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和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聯合舉辦的“西學與清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於2006年8月24日至26日在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和友誼賓館隆重舉行。出席會議的專家學者共110人，其中內地學者99人，海外學者11人，分別來自北京、上海、天津、黑龍江、內蒙古、山東、河南、安徽、湖北、浙江、福建、廣東、香港、澳門、臺灣等地，以及美國、日本等國家。與會代表既有戴逸教授、李文海教授、龔書鐸教授等德高望重的老一輩專家，也有許多思想活躍、功底扎實的中青年學者，還有從事各個專門領域研究的人才。可謂基本囊括了國內外學術界相關學科領域研究有素、造詣深厚的專家學者。 

本次會議的主題是“西學與清代文化”。圍繞這一主題，與會學者踴躍撰稿，提交大會的論文包括部分提要在內，達80篇之多，內容涵蓋了歷史、哲學、宗教、美學、音樂、繪畫、陶瓷、天文、曆法、數學、醫學、建築、地理等各個方面。其作者隊伍之整齊，論文數量之宏富，涉及範圍之廣泛，成為本次會議的一大亮點。 

本次研討會集中討論了西學與清代文化的諸多問題，概括而言，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一、中西文化觀 

這方面的內容，主要包括中西關係、中西互視、中西思想文化觀念等論題。諸如，中國的西學觀，中國的士大夫和統治者上層以及近代思想家對西方文化的看法和認知；西方的中國觀，傳教士、西方啟蒙思想家、西方社會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認識。等等。 

周積明、溫麗麗《晚清續經世文編與晚清西學》，王先明《晚清“中體西用”論的再思考》，李志軍《西學東漸的策略選擇及歷史進程》，周武《從中西之學到新舊之學》，分別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西學傳入及其對中國學人和學界的影響，揭示了晚清時期西學觀的變化。 

李華川《清朝前中期國人對法國的認知》和王憲明《兩個法國人三個中國人與18世紀法國兩種中國觀的形成》，分別探討了清朝前中期的中法交往以及國人對法國的認知和法國的中國觀。 

孫若怡《精緻文化與乾隆時期》，吳伯婭《從新出版的清宮檔案看乾隆年間的西學東漸》，著重探討了乾隆時期中外文化交流的有關問題。 

王日根《西學與清代中國形象的變遷片論》，何瑜、柳岳武《西人眼中的康乾盛世》，劉鳳雲《從〈耶穌會士書簡集〉看康乾時期的對外政策》，主要探討了傳教士以及西方思想家眼裏的中國形象及其對中國的認知。 

李紀祥《近代觀與西學觀——魏源研究的多元面向與反思》，許紀霖《政治美德與國民共同體：梁啟超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研究》，姜義華《清末孫中山革命思想的西學淵源——上海孫中山故居西文藏書的一項審察》，對中國近代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深遠影響的三個人物，即魏源、梁啟超、孫中山，作了重新審視和進一步的探討，推進了相關問題的研究。 

二、西學與清代學術 

這一專題，主要研究西學與清代學術的關係，包括經學、史學、輿地學、美學等相關問題。 

王記錄《錢大昕的西學觀及其影響》，漆永祥《從〈漢學師承記〉看西學對乾嘉考據學的影響》，分別著眼於專人或專書，研究了西學與清代經學的關係，以及對乾嘉學者的影響。 

張昭軍《“先入之見”與“自以為是”——清前期來華傳教士對程朱理學的跨文化詮釋》，俞祖華《晚清西方傳教士對儒學的認識》，分別探討了傳教士基於宗教立場對程朱理學有關命題所作的詮釋，以及對中國傳統儒學的認知。 

李帆《西學視角下的戴震義理學——以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胡適對戴震義理學的解說為核心》，分析了後人對戴震義理學的解說；汪學群《康有為〈孟子微〉發微——兼論以西學補充印證》，以《孟子微》為例，對康有為以西學補充印證經學，做了進一步的探討。毛瑞方《陳垣對清代西學的研究》，則全面探討了陳垣對清代西方宗教文化的相關研究。 

