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中葉，徽商開始稱雄於中國商界，成爲與晉商齊名的重要商幫。清代前期，徽商勢力達到了高峰，執商界之牛耳。他們擁有巨額的資金，以經營鹽、典、茶、木爲大宗，其所營可謂“無業不居”，其足跡可謂“幾遍宇內”。長江中下游一帶向有“無徽不成鎮”之諺。在揚州的徽籍鹽商，既是明清時期兩淮鹽商中的主要勢力，也是整個徽商的中堅力量。 

徽商巨擘的崛起是明清社會經濟史上引人矚目的現象之一。徽州鹽商在文化上的建樹也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1] 梁啓超就認爲，以徽商爲主體的兩淮鹽商對於乾嘉時期清學全盛的貢獻，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歐洲文藝復興，可以相提並論。他指出：“歐洲文藝復興，固由時代環境所醞釀，與二三豪俊所浚發，然尚有立乎其後以翼而輔之者。……義大利自由市府之豪商閥族，皆沾染一時風尚，爲之先後疏附，直接間接提倡獎借者不少，故其業益昌。清學之在全盛期也亦然。……淮南鹽商，既窮極奢欲，亦趨時尚，思自附於風雅，競蓄書畫圖器，邀名士鑒定，潔亭舍豐館穀以待，其時刻書之風甚盛，……固不能謂其於茲學之發達無助力。與南歐巨室豪賈之於文藝復興，若合符契也。”[2]  

梁啓超的評價總的來說是符合歷史事實的。但是，淮南鹽商中，也有人“賈而好儒”，“亦賈亦儒”，他們的結交儒林，慷慨資助，並非附庸風雅，而是出於志同道合，熱心向學，振興文化事業。在此，我們以揚州鹽商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爲例，就徽商對清代文化事業的貢獻作進一步的考察。 

一、“揚州二馬”的家世和生平 

1、“揚州二馬”的故鄉 

《清史列傳·文苑傳》記載：“馬曰琯，字秋玉，安徽祁門人，原江蘇江都籍，諸生，候選知州。性孝友，篤于學，與弟曰璐互相師友，俱以詩名，時稱‘揚州二馬’，比之皇甫子浚伯仲。”[3] 這段話既說明了“揚州二馬”之稱的來歷，也肯定了他們在清代文化史上的地位。 

“揚州二馬”的故鄉是安徽省祁門縣。祁門屬徽州府。徽州，地處安徽南陲的黃山白嶽之間。北有雲煙繚繞的黃山迤邐而去，南有峰巒疊嶂的天目山綿延伸展。秀麗的新安江和閶江將她與浙江、江西相溝連。她由歙縣、休寧、績溪、祁門、黟縣和婺源6個縣組成，府治在歙縣。 

徽州多山，群峰環繞，山谷崎嶇，雲遮霧障，形成一個相對封閉的地理環境。這就使她成爲一個亂世避難的桃源世界。東晉、南朝以來，北方士族爲避戰亂紛紛南遷，入居徽州。兩宋之際，大批士族湧入江南，形成又一次人口南遷的高潮。徽州山多地少，生産的糧食不足以供徽州所居之人口，於是經商之事業起。千百年來，徽州以“商賈之鄉”著稱於世。徽州人“以商賈爲第一等生業”，“業賈者什七八”。 

入居徽州的北方士族帶來了治儒學的家風，使徽州“十家之村，不廢誦讀”，人文之盛，勝於他邑。南宋以後，這裏因是集理學之大成的朱熹故里，儒學更是深入人心。史載：“新安爲朱子闕里，而儒風獨茂。”[4] “自井邑田野，以至深山遠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5] 因此，徽州又被稱爲“東南鄒魯”、“文獻之邦”。 

徽人對朱熹極爲崇拜，程朱理學滲透於徽州社會生活之中。朱熹的思想和言論，成爲徽人思想和行動的準則。奔走于四方的徽商也不例外，他們在各經商地建立的徽州會館中都崇祀朱子便是明證。加之，傳統的中國社會，是一個主要以功名、官位和文采決定威望與地位高下的社會。“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在這種價值取向下，因從賈而囊豐篋盈的商人，急切地希望以財富彌補社會地位和個人聲望。因此，徽商的一個重要特色就是“賈而好儒”。 

明清時期，徽商“賈而好儒”的表現形式是非常豐富的，至少包含有如下三個方面。

（一），由於徽州是一個文化發達的地區，在氤氳儒學的氛圍中出現的徽商，大多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識和儒學素養。他們有的自幼讀書，棄儒從商後沒有忘情於儒業，賈而兼儒；有的先賈後儒，儒賈結合。 

