。其南北二城，雖未遷徒而房屋被人分居者，所有田地，應納租賦，不拘坐落何處，准免一年，以順治元年十二月終為止。 

那麼，當時因強拆原住民出現了怎樣的情況而迫使清初統治者如此重視呢？順治元年五月十一日（1644年6月15日）多爾袞下令：京城之半屯兵，驅民出城，並以南城為民居，盡圈東城、西城、北城，中城為八旗軍兵營之地，“限期既迫，婦孺驚惶，扶老攜幼，無可棲止，慘不可言……”[④]是時，距多爾袞進入北京僅僅九天！ 

無庸諱言,滿族統治者的這些舉措,對漢族官民，特別是京城廣大漢族人民,無疑是一場沉重的災難。他們被迫拋家舍業，遷徒南城，其中，梨園行的演職員則是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顯然，在清軍執行多爾袞這一命令過程中，不知有多少包括梨園行在內的漢民的房產被低價強買，甚至強行霸佔！因此，自順治元年開始的大量圈佔京城漢族官民房屋的行動，到處浸透著斑斑血淚，處處留下了累累創傷！ 

當梨園行的演職員攜家帶眷，勉強安頓在含蓋宣武門以南的南城地區後，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同原住在這裏的梨園行同仁們逐漸由相識到相知，並逐漸形成了與清代相始終的“唱戲的不離韓家潭”的新的居住圈。從《京腔十三絕》到魏長生等人唱紅北京；從徽班進京到《同光十三絕》，都是如此。時到今日，以他們的住址、故居而有跡可尋者，仍有上百人之多，請參見本文內的《清代梨園名家居住簡表》，本表除排列其居住地外，對其生卒年，演出劇種，行當，祖籍等，力求都有交待，限於筆者的學識，難免疏漏，請指正 。除了以上<簡表>內計畫的八十人之外，至今只知其住址，其餘欄目待查者還有： 

住韓家潭（今韓家胡同）的有孫采珠、吳燕芳、吳巧福、陳桐仙、張彩仙、張寶蘭、王蘭香，孟金喜、果湘林，楊韻芳等10人；住陝西巷的有張敬福、張天元、孔元福；住百順胡同的有朱小霞、孫梅雲、胡素仙、李紫珊、韓寶芬、孫棣棠；住大外廊營的有吳順林；住鐵拐斜街（今鐵樹斜街）的有陳順林、朱小喜、陳嘯雲；住豬毛胡同（今朱茅胡同）的有鄭秀蘭；住東椿樹胡同的有江順仙等。[⑤]本部分共計二十五人，連同<簡表>的人數，總計一百零五人，可否是清代歷朝名伶的百分之一？僅此，居住在韓家潭的人數已相當於以上總人數的四分之一。 

關於韓家潭的地理方位，《北京市宣武區地名志》寫道：“（韓家胡同）位於宣武區東北部，大柵欄街道辦事處轄域西南部，北鄰鐵樹斜街。東西走向。東起陝西巷，西止五道街,中與大、小外廊營胡同，大、小百順胡同相交。長約360米，寬5.7米。……附近地勢低窪，明朝有涼水河支岔流經，積水成潭，故此街原名寒葭潭。清代內閣學士韓元少（江蘇人，康熙四十三年即西元1704年卒）曾居於此，故又稱韓家潭。”[⑥]需要說明的是，韓元少，本名韓菼 ，字元少，生於明崇禎十年（1637年），江蘇蘇州人。康熙十二年狀元。他並非只做到內閣學士。康熙三十四年，韓菼奉命主纂大清《一統志》，升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康熙三十九年，充經筵講官，任禮部尚書，此後，他雖再三乞休，康熙帝不准，又賜“篤志經學、潤色鴻業”匾額。康熙四十三年，卒于任所。後諡“文懿。”韓菼一生正直敢言，廉潔自律。著有《有懷堂詩文稿》。[⑦]這樣，我們就能進一步理解韓家潭這一地名一直延用達二百五十年左右的歷史原因了。 

當我們清楚了韓家潭在北京宣南的歷史沿革和周邊情況之後，那些耳熟能詳的地名及其梨園界在這些地方居住的眾多居民們再一次向人們證實了“唱戲的不離韓家潭。”不僅如此，他們還在這裏生息繁衍，辦戲班，教徒弟，傳子孫，世代傳承，出現了一系列令人交口稱讚的梨園世家和享譽京師的戲班。 

自清至今，我們可以列出一連串三代以上的居住在宣南的梨園世家或京劇世家，如遲門七代（以“京腔十三絕”之財官即遲寶財最為著名）；譚門七代（以“四海一人譚鑫培最為著名）；蕭門五代（以皮簧大醜、京劇教育家蕭長華功在當代、享名後世）；餘門三代（老《三鼎甲》之一餘三勝、《同光十三絕》之一餘紫雲、“四大須生”之首余叔岩）；梅門五代（以《同光十三絕》之一梅巧玲、“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最為著名）；朱門五代（以昆曲名旦朱霞芬，京劇名醜朱斌仙極為著名）；孫門四代（有孫心蘭、孫怡雲著名旦角）；茹門四代（有大武生茹來卿、名小生茹富蘭等）；閻門四代（有名武旦“九陣風”閻嵐秋、閻世善等京劇名家；楊門三代（有名旦楊朵仙、著名琴師楊寶忠、後“四大須生”之一楊寶森等）。其他如連續二代名著於世的京劇名家：程長庚與程章圃、張二奎與張萬年、楊月樓與楊小樓、陸玉鳳與陸華雲等父子相承的梨園名宿則不勝枚舉。 

光緒二年二月七日（1876年3月2日），“京劇”之名在上海《申報》誕生。當“京劇”之名在上海出現並使用之時，正是京劇姓“京”之後，京師名家輩出，已處於第一次高潮的形成之中，其間，以《同光十三絕》最具代表性，而前文轉錄的《圖繪伶倫》列舉的諸多名家，有四位都是《十三絕》中的領軍人物，如程長庚、徐小香、劉趕三、時小福、連同文內提到的魏長生、餘三勝等梨園名宿，他們都住在宣南。而且，相臨很近。這就使筆者再一次想起梨園界那句老話：“人不辭路，虎不離山，唱戲的不離韓家潭。” 

綜上所述，可知：自順治元年始，直到清末民初，梨園行的演職員們世代居住在宣南，他們在這裏生息繁衍，學戲練功，排戲公演，課徒授藝，組班交流。因此，京師宣南在清代、特別是康乾以降，那可是出人、出戲、出了名的“戲窩子！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清代宣南戲劇文化，而宣南戲劇文化以其多樣性、開創性、包容性和可融性而理所當然的成為宣南平民文化的核心，閃爍著京師民間文化的輝煌。與比同時，大量的漢族官員、士人或居住宣南，或借住宣南會館，他們關心國事，詩酒唱和，有些則成為改革近代中國社會的先驅，從而形成了具有宣南特色的士人文化，以上兩種文化（指以戲劇、特別是京劇為主的平民文化和士人文化），基本構成了清代宣南文化。其間，那些梨園界名宿正是從這片土地走向首都的舞臺，走向天津、揚州、上海等大碼頭，為清代戲劇文化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附：清代梨園名家居住宣南簡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