擅於闡發“微言大義”的西漢今文經學，沉寂近兩千年後，又在十八世紀的乾隆時期逐漸復興，歷經嘉道，發展到同光時，康有為等披著今文經學之外衣，吸收西方社會政治思想，昌言變法，掀起戊戌維新運動，成為清代一個重要學術思潮流派，甚至“掩脅晚清百餘年來之風氣”，直到今日仍是中外學界的研究課題，且在諸多問題上還存在不同意見。為此，特撰寫《莊存與復興今文經學起因於“與和珅對立”說辨析——兼論對海外中國學成果的吸收與借鑒》，藉“西學與清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之機，求教於海內外方家。 

一  問題的提出 

18世紀的清代學術，正當尊奉東漢古文經，以名物考據為特徵的考據學派鼎盛之際，常州籍的經師莊存與首倡以闡發“微言大義”為特徵的西漢今文經學。由於當時“學子者莫不由《說文》、《爾雅》而入，醰深于漢經師之言”，莊存與和當時之“講論或枘鑿不相入”，他本人也“未嘗以經學自鳴”其著述在生前也沒有刊刻，因未形成什麼影響。然其下世多年之後，經過其族人、門生、後學莊述祖、莊綬甲、孔廣森、劉逢祿、宋翔鳳等人的闡發與張揚，特別是經阮元、龔自珍、魏源等名家，或為之遺書寫序，或為之撰寫神道碑銘，他們有感於時勢變遷，依託故人闡發自己的思想，對之給予很高的推崇和讚譽，如說他“踐履篤實，於六經皆能闡抉奧旨，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文字之外，斯為昭代大儒”。[1]甚至說：“以學術自任，開天下古今之故，百年一人而已”[2]，而後莊存與其人其學才大顯於世。錢穆先生言：“對莊存與愈後者推之愈崇，辨之愈暢，莊存之學猶顯也”[3]確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歷史實際。後人對前人的評價，往往隨世風之變化而抑揚改易，是歷史上常有的現象。 

由乾嘉考據學而為今文經學，是清代學術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為什麼會有此轉變？今文經學複學的原因何在？研治中國經學史及清代學術史的時哲與前賢都曾有過探討。 

錢穆先生一向推崇朱熹與宋學，對莊存與評價不高，他說：“莊氏之學，既不屑於考據，故不能為乾嘉之篤實；又不能效宋明先儒尋求義理於文字之表，又徒牽綴古籍以為說”，“而考據既陷絕境，一時無大智承其弊而導之變，彷徨回惑之際，乃湊而偶泊焉。其始則公羊，轉而為今文。”[4]按錢先生之見，清代今文經學的興起，是由於考據學陷於絕境，莊存與才“湊而偶泊”。其實莊存與生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戴震生於雍正元年（1723）二人大致同時，其他清代考據大師之生年，如江聲（1721）、王鳴盛（1722）、錢大昕（1730）、段玉裁（1735），大都生於莊存與之後，莊存與生活的時代，正當考據學鼎盛之際，並非處於絕境之時。將常州今文經學之起因，歸結為考據學陷入絕境而尋找新的出路，似不符合歷史實情。 

梁任公先生認為清代學術是對宋明理學的反動，乃以“復古為解放”，從清初顧炎武“複于六朝、唐，閻若璩攻古文尚書，絀王（肅）、申鄭（玄）則複于東漢。乾嘉以來，家家許、鄭，人人賈、馬，東漢學如日中天。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則西漢今古文舊案，終必翻騰一度，勢則然矣。”[5]梁先生之論，道出了清代學術發展演變之趨勢，並未說今文經學複學的直接原因。 

還有諸多學界前輩與時俊，對今文經學復興的原因也有討論。他們鑒於清代今文經學的首倡者是莊存與，因多從莊存與的學術思想入手去分析。多數學者認為莊處於乾隆盛世，其復興今文經學，主旨還在為乾隆帝之“大一統”作論證。雖然也有“衰世”的預言戒人，卻不是主要出發點。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對各家之見，茲不一一列舉。 