例如章策，父親在浙江蘭溪經商，12歲時，他隨父親來到蘭溪，拜名儒趙虹橋爲師，攻讀舉子業。他聰慧好學，心存遠志，讀書輒解，深得老師的器重。18歲時，因父親病逝，不得不棄儒從賈，子承父業，往來蘭溪、徽州之間行商。身處商場的章策，“雖不爲帖括之學，然積書至萬卷，暇輒手一編，尤喜先儒語錄，取其有益身心以自勵，故其識量有大過人者”，[6] 且多才多藝，善草書，精音律。 

又如鮑光甸，“生而穎異，器識過人，弱冠通經史，以食指浩繁不克竟舉子業，遂務鹽筴於淮揚。生平仁厚，誠愨古道，自期周急拯危，不鳴其德。……性喜古硯舊書，暇則博考圖書，並工書法。”[7] 

再如汪應誥，自小讀書，但幾次參加科舉考試都未成功。於是遠離家鄉，服賈於閩越。然而，“好讀書其天性，雅善詩史”，並親自執教兒孫輩，“居家傳子一經，課以制舉業。長已蜚英辟雍，季則譽重庠序，暨孫若曾，弦誦之聲相聞也。”[8] 

“業儒”出身，從賈後，好學不倦，保持儒商風範者，在徽商中比比皆是。先賈後儒，從商後努力提高文化修養，成爲一介儒商者，在徽商中也屢見不鮮。例如，“吳自亮，字孟明，歙西長林人，業鹺兩淮。幼時器識過人，未及成童即身任勞苦，謀甘旨之供。然勤學好問，夜必篝燈誦讀，經書通鑒，能曉大義。”[9] 

徽州人善於處理從賈與業儒的關係，正如他們自己所言：“賈爲厚利，儒爲名高。夫人畢事儒不效，則弛儒而張賈；既側身響其利矣，及爲子孫計，甯弛賈而張儒。一弛一張，疊相爲用。”[10] 賈儒結合，疊相爲用，成爲徽州地區普遍的價值取向。徽州人的廳堂裏出現了這樣的對聯：“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 

（二），徽商在經營過程中，大多受到儒家思想的支配，“以儒術飭賈事”，講求商業信譽，生財有道。 

經商需要文化，自古皆然。明清時期，我國封建商品經濟已發展到高峰階段，市場更爲擴大，交易更爲複雜，行業內外的聯繫更爲密切，這就對商人的判斷力、組織管理才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徽商多爲棄儒從賈，從賈後又不斷學習，其文化知識和儒學素養明顯高於其他商幫，這是他們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商業成功的文化優勢。 

有文化的人，易於學得計然術。徽商大多熟悉儒家的“治生之學”，有敏銳的商業眼光，善於審時度勢，正確地選擇經營方向和地點，客觀地分析供求關係，及時地判斷取捨進退，精確地計算收支得失，從而獲得厚利。例如黃鏞，少時績學業舉，志存經世，後來棄儒經商，轉販於閩、越、齊、魯之間。他“克洞於天人盈虛之數，進退存亡之道”，所以獲利甚多，“貲大豐裕”。又如吳彥先，從商之暇瀏覽史書，與客縱談古今得失，即宿儒自以爲不及，因而受到群商的擁戴，一切營運必奉其籌劃。他不負衆望，常常“權貨物之輕重，揣四方之緩急，察天時之消長，而又知人善任，故受指而出賈者利必倍”[11]。 

徽商大多崇尚儒家的義利觀，講求商業道德，誠信爲本，義中取利。他們認爲，商人“職雖爲利，非義不可取”，“誠招天下客”，“無信不立”。因此，在經營活動中，他們提倡貨真價實、童叟無欺、以誠待人、重諾守信、互惠互利、拾金不昧等美德，反對投機取巧、坑蒙拐騙等不義的行爲。他們還切身體會到，誠信經商有時不一定能立刻致富，但持之以恆必有厚報。放棄眼前一時的“小利”，卻能贏得長久的“大利”。對此，他們作過生動的比喻：“錢，泉也，如流泉然，有源斯有流。今之以狡詐生財者，自塞其源也；今之吝惜而不肯用財者，與夫奢侈而濫用財者，皆自竭其流也。……聖人言：‘以義爲利。’又言：‘見義不爲，無勇。’則因義而用財，豈徒不竭其流而已，抑且有以裕其源，即所謂大道也。”因此，他們強調：“生財有大道，以義爲利，不以利爲利。”[12] 

