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後，隨著歐洲傳教士入華及廣州貿易的開放，西洋鐘錶作為禮品和商品開始進入中國。到明朝末年，西洋鐘錶不僅已廣為社會各階層人士所知曉，且已出現國人學習鐘錶技術並仿製生產。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Álvaro de Semedo）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生活多年，1640年回歐洲後，完成一本《旅遊記》，其中記載： 

“他們（中國人）最欣賞的工藝品是齒輪鐘。他們現在已經造得很好了。可以擺在桌子上。如果出和我們一樣的價格，他們可以造出最小的。”[1] 

可見，到明末時，國人仿製鐘錶已為中外知悉。入清以後，隨著中國上層社會對鐘錶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專門的鐘錶製造開始在全國多處地方出現，並成為清代手工業頗為獨特的一行。關於這一問題，傳統研究者僅將其納入中西文化交流或科技史範疇展開研究，而在清代手工業發展史中則基本無人關注這一外來手工業行業的出現與存在，甚至在清代手工業史上不置一詞。[2]科技史與鐘錶史的研究者，雖然撰寫了不少文章，但由於對文獻、檔案及調查材料的搜集整理缺乏系統性，使用材料而又太多隨意性，故各種結論、推斷層層舛訛，相互矛盾，且缺乏第一手資料的憑證，很難令人信服。鑒於此，本文擬在廣泛系統搜集中西文獻、檔案及前人調查資料的基礎上，對清代前期全國各地出現的西洋鐘錶仿製與生產情況進行文本上的實證，以求將這一問題的研究推向深化。 

一、江南地區的鐘錶業 

從明萬曆年間西洋鐘錶傳入中國內地後，最早開始學習仿製西洋鐘錶者即在當時的江南地區。首先是上海人對西洋鐘錶的仿製，萬曆年間李紹文著《雲間雜識》載：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余于金陵王太穩處親見。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制高廣不過寸許，上海則大於鬥矣。”[3] 

王太穩，即義大利傳教士王豐肅（Alphonse Vagnoni）,太穩為其字。萬曆三十九至四十二年（1611-1614）間在南京傳教，當時南京乃全國傳教最發達地區之一。同在萬歷時，有佚名的《雲間雜識》亦有相同的記載： 

“西僧利瑪竇，作自鳴鐘，以銅為之。一日十二時，凡十二次鳴，子時一聲，丑時二聲，至亥則其聲十二。利師同事之人郭仰鳳，住上海時，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第彼所制高廣不過寸許，此則大於鬥矣。”[4] 

郭仰鳳，即義大利傳教士郭居靜（Lazare Cattaneo），仰鳳為其字。萬曆三十六年（1608）到上海傳教。上海是天主教在我國最早傳入地之一，到明末時，亦是我國天主教最為發達的地區。西洋鐘錶由傳教士帶入，故上海成為我國最早仿製西洋鐘錶的地區。 

入清以後，上海地區仍有制自鳴鐘之記錄。據王永順先生介紹，康熙時，松江人徐翊渶為府衙製作了一架機械鐘。[5]又據乾隆《婁縣誌》稱，邑人徐翊渶、徐翊淞兄弟均能“制鶴露、自鳴鐘、儀錶”。[6]乾隆時成書的《續印人傳》稱華亭人徐鈺制“樂鐘、日表及日規扇，神工天巧”[7]。徐鈺之父為徐淞，婁縣和華亭均為松江府附郭縣，實際在一個地方，故疑華亭之徐凇當即上引婁縣之“徐翊淞”。《續印人傳》亦稱徐淞“精參家緯於西洋測量制器之法”[8]。到乾隆末期，華亭徐朝俊長期研習天文學、鐘錶，其《鐘錶圖說自序》稱： 

“餘自幼喜作自鳴鐘，舉業暇餘，輒藉以自娛。近日者精力漸頹，爰舉平日所知所能，受徒而悉告之。並舉一切機關轉捩利弊，揭其要而圖以明之，俾用鐘錶者如醫人遇疾，洞見臟腑，知其病在何處。”[9] 