在眾多分析清代今文經學復興的起因的論著中，美國著名漢學家、清代學術思想史專家本傑明·艾爾曼教授有與眾不同的獨到之見。他在其《經學、政治和宗教——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6]一書中，對今文經學在18世紀復興的起因，作出深入具體分析，認為莊存與“與和珅之間的對立在18世紀80年代今文經學的復興中發揮著關鍵性作用”，又說“莊存與晚年轉向經學研究，完成一系列著作，開創了公羊學復興的局面”。[7]還說：莊存與“在為官的後期，轉向《公羊傳》。假借經典的外衣，表達對和珅的不滿”[8]，“在18世紀80年代（莊）轉向公羊學的背後，隱藏著更深的問題”，就是“反對18世紀80年代的和珅”。[9]因此，只有把握“莊存與與和珅的鬥爭”，才能“使我們理解常州今文經學興起的政治內涵”[10]。而“莊存與和阿桂一道反對和珅的事實也證實了這一點”[11]。基於上述看法，艾爾曼不同意“近年來所認為的是莊存與的乾隆晚期‘大一統’的愛國心，因為乾隆晚期並不是一個這種空泛的古典口號的時代”[12]。 

艾爾曼先生將今文經學復興的起因，歸之于莊存與同和珅的矛盾、對立和鬥爭，言之鑿鑿，觀點十分鮮明。由於艾氏是國際知名的學者，在國際漢學界與中國內地都很有影響，其提出的莊存與“與和珅對立”說，常為中國內地青年學者吸收與引用。儘管筆者與艾爾曼先生是相交多年、友誼甚篤的摯友，對他的道德文章亦很欽敬，然而，對其此論，則難以苟同。從追求學術上的求真、求實出發，即便是好友之間，對學術上的不同見解，也可相互切磋探討，這也是筆者提出問題的初衷。 

二  從莊存與同和珅的生平經歷看二者並未形成矛盾與鬥爭 

莊存與同和珅之間是否存在矛盾、對立和鬥爭，這必須從他們的生平、經歷、進退、際遇，乃至從當事人發生過什麼事件入手，進行具體分析。 

首先從二者的生平看，莊存與生於康熙五十八年（1719），而和珅則生於乾隆十五年（1750）二人年齡相差三十餘歲，再就經歷言，莊存與在乾隆十年（1745）考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爾時和珅尚未出生。至乾隆十七年（1752），莊存與又入值南書房並在上書房行走，乾隆二十年（1755）即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次年又充浙江鄉試正考官，提督直隸學政。[13]此時和珅才五、六歲。和珅直到乾隆三十七年（1771）才被補擢黏竿處，任鑾儀衛校衛，至乾隆四十年，被擢御前侍衛，值乾清門並兼任正藍旗副都統，逐漸受到乾隆帝的寵信。而當時莊存與已是五十七歲高齡，任禮部侍郎達二十餘年，剛剛發跡的和珅，其地位並不比莊存與高，二者還各不相干。也就是在莊存與五十七歲、和珅二十六歲之前，二人絕不可能形成矛盾和對立。 

正像艾爾曼先生所揭示的那樣，常州莊氏是一個科舉世家，其家族中以科舉入仕者甚多。繼莊存與中進士之後，其胞弟莊培因，也於乾隆十九年（1754）中進士，且為一甲一名而“大 魁天下”，遂入軍機處辦事，旋充日講起居注，官翰林，授侍講學士，任福建學政等。這樣的任職和地位，如進一步發展，似存在與和珅發生矛盾的可能。但不幸的是莊培因英年早逝，他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僅三十七歲，因丁父憂，哀慟過度，悲病交加而亡。當時，和珅不過是十齡之少兒，二人之間絕不可能存在矛盾和對立。 