（三），徽商在致富之後，倡導“富而教不可緩”，大力振興文教，熱心公益事業。 

微商在獲利之後，不僅注意提高自身的文化修養，而且重視對子弟的教育。他們的一個重要思想是：“富而教不可緩也，徒積資財何益乎。”[13] 因此，他們在家業隆起之後，立即延師聘教，令子弟業儒，望子成龍。 

不僅如此，他們還慷慨解囊助修書院，促進家鄉的“儒學之盛”。書院是中國封建社會特有的教育組織形式。從宋代起，書院數量的多少就成了衡量一個地區教育發展水準的重要標誌。徽州的書院一直十分發達。據有關學者統計，從宋到清，徽州地區共有書院124所（不包括明清時期的書屋、文會），其中宋元所建者47所，明清所建者77所（不包括對前代書院的重建）。[14] 宗族的辦學熱情和商人在經濟上的資助，是明清時期徽州書院發展的強大動力。宗族創辦的書院，經費來源出於徽商，似無疑問。其府設、縣設書院的經費，主要靠的也是商人的資助。這方面的材料，在徽州的方志、譜牒中俯拾即是。如歙縣的古紫陽書院，就是徽州鹽商於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動支營運項款銀建造的。在建造的過程中，因經費缺額，諸商又紛紛捐銀，其中鮑志道一人就獨力捐銀3千兩。[15] 再如，婺源的紫陽書院在嘉慶年間的重建過程中，合邑紳商俱踴躍捐獻，共捐銀3萬餘兩，其中獨捐千金者就有18人。這18人中絕大多數都是婺源商人。 

與此同時，徽商也重視和資助寄籍地的文教事業。例如，在揚州業鹽的汪應庚，乾隆元年（1736年），見揚州府縣學宮歲久圮壞，“捐銀四萬七千兩修治，以二千餘金制祭器樂器”。[16] “歷三年而後功成，雖曰繕修，實則重建。”“複爲久遠計，捐金一萬三千一十九兩，置良田一千四百九十八畝四厘二毫，輸之學，以田租變價繳府庫，相兩學歲修所費支給，其餘剩者簿積貯公，於大比時分佽文武試士資斧。”[17] 

“賈而好儒”的優良傳統，使一些徽商家族人才輩出，世代簪纓。在兩淮業鹽者尤爲突出。例如，鄭氏讀書世家，族廣英多，科甲蟬聯，文人輩出。“鄭鍾山字峙漪，儀徵學生，業鹽兩淮。……子宗彜，進士，官至御史。次子宗洛，內閣中書。”[18]  

程氏名門望族，以科第文章顯名於世。袁枚曾經指出：“淮南程氏雖業禺策甚富，而前後有四詩人：一風衣，名嗣立；一夔州，名崟；一午橋，名夢星；一魚門，名晉芳。”[19] 這四人是淮揚一帶提倡風雅最負盛名的人物。 

汪氏科甲興盛，仕宦不絕。如汪懋麟，字蛟門，休寧人，入籍江都。“康熙丁未進士，官刑部尚書郎，預修《明史》，以古文詩詞推重縉紳間，梓行者甚富。……兄耀麟，字叔定，歲貢生，亦知名士。”[20] 

江氏世族繁衍，名流代出。乾隆年間的鹽務總商江春，工制藝，精於詩，與齊召南齊名。著有《水南花墅吟稿》、《深莊秋詠》等。其兄弟子侄中，見於《揚州畫舫錄》記載的著名詩人、藝術家和鑒賞家，就有15名之多。“壇坫無虛日，奇才之士，座中常滿，亦一時之盛也。”[21] 

據有關學者研究，1371——1643年間，兩淮鹽商中出的進士多達106名；及至清代，1646——1804年間，産生的進士數爲139名。由於兩淮鹽商的財富創造了高度發達的文化，使得有清一代揚州府的進士總數多達349名，而且還出過11名一甲進士，成爲國內重要的文化發達地區之一。其中，鹽商的貢獻是顯而易見的。[22] 

在“賈而好儒”的徽州紳商的提倡和影響下，揚州鹽商大多風雅好客，喜招名士以自重。鉅賈大族均以賓客爭至爲榮。於是揚州成爲全國的文化中心之一，“文人寄跡，半於海內”。“社會對於學者有相當之敬禮，學者恃其學足以自養，無憂饑寒，然後能有餘裕從事更深的研究，而學乃日新焉。”[23] 因此，乾嘉時期，揚州經學之盛，自蘇州、常州外，東南郡邑無能與比。揚州學派應運而生。 