劉桂生《“列傳”觀念的歷史演變與西方史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闞紅柳《以史證教與以史駁教——清初天主教傳播與史學》，從中國傳統學術的視角出發，從不同方面探討了西學對中國史學的影響以及西學與清代史學的關係。 

許明龍《關於馮秉正〈中國通史〉中的清史部分》，張先清《亂世文章——多明我會傳教士與清初華南地方史書寫》，賈建飛《19世紀西方的新疆研究及其與清代西北史地學的關係》，鄒振環《〈泰西新史覽要〉：“世紀史”的新內容與新形式》，張西平《〈耶穌會在亞洲〉檔案文獻與清史研究》，胡志宏《西方漢學家對清史感興趣的原因》等論文，著眼於西人或西學的視角，分析了傳教士和西方漢學家筆下的清史和地方史，以及西方史著對中國史學乃至中國社會的影響。 

吳莉葦《17世紀歐洲流傳的與耶穌會士相關之中國地圖敘論》，華林甫《英檔庋藏近代中文輿圖的價值》，分別介紹了傳教士繪製的有關中國地圖的基本資訊，並探討了其學術價值和影響。 

黃興濤《清代西方美學觀念和知識在華傳播考論》，從觀念史、知識史的角度，對西方美學在華傳播的有關問題作了深入的考證和論述。 

此外，湛曉白、江陵《清代初中期經學與西學關係問題研究述評》，則就清中期以前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方面，即經學與西學的關係問題，對近百年來學術界的研究狀況作了疏理，並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三、傳教士與宗教問題：傳教與禁教 

這一專題，主要圍繞傳教士的研究展開，包括傳教與禁教活動，以及相關的宗教問題，等等。 

李天綱《十六十七世紀東亞新知識體系的建立：徐光啟〈海防迂說〉及與陸若漢之關係》，崔維孝《方濟會石鐸祿神父〈初會問答〉芻議》，高王淩《劉松齡，最後的耶穌會士》，陳瑋《乾隆朝服務宮廷的西方傳教士》，曹雯《清代早期中俄交涉裏在華耶穌會教士的影響》，李景屏《傳教士、天文曆法與清前期欽天監》，吳義雄《謝衛樓與晚清西學輸入》，郭大松、於建勝《狄考文與登州文會館述論》，楊雨蕾《西學初傳朝鮮——在華西方傳教士與朝鮮燕行使臣交往的歷史考察》，分別探討了傳教士及其著述的有關情況、以及與之相關的西學輸入乃至東傳朝鮮的問題。 

龔纓晏《康熙“1692年寬容赦令”與浙江》，黃愛平《從清代檔案看雍正乾隆時期福建地區的傳教與禁教》，牛貫傑《清初的“曆獄”與“排教”》，分別考察了清代前中期傳教與禁教的有關問題。 

房建昌《鴉片戰爭後西方秘密結社共濟會的傳入中國及組織的發展》，耿昇《西方人對中國開封猶太人的調查始末》，查時傑《從再造到沒落——開封猶太教會堂在明清兩朝的歷史》，分別就西方秘密結社共濟會以及開封猶太人的有關問題作了詳晰的考述。 

四、科學、藝術與西學 

這一專題，主要考察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清代各專門學科如天文、曆法、數學、機械製造、音樂、繪畫、教育、醫學等領域與西學的關係。 

江曉原《歐洲天文學在清代社會中的影響》，吳蘊豪《曆算無經與引進西法》，劉仲華《雷學淇及其古代天文學研究》，羅見今《從清代無窮級數發展的歷程看西學的影響》，集中討論了清代天文算學與西學的有關問題。 

鄭錦揚《西樂與清樂：西學與中國文化關係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沈定平《西洋銅版畫在清宮廷的流傳及其影響》，劉潞、郭蕾《清代廣州十三行藝術》，馮錦榮《1644－1796清代宮廷天文儀器的製作》，湯開健、黃春豔《清朝前期西洋鐘錶的仿製與生產》，牛潤珍、安允兒《王徵與丁若鏞——16至18世紀中韓兩位實學家對西洋奇器的研究與製造》，分別探討了音樂、繪畫，以及包括鐘錶在內的機械製造等專門問題。 