和珅之飛黃騰達，始於乾隆四十一年（1779），這一年正月，他被擢戶部侍郎，三月任軍機大臣；十二月總管內務府三旗，賜紫禁城騎馬。至乾隆四十二年又兼任步軍統領。再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又被任命為戶部尚書、議政大臣、御前大臣、領待衛內大臣、四庫全書館正總裁，兼理藩院尚書，可謂大權獨攬，集眾權於一身。然而，晚年的莊存與在仕途上也沒有發生挫折與不快。其在乾隆四十四年（1779），又署禮部左待郎。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庫全書》告成，還被乾隆帝任命為總閱官。乾隆五十年，又命其偕禮部尚書德保重輯《律呂正義》。同年，乾隆帝舉行“千叟宴”，莊存與以六十七歲高齡應邀入席，“被賜以詩杖 ”，可謂“稽古之榮，于兄（存與）已至”[14]至乾隆五十一年（1786）乾隆以莊存與“年力就衰，難以供職”，令其“以原品休致”[15]乾隆五十三年（1788）“無疾卒於裏第”。莊存與在世時，曾有種議論，說他“年未四十，即官禮部，後愈三十餘年，未嘗一轉他部，晉秩正卿”，是否意味著乾隆對其不夠重用，但其族弟卻認為“虞廷用人,或教稼,或明倫,或典禮樂,或為士終其身,各任一職,至有世其官者”,而莊存與性喜讀書,“至老不衰”，其“證今考古，探賾索隱，卒為禮樂名臣”，亦可謂“知遇已隆，而其所得亦複既多矣！”[16]談不到乾隆對其不重視，而是據其所長，從其所好，適得其所。而且莊存與晚年，以漢官而任禮樂大臣，更是一種特殊的禮遇。據史料載：“有清特設樂部，有神樂、昇平兩署，典署各一人，署丞各二人，皆滿缺，縉紳皆不載，僅載管理樂部之大臣，故事樂部係簡親郡王一人，及內務府總管一人或二人領之，亦滿洲大臣之責也。惟乾隆間，十二世方耕公任禮部待郎，以通律呂，特簡為樂部大臣”[17]，說明乾隆帝對其確為知遇。另莊存與既長期在南書房“供奉宸嘗翰墨”，又入值南書房，授皇子讀書，一人而兼值兩齋，這是很少見的。正如史籍說：“康熙以來已然，然一人僅值一齋，偶有兩齋互調者，亦不數見，惟方耕公在翰林時，始以侍讀入值南書房，繼又以內閣學士兼值上書房，一人兼兩齋，乾嘉時蓋鮮”[18]。說明他深得乾隆帝信任，在其晚年直至逝世前並未受到排擠，所謂其“晚年政治上失勢“，似無所據。 

如前所述，莊存與在乾隆五十一年即休致，五十三年就逝世，而和珅之結黨營私，排斥異見，貪贓枉法，處於權勢薰天之地位，恰恰是在乾隆朝的最後十年及乾隆作為太上皇的四年。他在乾隆五十一年被授為文華殿大學士；乾隆五十三年為嘉獎鎮壓林爽文起義“功臣”，被晉封為“三等忠襄伯”；乾隆五十四年其子豐紳殷德與和孝公主舉行正式婚禮，他成了名副其實的皇親國戚；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舉行八十大壽，又奉命全權操辦慶典，乘機既滿足乾隆的歡心；又明目張膽地大肆貪污納賄，中飽私囊；乾隆五十八年，他又受命兼管太醫院和禦膳房事務；至嘉慶二年（1797），除原任吏部尚書外，還兼任刑部尚書，並仍管戶部，且負責軍需報銷。同年大學士阿桂病逝，又由他任首席軍機大臣。[19]此時，他才真可謂居一人之下，萬萬人之上。而且，由於老皇帝乾隆年邁昏憒，凡事僅聽信和珅一人。嘉慶帝雖名曰登基，卻不能親政，所有朝廷大事，仍由老皇帝決定，實則由和珅操縱，嘉慶為韜光養晦，也任憑和珅為所欲為，實則乃欲擒先縱，致使朝中所有軍、政、財、文大權皆由其一人操柄。其頣指氣勢，橫行霸道，已至登峰造極。而這時莊存與卻早已下世十多年。當時，朝中的文武大臣，雖對和珅的橫行無法，憤概萬端，卻無能為力，凡檢舉彈劾者，必遭陷害打擊。如監察禦史曹錫寶曾於乾隆五十一年，上奏和珅之管家劉全“持勢營私，衣服、車馬、居室皆逾制”，其名曰揭發劉全，實則彈劾和珅。然由於和珅在乾隆身邊耍弄陰謀，乾隆帝對之百般袒護包庇，指責曹錫寶“竟無指實”、“動機不純”乃“受人唆使”，而終被“革職留任”[20]。作為秉公執法，敢於抗辭執奏的曹錫寶竟得如此遭遇。這也是專制政體使然。曾為乾隆、嘉慶兩朝大學士的朱珪為曹錫寶寫的墓誌銘中說：“和珅當路已十餘年，中外竟一人敢投鼠者，聞公（指曹錫寶）此舉，皆咋舌，噤不能吐氣。一二有心人，仰屋竊歎而已，亦未敢言公賢”。[21]再如監察禦史謝振定，于嘉慶元年（1796）巡視東城時，見和珅之“寵奴常乘珅車以出”，憑藉和珅權勢，使“人避之莫敢當”。謝禦史為此大怒，“命卒曳奴下笞之，遂焚燒其車”[22]。謝振定雖為此博得“直聲振天下”、“真好禦史”的美譽，卻也為此而“坐罷官”[23]。這些都是當時情勢之真實寫照，說明全朝上下，對和珅已噤若寒蟬，何敢公開反對，即使有敢在太歲頭上動土者，則必遭報復和打擊。至於王念孫等彈劾和珅，則在其事發之後。難怪嘉慶四年和珅事發後，嘉慶在一道上諭中說：“和珅情罪重大，實有難以刻貸者。設數年以來，廷臣中有能及早參奏必蒙聖斷，立置重典，而竟無一人奏及者。內外諸臣自以皇考聖壽日高，不敢煩勞聖心，實則畏懼和珅，箝口結舌”，因對和珅之罪，“舉朝竟無一人敢於彈劾者”[24]。嘉慶的上諭顯然有意為其父縱容、寵信、包庇和珅開脫；卻也反映了全朝一向既懾于乾隆之嚴威，恐投鼠忌器，又懼和珅為免遭陷害以致無人敢於挺身與之鬥爭。 