可見，此書乃徐朝俊積畢生制自鳴鐘之經驗，並總結其他工匠們的技術而完成的國人第一部關於鐘錶之著作。全書分為鐘錶名目、鐘錶事件名目、事件圖、配齒輪法、作法、修鐘錶停擺法、停打鐘不准法、裝拆鐘錶法，用鐘錶法、鐘錶瑣略等10部分，附圖51幅。值得注意的是徐朝俊在《天學入門》的自序中還稱： 

“餘先世爰研數理，手造泰西儀器，五代於茲矣。俊於制舉業暇，嘗從先君子側聞緒論，愧不能有所發明。稍長，而所與居遊第以自鳴鐘表相詫異。”[10] 

徐朝俊家五代制自鳴鐘，又是徐光啟的五代孫，余疑前引徐翊渶、徐翊淞、徐鈺等制自鳴鐘者，均為上海徐氏家族人。故上海地區自鳴鐘技術的傳入及生產應與徐光啟有很大的關係，而從徐朝俊《鐘錶圖說》一書的內容看，完全可以反映，上海地區從明末開始，直到乾隆末期，一直保持有自鳴鐘的生產，而且生產技術已達到相當高的水準。南京博物院現存有一隻嘉慶時期“上海馮義和自造”的小型更鐘，[11]從這一實物亦能反映清代中期上海制鐘業的水準。 

明末江南省除上海是最早生產西洋鐘錶的地區外，南京亦是重要地區之一。萬曆年間成書的《金陵瑣事》載： 

“黃複初，巧人也，……能鑄自鳴鐘、制木牛、流馬與木人捧茶、木喇叭夜吠。”[12] 

清初又有南京人吉坦然為民間制鐘者。吉坦然先年寓居廣東，跟西洋人學習制鐘，後在南京製成一“大小輪多至二十餘，皆以黃銅為之”的“通天塔”機械鐘。[13]這可以反映出，南京地區在明末清初已有西洋鐘錶技術的傳入，並有中國民間工匠學會了仿製鐘錶。南京鐘錶的手工作坊出現何時，文獻無載。據施志宏先生的調查材料：“到17世紀末（即康熙中後期）南京城內至少有四家造鐘作坊。每間作坊的規模都很小，以家庭為單位，或再帶上一、二個徒弟。由於手工製造，產量有限，一年一個作坊僅能造十餘架。”[14]但至1851年，美國人的調查資料稱：南京有鐘錶作坊40家。[15]其中有名者為黑廊街王萬順，三山街驢子市潘恒興，府東大街的易黃茂，南門大街的陳隆泰四家。[16]從嘉慶二十一年的《鐘錶業辦理同業義塚碑》，其中鐘錶匠唐明遠祖籍就是南京人。[17]根據晚清蘇州鐘錶業調查會的調查，其中最早的鐘錶作坊“珊寶齋”即是道光三年（1823年）由南京遷到蘇州。[18] 乾嘉時人錢泳稱：“自鳴鐘表皆出自西洋，……近廣州、江甯、蘇州工匠亦能造。”[19]可以說到清中期，南京的鐘錶工業已具相當規模。 