王揚宗《益智書會與晚清的科學教育》，餘新忠《晚清“衛生”概念演變探略》，張大慶《傳教士與近代西方外科學的傳入——以合信的〈西醫略論〉為例》，劉賢《清末陳垣醫學文章敘論》，研究了西學與晚清科學教育以及醫學的有關問題。 

可以說，本專題的論文，涉及到諸多自然科學領域的專門問題，有助於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不同學科領域之間的相互交流和探討。 

五、西學與中國近代化 

本專題主要探討西學與中國近代化的問題，特別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對中國近代化產生的影響，其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思想、學術等諸多方面。 

熊月之《理解的困難與表達的偏差——晚清中國對美國總統制的解讀》、馬金華《近代西方財政理論在清末中國的傳播及影響》、孫江《作為他者的洋教——關於基督教與晚清社會關係的闡釋》，分別從政治、經濟、社會的視角，闡述了美國民主政體在晚清中國的特殊命運，包括稅收、預算、財政分權思想在內的近代西方財政理論在中國的傳播及其影響，基督教與晚清社會之間的複雜關係等問題。 

王曉朝《從明清天主教文獻看中國近現代理性思維方式的生成》，章清《“西學門徑”之辨與中國現代學科的形成》，郭雙林《晚清駐外使領與中國現代知識體系的建構》，王天根《嚴複與近代學科》，梁景和《西方文化與十九世紀後期中國文化精英的婚姻觀》，吳春梅《西學東漸與晚清女學的興起》等論文，分別就近代思維方式、學科體系、知識結構以及思想觀念的變化，論述了西學對中國近現代思想文化的影響。 

王棟《環球化、區域化及其超越“西方與非西方”模式：從嶺南檔案沉思中美文化相遇》，魏白蒂《初探清末民初美國基督教士背景及其早期在南京活動與金陵大學創起》，李金強《西學搖籃──清季香港雙語精英的誕生》，李長森《澳門土生葡人與中國近代外文報刊》，郭秋萍《鐫刻在哈爾濱城市中的西方文化》等文，分別著眼於某一地域，從中西文化相遇之後的某些具體內容和實際操作層面入手，探討了中國近現代文化生長點的有關問題。 

王曉秋《牆內開花牆外香——晚清漢譯西書在日本的傳播》，川尻文彥《晚清西學與明治日本：再思社會主義》，則探討了晚清西學與日本政治、文化的關係。 

特別值得提到的，是本次會議論文在研究方法論問題上所作的反思和檢討。改革開放以來，許多優秀的海外漢學研究論著被翻譯、介紹到中國來，開拓了我們的視野，啟迪了我們的思路，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我們的研究方法。但與此同時，國內學術界也不可避免地面臨如何正確吸收和借鑒國外漢學研究成果的問題。對此，與會學者分別從宏觀和微觀的視角，提出了自己的思考。王俊義《莊存與復興今文經學起因於“與和珅對立”說辨析──兼論對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的吸收與借鑒》一文，針對美國著名漢學家本傑明·艾爾曼教授提出的觀點，即乾隆時期莊存與復興今文經學起因於“與和珅對立”之說，以確鑿的證據和細密的考證，說明了莊存與與和珅之間並未形成對立和衝突，其復興今文經學與和珅無關；並且，莊氏也並非晚年才研治今文經學。由此，作者特別提出了如何借鑒和吸收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的問題。夏明方《十八世紀中國的“現代性建構”——“中國中心觀”主導下的清史研究反思》，則對近年來國內外日趨興盛的“在中國內部發現歷史”的史學思潮，即“中國中心觀”主導下的清史研究，是如何從政治、經濟、思想等各個方面建構18世紀中國所謂的“現代性”這一問題，進行了全方位的反思。兩篇論文視角各異，研究物件也不相同，但都發人深省，足資參考。 