從嘉慶上諭及朱珪所寫曹錫寶墓誌銘以及謝振定之遭遇中透露的信息，亦可以反證乾隆朝和珅當權時，不可能存在艾爾曼先生書中所說的當時的首席軍機大臣阿桂曾組織“反和珅的聯盟”，與朱珪、莊存與及洪亮吉等 “一道反對和珅”。艾爾曼提出莊存與與和珅對立，並與阿桂等一道反對和珅之說的主要論據是：宋翔鳳所寫《莊先生述祖行狀》中的兩段話，其一 說，莊述祖於乾隆庚子年（1780）成進士時，“相國阿桂公以先生故人子，欲羅致之，避嫌不往謁。時和相用事，阿公門下士稍稍去，亦是疑先生，殿試卷已進呈，後卒置十卷。後引見，歸班詮選，先生歸，奉母以居。”[25]艾爾曼解釋此則材料說：“莊述祖的成績名列前茅，肯定可以出任翰林院官員。和珅惟恐莊述祖進入翰林院後擴大阿桂在朝中影響，因打亂試卷次序，莊述祖的試卷被排到較低等級，失去任翰林院官員的資格”[26]。然而，這些論述似多出於分析推測。從原有材料看，阿桂看到莊述祖的試卷後，知悉是已故同事莊培因之子，本想羅致，但莊述祖考慮到複雜的人事關係，根本沒有去拜謁阿桂，卻依然引起和珅的懷疑，將莊述祖的試卷排到後面。我們從中僅看到阿桂念故，對莊述祖有所偏愛，想引到翰林院任職，卻難由此得出莊存與與阿桂結有聯盟共同反對和珅的結論。艾爾曼所引同一《行狀》中的另一段話：“甲寅歲（按：乃乾隆五十九（1794）大計以卓異薦，引見。奉旨交軍機處記名，同時記名者，必候和珅門叩頭轎前，獨先生（指莊述祖）與雲南屠君神不往……先生記名讖為和珅所撤。”[27]這則材料說明莊述祖有獨立人格，不願隨波逐流而攀附權貴和珅，卻不能直接得出因莊存與同和珅有矛盾，述祖才不願跪見和珅。何況，此時莊存與已死去多年。退一步說，倘若其他史籍記有莊存與同和珅之間存在矛盾的事件，這兩則軼事尚可作為旁證，但遍查清宮檔案及和珅的同黨和其反對者有關事件所涉的名單中，也都沒有和珅與莊存與存在矛盾時記述。僅以這兩則材料說明和珅與莊氏及其家族有矛盾，難免缺乏應有的說服力。 