與此同時，揚州的詩文之會盛況空前。“邗上時花二月中，商翁大半學詩翁。”乃至當時有“揚州滿地是詩人”的說法。揚州畫壇成了名流競逐的大舞臺，“揚州八怪”脫穎而出。揚州的圖書事業蓬勃發展，癖好古董之風也風靡一時，鹽商中有人“彜鼎圖書之富”，聞名遐邇。 

由此可見，徽商對清代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馬曰琯、馬曰璐的故鄉就是徽州，“東南鄒魯”之風的薰陶，歷代先賢的榜樣，對他們的影響無疑是多方面的、也是深遠的。 

2、“揚州二馬”的家世與生平 

馬氏是祁門的著姓，其先世爲“漢新息侯援，迨宋末造，丞相廷鸞，隸籍鄱陽，生五子，季爲端益，始遷婺，再傳爲真三，始籍祁門，世遂爲祁門人”。[24] 馬廷鸞的另一個兒子馬端臨，字貴與，是宋元之際的史學家，元初任慈湖、柯山兩書院山長。著《文獻通考》，歷20餘年始成，是記述歷代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馬端臨是歷史文化名人。因此，人們又稱：“馬氏系出鄱陽貴與先生諱端臨後，後遷祁門。”[25]  

馬曰琯、馬曰璐兄弟出生于讀書世家，史稱“世業儒”[26]。曾祖父大級，字碧筠，明朝諸生，“治經有聲”。[27] 明清易代之後，他山居讀書，不再參加科舉考試。這種不忘故國的節義之舉，受到了當地人民的尊敬。“鄉里高其節，卒葬皆在祁門。”[28] 

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祖父承運，遷居於揚州，經營鹽業。他“性故寬厚長者，遇事多抗直，以義幅利，以己急人，合古之獨行”。[29] “康熙間設廠賑粥”。[30] 此後，“馬承運以孫曰琯捐職贈朝議大夫，配張氏、胡氏、汪氏並贈恭人”。[31]

馬承運曾遊天長縣的鄉溝橋，“樂其川原清曠，有終焉之志，乃經營生壙，手植松柏，左林右泉，秉氣辟非，青鳥家僉曰吉塚。複買田若干畝，結屋數椽，田將以供祀事，屋所以藏稿稭也。暇時或往，避喧其中，琴言酒歌，若忘其爲遷化之宅者，人以爲知命。其歿也，竟偃當於是，此馬氏之墓所自起也。”[32] 

馬承運的兄弟承烈，字爾公，“幼遵庭訓，中年理鹽筴，遂居儀真。言必信，行必果，事親能養其志，處兄弟極和協，歷數十年無間言。學宮頹壞，捐貲修葺，收遺嬰，賑荒歉，每好行其德，邑令欽其行誼，禮致賓筵焉。”[33] 

馬承熙，字爾敬，“博通經史，練達鹺政，構橋海濱，以弘利濟；施衣凶歲，以拯孤寒。生平篤于孝友，立身正直，鄉黨重之，敕授儒林郎，刻《雙橋文集》行世。”[34] 

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父親謙，字幼撝，太學生，州司馬，“幼而篤孝，既早孤，事母汪太君逾謹，起居食息，勿離左右，逮歿，喪葬盡禮，里黨咸稱之。”[35] 

馬謙先娶洪氏，繼娶陳氏。洪氏生子二，長曰康，次曰楚。陳氏生子二，長曰琯，次曰璐。馬謙後因曰琯而獲贈朝議大夫，洪氏、陳氏贈恭人。 

洪氏是徽州歙縣人洪嘉賓之女，是封建時代典型的賢妻良母。馬謙的伯兄馬恒早逝，嫂汪氏聘而未行，守貞來歸。當時，曰康年幼，曰楚出生僅數月。馬謙準備將兒子過繼一個給汪氏。親戚中有人認爲不必太急。馬謙對洪氏說道：“主兄公之祀，承長姒之歡，何靳一子，不以慰逝者而安生者乎？”洪氏毅然同意，將曰楚過繼給汪氏。不料，曰康早夭，洪氏未再生育，膝下無子。但她處之恬然，毫無怨言。後來，馬謙繼娶陳氏，生了曰琯、曰璐等子女，洪氏撫之如己出。 

馬謙對兄弟十分友愛，對季弟馬勳尤爲突出。馬勳從小到大，拜師、結婚，馬謙都全力操辦，細緻周到。洪氏亦協力相助，情意敦洽，終身無間言。她爲侄子相親，必擇清門世德有家法者。送侄女出嫁，不異己女。彌留之際，還握著弟弟的手，泫然不忍別，以謹厚自立相囑。聞者皆感動而泣。 