蘇州的鐘錶製造應晚于南京、上海。但有學者認為“蘇州鐘錶製造的發展正是在明末清初時期”[20]，“明末清初，蘇州即能製造自鳴鐘，當時被稱為‘蘇鐘’”[21]。但是，故宮博物院的郭福祥先生近年發表《關於清代的蘇鐘》一文，從文獻及實物兩方面進行考察，對上述觀點進行了全面的否定，並提出“蘇州鐘錶製造的歷史並不太長，大約開始于清嘉慶時期，而不像過去認為的那樣始於明末清初”。[22]關於“蘇鐘”出現的時間在博物館學界有兩種完全不同觀點。其史實究竟如何？郭先生從實物考察上否定了原定為康熙時期生產的現為南京博物館收藏的幾件鐘錶不是“蘇鐘”，而是日本江戶時代的不定時計時法鐘錶，這種說法應該是有根據的。但是否定了所謂現存康熙時期的蘇鐘實物就可以完全否認在清初蘇州即已開始仿製生產西洋鐘錶嗎？明末蘇州生產西洋鐘錶，目前尚未發現任何文獻記錄和實物佐證，但將蘇州鐘錶製造定在“開始于嘉慶時期”則未免失之過晚。我們認為，根據現有的資料分析，將蘇州鐘錶生產的時間放在康熙時期是比較合適的。其理由如下： 

（一）從明萬曆年間開始，西方傳教士即在江南地區展開了頻繁的傳教活動，利瑪竇(Mathieu Ricci)、郭居靜(Lazare Cattaneo)、羅如望（Jeao de Rocha）、潘國光（François Brancati）等著名傳教士均在這一地區傳教。到清朝初年,江南一省就擁有大教堂12座，其他小堂及會口近百，教友人數達55100餘人，當時天主教傳播主要集中在上海附近及運河兩岸，如淮安、揚州、南京、蘇州、常熟、嘉定、泰倉、昆山、松江等地。[23]當時在江南地區傳教的西教士主要是耶穌會士，而耶穌會士又是多以科技傳教為手段，江南地區亦是明末最早受西方科技影響的地區，故在明末，上海、南京等地已經出現學會製造自鳴鐘的中國人。1659年，G.布魯塞尼在威尼斯出版的一本書中談到： 

“中國人有很好的手工技藝……他們是有能力製作鐘的，也可以製作小鐘。”[24] 

1659年為清順治十六年，故布魯塞尼談到的中國人製作鐘錶的技藝應是指清初時期，那他指的制鐘地方是何處呢？到清初，廣東人的制鐘錶技術尚未完全掌握（詳見下證）。根據當時西方科技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幾個區域來看，布魯塞尼所指應該就是江南地區。江南地區應是我國最早學習接受西方鐘錶技術的地區。前引“近上海人仿其式亦能為之”及能制自鳴鐘的南京人黃複初、吉坦然即是典型例證。蘇州在江南地區並非天主教傳播之中心，從當時的文獻看，傳教士在蘇州的活動相對較少，故我們推估，蘇州人仿製西洋鐘錶應晚于南京、上海。正是在南京、上海鐘錶生產的影響下，蘇州才開始出現鐘錶生產，這就是將蘇州鐘錶生產定在康熙時期的理由之一。 

（二）從新公佈的西文檔案中發現了康熙時蘇州鐘錶業的資料。比利時魯汶大學高華士（Nöel Golvers）博士在他的新著中公佈了清康熙年間在常熟地區傳教士的耶穌會士魯日滿（François de Rougemont）的“帳簿”，其中有四條柏應理（Philippe Couplee）和魯日滿交給工匠修理鐘錶的帳單： 

頁142：“預付給為我修理鐘錶工匠Cham:1.050兩，蘇州，1676年1月。” 

頁52：“為我的鐘錶做架子：0.030兩，蘇州，1676年2月。” 

頁50：“再次修理我的鐘錶，約0.070兩，蘇州，1676年3月初。” 

頁48：“為柏應理神父修理他的那座大鐘：0.500兩，1676年3月前半月，這次支付也發生在蘇州。”[25] 

雖然，魯日滿及柏應理的鐘錶均應是從歐洲帶來，但十分明顯的是，這四次鐘錶均交由一位姓Cham（常）的蘇州人修理。根據C.Pagani的研究，在嘉慶時期（1796年—1820年）的蘇州城外有一家鐘錶店，店主名叫Chang Jung（常君），其姓與魯日滿帳本中的Cham姓常吻合，而常君即為這一鐘錶店的第三代店主。考慮到中國鐘錶業的家傳習俗，嘉慶時期出現的這位蘇州鐘錶店店主“常君”很可能即是魯日滿帳本經常出現的蘇州鐘錶匠Cham姓之後人。[26]這一新資料的發現為我們確定蘇州鐘錶生產至少起始于康熙之時提供了十分有力的證據。 