艾爾曼先生與其他有關論者，還引用魏源的話說：“君（指莊存與）在乾隆末，與大學士和珅同朝，鬱鬱不合，故於《詩》、《易》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際，往往發憤慷慨，流連大息，讀其出可以悲其志雲”。[28]用此證明莊存與復興今文經學同和珅有關，艾氏據此分析“莊存與晚年政治上實失勢”，故“借經學研究，抒發其內心的憤懣”[29]。然而魏源這篇書序寫於1828年，距莊存與下世已近半個世紀，其對莊存與的心理多出於揣測。何況此說與實際情況也不符合，如前所論莊存與晚年在政治上並沒有突然失勢之事。魏源這裏所說，不過是以自身經歷抒發對現實的感慨，用以諷諭當世罷了。 

據有關史料看，莊存與不僅與和珅難以形成矛盾和鬥爭，且與清廷皇室相處也還算融洽。他長期在南書房行走，乾隆對他“欽愛有摯”；他又在上書房行走，乃皇子成親王的師傅。成親王對他十分尊敬，且很有感情。他曾寫詩雲：“幼童稍識義，實賴與君居。饜飫游餘志，深沉授古書。”[30] 抒發對師傅給予啟蒙教育的懷念之情。當乾隆三十九年（1774）莊存于出任河南學政時，成親王還寫有《送莊方耕師傅提督河南全省學政序》，文中說“先生教誨餘數年，至意周盡，不可一二記憶”，接著回憶了莊存於給他講述過的經書，其中也提到“教以春秋”。成親王深有感情地說，“而先生今去矣，志慮閒暇，謂歲月無可惜”，還勸勉其師如何在學政任上為國家選拔培養人才，“督學之使，不可易也，將以養士成風，理正文學，夫學即以教人以厚也，而或示人以巧，甚非國家之意”。[31]字裏行間反映了師生間的深厚感情和思想上的一致。經學家臧庸曾說莊存與“在上書房行走，卯入申出，寒暑無間，皇子時親講說，愛敬日深”[32]。這些都說明，莊存於早出晚歸，忠於上書房職守，是一個很稱職的宮廷教師，和當時的最高統治層也不存在矛盾，也沒有發生政治上失勢的事情。 

三、莊存與之研治經學貫穿一生，亦絕非晚年才轉治《公羊春秋》 

莊存與之講經、治經特別是研究《公羊春秋》是何起因，目的何在？既然艾爾曼先生認為是起因於其同和珅的對立，而莊存與同和珅又年齡懸殊，如有對立只能是在莊之晚年方有可能。因此艾爾曼再三強調莊存與“在為官後期轉向《公羊傳》，表達對和珅擅權的不滿”，“老人晚年政治上失意後轉向今文經學，尋找一種戰勝現實腐敗的武器”。[33]問題的關鍵是莊存與是否到了晚年才轉治《公羊春秋》？然而，答案是否定的。 

生於科舉世家的莊存與，其五、六歲時，就入塾讀《四書》、《五經》，“幼入塾，即以古人自期，篤志深邃，窮極入微”[34]。早在其中舉之前，就對《春秋》有濃厚興趣。他在乾隆九年（1744）中鄉試，次年“大考翰詹”，試題就是《擬董仲舒天人策三篇》，由於“其素精董氏《春秋》，且于原文‘冊曰’以下四條，一字不遺”，使“上大嘉歎，即擢侍講”[35]。如非應舉之前，就留心研究董仲舒之《公羊》春秋學，便不可能如此得心應手。另如乾隆四十年（1775），其侄孫莊大久撰寫了《周官指掌》，莊存與看到該書定稿後，大加嗟賞，還親口對大久說，他“于諸經中，對《春秋》用功最摯”，還“嘗語餘曰，頻年究心《春秋》，讀二千余遍，精美日出”[36]。這更清楚說明，莊存與並不是到了晚年才轉向治《春秋》的。 

莊存與之鑽研經學，可謂貫穿其一生。不僅從幼年就學習，特別是在其初入翰林院散館時，因名列二等，“不甚當院意”，諭旨其“閉戶讀書，留心經學”。[37]於是，又留館三年，決心認真刻苦地研讀經書，結果“所進經義，宏深雅健，穿穴理窟”，甚受乾隆讚賞，認為其“學有根底，極好深湛之思，可備顧問，命入南書房行走”。不久，又“命在上書房行走”，教皇子、皇孫讀書。[38] 