洪氏的言傳身教，對曰琯、曰璐頗有影響。曰琯兄弟的好友、清代著名詩人厲鶚評價道：“今二子束身修行，折節讀書，有聲士友間，蓋亦恭人之教育有以成之也。”因此，他特爲洪氏撰寫墓誌銘，銘曰：“千秋之鄉，峨峨新阡。樂哉斯丘，左林右泉。善之積也，郁而後宣。利其嗣人，振振綿綿。”[36] 

曰琯、曰璐的生母陳氏出生于江都世族，20歲時嫁入馬家。馬謙以禮接之，實爲簉室。當時馬謙因長子曰康早夭，次子曰楚已過繼他人，求嗣之心甚迫。陳氏連生二子，令他喜出望外，對這兩個兒子充滿了父愛之情，望子成龍之意。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馬謙去世，享年58歲。臨終前，他對陳氏說道：“吾祖碧筠公，前明諸生，治經有聲。吾子皆可教，必令其以文學顯名。”[37] 陳氏遵夫訓，更加重視對二子的教育。“益延名師友，督誨二子以學。曰琯、曰璐不以俗學繕性，而志不求時名，清思窈渺，超絕塵埃，親賢樂善，惟恐不及，方聞有道之士過邗溝者，以不踏其戶限爲闕事。恭人益庀酒食給僕從，流連竟日夕，以申緇衣之好。勾甬全吉士祖望，吳興姚文學世鈺，錢唐厲徵君鶚、陳布衣章，仁和張孝廉熷，皆天下士也，恒主其家，登堂拜親，申論古義，言泉浚發。恭人從屏後聽之，喜曰：‘吾子如此，可以慰先人之志矣。’”[38] 因此，陳氏受到了這些名士的敬重。杭世駿曾爲其撰寫墓誌銘，銘曰：“猗與母儀，洞識本元。提攜二雛，笙典珠墳。行仁蹈義，蔚爲清門。劬躬有造，下報厥考。奧隅永藏，坤德彌藻。刻辭貞石，求世可道。”[39] 

曰琯、曰璐的哥哥曰楚，字開熊，自幼過繼給伯父。長大後，補邑諸生，貢入成均，候選儒學教諭。其妻汪氏，係福建布政使汪楫之孫女，候選儒學教諭汪寅衷之女。曰楚孝友仁明，性質溫粹，博聞勤學，能詩能文。雍正三年（1725年），朋友們在一起作《古錢》詩，他的詩中有“人生天地間，誰得如汝壽”之句。朋友們覺得此乃不祥之句。雍正四年（1726年），曰楚病逝，年僅39歲。葬於天長縣鄉溝橋的馬氏墓地。朋友們深感其年不酬德，良可惋惜。厲鶚爲其作墓誌銘， “刻銘詩，庶不朽。”[40] 

馬氏家族中還有一位重要人物，“馬榮祖，字力本，曰琯兄弟之族也。雍正十年舉人，乾隆元年舉博學鴻詞報罷，後知河南閿鄉縣。縣當秦蜀之沖，與潼關相望。城久圮，榮祖起而新之，創荊山書院。調鹿邑，又創鳴鹿書院，治如在閿鄉時。榮祖工古文詞，作文頌九十二章，自述並著《石蓮堂古文》十三卷”。[41]  

另外，《祁門縣志》記載：馬曰湘，城南人，甘泉籍，康熙五十九年中舉，後任湖北保康縣知縣，升工部虞衡司。[42] 《兩淮鹽法志 · 選舉志》中記載了馬氏家族中的兩位貢士。“馬曰浩，字余若，祁門人，訓導。馬曰恕，祁門人。” 

曰琯的舅舅也是一位名人。曰琯在《奉題頫齋舅氏<因樹樓集>》一詩中寫道：“登樓曾憶十年前，正是花繁夜雨天。紅白繽紛都是淚，親聞指說曲闌邊。賢良吾舅知名久，孺慕閒居七十春。慚愧牢之難得似，重翻詩卷一傷神。”[43] 

綜上所述，馬曰琯、馬曰璐兄弟的曾祖父是節義之士，祖父、父親賈而好儒，樂善好施，母親是封建時代典型的賢妻良母，親朋好友中不乏名人，或賈而好儒，或爲政有聲。這些人的言傳身教，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思想、性格和人生道路。 

馬曰琯，字秋玉，別字嶰谷，生於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44] 馬曰璐，字半查（半槎），別字佩兮，生於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45] 兄弟二人相差7歲，終身親密無間，志同道合。