（三）在文獻檔案中出現的蘇州鐘錶生產即可證明，蘇州鐘錶生產應早于嘉慶之時。根據現存檔案的查閱，目前僅發現一條有關“蘇鐘”的記錄：“嘉慶十九年（1814）二月初十福喜交貼金倒環頂黑檫漆架銅花銅條油畫屜板單針時樂鐘一對（蘇做，無等）”。[27]“蘇做”即蘇州生產，“無等”即沒有等級。這是現存唯一一條最早關於“蘇鐘”的檔案記錄。但是否據此即可認為“蘇鐘”始于嘉慶呢？我們認為不當。因為在嘉慶時蘇州製造的鐘錶已出現“貼金倒環頂黑檫漆架銅花銅條油畫屜板”如此複雜工藝的鐘錶，恰恰可以反映，蘇州鐘錶的生產決非始于嘉慶，而是反映到嘉慶時，“蘇鐘”已進入“成熟期”。另據嘉道時人顧祿《桐橋倚棹錄》記載： 

“影戲洋畫，其法皆傳自西洋歐羅巴諸國，今虎丘人皆能為之；洋琴，虎丘只半塘呂殿揚一家製造；自走洋人，機軸如自鳴鐘，不過一發條為關鍵。其店懼在山塘。腹中銅軸，皆附近鄉人為之，轉售於店者。”[28] 

這一條有關蘇州地區中西文化交流的十分重要的資料。過去一直未為人們發現。通過這條資料，我們不僅可看到，當時蘇州地區受西方科技文化影響之大，而且還可以看出，蘇州生產自鳴鐘之類“自走洋人”已成為市場上的普通商品，連“附近鄉人”都能生產自動機械玩具中的“銅軸”，可以反映，蘇州地區早已出現生產自鳴鐘的作坊是不足為奇的。《桐橋倚棹錄》雖然記錄的嘉慶、道光時期的蘇州之事，但嘉慶以後，清廷對全國天主教的嚴禁，故西洋鐘錶的生產技術不可能在嘉慶以後才傳入蘇州。換言之，在嘉慶、道光時期記錄的蘇州鐘錶技術應來源於嘉、道以前，應是明末清初傳入江南地區的西洋鐘錶技術的延續與發展。這樣對文獻解讀，才能真正地挖掘文獻內容的真實內涵。乾嘉時人錢泳《履園叢話》稱：“自鳴鐘表皆出自西洋，近廣州、江甯、蘇州工匠亦能造。”[29]嘉道時人梁章钜《浪跡續談》稱：“今閩、廣及蘇州等處，皆能造自鳴鐘”[30]一語則可說明，到嘉道之時，蘇州的鐘錶生產已經同福建、南京、廣東一樣成為中國的重要鐘錶生產之地。而據美國人瑪高溫(Macgowan )的調查資料，1851年蘇州有鐘錶作坊30家，少於南京，而多於杭州，[31]可以反映，嘉道以後蘇州鐘錶業的發達。再據宋伯胤先生調查所獲得的嘉慶二十一年（1816年）《鐘錶業辦理同業義塚碑》： 

“據附元和縣（屬蘇州府）人唐明遠等稱，身等籍隸金陵，於元和縣  三都北四圖創設義塚，系即字圩鳥號七十二、三、四、五丘，計官田二畝九分四厘。本圖鐘錶義塚辦糧，專葬同業……嘉慶二十一年六月初五日示，甲山庚南兼卯酉三分，鐘錶義塚眾友姓同行公立。”[32] 