莊存與在宮廷講解經書的同時，也不斷整理講章和自己的經學著述，但生前都未刊刻。在其去世多年後，才由族人與後學在阮元支持下，刊成《味經齋遺書》，收入其多種經學著述，卻都未注寫作年月。但我們細心鉤稽有關資料，仍可考定寫作的大致年代。如乾隆二十四年，當其四十一歲時，其弟莊培因英年早逝，培因之子述祖由其撫養。後來，有人在所撰《莊先生述祖行狀》中說，“學士公（指內閣學士莊培因）早沒，先生甫十歲，居喪如成人。時伯父侍郎公于五經皆有論說……先生取法焉”[39]。當時，莊存與正在四十歲上下，已經對包括《春秋》在內的五經都有論說，也證明其絕非晚年才轉治經學。再如阮元少年時的業師是李晴川，而李是莊存與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充會試副考官時所得之士。李晴川“常為元言，宗伯踐履篤實，於五經皆能闡抉奧指，不專為漢、宋箋注之學，而獨得先聖微言大義於語言文字之外”[40]。如無多年對經學的深入研究，不可能達到如此地步，又怎能說莊存與晚年才轉治經學呢。 

再如莊存與的同事朱珪，乃乾隆十三年（1748）的進士，曾入翰林院任編修、侍讀學士、侍講學士，也任過禮部侍郎，與莊存與大致同時，且是在翰林院及禮部的同事，雖去世較晚，對莊存與是應比較有直接的瞭解。其嘉慶六年為莊存與之《春秋正辭》所寫序中說：“前輩少宗伯莊方耕先生，學貫六藝，才超九能，始入翰林，即以經學受主知，群經各有論著，斐然述作。”[41]其在序中又說：“公之孫雋甲，為餘丙午（乾隆五十一年）典試江南所得士，偕其弟賁甲來京師，持公所纂《春秋正辭》一書，問序于餘。”這也說明莊存與在入翰林時，就對經學有深湛研究，對群經已各有論著。其孫能在乾隆五十一年中試當時或在其後，持其所著《春秋正辭》，請朱珪為之作序，也說明在此之前已早有成書。並非在晚年才轉治經學，如果不是前所揭示他青年時就有志於《公羊春秋》，也不可能猝然間就有《春秋正辭》等成書。 

與前面所引各種資料相比較，能進一步說明莊存與所著經書寫作年代的是，前文所說成親王所寫《送莊方耕師傅提督河南全省學政序》中透露的資訊：“先生教誨餘數年，……教以《周易》，謝未能也；教以《禹貢》，謝未能也；教以《春秋》，謝未能也；教以《周禮》、《儀禮》，謝未能也”；成親王當時未能抓緊時間，對“以為時優遠，可以次及耳”，而深感自悔。清華大學劉桂生教授，曾將成親王這裏列舉的莊師所講解的經書題目與後來出版的《味經齋遺書》的篇目相對照，發現兩者基本一致，不妨列表如下： 

兩相對照，二者多有相近相似之處。再聯繫魏源所寫《武進莊方耕少宗伯遺書序》所雲：“武進莊方耕少宗伯，乾隆中以經術傳成親王於上書房十有餘載，講幄宣敷，茹吐道誼，子孫輯錄成書，為《八卦觀象上下篇》、《尚書既見》、《毛詩說》、《春秋正辭》、《周官記》若干卷。”劉桂生教授據上述材料得出結論：“如此，則將《味經齋遺書》之基本內容視為存與教學之講綱、講義一類，于情於理，當不致過於背謬”[42]。筆者認為，劉先生的分析甚是合乎情理。在筆者看來，《味經齋遺書》所收莊存與各類經學著作，實際上就是在莊存與為成親王講授時所留講義基礎上，由莊存與之孫輩莊雋甲、劉逢祿、宋翔鳳等再經整理而成。其在世時，之所以“密不示人”，一方面是與當時學壇上普遍講論古文經的漢學“枘鑿不入”；另方面則是他自感不夠成熟，因而低調處理不“以經學自鳴”，著述也未刊刻。至嘉道之際，乾嘉考據學（亦即所謂漢學）逐漸衰敗，今文經學逐漸盛行，莊存與之學經劉逢祿、宋翔鳳、龔自珍、魏源等提倡。魏源甚至認為莊氏之學，才是真“漢學”，其學才大顯於世。這是莊存與本人所始料不及的。 