作爲兄長，曰琯自幼至性過人，事父母以純孝稱。長大後，德器端凝，不苟言笑。讀書時，據案堅坐，矻然如老儒說經，嶽嶽不可撼。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23歲的曰琯回故鄉祁門縣參加考試，充學宮弟子，後爲貢士、候選知州。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父親去世，曰琯承擔起了家庭的責任。他善於管理，家業蒸蒸而上。雍乾年間，小玲瓏山館、行庵等建築的先後落成，可以說是馬氏家業興旺的一個標誌。與此同時，他熱心公益事業，樂善好施。人們稱讚他：“以濟人利物爲本懷，以設誠致行爲實務。爲粥以食江都之餓人，出粟以振鎮江之昏墊，開揚城之溝渠而重膇不病，築漁亭之孔道而擔負稱便。葺祠宇以收族，建書院以育才，設義渡以通往來，造救生船以拯覆溺。冬綿夏帳，櫝死醫羸，仁義所施，各當其厄。”[46] 

曰璐對兄長十分敬重，在爲人處事上皆以兄長爲楷模。兄弟二人手足情深，志同道合。他們在一起考核文藝、評騭史傳、旁逮金石文字，互爲師友。春秋佳日，結社吟詩，兄弟二人分吟箋、設佳酌，“硯席相隨，不離跬步”。[47] 

馬氏昆仲並擅清才，博覽旁稽，沈酣深造，俱以詩名。曰琯的詩“纏綿清婉，出入唐宋之間，當世皆知重之。”[48] 曰璐的詩“瀏然以清，窈然以深，世之工詩者皆能識之”。[49] 乾隆元年（1736年），清廷開博學鴻詞科，曰璐名列薦榜。[50] 但是，他不赴試，繼續與兄長一道，在揚州亦賈亦儒，營造出清代文化史上一道獨特的景觀。

馬氏兄弟居揚州新城東關街，家有園林曰“街南書屋”。街南書屋有12景，分別名爲小玲瓏山館、看山樓、紅藥階、覓句廊、石屋、透風透月兩明軒、藤花庵、澆藥井、梅寮、七峰草亭、叢書樓、清響閣。其中小玲瓏山館最爲有名，人們常用它作爲整個街南書屋的代稱。叢書樓是他們的藏書樓，所藏書畫碑版，甲于東南。 

馬氏兄弟熱情好客，四方名士過邗上者，必造廬相訪，縞紵之投，杯酒之款，殆無虛日。全祖望、陳撰、厲鶚、金農、陳章、姚世鈺等皆館其家。馬氏兄弟與揚州本地人士和客卿寓賢結邗江吟社，林園往復，疊爲賓主，寄興詠吟，聯結常課，人比之爲“漢上題襟、玉山雅集”。他們以古書、朋友爲性命，不遺餘力地訪書、購書、抄書，孜孜不倦地讀書、校書，毫不保守地將叢書樓的大門向學者名士敞開。不少詩人、學者既是小玲瓏山館的座上賓，又是叢書樓的老讀者，利用馬氏的豐富藏書，完成了自己的學術著述。馬氏兄弟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爲清代文化事業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馬氏兄弟賈而好儒，情懷沖淡，但他們畢竟不是生活在世外桃源，也難免遭遇風波。姚世鈺曾寫有一首詩，名為《秋玉以無妄牽率北去，令弟佩兮趣裝侍行，闕為面別，悵然賦詩》。中云：“昨日邀花伴，高館吟將離（頃昆季招集小玲瓏山館賦芍藥詩）。心聲豈魄兆，蒼黃走京師。”[51] 陳章也在《送嶰谷半查北行》一詩中寫道：“垂老緣何事，倉皇惜此行。暮天風雜雨，遠道弟隨兄。慰藉轉無語，扶持空有情。它時報歸信，放艇笑相迎。”[52] 姚、陳二人的詩中，都用了倉皇一詞，可見此事十分危急。此事發生於何時？據陳章《孟晉齋詩集》排比，應為乾隆十四年（1749年）。因何事牽連北行？現難以考證。好在這場風波不久便平息，兄弟二人得以南歸。陳章在《喜聞嶰谷昆季南歸之信》一詩中高興地寫道：“記得斜風細雨時，消魂滋味是臨岐。事因未定愁難釋，信有將歸喜可知。莫厭緇塵疲半道，已看黃色起雙眉。遙憐感激恩波處，北望長安老淚垂。”[53] 