這一碑刻的史料意義在於，在嘉慶時，蘇州的鐘錶製造業已經成為一個“行業”，而且，這個“行業”還不是一個剛剛出現的“行業”，要“創設義塚”，“專葬同業”。可證，蘇州鐘錶業發展到嘉慶時已經出現了這一行業的同業組織。從蘇州鐘錶生產製造的開始，到鐘錶行業的同業組織的出現，這決不是一兩年，甚至十年、八年之事，而是一個相對長時間才有可能形成的一個過程。因此，我們認為嘉慶時創設的鐘錶業“義塚”不僅可以證明，蘇州鐘錶製造業發展到嘉慶時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已成為一個成熟的行業；而且也可以證明，“蘇鐘”的起源應在嘉慶之前，到嘉慶時，蘇州的鐘錶業也有了一段相當長的發展歷史。 

杭州鐘錶業的文獻記錄始于康熙之時。康熙刻本的《曠園雜誌》稱： 

“（杭州人）黃履莊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33] 

又據張潮《虞初新志》，黃履莊生於順治十三年,康熙初年到揚州學習西洋技術： 

    “來廣陵，與予同居，因聞泰西幾何、比例、輪捩機軸之學，而其巧因以進。”[34] 

據此，黃氏制鐘技術是在揚州向傳教士學習。他不僅學會制自鳴鐘，還能製作十分精巧複雜的自動機械玩具： 

“自動戲，內音樂具備，不煩人力，而節奏自然。真畫、人物鳥獸，皆能自動，與真無二。燈衢，作小屋一間，內懸燈數盞，人入其中，如至通衢大市，人煙稠雜，燈火連綿，一望數裏。自行驅暑扇，不煩人力，而一室皆風。”[35] 

光緒《石門縣誌》則稱： 

“連東山，康熙時人，心手巧妙，能制自鳴鐘，與西人所造無異。”[36] 

石門縣屬杭州府。又據康熙時徐嶽《見聞錄》載： 

“張某杭州人，善西洋諸奇器，其所作自鳴鐘、千里鏡之類，精巧出群。”[37] 

這個“張某”是誰？余疑即劉獻廷《廣陽雜記》中的張碩忱： 

“張碩忱，有自製自行時盤，……精妙不讓西人。”[38] 

劉獻廷未記張碩忱的籍裏，但知道是康熙時人，故疑二者為同一人。從上述資料，可以反映，康熙時期杭州已出現多處鐘錶製造作坊，而且技術水準很高，“精巧出群”，與“西人所造無異”，即可證明。康熙以後，杭州地區鐘錶生產未見記錄。1851年的美國人調查材料中稱杭州有鐘錶作坊17家，[39]這些鐘錶作坊應傳承于清初傳入杭州的西洋鐘錶技術。 

上海、南京、蘇州、杭州應是清代前期江南地區鐘錶生產的主要城市。除此以外，揚州、寧波、宣城當亦有西洋鐘錶的生產。前引康熙時杭州人黃履莊的鐘錶技術即在揚州學習，又李鬥《揚州畫舫錄》記載居住在揚州虹橋東岸的歙縣人汪大黌“精於制自鳴鐘”[40]。可證，揚州亦能生產自鳴鐘。乾隆四年刻《宣城縣誌》記載芮伊“性多巧思，能手制自鳴鐘”。[41]芮伊應是康熙、雍正時人，宣城屬安徽，可見，宣城亦有自鳴鐘生產。另據1851年美國人瑪高溫的調查材料，寧波當時有鐘錶作坊7家。[42] 

二、福建地區的鐘錶業 

福建地區西洋鐘錶的傳入最早應與天主教無關。成書于明萬曆年間的《露書》記載： 

“近西域琍瑪竇作自鳴鐘，更點甚明，今海澄人能效作，人謂外國人巧於中國，不知宋蜀人張思訓已為之，以木偶為七直人以直七政，自能撞鐘擊鼓矣。”[43] 