成親王之《送莊方耕師傅提督河南全省學政序》，雖然未署寫作年月，按常情必然寫于莊存與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其五十六歲出任河南學政前後不久，依成親王在序中所列莊師傅為之開講的各類經書書目看，包括《春秋正辭》在內的各種經學著述，都已然有講授提綱或講義，而莊氏從中年起就在上書房行走，足證莊氏並不是為反對和珅，才轉治《公羊春秋》，否則也不能解釋既然是為了反對和珅，理應引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發揮應有的社會作用，為什麼又“密不示人”，生前始終不刊刻，直到其死後多年，才由其後人整理刊刻行世呢？ 

既然莊存與之治《春秋》之起因並不在於與和珅對立，那麼其起因與主旨究竟何在呢？簡而言之，是為乾隆帝之“大一統”思想作論證。從有關材料看，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就禦纂《春秋直解》，其在該書的序中明確指出，編纂此書，“意在息諸說之分歧以翼傳，融諸傳之異同以尊經”，並命“在館諸臣，條奏是經，具解以進”[43]。同年十二月，乾隆又諭：“今之于大權，擾法紀者安在？我朝聖聖相承，乾綱獨斷，政柄從無旁落”，接著又斥責康熙時之明珠、索額圖、徐乾學；雍正時之李衛、田文鏡；乾隆初之鄂爾泰、張廷玉等各持門戶，結為朋黨，有礙於政治上“綱乾獨斷”的“大一統”[44]的推行。莊存與從乾隆十七年起，即入值南書房，直至晚年長期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他對乾隆禦纂《春秋直解》及屢頒“綱乾獨斷”的“大一統”諭旨，必然有清楚的瞭解與領會，何況乾隆又“命在諸館臣，條奏是經，具解以進”。莊存與原本從青年時代就對《春秋》有興趣，而今皇帝又禦纂《春秋直解》，且命包括他在內的館臣“條奏是經，具解以進”。他在原有基礎上，進一步解釋《春秋》，撰寫《春秋正辭》，且在上書房向成親王講授，豈不順理成章嗎？ 

據查《清實錄》，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一月，乾隆又“命皇子及軍機大臣訂正《通鑑綱目續編》”，認為“《續編》內于遼、金、元多議論偏繆”，實際上是有不利於清朝統治的詞語。因十分強調：“向命儒臣編纂《通鑑輯覽》，其中書法體例，有關大一統者，均須朕親加訂正，頒行天下，為內中國而外夷狄”。[45]雖然，乾隆時漢族士大夫多數已放棄夷夏之防的思想，但乾隆為實行政治思想上的高度專制統治，在編纂《四庫全書》過程中，還大興文字獄，禁毀各種有“違礙統治”的民族思想，貫輸“夷狄入中國則中國之”的態度，而在儒家經典中，惟有《公羊春秋》富有“以文化而非血統之本位民族觀”。莊存與因在吸收借鑒元末趙汸所著《春秋屬辭》的基礎上，而撰寫了《春秋正辭》一書。遵照乾隆的意圖，大力闡發“大一統，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國無二君，郊社宗廟，尊無二上”[46]的思想。他還進一步解釋《春秋》中的“大一統”：“王正月‘曰’公羊子曰：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也。”“愚臣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辟邪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47]莊存與在這裏簡直是在照本宣科的闡發乾隆一再強調的“大一統”、“綱乾獨斷”、“政柄從無旁落”的專制統治思想，只不過是以闡釋儒家經典的形式罷了。至於自龔自珍、魏源以降，援引今文經學抨擊時弊，倡言變革，則是莊存與之後的事。 

由於本文主旨不在於論述莊存與的學術思想，因而就不進一步分析其《春秋正辭》的思想內容，不過，從上面簡要指出的內容，莊存與《春秋正辭》寫作的主旨所在。實際上有清一代，作為滿族貴族的統治政權，就清統治者的心態而言，從清初到清末，始終都有消除夷夏之防，維護其“大一統”的統治合法性的問題，不過時而尖銳，時而淡化罷了。 