本次會議不僅論文涉及內容廣泛，而且日程安排緊張有序，學者參與熱情高漲，發言十分踴躍，討論也非常熱烈。據統計，共有戴逸、王曉秋、王俊義、耿昇、李紀祥、江曉原等6位學者作大會學術發言，魏白蒂、楊國強、許紀霖、孫江等4位學者在大會發表感言，分別在三個分會場先後14個場次發言的學者達70余人。同時，還有28位學者分別主持了三個分會場14個場次的發言和討論。堪稱是一次嚴謹規範，高層次、高水準的學術盛會。 

綜觀本次會議的學術研討，具有如下特點： 

其一，多元視野的研究和探討 

提交會議的各篇論文以及各個分會場的討論，從各個角度、各個層面、各個領域，對“西學與清代文化”這一主題所涉及的諸多問題，作了有深度、有新意的研究和探討。有的側重中西文化觀的比較和闡發，有的著眼于西學與清代學術的關係，有的集中探討傳教士以及與之相關的傳教和禁教問題，有的專注於某一領域的專門研究， 有的重視西學與中國近代化的有關問題。這種從多元的視野、不同的角度來觀察和探討同一主題的做法，反映了學術研究的整合趨勢。 

其二，研究領域的拓展 

本次會議的論文，有不少關注到前人較少涉及的領域，如音樂學、美學、繪畫、藝術，機械製造以及醫學、化學等方面，不同程度地推進和拓展了相關問題的研究。 

其三，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不同學科領域的交流 

本次會議的論文，既有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成果，又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心得。在以往的學術研究中，人文社會科學特別是清史領域與自然科學各專門領域二者之間，往往相互脫離，而在本次研討會上，不同學科領域的專家學者得以同場討論，相互交流。這種跨學科、跨專業合作的嘗試，不僅增進了不同學科、不同專業彼此之間的相互瞭解，而且推動了各自領域內學術研究的深入開展。 

其四，不同學術觀點的交流和討論 

在提交會議的論文以及各分會場進行的討論中，多有不同學術觀點的相互交流和探討。譬如，西學對清代前中期的思想學術以及思想家、學者究竟有無影響？如何看待和評價這一影響？又如，有學者提出“西學東漸的策略”，那麼，這一“策略”，究竟是傳教的策略，還是傳播西學的策略？對這些問題，與會學者看法不一，頗有爭議，並在會上就此進行了深入的研討。 

其五，新的文獻資料的發掘和利用 

在提交會議的學術論文中，有的發掘、利用國外收藏或出版的有關資料，如傳教士的書信、著述，包括其繪製的清代輿圖等，有的利用新近出版的清代檔案、翻譯的傳教士書簡等，還有的直接利用外文資料。這些珍貴的第一手資料的發掘和運用，開拓了研究領域，也推進了研究的深入開展。 

其六，方法論的反思和檢討 

如何對待海外漢學的研究成果，如何正確地加以吸收與借鑒，以開拓視野，促進研究，是學者在從事清史特別是中西文化交流各領域研究之時必然面臨的問題。在本次會議上，一些學者對海外漢學相關研究狀況的所作的反思，對某些具體問題進行的考證分析，以及由此而涉及到的方法論的問題，不僅對與會的各位學者有所啟迪，而且對學術界的相關研究也將起到有益的促進作用。 

此外，在本次會議的學術研討中，還提出了一些具有共同性的問題，諸如，對傳教士書簡以及著述中涉及的人名、地名、職官等專有名詞，在翻譯時如何準確地還原和對應；在學術研究中，應當如何對待前人已經取得的研究成果，如何遵守學術規範，等等。 

總之，本次會議的成功召開，為國內外學術界在西學與清代學術文化這一領域研究有素的專家學者，特別是參與清史專案的學者和某一專門領域的專家，提供了一個相互交流討論的平臺。百余位學者就“西學與清代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所作的研討，不僅厘清了西學與清代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諸多問題，推進了學術界相關領域的研究，而且為今日中國的改革開放，進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歷史的經驗和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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