天主教正式進入福建地區應以艾儒略為始，而艾氏入閩在明天啟四年（1624），[44]屬於漳州的海澄有天主教則更晚。故萬曆年間僻處閩南的海澄地區能仿製自鳴鐘，不應是仿效于傳教士，而應是從西班牙或荷蘭東印度公司與漳州月港的海上貿易傳入的自鳴鐘技術，亦即是當時的西班牙或荷蘭商人將鐘錶帶入海澄，[45]海澄人很快就加以仿製。由此可見，海澄仿製自鳴鐘的過程與江南地區有很大的不同。沈初的《西清筆記》中記錄了西洋高品質的鐘錶傳入福建： 

“昔在閩見一鐘，上一格兩扉常合，至交初正時，內有銅人兩手啟扉，轉身於架上取槌，擊鐘如數畢，置槌於架，兩手合扇，又有銅人高數尺，如十三四丫頭，而粉衣繒，前置洋琴，啟銅人鑰，則兩手起執垂擊琴，左右高下，其聲抑揚挫合節，頭容目光，皆能運轉，助其資致。鼓畢，則垂槌於琴，兩手下垂挹矣。又制飛雀，呼噪逼真，西洋工匠之巧如此。”[46] 

這是一架歐洲鐘，傳入福建時間應是清乾隆以前。而福建地區制鐘技術的發展應同當時輸入福建的西洋鐘錶有關。 

康熙時王沄《漫遊紀略》記載漳南有一名“孫細娘”的女子制自鳴鐘為“一時絕藝”[47]。而《清稗類鈔》則作： 

“國初，福建漳州有孫細娘者，造小自鳴鐘，高僅一寸，而報時不差分毫。”[48] 

此“漳州孫細娘”當即王沄所記之“漳南孫細娘”。所造自鳴鐘僅一寸高，鐘錶愈小技術難度愈高，反映出康熙時期漳州地區的西洋鐘錶製造業獲得了發展。又雍正十二年刊刻《閩小記》載： 

“龍溪孫儒理”善制“一寸許之自鳴鐘”，號稱閩中五絕技之一。[49] 

龍溪亦屬漳州，此孫儒理亦應是康熙時人，他的“一寸許之自鳴鐘”之絕技，是否就是傳自孫細娘。鐘錶行業有家庭作坊傳承的習慣，故疑孫儒理當出自孫細娘一家。乾隆《福建通志》還載： 

“漳浦人趙彥衡，有巧思，能作指南針、自鳴鐘。”[50] 

漳浦亦屬漳州府。上引四條材料，均是記錄明清之際福建漳州地區鐘錶生產的資料。嘉道時福建人梁章钜稱：“今閩、廣及蘇州等處，皆能造自鳴鐘。”[51]這個“閩”，並非指整個福建地區，而僅指漳州。 

然在乾隆時期廈門地區自鳴鐘、洋表已成為極普遍的東西，《北東園筆錄續編》載： 

“餘十一歲即隨先資政公遊學廈門，館於廈防廳署，……官廳尤極豪奢，大堂左右設自鳴鐘兩架，高與人齊，內署稱是。署中蓄梨園兩班，……無人不佩時辰表者。”[52] 

戲班中“無人不佩時辰表”，足以反映出廈門地區西洋鐘錶普遍流行的程度。當時洋鐘錶進口十分昂貴，地位並不高的戲子應該買不起它們，故戲子們佩帶“時辰表”，可以反映福建鐘錶生產的規模。 

三、廣州地區的鐘錶業 

關於廣州鐘錶業的出現，學術界有以下幾種說法：關雪玲女士認為：“康熙中期下令開海禁，……廣州開始出現鐘錶製造業。”[53]張柏春先生認為：“廣州鐘錶作坊的出現，不晚於乾隆朝初期，也許始於康熙年間。”[54]方豪先生則認為：“我國修鐘及造鐘業皆以廣州為最早，次為蘇州，俗稱為‘廣鐘’、‘蘇鐘’。”[55]而徐文璘、李文光兩位先生認為：“廣州製造的也始於康熙年間，可能蘇造要在廣造之先。”[56]現在，我們根據自己搜集到的一些資料提出一些與上述各家不同的看法來。 