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宗首次南巡。馬曰琯迎駕，高宗親問姓名，兩賜御書克食，寵遇優渥。同年冬，他入京爲皇太后祝壽，在慈甯宮荷豐貂宮紵之賜。作爲一名“賈而好儒”的揚州鹽商，清廷的上述賞賜，使曰琯“感激奮勉，凡遇公家之事，不避艱險”。[54] 但是，他畢竟年過花甲，身體日衰，乾隆二十年（1755年）六月二十一日與世長辭，享年68歲。10多年後，馬曰璐亦去世。 

清代著名學者阮元指出：“（馬氏）徵君昆弟業鹺，資産遜於他氏，而卒能名聞九重，交滿天下，則稽古能文之效也。當時擁重資過於徵君者，奚翅什伯，至今無人能舉其姓氏矣。”[55]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馬氏兄弟生平的一個很好的總結。 

二、     在文化事業上的建樹 

1、            聞名遐邇的叢書樓 

叢書樓是馬氏兄弟的藏書樓，位於小玲瓏山館之後。清代著名學者全祖望記載道：“其居之南有小玲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叢書樓也。迸疊十餘萬卷。”[56] 清代著名詩人沈德潛指出：“嶰谷酷愛典籍，七略百家，二藏九部，無不羅致，有未見書，弗惜重直購之，備藏於小玲瓏山館。”[57] 阮元評價道：“（馬氏）酷愛典籍，有未見書，必重價購之，”“以故叢書樓所藏書畫碑版，甲於江北。”[58] 詩人學者異口同聲，充分肯定了叢書樓的規模及其價值。 

馬氏兄弟皆有吟叢書樓的詩。曰琯寫道：“下規百弓地，上蓄千載文。”[59] 曰璐寫道：“卷帙不厭多，所重先皇墳。惜哉飽白蟫，撫弄長欣欣。”[60]  藏書家的嗜書之情，躍然紙上。 

如此豐富的具有學術價值的藏書，得來絕非易事。它是馬氏兄弟精心訪求，不惜重價，四處購買，雇人抄寫得來的。全祖望曾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我們描述了馬氏兄弟嗜書、訪書、購書、抄書的情景。他寫道：“予南北往還，道出此間，苟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而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予論定一語，即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即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值若干，從臾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書之篤如此。”[61]  

全祖望將清初幾位著名藏書家作了比較，認爲：“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昆山徐氏、新城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這種狀況的形成，既有社會根源，也有個人原因；既有經濟因素，也有愛好之別。正如全氏所評：“蓋諸老網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岩石屋，容有伏而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啓，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62] 

馬氏兄弟置身于“康乾盛世”，賈而好儒，嗜書如命，憑藉自己饒富的家產和廣泛的交往，很快便使叢書樓的藏書甲於江南。他們不僅大力購書抄書，而且注重考訂、精心校讎。全祖望曾感慨地說道：“聚書之難，莫如讎校。嶰谷於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爲商榷，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真如邢子才思誤書爲適者。珠簾十里，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雙燈炯炯，時聞雒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僞本。而架閣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63] 全祖望是個嚴謹的學者，這段話絕非溢美之辭，而是馬氏兄弟聚書校書的真實寫照。 

清代著名學者錢謙益說過：“有聚書者之聚書，有讀書者之聚書。”姚世鈺認爲：“其說既美矣，蒙竊以爲未盡也。夫聚書而弗讀，猶弗聚也，讀而不能行，亦猶弗讀而已矣。”[64] 在姚世鈺的心目中，馬氏兄弟就做到了聚而讀，讀而行。因此，他寫下了這樣的《叢書樓銘》：“重屋聯邊，叢書於間。經史子集，搜羅駢闐。學古有獲，非託空言。維孝友于，奉以周旋。三才一貫，百行同源。讀書種子，此爲最先。仰瞻高樓，遙睇陳編。我揭斯義，如日中天。慶雲所獲，過者式焉。”[65] 

馬氏兄弟曾編有《叢書樓書目》，《清史列傳》記載：“一時名流交相傾倒。”[66] 可惜，《叢書樓書目》現在無法找到，我們不能窺見馬氏藏書的全貌，不能體會《叢書樓書目》編輯之精妙。好在全祖望寫過一篇《叢書樓書目序》，似可彌補這一缺憾。 

全祖望寫道：“乾隆戊午，予爲韓江馬氏兄弟作《叢書樓記》，於今蓋六年矣。《書目》告成，屬予更爲之序。馬氏儲書之富，已具見於予記中。吳越好古君子，過此樓者，皆謂自明中葉以來，韓江葛氏聚書最盛，足以掩葛氏而過之者，其在斯乎？予以爲此猶淺焉者也。夫藏書必期於讀書，然所謂讀書者，將僅充漁獵之資耶？抑將以穿穴而自得耶？” 