四 餘論：對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成果既要勇於吸收，又要善於吸收 

上文著重對艾爾曼先生提出的莊存與復興今文經學起因於“與和珅對立”說進行了辨析，所論未必就一定能成立。只是就這一具體問題進行切磋與商榷。而對於艾爾曼先生的大著《經學政治和宗教——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的研究》整體而言，我仍然肯定其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學術著作，如同著者在本書的《序論》中所說：“本書主要目的在於探討清代經學形成過程中經學、宗族、帝國正統意識形態三者的互動關係，並由此說明思想史的研究與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一旦結合起來，中國學術史研究的內容是何等的豐滿”，所論甚是，不少研究清代學術史、思想史的著作，的確常常將思想史與社會史斷裂為兩截。而艾爾曼先生在本書中則運用了將思想史與社會史結合的研究方法，將二者連接起來，並以常州學派為經，常州莊、劉兩家為緯，搜集了莊、劉兩家族譜、家乘、文集等大量史料，以莊氏家族的主要代表人物莊存與為核心，分析其為何興起今文經學，論述了繼莊存與之後，莊述祖、宋翔鳳、劉逢祿、莊大久、莊綬甲等人對今文經學的發展和演變，史料豐富，內容翔實，可謂一部研究常州今文學派的力作。儘管其提出的今文經學起因於對和珅的反對與鬥爭尚可商榷，但這並不妨礙本文書整體上的成功之處。據筆者與艾爾曼先生多年的相交與瞭解，他是一位治學勤奮、嚴謹篤實有成就的學者，除本書外，他的《從理學到樸學》也早就譯為中文，在我們國內的清史學界有很好的作用和影響。他繼多部論著後，近幾年辛勤完成大著——《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科學在中國（1550－1900）》也將由國家清史編委會編譯組組織翻譯出版。應該說多年來艾爾曼先生在研究清代學術思想，與科舉史、科技文化史，以及在促進中美文化交流方面都做出了積極的貢獻。中國學術界同行理應從他的學術著作中吸收和借鑒有益的思想內容和研究方法。不僅是對於艾爾曼先生，對其他國際朋友有關中國學的研究成果也應為此。正如《海外中國研究叢書》的序所指出的：“（上世紀）50年代以來，在中國越來越封鎖的同時，世界的中國研究卻有了豐富的成果，以致使我們今天不僅必須放眼海外去認識世界，還需要放眼海外來認識中國的過去、現在和未來。”特別是近年來，海外中國學的研究成果甚多，無論是在研究內容，還是在研究方法和研究視野方面都有新的開拓與發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研究中國的歷史，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兼收並蓄，博採眾長，敢於和善於吸收世界的優秀研究成果，以開闊視野，提高研究水準。伴隨新時期改革開放政策的推行，我們在引進、吸收、借鑒國外學術成果，已有長足進步，已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今後理應進一步發展和提高。 

從近年來學術界在吸收借鑒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的實際情況看，我感到除積極引進吸收外，問題還有另一面，那就是既要勇於吸收，還有如何吸收和善於吸收的方面。中國畢竟是中國學賴以產生與發展的本土，既保存開展研究的大量的、豐富的原始史料，也有代代相傳的研究成果的豐厚積累，包括清史、清代學術思想史的研究便是如此，這是得天獨厚的研究優勢。國內學者在研究中國本身的歷史課題時，應該充分利用這一優勢條件，在吸收借鑒海外中國學研究成果的同時，首先應佔有保存在本土的大量原始資料，並消化、吸收、吃透國內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吸收和借鑒國外的研究成果，這樣便能達到事半功倍之效果。否則，就有可能“食洋不化”，而事倍功半。 

總之，應從大處著眼，吸收其科學的精華。倘確如此，那就必須下一番刻苦的功夫，悉心閱讀，用心咀嚼，以融會消化引進的海外中國學著作。而不能生硬套用一些新方法，或簡單摭取一些名詞概念，並將這些名詞概念運用到自己的表述之中，使文字表述失去中國化、民族化的特色，使人讀來徒生困惑與難解。再有，對於海外中國學有關著作中的一些具體結論的吸收與引用，應該對照第一手、原始的史料，客觀的分析和衡量，而不應不加分析，即予吸收。然而，目前在一些青年學者的論著或者是在一些博士學位論文中，在未認真分析的基礎上，便吸收某些有待商榷的觀點，作為自己論證問題的論據。顯然，這無益於科學事業的正常發展。 

本文倉促寫成，定有不當，不妥之處，尚祈吾友艾爾曼先生及海內外學者不吝惠正賜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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