明代中葉後，雖然廣州是傳教士最早將自鳴鐘帶進內地的城市，[57]而且，在明末的“廣州交易會”上，自鳴鐘還是中葡貿易的商品之一，[58]甚至，在肇慶還出現傳教士將果阿鐘錶匠帶進修理鐘錶之事。[59]但是，到明朝末年，我們並未發現任何關於廣東工匠學會鐘錶製造的文字紀錄。明末清初的著名廣東博物學家屈大均《廣東新語》一書記錄了廣東的各類物產，亦包括手工業產品，特別是對外國傳入中國的物品所錄尤詳。但書中卻沒有任何關於自鳴鐘的記錄，[60]這是否可以說明，到明末時，廣東尚沒有學會自鳴鐘的製造技術。據衛匡國(Martin Martini)《新地圖集》（Novus Atlas Sinensis）稱：他離開中國時（十七世紀五十年代），廣東的工匠已經學會製造各種機械裝置，但是“製造‘小而精緻的鐘錶’，則仍在他們的技術能力之外。”[61]1675年來中國的俄國使臣斯帕塔魯(Nicolae Spataru Milescu)亦稱：廣州人“也學會了製造大鐘，不過尚未學會製作手錶”[62]。這兩條外國人資料可以說明：在上海、南京甚至海澄的中國工匠已經熟練掌握仿製西洋鐘錶技術時，廣州的工匠才剛剛開始學會制鐘，尚不能造表。但到1672年西班牙方濟各會神父再次進入中國時，有一位卡芳世神父由於幫尚之信修好了損壞了的西洋鐘錶而贏得尚之信的好感。[63]而據方濟會的資料介紹，卡芳世修理鐘錶技術又源于原來加入耶穌會的廣州中國基督徒，故在1688年文度拉(Bonav Ventura)神父在廣州的報告稱：“中國南方（應指廣州）的一些中國人首先從耶穌會士那裏學會了修理鐘錶的技術。”[64]這就告訴我們，大致在康熙開海前仿製西洋鐘錶技術才在廣州傳開。 

從檔案中，我們可以找到不少可以證明康熙時期廣東工匠已經掌握鐘錶技術的證據，康熙五十九年廣東巡撫楊琳的奏摺稱： 

“奴才訪得廣城能燒法藍人一名潘淳，原籍福建，住家廣東，試驗所制物件頗好。……奴才隨與安頓家口，並帶徒弟黃瑞興、阮嘉猷二人，隨李秉忠一同赴京。所有潘淳燒成法藍時辰表一個，鼻煙壺二個，鈾子八十顆，合先呈驗。”[65] 

這位原籍福建、住在廣州的鐘錶匠潘淳就是康熙時期“廣鐘”的生產者之一，“法藍時辰表”正是“廣鐘”之特色。他還帶徒弟二人。可見，潘淳所經營的應是康熙時代很典型的鐘錶作坊。值得注意的是《潘氏典堂族譜》有一條資料： 

“（潘）松軒公，少承母訓，內睦宗族，外和鄉鄰，長業自鳴鐘，生計饒裕。”[66] 

族譜中還記載乾隆三十七年（1772）松軒公生子，可知潘松軒公應是乾隆時人。這位靠自鳴鐘起家的潘軒公是否即潘淳的後人呢？聯繫到廣州十三行潘氏的另一支潘仕成家族亦來自福建。余疑這是福建龍溪潘氏來粵的更早一支，這一潘氏主要靠製造自鳴鐘為業。又據內務府造辦處雍正元年（1723年）2月的一份檔案： 

“初一日，副催長福明持來押站，內開正月二十七日，黨進忠將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