全祖望高度評價道：“馬氏兄弟服習高曾之舊德，沈酣深造，屏絕世俗剽竊之陋，而又旁搜遠紹，萃薈儒林文苑之部居，參之百家九流，如觀王會之圖，以求其斗杓之所向，進進不已，以文則爲雄文，以學則爲正學，是豈特閉閣不觀之藏書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喪志之讀書者所可倫也。”[67] 由此可見，馬氏兄弟不僅聚書豐富、讀書刻苦，而且編著有成。 

尤爲突出的是，馬氏兄弟還慷慨地將叢書樓的大門向學者名士敞開。許多人曾到叢書樓借書，不少學者是叢書樓的常客。 

兩淮鹽運使盧見曾，字抱孫，號雅雨山人，工詩文，愛才好士，“嘗校刊《乾鑿度》、高氏《戰國策》、鄭氏《尚書大傳》、李鼎祚《周易集解》及子史等書”。[68] 他常向馬氏借書，“因題其所寓樓爲‘借書樓’。……贈秋玉詩云：‘玲瓏山館辟疆儔，邱索搜羅苦未休。數卷《論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荊州’”。[69] 曰琯有《題雅雨先生借書圖》詩，詩中寫道：“會萃書都遍，長須尚往還。高懷輕宦海，絕學寄名山。此地慚題戶，誰家足掩關。圖成宛轉意，終恐一鴟閑。”[70] 鹽官鹽商，儒雅好學，一時傳爲佳話。 

漂泊寒士姚世鈺是叢書樓的常客。他曾滿懷深情地寫道：“薄遊揚州，馬秋玉、佩兮兄弟爲余置榻叢書樓下，膏馥所沾丐，藥物所扶持，不知身之在客也。”[71] 他在叢書樓裏讀書、校書，獲益良多。在《何批唐三體詩跋》中，他就講述了利用叢書樓的藏書校勘三體詩的收穫。他寫道：“乾隆辛酉，雲中鮑公方官長興，買得三體詩舊刻，是吳趨書賈謄寫，義門校本。汪學山適有此書，屬余對勘一過。今年初夏，從馬氏叢書樓見新購江村高氏所開，系何批真跡，因複爲喆士兄校此。自顧年運而往，於詩學了不長進，惟于何先生書雖屢寫而不厭手胝，是亦執鞭欣慕之意，且以知書賈移謄訛脫可笑，未必非一得云。”[72] 

久住叢書樓，姚世鈺對這裏的景物充滿了感情。在《叢書樓下井》一詩中，他寫道：“叢書樓下多時住，長照澄明一鏡淹。冬滌硯辭龜手藥，夏浮瓜愛沁脾甘。灌花老圃無晨暮，抱甕鄰人或兩三。到處交情還似水，就中性淡是街南。”[73] 

對叢書樓的主人，姚世鈺是既感激又欽佩。在《題馬佩兮桐陰小像》一詩中，他這樣寫道：“矻矻窮年萬卷餘，偶來蕭灑送居諸。樹根片石能分我，咨展君家未見書。”[74] 

利用叢書樓裏的藏書而著述斐然者，大有人在。厲鶚、全祖望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厲鶚是清代著名的詩人，《清史列傳》記載：“鶚搜奇嗜博，館於揚州馬曰琯小玲瓏山館者數年，肆意探討，所見宋人集最多，而又求之詩話、說部、山經、地志，爲《宋詩紀事》一百卷、《南宋院畫錄》八卷。又著《遼史拾遺》，采摭群書至三百餘種，常自比裴松之《三國志注》。”[75] 由此可見，厲鶚充分利用了叢書樓的藏書。 

《宋詩紀事》和《遼史拾遺》是厲鶚的兩部力作，受到時人的好評。《四庫全書總目》評價道： “（《宋詩紀事》）全書網羅賅備，自序稱閱書三千八百一十二家。今江南浙江所采遺書中，經其簽題自某處鈔至某處，以及經其點勘題識者，往往而是。則其用力亦云勤矣。考有宋一代之詩話者，終以是書爲淵海，非胡仔諸家所能比較長短也。”[76] “（《遼史拾遺》）拾遼史之遺，有注有補，均摘錄舊文爲綱，而參考他書條列於下。凡有異同，悉分析考證，綴以按語。……采輯散佚，足備考證。”